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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 关于西乡领导的反抗政府的武装叛乱，《日本小史》作者的介绍略有不同，现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其后几年，鹿儿岛的形势日益紧张。政府怀疑当地有人谋反，便于1877年1月派遣军舰至鹿儿岛将弹药转移。然而，军舰受到攻击，此后战斗不断升级。2月底，西乡率领约4万人在鹿儿岛以北的熊本城和政府军交战。接下来的战斗持续了6个星期，最终政府靠征兵制征召的新式军队获得胜利。西乡带领约400人（相当于原先兵力的1%）辗转征战才退回鹿儿岛。在鹿儿岛，在勇敢的最后冲锋后，9月24日他自杀身亡。 旧武士的不满与暴力行动又持续了几年。其中一项行动是1878年5月大久保被一位把他视为叛徒的萨摩旧武士暗杀。然而，西南战争是“旧武士”发动的最后一次真正的大规模行动。西乡与那些和他一起战死的人好像一开始就知道，武士时代已经结束了，而他们宁愿和那个时代一起结束。西乡迷恋死亡，他是个反对西化的极端爱国者，同时也是个真正的旧学派武士，反对商业化与工业化。——第104页（作者认为西乡反对商业化与工业化，我不知道是否有具体的言论和行动作为证据） 士族（即过去的武士）失去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后，他们对现政府不满是十分自然的，然而正因为他们的不满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而不是政治理念，所以他们无法形成合力来与现政府对抗。但是西南战役后，士族分享政治权利的要求似乎一致了，他们共同的诉求就是要求开设国会、共商国是。明治十三年（1880），“片冈健吉、河野广中受二府二十二县八万七千人的委托，携带“要求开设国会请愿书”进京，但太政官和元老院均不予受理”。（《日本史》第405页）形成如此规模浩大的请愿运动，与坂垣退助有直接关系。此前他一手创立的日本第一个政党——爱国公党，因他参加政府而陷入自消自灭的状态。明治八年（1875）十月，他辞去参议职务后，也象西乡一样退居土佐，专门致力于自由民权运动。他着手复兴爱国社，并于明治十三年（1880）三月召开的第四次大会上，改爱国社为要求开设国会同志会（国会开设愿望有志会），制定了国会促成同盟规约。片冈与河野进京递交请愿书正是这此集会之后的行动。“在此之前，冈山县的有志之士和福冈县共爱会等也都曾向元老院提出开设国会的建议，明治十三年（1880）以后各地建议接连不断，达几十份之多。有识之士将此项举动比作安政久年（1854—1863）间各藩有志之士向幕府建议攘夷锁国的举动。”（《日本史》第405-406页）但是，明治政府不为所动，面对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大约150个民权组织，明治政府于当年（1880）四月颁布了一项限制民主的法律《集会结社条例》，“加强对政治集会和演讲的取缔”。（同上）“该法律限制公共集会，并命令诸如警察、教员、学生及军人等职业等人未经批准，不得参与政治。”（《日本小史》第116页） 明治十四年（1881）十月十二日，天皇颁布开设国会敕谕，“明白宣布以明治二十三年（1890）为期，开设国会，并宣布取消处理开拓使公有财物，免去大隈重信的参议职务”。（《日本史》第407页）为何在一年半之后，明治政府对待开设国会的态度突然改变了呢？原来这与处理北海道开拓使公有财物有直接关系。明治十三年，明治政府决定明年拍卖北海道开拓使公有财物，因为预算已经到期，且北海道也再需这样一个特殊机关。“当时申请接受财物的是萨摩出身的巨商五代友厚和原山口县令中野梧一等人出资兴办的关西贸易商会。拍卖条件是，全部公有财物的估价为三十八万日元，无息，分三十年偿清，这条件十分优越。事实上，政府自明治二年（1869）以来投入的资金高达14096000日元之多。当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报纸就对此进行严厉的谴责，各地也纷纷召开演讲会，掀起了弹劾的声势，并且认为这完全是藩阀政治的恶劣表现，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开设国会。这样，大大地促进了要求开设国会运动。”（《日本史》第406页）不管这里面是否有利益输送，反正这件事促成了民权运动的高涨。不仅如此，自明治六年起就担任大藏卿的大隈重信也因此事攻击决策者，与民权论者一个腔调。萨长派担心此事会引发新的危机，于是在天皇于十月十一日从东北巡视回来的当天夜里召开御前会议，做出上述决定，以避免局势继续恶化。“和罢免大隈同时，其党羽矢野文雄、牛场卓造、尾崎行雄、犬养毅、中上川彦次郎、小野梓、岛田三郎、河野敏镰、前岛密等多数新进有为的官员也被免职。形成征韩论以来政府内部的又一次分裂。”（同上） 就在开设国会敕谕公布的第七天，即明治十四年（1881）十月十八日，以坂垣退助为总理、中岛信行为副总理的自由党成立，这是日本第一个主要政党。该党的宗旨是：“力图扩大自由，保障权利，增进幸福，改良社会”；“确立善良的立宪政体”。