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区抗日根据地的诞生与发展

垦区抗日根据地的诞生与发展

关键词：垦区抗日根据地的诞生与发展 　　　　

 1941年1月8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九团团长赵寄舟奉命率二、三营首先由广北进军垦区，插入垦区重镇八大组，包围了当地民团武装联庄会。在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民团被迫缴械投降。九团乘胜向下八大组(今下镇)及民丰社（今垦利镇）一带进军，解放了以八大组为中心的大片地区。长期麇集于该地的土匪海盗闻风而逃。此后，由于三旅旅长许世友奉山东纵队命令，率三旅主力部队大部赴胶东参加反击顽固派赵保原的战役，开辟垦区根据地的战役暂时停止。
    趁山纵三旅主力东去胶东作战的机会，1941年6月，何思源再次唆使其属下周胜芳、张景南、傅相坤、成建基、李青山、徐振中等部勾结日伪，组成7000人的“剿共联军”，南北夹击三旅，妄图将清河区部队聚歼于广北地区。6月4日，南路顽军进入广饶的东西水磨村，被三旅九团二营击溃；北路顽军于22日进入广北的成家寨、刘家、周家、姜家一带，当日黄昏在李佛院与三旅接火，激战半小时即被我军击溃。三旅乘胜攻击顽固派成建基的老巢成家寨，成建基率残部向西南和西北逃窜。三旅迅速由强攻改为追击，共毙、伤、俘日伪650余人。此役后，清河区八路军与顽军何思源部以黄河为界，形成对峙局面。
    1941年7月底，胶东反顽战役胜利结束后，许世友旅长率部返回清河区党委机关驻地北隋、牛庄一带。经过短期休整之后，清河区党委及三旅指挥部决定，主力部队及行署机关立即北进，继续实施开辟垦区的战略部署。8月，清河区党委在广北的六部村召开了进军垦区的动员大会。大会上，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指出：清河区党内和部队内一些同志对创建垦区根据地的决策暂时不理解，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垦区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恶劣，而小清河南北是人杰地灵的粮棉之乡；前者是个泥碗，后者是个金碗，舍南取北，是丢了金碗，得个泥碗。金碗、泥碗之说，是简单地从地理、物质条件方面去看问题；而从开展游击战争的角度考虑，垦区地域辽阔，有荒草野荆的掩护，未尝不是一个金碗。当然，金碗是好，我们也愿意要，问题是能不能得到，并牢牢地保住。济南、青岛、周村、张店都是金碗，可被敌人抢占了。我们只好把垦区这个泥碗先拿到手，有了饭吃，再去争夺金碗，最后，泥碗、金碗就都是我们的。会后，清河区党委及三旅政治部分别抽调地方和军队干部，组成由李明村、王征南任正副团长的区党委工作团由山东分局鲁南党校毕业学员组成的由张浩、宋德甫分任正副团长的三旅工作团及由区党委群团干部训练班学员组成的由刘群、张应举任正副队长的垦区工作大队。8月26日，三旅指挥机关和主力一部以及行署领导机关和垦区工作团共同进驻以八大组为中心的垦区。三旅主力部队挥戈北上，遭到了长期盘踞垦区的国民党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的极力反对。清河区党委和三旅领导人从大局出发，派三旅政治部宣传科长张辑光为代表，在垦区的东宋村与何思源谈判，要求其停止反共，联合抗日，共建垦区。何思源不仅反对三旅北进创建垦区抗日根据地，而且反诬共产党“破坏抗日”，声言与三旅部队“疆场相见”。谈判破裂后，清河区党委、三旅指挥部决定渡过黄河，直取何思源的营垒义和庄。9月18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电令第三旅，要求其配合冀鲁边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尽快打通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的联系。第六旅政委周贯五也通过山东纵队向三旅通报了第六旅十六团已于9月上旬经无棣、沾化以北沿海地区东进的情况，要求第三旅给予配合。这样，义和庄成了必须尽快攻克的要点。9月21日，三旅在广北辛店村召开了进军黄河北的誓师大会。刘其人政委、杨国夫副旅长率七团及特务营、骑兵连等部，从左家庄、马家庄越过黄河，22日，解放了义和庄的东大门罗家镇、宋家庄；24日，三旅部队进驻义和庄东侧的王家集后，侦察敌情，发动群众，积极做好攻打义和庄的战前准备。
