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玉看两汉的辟邪厌胜思想徐琳 玉器是中国古代文物类别中历史最为悠久，延续时间最长之物，研究古玉，不仅仅是研究器，更重要的是研究古人用玉背后的思想。只有把考古发现之古玉放回它们当时藉以存在之环境，才不至以今人之目光穿凿附会。怀抱同情之态度，神游冥想，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推测解释古人用玉之本意。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两汉玉器中反映汉代用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辟邪厌胜思想。 杨伯达先生、卢兆荫先生在对汉代玉器进行研究时，均将辟邪厌胜之玉单独分类，所指主要是刚卯、辟邪。但本人在对汉代玉器进行综合考察时，发现在丧葬、佩饰、日用及陈设用玉中，有许多玉器无论器型或纹饰都有一定的辟邪厌胜之意，而并非单单局限于几种玉器，其反映的辟邪厌胜思想也是汉代用玉的主要思想。 目前所见反映汉代辟邪厌胜思想的玉器主要有： 1、玉辟邪神兽 这类玉器主要指那些非现实生活中有的动物，称为神兽，并多将形似狮，身披羽翼，头出角的神兽统称为辟邪。《山海经》曰：“辟邪之兽，来自海东神兽，能知人之忠佞，不直者，触而啖杀之。”西汉辟邪多匍匐状，东汉则出现蹲坐状辟邪。 目前所见出土的西汉玉辟邪主要是陕西咸阳市元帝渭陵附属礼制建筑——“长寿宫” 遗址出土的两件，两件玉质洁白温润，均为带皮籽料雕琢而成，一高5.4、长7、宽4.6厘米，昂首挺胸，张口露齿，下颚胡须垂至胸前，身披羽翼，以浅刻阴线表现腿部及羽翼处毛纹，整体肌肉感较强。另一高2.5、长5.8厘米，身体微微扭曲做伏行状，动感实足， 头上一角， 角后端分两叉左右弯曲。 两器出于渭陵的“长寿宫”遗址，可能原为宫中陈设之器。 东汉玉辟邪主要有陕西宝鸡北郊吕仁墓中出土的玉辟邪插座和徐州土山汉墓出土的三件小型辟邪等。 宝鸡玉辟邪：高18.5、长18、宽6.7厘米。青玉，玉中带白色条纹，有人认为其为蓝田玉。辟邪昂首向天，身披飞翼，头部及身背部均有插座形，可能为某种实用器皿。尾部有一圆洞，可能所插之尾已佚，可见全器是先分体制成，再和为一体的。此器虽残，但肌肉充满张力，浑身以阴线刻划细部，有圆圈纹、流云纹、羽翼纹等，为东汉玉器纹饰的典型特征。此物出于东汉初年墓， 辟邪造型还保持着西汉前行之姿，而东汉徐州地区出土的辟邪已为蹲坐姿态了。 东汉蹲坐式辟邪以扬州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出土的辟邪丹药瓶为代表。此瓶通高7.7、壶高6.8、宽6厘米。白玉，圆雕一坐姿辟邪，张口露齿，舌上翘，双眼圆睁，小圆耳，双角后伸弯曲，身披飞翼，右手托灵芝，左手垂地，身饰朵云纹、圆圈纹、鳞片纹、三爪形毛纹，胸阔体健。瓶口位于头顶， 上置环钮银盖。此辟邪一改西汉那种屈身匍匐状，集圆雕、镂空、浮雕、阴刻为一体，是汉玉中之杰作， 其手持灵芝，有企盼长生之意，与东汉上流社会普遍寻求神仙不老的思想契合，又有银盖，故可能为放丹药之瓶。 此瓶最早被命名为飞熊水滴，但本人仔细观察，认为此动物造型非熊，因熊为尖嘴，此物却是阔嘴大鼻，其面部特征、蹲姿与徐州土山汉墓出土的琥珀辟邪、玉辟邪十分相似，而和北洞山汉墓出土的玉熊头部特征相距甚远，应是东汉流行的辟邪形象，而非熊的造型。 土山汉墓出土的三件辟邪，一件琥珀质，两件青玉质。琥珀辟邪和一玉质辟邪均为蹲坐之姿，高仅2到2.1厘米，与老虎墩汉墓出土者相似，只是体型十分小巧。另一小辟邪，长仅2.2厘米，身小头大，呈爬伏状，象只温顺的狮子狗，毫无西汉辟邪昂首挺立之气势。 这三只辟邪，均有孔，和同墓出土的以玉、玛瑙、琥珀、绿松石雕刻的鸽、珠子等可穿为一组串饰。汉代以各种小动物或辟邪类器物雕刻的小型串饰在徐州一带墓葬中常有发现，如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晚期墓中出有一套9件，由玛瑙、玉、煤精、琥珀雕刻的珠、管、壶、羊、鸟、方胜、厌胜等的串饰。这些被孙机先生称之为“系臂辟邪”。 