（《日本史》第407页）自由党的政治主张吸引了民权运动的左派人士，后藤象二郎、马场辰猪、末广重恭、竹内纲、大石正巳、中江笃介和田口卯吉等人也都加入进来。 明治十五年（1882）三月，以大隈重信及其一同下野的人为中心，组成立宪改进党，大隈任总理。该党强调，“保全王室之尊荣，保障人民之幸福”；主张中庸之道，“夫惑于陋见而徒守旧者，急躁冒进好务激昂者，均非我党之所望”，“政治之改良前进，为我党所希求，然急激之变革，则非我党之所望”。坂本太郎指出自由党与立宪改进党之区别：“自由党专以卢梭的民约论为依据，把法国革命挂在嘴边；而改进党则把英国的立宪思想奉为楷模，二者急进与渐进的区别十分明显。这在支持它们的社会基础上也反映出来，自由党的支持者是对现状不满的士族阶层和贫苦的贫农，而改进党则以城市实业家、地方地主和知识阶层等为支持者。”（《日本史》第407页）在我看来，就历史经验而论，未掌权时为争取选票所做的宣传未必算数，要看其执政之后的作为。 同年同月（明治十五年三月），主导政权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也策划成立了御用政党，即福地源一郎和丸山作乐组建的立宪帝政党。该党主张：“遵奉明治八年四月十四日及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之敕谕，内保万世不变之国体，巩固公众康福权利，外伸国权，希对各国确保光荣，循序渐进，不拘泥守旧，不争先急躁，恒求秩序与前进并行，以维护国家安泰，以谋求循序改进”；“宪法出于圣天子亲裁，明载圣敕。我党遵奉之，决不违背钦定宪法之原则”；“我皇国之主权当然由圣天子独揽，其行使则依据宪法之制定”。（《日本史》第407-409页）从文字上，我实在看不出帝政党与改进党政治主张之本质差别，而日本历史却实践了帝政党的宗旨。坂本太郎说：“作为政党，其势力远不及自由党和改进党，支持它的当然只是神官、僧侣、国学者、汉学家等保守派人士。”（《日本史》第409页）但是，当时的日本并非民主政治，所以尽管表面上看帝政党人数少，却是主导政治的中坚力量。 天皇开设国会的敕谕，催生了日本政坛众多政党，总数达数十个之多。《日本小史》作者指出，“从这时起直至今日，日本政党一直频繁地成立、解散、重新组党，以及改名，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第114-115页）我认为，这种情况恰好说明，日本政坛除了朝野和地域之别外，并无政见之根本不同。仔细想想，这种状况也是理所当然，因为日本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政治群体只有士族和华族。 “政府对以自由党为中心的自由民权论的高涨，感到是一种可怕的危险思想的大泛滥。”（《日本史》第409页）明治十五年（1882）六月，政府“修改集会条例，强化对政党的取缔，规定凡政治结社，必须在结社前向该管警察署提出申请，呈报其社名、社章、会场和社员名单，取得其批准。并规定，不得以议论政治而广泛宣传其宗旨；不得由其委员或发刊文件诱导公众；不得设立分社；不得与其他团体进行通信联系等等禁例。”“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右大臣岩仓建议停止府县会议，他在建议中评论民权论的盛况说，就是和法国大革命前的形势相比，也看不出有什么两样的。”“明治十六年（1883）修改新闻条例，严加对新闻的管理。”（同上）这种做法也与帝政党的政治主张吻合，因为在他们看来，民权论者的要求属于“争先急躁”。明治政府用软硬两手来瓦解民权论者，法律是硬的一面，还有软的一面，譬如：“让他们担任官职，让其领导人物出国旅行”等等。坂本太郎说，“在那个官尊民卑十分厉害的时代，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大成效。”（《日本史》第409页）明治十五年十一月，自由党总理坂垣退助和该党领袖后藤象二郎就被政府安排赴欧旅行，致使自由党群龙无首；一部分党员企图以直接行动来颠覆政府，却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陷入困境的自由党终于在明治十七年十月宣布解散，坂垣退隐土佐。”（《日本史》第410页）改进党的大隈重信没听政府去国外旅行的建议，受到政府经济挤压，政府成立半官半民性质的共同运输公司，与资助该党的三菱公司进行竞争，威胁其在海运方面的垄断地位。明治十七年（1884）十二月，总理大隈重信、副总理河野敏镰等人离开改进党，使该党实力大为削弱。政府的御用党帝政党也早在明治十六年（1883）九月宣布解散。对此，坂本太郎感慨道：“开设国会的敕谕发布后，以雨后春笋之势建立起来的三大政党，仅仅过了两三年的时间，竟陷入这样悲催的命运，很难只凭形势变化莫测倏忽来加以说明。”（同上）的确，就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而言，政党这种社会组织不仅是个舶来品，而且士族们也只是照猫画虎而已。如果反对政府只是从个人际遇作为立脚点，那么一旦政府严厉镇压，当然就会偃旗息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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