    何思源自鲁西迁来鲁北以后，为控制沾化、利津东部沿海地区，积极营建屯兵基地，义和庄成为其屯兵重镇。义和庄四周围墙高4米，围墙外有深2米、宽4米的护庄河，护庄河外是开阔地；距护庄河50米处，还有一条宽6米、深4米的封锁沟，沟底布有木桩、地雷，是个很难逾越的障碍。义和庄守敌为鲁北保安副司令张新斋部3000余人，他们妄图以自夸为“固若金汤”的防御设施，据险死守。除义和庄外，尚西有太平镇、北有老鸹嘴、郭家局子等驻军防地。何思源在得知第三旅北过黄河后，即逃进老鸹嘴村。
    9月28日，第三旅向义和庄发起总攻。骑兵连首战告捷，击溃增援义和庄的国民党水上保安二团，击毙其团长李子文。第三旅从东面、南面和北面先后攻进义和庄，残敌向西南方向逃窜。驻在老鸹嘴村的国民党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得知义和庄失守的消息后，连夜逃跑。29日，第三旅又乘胜攻占了老鸹嘴和太平镇。义和庄战斗，共毙伤俘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千余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千余支，战马百余匹，粮食物资若干。义和庄战斗的胜利结束，标志着清河平原最大的根据地——垦区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开创了清河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义和庄解放后，三旅七团团长郑大林率部西进，接应冀鲁边区教导第六旅派往垦区的东进部队。东进部队由教导六旅第十六团团长杨承德、政委陈德率其一营、三营由新海、无棣以北日伪势力比较薄弱的沿海地区东进，经大小战斗9次，跨过鬲津河、马颊河，到达无棣、沾化交界处的套儿河边子渡口，由此渡河后，郑大林团长亲率三旅七团1排人前来接应，两区部队胜利会师。渡河部队稍事休息后，两区会师队伍继续东进，一口气步行40里，当天宿营垦区东、西篮子两村，第二天到达清河区部队驻地老鸹嘴。打通两区联系的任务胜利完成。
义和庄解放后，清河区党委、行署、清河军区后勤机关及各生产单位、医院、学校和文化团体等陆续从广北、博兴纯化镇一带迁往以八大组为中心的垦区农村。昔日沉寂的垦区处处呈现出生机。
    垦区解放后，为了加强对垦区各项工作的领导，1941年9月，中共清河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垦区工作委员会，由李明村任工委书记，张浩任组织部长，宋鲁源任宣传部长，王铭九（又名王旭晨）任工委委员。中共垦区工委通过调查摸底和严格的组织考察，首先对原居住在垦区内的50余名共产党员进行了登记，划分了党的活动小组，恢复了这部分党员的组织生活。同年11月，将垦区划分为五个区，建立了一至五区党的委员会。一区区委书记王铭九，二区区委书记王毅勇，三区区委书记李祯民，四区区委书记王星久，五区区委书记王锡汉。1942年冬，垦区区划调整，新建六、七两个区，成立了中共六区、七区区委，六区区委书记李少东，七区区委书记王省三（又名李怀芝）。中共垦区工委及各区委建立后，通过安垦土地、发展生产、开展对敌斗争等各项活动，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吸收优秀分子入党。至1941年底，发展新党员34名，建立11个党小组。随着各项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42年6月，中共清河区党委决定撤销中共垦区工作委员会，建立中共垦利县委，由杨世保任书记，张浩任组织部长，向旭任宣传部长，李明村任敌工部长，孙功任民运部长。
    在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按照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问题》的指示，在清河区行署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垦区的政权建设。1941年9月，首先建立了垦区的临时政权机构——垦区建设委员会，清河区行署任命当地开明民主人士刘翰卿任建设委员会主任，李明村兼任副主任。建设委员会下设6个股：武装股，股长韩连祯；秘书股，股长刘震东；建设股，股长全子良；民政股，股长陈捷三；教育股，股长朱范吾；财粮股，股长齐建国。
    在垦区建设委员会的领导下，1941年11月，全垦区建立了5个区公所（即区抗日民主政府）。一区区公所驻八大组，区长王允山；二区区公所驻朱家屋子，区长张美三；三区区公所驻罗镇，区长朱培玉；四区区公所驻汀河，区长曹峰；五区区公所驻民丰社，区长王文斌。1942年冬新建六区、七区两个区公所。六区区公所驻朱家屋子，区长张美三；七区区公所驻杨家河，区长周良。