在传世品中，还有一羽人骑辟邪之玉，藏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Sackler）博物馆，圆雕一辟邪，体形较大，四肢屈伸，行走如飞，下颚有须，独角，双翼，分叉长尾。背上有一仙人，身披双翼，手握辟邪角，羽人表情与咸阳玉奔马上仙人相似。 对于玉辟邪的时代，目前考古所见，文献记载都在武帝以后，此和武帝通西域后，狮子等兽才传入中国有关。 《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有桃拔、师子、犀牛”孟康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师子似虎，正黄有冉页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师古曰：‘师子即《尔雅》所谓狻猊也。’”经考证，乌弋山离国在今波斯南境。 《后汉书·班超传》：“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注“符拔，形似麟而无角。” 由以上记载可知，汉代中期以后的有翼神兽主要是以西域进贡狮子为原型创作的，当时对这些兽是按角之有无，多少分别命名的，一角者称天禄，二角者称辟邪，无角者称为符拔。 对于天禄和辟邪的造型在文献及考古实物中都得到了证明。 《后汉书·灵帝纪》李贤注：“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这两件石兽后于1957年在南阳市卧龙岗被发现，其刻辟邪二字的为两角神兽，另一兽一角。 另外，齐王刘石墓中出土一件铜牌饰，正面铸一兽作蜷伏状，独角、双竖耳，张口，肩有鬃毛，在兽的顶端铸有“天禄”二字。此物是目前所见汉代“天禄”名图对照的少见实物，和文献记载天禄独角的特征颇吻合。 在目前所见玉辟邪作品中，西安的两件玉辟邪确有一件为独角者，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汉代辟邪中有独角者应是天禄，而两角者才应称为辟邪。 但本人认为，不管是一角也好，两角也好，无角也好，我们一定要分别命名并无必要，因其共同特征就是带有羽翼，为神兽，且都是用来驱走邪秽、拔除不祥的，故统称为辟邪更为表意。 东汉波斯的符拔，即天禄、辟邪，经过月氏送来中国 ，深藏宫苑， 见到的人很少。 这种“似鹿长尾”的动物经过人们的神话，并再次成为艺术表现题材的主要对象。但东汉的玉辟邪更为中国化，许多玉辟邪一改西汉之伏首前行，而变为闲庭漫步或仰天长啸，甚者呈蹲坐之态。纹饰开始简化，或昂首挺立，或静卧肃穆，为六朝出现大型的石雕神兽提供了借鉴，直至魏晋始被巨型石辟邪替代。 后世辟邪虽多有仿，但早无西汉之凶猛有力，纯粹一讨口彩之玩物。 除辟邪外，出土和传世品中还有一些玉雕神兽，如1983年西安市西郊三桥镇汉墓出土的玉獬豸，器高3.7、长4.5厘米。青白玉，圆雕一似马非马，似鹿非鹿的怪兽，可能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獬豸，传其有辟邪厌胜之功。另外，西安大刘寨村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的玉雕神兽环佩，则是一似羊非羊的有翼动物，可能是传说中的飞廉，刘云辉先生则认为这就是獬豸。 总之，这些即可陈设，又有一定实用功能的玉雕艺术品，其选题在精神上的含义就是取其厌胜辟邪的意义。 2、刚卯、严卯 刚卯、严卯是汉代出现的一种新器型。就目前考古所见数量并不多，均为东汉墓所出，如扬州双山广陵王刘荆及夫人墓中出土的一件玉严卯、安徽亳县凤凰台一号墓出土的玉刚卯、严卯各一件，河北景县广川汉墓中出土的一件刚卯。亳县刚卯、严卯两者大小形制相同，呈长方体，四面刻文字。一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黄白，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蠖刚瘅，莫我敢当。”一曰：“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玺固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赤疫刚瘅，莫我敢当。”