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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宗谱》再版前言
与 冯其利
先生合作
一
爱新觉罗氏是我国满民族中的一个宗族，创建清王朝的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就是这个宗族的领袖人物。“爱新觉罗”为满语，汉译“爱新”为金，“觉罗”意为姓。在其子孙入主中原以后，这个家族就成了皇族，成了清代的天下第一家族。辛亥革命以后，这个家族虽然失去了最高权位，但以其人数众多，仍保持了相当的社会影响，是国内著名的大家族之一。这部《爱新觉罗宗谱》，以谱录的形式记述了这个宗族自明代中叶至本世纪30年代以来约500年间的繁衍和发展。
宗族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沉重而又深远。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和演变，莫不受到宗族制度的深刻影响，古代中国人的政治观、伦理观的形成，也有很大部分来源于传统的宗族制度。
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宗族指的是有男性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共同组成的社会群体。血缘认同本是人类的生物本性，而人类特有的报本观念，又使同血缘的人产生了以祖先为中心的向心力，并成为有组织的宗族。共同的血缘关系和祖先信仰，促成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事实上，在古代个体生产方式和地域分割的状态下，宗族的存在适应了民众求生存、求发展和立足社会的需求，它促进族人在经济上的互助，拓宽谋生门路，发展人际关系，并在社会生活中保护族人，是一种社会互助团体。血缘认同与社会所有制、财产继承制相结合，更加上社会功利的因素，使得历史上中国人的血缘关系牢不可破[1]。
中国的封建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宗族政治，总是要以一个宗族（皇族）作为统治中枢，而皇帝就是皇族的中枢。在先秦时代，宗族制与分封制相结合，实现了周代的贵族政治。分封制破坏以后的册封贵族制度，使得宗室在不同时期内拥有一定的从政权，在政治上辅佐帝室。与此同时，统治核心也吸收其他宗族的成员参与治理，使族权支持政权。在科举制出现以前，实行从各宗族内选举官吏的制度，如汉代的察孝廉，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其意均在于扩大统治集团成员，求得特权宗族的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先有父系家长制，在此基础之上才扩延为封建君主制；与之相应，在伦理上也是先有“父为子纲”，然后才有“君为臣纲”。历代政权都提倡“以孝治天下”，表彰孝子贤孙，宣传纲常名教，使族人安份守己。处于社会基层的宗族组织，通过各自的族规督促族人完粮纳税，为封建政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宗族组织与政府的里甲制度结合起来，稳定地方的社会秩序。而族权与政权的结合纽带，就是以孝治天下的理论和政策。
与祭祖和收族一样，修撰宗谱是宗族社会中最重要的宗法活动形式之一。
宗法制度下的社会结构是以宗族群体为基本单元的。氏族成员的政治地位，以及由政治地位而引发的经济和文化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视其所在的宗族而定。因而辨识一人、一家、一族的血缘所自，就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也就是中国的谱录之学异常发达的根本原因。这种现象导致宗族的修谱活动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纳入政府的规范与监督之中。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代，宗族谱牒盛行，“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国家亦设立图谱局，置令史以司其事。唐以后士族走向衰落，门阀一蹶不振，“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同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2]。到了宋元时期，士人则多把修谱作为医世治俗的收族手段，以其来弥合宗族内部等级和阶级的矛盾。而明清士人更把族谱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把修谱看作佐治的手段。强调族谱通过褒贬以教化族人的功能，和劝善惩恶的作用。
元代以前的谱牒多以“族谱”命名，明清以来较多“宗谱”之称。后世族谱的体例自元代起基本成形。其内容包括谱序、告身（恩纶录）、家训、世系图、世系谱（录）、子孙排行字语（字辈）、科举、传记、墓图、先世考辨、著述等11项。
统宗谱又称统谱、会同谱，是统贯各地、各宗支于一的大型族谱。明代长期的和平环境和政府对民间修谱的放任态度，促使统宗谱在明代较多出现。清政府为防范汉族的反抗，严厉控制容易导致民变的秘密宗教与结社活动，同时也反对跨省份的大规模联宗统谱活动，乾隆帝为干预山东孔府的通谱，甚至将衍圣公孔昭焕交部议处。所以大型通谱在清代并不发达。但是清朝确实产生了一部大型统谱，而且称得上是中国谱牒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型统谱之一，这就是《爱新觉罗宗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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