    1942年1月9日至11日，垦区行政委员会选举大会在杨家嘴召开。垦区各村民众代表108人与会。清河区党委、清河行署、八路军山纵三旅、山东省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清河分会及清河区各救总会均派代表参加。清河区各救总会会长刘群作目前政治形势报告；清河区党委组织部长苏杰赴会讲话。会议选举产生25人组成的垦区行政委员会，由刘群、李明村任正副主任委员。垦区建设委员会完成历史使命，予以撤销。1943年4月22日，垦区行政委员会奉清河区主任公署命令，改称垦利县抗日民主政府，由王雪亭任县长，石青任副县长。
在中共垦区工委和垦区行政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建立区级抗日民主政府的同时，全面开展了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原来没有村政权的，予以建立；原来建有村政权的，予以改造或重建。无论新建或改建、重建，均实行村民普选，普选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选出的人员组成村政委员会，共同管理村政，并选出一名村长对村政负总责。垦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普遍建立，对于利用政权的力量推动各项抗战工作的开展，保卫人民群众的利益，建立和维护抗日秩序，组织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推行各项抗日政策，发动各阶层共同抗日救国，发展抗日根据地内的经济、文化、教育等项建设，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增强人民的抗战信心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开展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的同时，垦区各级普遍进行了抗日救国群众团体的建设。1941年冬，建立了垦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孙功任会长；垦区农民抗日救国联合会，杨同芳任会长；垦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王志颜任会长；垦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李桂明任会长。1942年春，区、村两级抗日救国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这些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推动了垦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垦区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救国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1941年9月，清河军区直属团派员在垦区朱家屋子、皂坝头、苟家屋子一带组建抗日地方武装，相继成立了黄河中队、利北中队和青年中队。另外，山东纵队一旅三团派马佩珠、黄震、刘子甫在垦区黄家油坊、西双河一带也组织建立了一支30人的抗日队伍。黄河中队队长牟立志，指导员侯召清；利北中队队长孙惠礼，指导员田德；青年中队队长马宪亭。三个中队都在清河军区直属团领导下独立开展活动。1942年2月，按照清河军区的命令，各地方武装进行整编，黄河中队、利北中队、青年中队及由马佩珠、黄震拉起的队伍统一整编为垦区大队，大队长张孝屏，副大队长赵华川，教导员由子真，特派员黄震，军需田德。垦区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马佩珠，指导员刘子甫；二中队队长王钦典，指导员徐文；三中队队长马宪亭，指导员段学贤。垦区大队共172人，长枪115支，短枪12支。为加强对人民武装斗争的领导，改变人民武装分散斗争的状态，1943年1月，清河区行署就当前政府工作发布指示，要求发展人民武装，开展军事性、分散性的武装斗争，整顿扩大县区游击队，地方武装升级主力部队。2月，清河区建立人民武装委员会，傅健吾任主任。3月，垦区在二道岭村召开武装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韩连祯为垦区武委会主任，齐光熙为武委会副主任。在垦区武委会的领导下，各区都成立了区中队，人数一般在30人左右。1943年5月，朱志明带垦区独立团一个主力连队与垦利县大队（由垦区大队改建）合并，成立垦利县独立营，朱志明任营长，张孝屏任副营长，由子真任协理员，县委书记王林兼任政委，特派员黄震，军需田德。