刚卯34字，严卯32字，两者共66字。其文字在文献中均有记载，《汉书·王莽传》： “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劉’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注引服虔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今有玉在者，铭其一面曰：‘正月刚卯’”。又引晋灼曰：“刚卯长一寸，广五分，四方。当中央从穿孔，以采丝葺其底，如冠缨头蕤。刻其上面，作两行书，文曰： ‘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癉，莫我敢当。’其一铭曰：‘疾日严卯，帝令夔化，顺尔固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癉，莫我敢当。’”颜师古又注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刚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说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刚卯及金刀也。 从出土实物看，亳州刚卯、严卯文字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同，仅刚卯上“庶疫”写成“蠖”，严卯写成“赤疫”，余皆同。河北广川刚卯将“庶疫”写成“赤殳”，扬州刘荆墓出土严卯无发表具体文字，可能与文献相合。1969年，上海明代陆氏墓出土有三件刚卯，其中一件铭文与汉书相合，可能为汉代作品。之所以有“庶疫”、“蠖”、“赤疫”、“赤殳”的不同写法，估计它们分别代表了几种不同的疾病或鬼怪。 从文献中可知，刚卯可能兴起于西汉中期，王莽时，因其是颂扬刘姓天下的，（“劉”字拆成“卯、金、刀”），刚卯曾一度被禁，东汉刘家再度掌权，当时统治者又提倡谶纬神学，因此刚卯开始流行，并发展成为国家定制，凡着朝服，必须佩带。故汉代刚卯、严卯形状、大小基本相似。只是目前出土者均为东汉时刚卯，西汉者还未发现。 《后汉书·舆服下》：“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滕贯白珠，赤蘮蕤，诸侯王以下以綔赤丝蕤，縢綔各如其印质。” 这里佩“双印”可能是“双卯”误写。从文献也可看出，刚卯质地多样，所用质料也因佩带者身份不同而不同，有玉、金、桃木、黑犀、象牙等，目前金属刚卯还未见，黑犀、象牙、木质刚卯又易腐烂，故基本不见，据说居延汉简中，有两个桃木刚卯，其上文字与玉刚卯相似，但因未见报告，不能证实，现在考古发现者均为玉质刚卯。 对于佩带刚卯的用途，《说文》中有：“改，大刚卯也，以逐精鬼，从殳亥声”。 这与“蠖刚瘅，莫我敢当”以及“赤疫刚瘅，莫我敢当” 的文字一样直接了当告诉人们其驱逐疫鬼，厌胜辟邪的功用。故有学者认为：“佩带刚卯、严卯之俗，与汉人于五月五日佩五彩丝绶于璧上，以“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的礼俗有关。佩刚卯严卯，意在以吉煞凶，祈祝祥和平安。 3、司南佩 司南佩也是汉代新出现的玉器种类，多出于王侯贵族墓中，基本为玉质较好之白玉，目前所见出刚卯的墓中，基本均出土有司南佩，推测司南佩和刚卯多一起佩饰。 对于司南佩之作用，那志良认为可能与刚卯一样有着厌胜之意；殷志强认为司南佩是由司南转变的辟邪佩物，司南有指导、指引之意， 也可引伸为广闻博学； 邓淑苹认为司南佩的主体为两个厚实的 ‘玉胜’，故应称作“胜形佩”；张明华认为司南佩的主体是玉琮的衍变形状，上体勺形司南喻天，下体琮形喻地，表达了上天下地，通天通地的巫术内容。 本人认为东汉司南佩的出现与汉墓中常有出土的漆式盘有一定相似的作用，只是将占卜、以司南定乾坤之寓意抽象出来，用被认为具有天地精气之玉雕琢，小巧玲珑，即有司南测向占卜之意，又有玉之驱疫辟邪之功。