独立营下设三个连队：一连连长张光友，副连长宋家烈，指导员王子勤；二连连长马佩珠，副连长段学贤，指导员郭士彬；三连连长王春林（后由孙贻庚接任），副连长王钦典（后逃跑），指导员宫保安。1943年10月，朱志明调任军区特务营营长，并带走垦利县独立营一连。张伯令从沾化县独立营调任垦利县独立营营长，并带来一个连，仍为独立营一连。1944年8月，利津城解放后，张伯令带垦利县独立营开往利津，建立利津县独立营。垦利县重新组建县大队，由刘季青（县长）兼任大队长，刘治明任副大队长，王公乾任协理员。垦区大队（后相继改建为垦利县独立营、垦利县大队）与各区中队及各村民兵武装密切配合，互相支援，维持地方治安，除奸反霸，清剿匪特和配合主力部队反“扫荡”，在参军、支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了争取团结进步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10月，经中共山东分局同意，成立了“清河区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简称“抗协”），清东专区亦成立了“抗协”清东办事处。在山纵三旅主力部队进军垦区的同时，“抗协”清东办事处主任鲁震以“抗协”代表的名义，随垦区工作团进入垦区。1941年11月，与国民党保安七团张家林部取得联系。张家林派七团一名副官张怀友由鲁震陪同到清河军区司令部驻地八大组，会见了李人凤、徐斌洲、孙鸣岗等党政军领导人。李人凤主任阐明了八路军愿与各友军友好相处、共同抗日的主张，並与其协商了加强联系，互相协作的事宜，约定由鲁震代表三旅与七团择日在双河镇正式会谈。12月初，鲁震作为清河区代表，保安七团二营营长薛宜亭及两名副营长代表七团，在双河镇进行会谈，达成三项协议：（一）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高于一切，一切行动服从抗日；（二）双方同意以现驻地为各自防地（皂坝头以西为七团防地，以东为八路军防地），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共同抗日；（三）七团代表同意共产党在垦区实行减租减息，同意共产党对垦区的土地整理办法。1942年1月，清东抗协办事处全部人员调往垦区，成立“滨垦利沾抗协办事处”，主任鲁震，秘书魏青山，组织科长张洪勋，宣传科长武舟三。抗协办事处常驻黄家油坊、双河镇一带。
    借垦区土地局解决群众土地纠纷和垦区政府开展减租减息的机会，抗协办事处人员走遍了七团防地的所有村庄，接触了当地的上层人物，如十六户村的李荣坡（国民党保安第二旅刘景良部军法处长），李彤（红门会长），新从武汉回来的辛庄村的李纪亭（武汉市公安局长），坨庄张家林的胞弟张家福，苏家庄的伪乡长王学修等。抗协通过二营营长薛宜亭沟通了与盐窝据点伪队长张长亭的联系，使其不断为八路军提供日伪情报。在1943年的二十一天大“扫荡”中，清河区党政军的部分领导人就潜伏在设有敌伪据点的盐窝村内及附近的十六户村，安全无恙，这主要得益于以上这些统战关系。
    在垦区八大组，住着一位原国民党西北军退役旅长刘翰卿。此人有抗日爱国之心，无压榨百姓之嫌，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八路军进驻垦区之后，垦区工作团即与他结为朋友，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及共产党建设垦区方针、政策教育，使其走上拥护共产党、共同抗日救国的道路。1941年9月，垦区建设委员会建立，清河区党委、清河行署任命刘翰卿为主任，中共垦区工委书记李明村为副主任，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对民主开明人士的重视和信任。1942年8月20日，垦区参议会首届选举大会在垦一区一村小学召开。清河行署主任李人凤为大会送了贺幛。清河区参议长李植庭亲临大会指导。经全体与会代表民主选举，选出参议会议员55人，其中地主5名，富农9名，中农29名，贫农2名，共产党员4名。刘翰卿当选参议长，另一位垦区开明民主人士刘慈甫及垦区各救会会长孙功当选为副议长。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指示，垦区在各级政权建设中普遍实行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治。在全垦区七个区（后又增加利二区、利三区）选举产生的区长中，正区长全由非党派进步人士担任。垦区建设委员会的各股长，垦区行政委员会的各科（局）`长，绝大部分由非党派进步人士担任。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发挥了重大作用。
    解放前的垦区，流传一句民谣：“垦区三大害，土匪、蚂蚱、顽固派”。土匪名列三大害之首。由于地处偏僻，旧官府对垦区内的土匪鞭长莫及；况且，向来官匪一家，沆瀣一气，蹂躏百姓。在八大组一带就有“撸叶子”（即梗，匪首耿文俊姓之谐音）、“灯笼子”（匪首姓赵）、“雪花子”（匪首姓白）、“跟头子”（匪首姓）、“三虎头子”（匪首姓王），还有“二大头”、“玄连长”等数股土匪盘踞。其中，以“撸叶子”人枪最多。八路军进驻垦区后，他们借助荆荒及大海的掩护，四散藏匿。一有机会，又出来抢掠打劫，糟塌老百姓。为了解决这些让群众恨之入骨的土匪，垦区抗日民主政府及八路军采取先礼后兵，招抚为主的方针，由垦区建设委员会主任刘翰卿和副主任李明村联名发表《告绿林兄弟书》，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优待政策，劝其改恶从善，共同抗日。清河行署主任李人凤委派刘翰卿首先到土匪“撸叶子”处游说匪首耿文俊。慑于八路军的军威及刘翰卿的情面，耿文俊答应招安，但提出了许多条件，主要是不能把他的人拆散另行改编，并且仍归他指挥。行署答应了他的要求。不久，在刘家屋子西南的荆条林里，由行署主任李人凤带领行署警卫队收编了“撸叶子”人马。收编后，“撸叶子”的人被编为清河军区司令部特务大队，由“撸叶子”任大队长。但“撸叶子”被收编后，仍匪性难改，继续作恶。他的人经常到海上绑票，或打着八路军的旗号敲榨老百姓。清河军区海防大队有一名船工李某某，他结婚不久的妻子和他妹妹一起到羊角沟拾凸鲁子（类似小螃蟹），被“撸叶子”的人弄到荆条林里，糟践了四、五天。清河行署及军区的后勤机关都分布在八大组一带，“撸叶子”的人了解底细，留着这帮土匪，是一大隐患。清河军区及清河行署的领导决定采取措施，除掉这些匪性不改的败类。经过研究策划，决定采取给“撸叶子”的特务大队换装、照集体相的名义，将他们集中到军区教导营操场，巧妙收缴其武器，智擒匪首“撸叶子”。8月1日这天上午，行署主任李人凤派刘翰卿将“撸叶子”请到教导营的北屋里，由李人凤、刘翰卿及行署警卫队长徐宗乐、副队长孟兆宽陪着喝酒，“撸叶子”的人马与教导营及行署警卫队的官兵一起先在操场上操练，等候与首长一起照相。接近中午时分，布置在外面的人进屋报告，换装、照相已准备完毕，请首长一起去照相。李人凤、刘翰卿即起身往外走，“撸叶子”紧随其后，刚走进院子，操场上吹起接官号，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孟兆宽抡起手枪柄将“撸叶子”打倒在地，由徐宗乐和孟兆宽一起将其捆了起来。操场上，由教导营和警卫队的官兵，迅速果断地将“撸叶子”的近200匪众全部缴械。“撸叶子”被捆绑到操场后，李人凤主任向被缴械的土匪讲了话，让他们从此改恶从善，否则严惩不贷。愿留下者，欢迎参加八路军；不愿留下者，发给路费回家。后来，“撸叶子”随部队一起行军到北隋，一天晚上，“撸叶子”趁看管战士打瞌睡之机，抢了警卫战士的枪，将警卫打死，然后逃跑。清河军区派骑兵战士把他抓回，连同他手下的一名营长一起枪决。
    在垦区、利津、沾化边区一带，原有七股土匪各占地盘，为害一方。垦区解放后，清河行署领导通过已洗手不干、改恶从善的老土匪头裴风五（小十六户村人）对这七股土匪分别进行了招抚。但仍有一部分顽匪不愿接受招抚，继续为非作歹。为了彻底消灭他们，清河军区直属团侦察队利用同八路军建立秘密统战关系的盐窝据点伪队长张长亭，将这帮土匪集中于十六户村张长亭家，直属团侦察队将其包围，负隅顽抗者被击毙，获短枪十余支，余匪20余人经取保释放。
    解决了“撸叶子”，又消灭了这七股人数较多的土匪，其余小股土匪纷纷作鸟兽散。垦区土匪基本销声匿迹。
    垦区解放后，土地安垦作为各级党政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摆在面前。原来的垦区由于社会黑暗，土匪横行，地主操有政治经济大权，靠旧官府的支持，以“地棍”为用使，以土匪为爪牙，以顽军为护符，横占土地，鱼肉人民。租佃关系混乱，地主重利盘剥，人民生活日渐艰窘。地权混乱不清，有所谓民地（红契）、所有权地、照地（无所有权，但有老照）、公地（有主、无主两种）、计口授田（无契），以至有契无地，有地无契，地照不符，黑地等现象严重。更有所谓司照、省照、县照、承垦单、皂地、承垦证书、试垦证书、所有权证书、计口授田、迁移照、飞照等，土地纠纷成为一个最复杂的问题。又加饮水困难，垦区难以居留，因而许多良田无人开垦。垦区一旦解放，相邻各县的难民、灾民及敌占区的抗属、工属等大量流入垦区。垦区老户急盼澄清地权，新来之户更盼政府分给土地。再者，清河区小清河以南各抗日根据地被日伪“蚕食”、“分割”，抗日军民生存面临严重困难，急需解放区的物资支援。尽快搞好安垦，成为垦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为此，垦区建设委员会成立之后，立即成立了以李连升为队长的垦区土地清丈队。清丈队的任务是迅速搞好垦区土地的调查摸底、清丈测算工作。