在“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时代，司南佩虽不似刚卯那么直白的用文字表达它的功效，但司南与占卜的意义附载于洁净莹润的白玉上，也反映出这小小的玉佩寄托着古人渴望得到天地之助、 广闻博学、厌胜辟邪的思想。 4、玉人 汉代“百戏”盛行，舞蹈是一种最为常见的社会娱乐形式，在原楚地最为流行。《韩非子·二柄》：“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故在汉玉舞人中，细腰舞人最为常见。除玉舞人外，汉代陶俑也多有舞人形象，如北洞山汉墓陶舞俑中就有上举衣袖，翘首折腰之俑。 但出土的汉玉舞人中有许多仅略具象形，刻划潦草，玉质较差者，其舞姿动作幅度大， 有些躯体肥胖，人物形象古拙，还有些为男舞俑。将这些雕工粗糙之玉作为装饰用玉似乎并不美观，那么佩带这样的舞人有何意义？ 徐州汉画像石上有一种作戴假面具的“傩”表演。在盱眙东阳秦汉故城遗址出土的西汉木板刻画“巫舞”图中，其巫舞舞姿与今扬州地区“跳娘娘”等旋转扭体有惊人的相似。江南歌舞较胜，追踪溯源可能有一部分从巫舞而来。张衡《舞赋》：观舞于淮南，有“击灵鼓兮吹参差。”“美人兴而将舞……拊着啾其齐列。盘鼓焕以骈罗，康修袖以翳面兮，展清声而长歌。……蹇兮宕往”“同服骈奏，合体齐声”。蹇即跛、迟步的意思，这是巫舞的一种特有姿态与步法。故汉代玉舞人中不排除有些舞人属巫舞范畴，佩带这种跳巫舞的玉舞人，可能有辟邪厌胜之意。 如果说佩带玉舞人的辟邪厌胜之意还不十分明显的话，那么玉翁仲的出现则较直接的反映了汉人佩挂此物来驱邪辟疫的思想。 《史记·秦始皇本纪》：“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谢承《后汉书》云：“铜人，翁仲其名也。” 《汉书·五行志》：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从此翁仲的传说看，其早期出现是为了威震匈奴，镇守秦咸阳宫，翁仲名遂传于世。汉以后，人们就把用于守护庙宇、陵墓的石人均称之为翁仲，直到明清还一直存在。玉翁仲为铜、石翁仲的化身，人们佩带玉翁仲，即有守护之意，又有辟邪之功，故汉代玉翁仲多为青年男子形象，身材劲健，雕刻线条粗犷有力，有汉八刀风韵，基本保留着翁仲为守护勇士的形象，出土者以南越王墓和刘荆墓玉翁仲形象为代表。 另外满城刘胜墓出土的一件陈设玉人：高5.4厘米，白玉， 玉人正襟危坐，双手置于几上， 头戴小冠，冠带束于颌下，身着右衽宽袖长衣，表情严肃。底部阴刻十字“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从铭文内容看，此玉有为墓主求延年益寿之意，不仅是艺术陈设品，放于墓中，还有辟邪厌胜之功。 5、玉铺首 目前发现的汉代玉质铺首主要有四件：茂陵之青玉铺首、南越王墓兽首衔璧铺首、满城刘胜墓之嵌玉铜铺首以及徐州九里区火山汉墓出土的一件小型玉铺首。 茂陵青玉铺首：长34.2、宽35.6、厚14.7厘米，是目前发现最大的玉质铺首， 其主体纹饰为双眼圆凸，长鼻露齿的兽面，兽面两侧及上方浮雕、透雕四灵纹及卷云纹，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灵纹饰分饰兽面两侧，兽鼻梁延伸用以衔环，发掘者认为其可能为茂陵地宫墓门上的装饰品。 南越王墓兽首衔璧铺首，为一完整玉琢制。兽背面光素无纹，应是嵌于器物上的装饰物，出于墓主头部。与此铺首功能相同者还有满城陵山一号墓镶玉铺首。而江苏徐州火山刘和墓之铺首，尺寸较小，出于墓主玉衣之上，据李银德馆长介绍玉铺首为两面纹饰，出在手边，不应为嵌饰，应为佩饰。这和上述几件铺首功能不同，可见汉代铺首并非仅是器物上的装饰品，应还有人体佩饰品。 虽然两汉墓葬中出土大量的铜质铺首，但玉质铺首极为少见。铺首本身就有辟邪厌胜的含意，再以玉治之，更能体现辟邪祥瑞。 6、玉璧 玉璧是汉代出土玉器中数量最多、种类最复杂、用途最广的的玉器。 除祭祀礼仪用璧和丧葬礼仪用璧、装饰及佩带用璧外，汉代还有一批带有辟邪吉祥之意的玉璧，如东汉时大量流行的吉语璧，常常有“宜子孙”、“宜子孙日益昌”等等字样。另外，在墓葬中，一些围绕尸体周围和棺椁周围的玉璧还可能有一定特殊的含义。 