清河行署颁布了《垦区土地整理暂行方案》及《垦区公田垦殖暂行办法》。1942年2月，垦区建设委员会土地局成立，由刘季青任局长，崔光进任副局长。下设一、三分局。一分局设在一区八大组，局长张方春；三分局设在三区罗镇，局长高亭。一分局负责管理八大组至朱家屋子一带的土地；三分局负责管理老爷庙至肖神庙、二八闾一带的土地。由于当时战争环境及条件的限制，土地局没有固定的办公地址，全部文件及帐簿包在一个包袱里，扎在土地局干部的腰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土地局的任务是在当地区、村政权的协助下，办理土地陈报，调解土地纠纷，保护人民的地权，代管逃亡地主的土地，搞好土地清丈及公田、公荒的合理分配。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1942年6月，清河行署在八大组召开了垦区土地工作会议。行署主任李人凤在会上作了《垦区土地问题》的重要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垦区土地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新区老区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垦区土地分配政策和组织安垦办法。为了清除垦区土地混乱的根源，清河区参议会对垦区土地作出以下新规定：一、有红契（完粮升科者）即承认其所有权。二、凭有老照（包括司照、省照、县照）经邻至年长人证明，确为其经营者，承认其所有权。三、持所有权证书者，承认其所有权。四、凭有计口授田（民国二十四年鲁西移民）之根据，而无上述文类者，则按一户30亩（官亩）承认其所有权。五、在清丈土地中，除按文契规定的数目外，所有丈余土地另作处理。
    由于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重视，又根据垦区的实际制定了合理的政策，广大土地工作者兢兢业业地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对垦区的公田、私田、生荒、熟荒均作了合理分配和妥善处理。为鼓励垦殖，将公田无代价分给农民（抗属、工属、难民、灾民有优先权），取消各项苛捐杂税，公粮田赋减半交纳。为解决眼前的生产困难，政府对贫苦农民实行贷粮贷种贷款。因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乐意在垦区安家落户。同时，大批从敌占区逃来的同胞得以各安其所，各就其业。
    在土地政策上，垦区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保障各阶层地权的方针。所以，不仅贫农难民都获得了土地，即使逃亡地主的土地，曾反对过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些分子的土地，均保障其所有权。有代管人者自行代管，无代管人者，由政府代管，何时返回何时归还，秋收后通知其前来领取地租。1941年秋收后，经政府代管前来领取地租者有18户，共收去地租400余石，其中济南某巨商曾来函向政府致谢。有数家地主领取地租后，感激莫名。由于实施上述政策、措施，前来垦区垦荒或定居者数量骤增，据不完全统计，在1941年7月至1942年5月不满一年的时间内，仅垦一区、垦二区新增移民达4000户。1943年与1941年相比，垦区耕地增长了4倍，其中开生荒25万亩，代管顽固派44户，土地82段，计25611.9亩，安垦民1405户；代管逃亡地主47户，土地69段，计14646.9亩，安置垦民953户；清丈并出租公田68段，计45639.8亩，安置租户2183户；清丈并出租学田29段，计21063.24亩，安置租户1659户。以上共计土地248段，106961.84亩，安置垦户6200户。连同开荒者1665户在内，共安置垦户7865户。建立了39个新村，计1964户，25617人，共计土地95894亩。救济灾民、难民达10万人以上。贷粮贷种886.3石，贷款132856元。从1942年至1945年，全垦区共安置垦户23617户，109985人，安置土地448155亩，并全部废除了旧契，换发了新契。由于耕地面积大量增加，人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1941年秋，就取得了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丰收。从此以后，不仅垦区人民大部分达到了丰衣足食，还为清河区党政机关及军队提供了军需及抗战经费，并生产了大量粮食支援了胶东、鲁南等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