7、玉枕 目前出土的汉代玉枕已有多件，在汉代前后均不见踪迹，可见玉枕是汉代玉器形制的一个创新。 出土的两汉玉枕，不仅在诸侯王和列侯级墓葬中常有发现，如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和其妻窦绾墓各出一鎏金铜镶玉枕、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玉枕以及洛阳机车工厂M1发现的彩绘玉枕，两面绘兽面虎头等。在一些贵族墓中也常发现玉枕，如徐州子房山西汉早期墓出土的镶金箔玉枕，徐州火山刘和墓玉枕，徐州药检所西汉早期墓玉枕，徐州后楼山M1玉枕，以及徐州狮子山乡东甸子无名山玉枕等等，可见玉枕使用较为普遍，不一定非等级高的王侯才能使用，一般贵族或官员也可使用。 如此普遍的使用玉枕，除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外，从其纹饰特征看，玉枕大多装饰以虎头、龙头、兽头等，如狮子山汉墓“食官监”玉枕两面之兽为虎纹，双乳山刘宽墓玉枕及东汉洛阳机车工厂M1之侧面枕板上也彩绘虎头等。玉枕器身还多饰有兽面纹，借兽之凶神恶煞之面，镇鬼驱怪，这些应有安枕无忧、辟邪厌胜之意。 8、玉厌胜钱 东汉出现了一种玉厌胜钱，如1987年西安昆仑机械厂东汉桓帝墓葬中出土的玉质五铢钱。这是目前所见出土最早的玉质钱币，后北京昌平县清河绒毯厂外窑堆也采集到一枚玉质钱币，报告认为可能为六朝时期的铭文玉币，在直径2.5厘米的白玉圆形方孔钱两面分别减地隐起楷书“野游重光”与“疾鬼疫名”八字，其字体有汉代遗风，当为生前佩带的辟邪厌胜钱。 9、玉胜 传世品中，汉代还有一种玉胜，为上海博物馆所藏：高3.2、长5.5、宽2.1厘米。白玉，温润细腻。其透雕一玉胜状物，两格栏前分刻篆书“长宜子孙，延寿万年”八字。横栏上雕朱雀，下为龟蛇相绕之玄武，玄武下俯卧一鱼，隔柱外分别雕一青龙，一白虎，此为汉代常见题材“四灵”，“四灵”代表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玉胜以“四灵”为主题，有辟邪厌胜，拔除不祥之意。 10、其它玉器辟邪纹饰 除上述器型与纹饰外，在其它一些玉器纹饰上，也多见具有辟邪作用的纹饰图案， 如貘纹和兽面纹等，貘纹图案有扬州“妾莫书”墓和徐州石桥汉墓出土的貘纹玉环。“妾莫书”玉环已残，透雕双龙纹、鱼纹还有貘纹。徐州石桥凤鸟貘纹玉环则透雕龙、凤及一貘，貘杏眼，圆耳，尖嘴，旁饰流云纹，相互缠绕。 貘是一种尖嘴，圆耳的动物，《说文》：“貘，似熊而黄黑色，出蜀中。”这种动物到魏晋时江南还有出产，以后逐渐稀少。传说其有辟邪的功能，被视为“神兽”，故在魏晋以前的器物上还可见到，商周青铜器、汉画像石上都有这种貘纹，玉器上较为少见。 另外，汉代玉器上常见的兽面纹也具有一定的辟邪厌胜之意。如出土的铜铺首、玉铺首上的兽面纹、有些玉具剑上装饰成组的兽面纹等。其兽面獠牙，凶神恶煞的造型足以驱鬼辟邪。 这些反映辟邪厌胜思想的汉代玉器使用的主要目的是辟鬼驱疫、压制邪祟等一切人们认为危害健康、生命等不利于自身和死后魂灵之物。 汉人辟邪厌胜最主要的目标是各种“疫”，这在刚卯、严卯常常变换的不同文字上可以求证，如“赤疫”、“蠖”、“庶疫”等等，生前佩玉，避免疾病灾祸的侵害为其主要目标。而死后辟邪厌胜最主要的目标是各种鬼怪，汉代人认为，人死后各种厉鬼是妨害灵魂升仙的最大障碍，使尸体不受鬼魅魍魉的侵害骚扰是件很重要的事。因此，在入葬前就必须“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魍魉）”进行打鬼。打鬼是手段，是为升仙扫清道路。故汉代人不但在入葬时举行大傩仪式，就是在逢年过节或遇旱涝灾害也要举行这种活动。 鬼的观念自古就有，在殷商时期最为兴盛，即所谓的“殷人尚鬼”。但商代尚鬼的神秘色彩，到西周中期就已淡薄，《史记·殷本记》中“武乙射天”的故事，说明殷代后期存在着对天、 对鬼神怀疑的思想，如殷墟后期墓中出现许多明器化器物，表明当时崇鬼神思想开始淡薄，并有敷衍鬼、先祖的举动。到了汉代，鬼神的观念虽然已经被一些知识分子怀疑，也不如殷商那样兴盛，但人们的脑海中依然存在有鬼神、灵魂的概念，故汉代的傩仪十分普及。《后汉书·皇后纪》： ‘岁终当飨遣卫士，大傩逐疫。’注引郑玄云：‘傩，阴气也。此月之中，日历虚、危，有坟墓四星之气为厉鬼，随强阴出以害人。’故傩却之也。 《后汉书·礼仪志》对傩仪过程作了详尽的记载：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宂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 对于所逐之疫，注《汉旧仪》曰： 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虎)[虐鬼]；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沤庾)，善惊人小儿。 故刚卯上文字有不同的疫名可能由此而来。 汉代墓葬中有许多龙、虎、鹿、象等神兽塑像，这些神兽都和傩仪驱鬼、得道升仙活动有关。在汉代人的思想中，打鬼驱邪是为升仙开道，而驱邪和升仙过程中都离不开神兽，因为龙虎神兽，可使凶煞恶鬼不敢妄动，有助于墓主升仙。 而玉器及画像石上出现的四灵纹饰也被视为守卫四方、驱逐邪恶的“四神兽”，是护送人们升仙的神物。 两汉的辟邪厌胜、驱疫逐鬼表现在墓葬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亡魂的升天，形魄的安宁。 魂魄的观念自古在人们心中就有存在，早在远古，我们的祖先就有了先人去世，其德配天的思想，在古人看来，人是一个魂与魄(神与形)的结合体。当人在阳世气数竭尽、归回阴间时，形与神——魄与魂就要分离。《礼记·郊特牲》曰：“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就是说，魂的性质为“阳”，质性“清”，为“天气”，故能上升“归于天”；魄的性质为“阴”， 质性“浊”，为“地气”，故须下“归于地”。魂是游离于形魄之外的， 《说文解字》“魄，阴神也”，“魂，阳气也”。 《后汉书·赵咨传》：“夫亡者，元气去体，贞魂游散，反素复始，归于无端”。注曰：“元气，天之气也。贞，正也。复，旋也。端，际也。言人既死， 正魂游散， 反于太素， 旋于太始， 无复端际者也。” 人死以后，灵魂和形魄尤在，但灵魂是要离开形魄升天的，在此过程中，玉起了媒介的作用。这就可以解释汉代葬玉的意义，尤其是玉衣的完整意义。玉衣是为保存尸体不朽，即死者形魄不朽的，而汉代王侯墓葬中出土的玉衣，其头顶均为璧形器，璧之圆孔也是玉衣上唯一的未填塞之孔，对于这一现象，已有学者指出，它可能说明了圆璧的中孔象征沟通、贯通，为“供灵魂出入所用”，并认为南越王墓中随葬大量玉璧，包括墓主身上缠绕的玉璧，都可增加墓主灵魂通天的能力”。“盼藉助璧之法力，助灵魂升天，并且璧上花纹也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而两汉墓葬，确实有大量的璧随葬，不仅有玉璧的缠绕， 在出土较多的铜框镶玉枕上也常有玉璧出现，如满城窦绾墓、徐州后楼山M1的玉枕上均镶有玉璧，即使是长沙咸家湖曹墓的漆枕上也有此类设计，这些玉璧的镶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废玉利用，而是特意为之。后楼山M1玉枕外侧铜框还做成门形，象征天门，并嵌以铺首守门，其上玉璧之孔应借喻为灵魂进出口，升天之门。这种现象在镶玉漆棺上也有发现，笔者曾仔细观察过狮子山楚王墓的镶玉漆棺，发现漆棺上左右镶嵌玉片上雕琢的玉璧图案（满城窦绾墓镶玉棺是镶嵌上的玉璧），其璧孔处均特意在中心打有一孔。有些挖出璧芯，有些直接在中心打一小孔而不再挖璧芯。这一方面说明璧的形式一定要在尸体周围出现，如果使用镶玉棺，即使不镶嵌玉璧也一定绘出图案表达此意，另一方面说明使用玉璧一个主要作用是利用玉璧之孔，即使没有也一定要打一孔，因为它是供灵魂出入的通道。 总之，辟邪厌胜、驱疫逐鬼以至形魄不朽、灵魂升天进入神仙世界，这一系列生前死后的许多过程是通过用玉来表达和完成的，也体现了汉人用玉思想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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