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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
——黄兴政党建设思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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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军事家，也是出类拔萃的思想家、理论家。在辛亥革命的历史上，他是与孙中山齐名的伟大的领袖，素有“开国二杰”之称。他文武兼资、德才兼备，足以冠轶群伦，堪称一代师表。但是，由于黄兴的一生在戎马倥偬中度过，其在理论方面的成就似乎被掩盖而不甚彰显；加以他英年早逝，没有给后人留下可资研究的有关理论方面的鸿篇巨著，人们往往将这位饱读儒家经书、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学贯中西的学者误解为一个没有理论、有勇无谋的盲目主义者；有的认为，孙中山是理论家，而黄兴只是一个单纯的“实行家”，甚至还有所谓“黄实行”的雅号。其实，只要认真阅读黄兴的全部著作，你会发现，黄兴不仅是一位战功卓越的军事家，还是一位思想缜密的理论家，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军事思想、党政思想等等都对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仅就其政党思想而言，又包括组党建党思想、政党建设思想、政党内阁思想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其政党建设思想中的党纲、党德、党风、党规、党略、党务等方面的内容简要加以论述，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黄兴一贯重视政党的作用，而且强调加强政党建设的重要性。要加强政党建设首要的问题是确立党的政纲或党纲。政纲就是公开树立的一面旗帜，引领党员走向同一个目标。他说：“夫政党者，乃合最多数分子而成。党中则有政纲，认定政纲，然后入党。政纲犹旗帜然，略同军队主义。军队须讲服从，一党之人，立于政纲之下，即犹一国之人同立于一旗帜之下，不可各有政见。”黄兴详细研究了各国政党的政纲，认为革命党的政纲既是党纲，也就是立党方针。加入同一政党之人必须是平日政见相同者自由组合而成，不可有任何强迫之意。世界各国任何一个政党都有一个立党方针，他说：“窃查各国政党，皆由个人独立自由之意见择其相同者皆为一团体，平日研究，均有一定不移之方针，绝非他人所可奴使。”这里所说的“一定不移之方针”就是指的党纲。一个政党的理想、宗旨、目标都凝聚在党纲中，革命党人的党纲往往能起到团结革命志士、振奋革命精神、鼓舞革命斗志的作用。黄兴指出，革命党制定党纲有一个总的目标，那就是“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勿争权夺利，勿侵人利己。”最大限度保证国家的利益，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在不同时期，党的纲领亦随着不同的斗争任务而发生变化。早在１９０４年２月１５日，黄兴组建华兴会时就提出了“革命排满”的口号这就是国内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的纲领。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０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简称旧三民主义。黄兴明确提出：“政党者，以政为党，非以党为政也。本党成立与他党异。中山先生倡三民主义，其特注重者则平均地权一语。本党对于社会亦甚出力。”他特别强调“采用民生政策”的重大意义，并多次指出，推行民生政策，“化除私心，将富贵贫贱各阶级一律打破，使全国人人得享完全幸福”，“使多数国民皆无空乏之虑。”１９１２年３月３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改组会议，决定将同盟会由秘密转为公开，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设本部事务所于南京，宣布“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并制定了同盟会新政刚九条：“一、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二、实行种族同化；三、采用国家社会政策；四、普及义务教育；五、主张男女平权；六、励行征兵制度；七、整理财政厘金；八、力谋国民平等；九、注重移民垦殖事业。”１９１２年８月１３日，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协商合并，共同拟订国民党宗旨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并提出党纲五条：“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例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和平。”俟各派通过国民党党纲之后，黄兴与孙中山致电中国同盟会各支部：上列各条与本会宗旨“毫不相背，又得此多数政团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之幸，亦国民前途之福也。”黄兴认为，晚清末造，同人奔走革命，“吾党从前纯带一种破坏性质”，今民国初成，“以后当纯带一种建设性质。”“此后民国建设，手续甚繁，凡我党员，均应共负责任，照党纲所定秩序办法，人人尽力之所能为，以巩固中国。”“对于内政，复极力研究，以求平靖。对于国际，极力辑睦，以求平和。人人均以此责任为天职，而又保守道德，则破坏与大建设之目的以达，能享真正共和之幸福。”黄兴特别强调，党纲中“采用民生政策”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本党党纲，其特别之点为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黄兴多次指出：“世界不平等之事极多，而其最不平等者莫如贫富阶级。贫者为牛马，而富者为主人翁。此事非极谋改革以求平等不可。其主义为何？即国民党党纲所标之民生主义是也。”“大凡富贵贫贱不平等之等级，皆由政治上所造的恶，今政治上既已革命，我们当将眼界看宽，化除私心，将富贵贫贱各阶级一律打破，使全国人人得享完全幸福。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尚未十分发达，即如法、美二大共和国，社会上有资本家与劳动者之异。美洲之资本家其一人之财产可敌全国之富。劳动家每因资本家之虐待，常有冲突之事，将来社会革命在所不免。”“盖一国之土地有限，人民则生生不穷。土地为生财之源，供应一般人民受用。然财产倘为少数人所垄断，则必如欧美之资本家，实足为社会之恶。”因此，“政治革命告成，而社会革命在所难免”，采用民生政策，“自可永享清贫幸福。”“其详细办法，中山先生于南京、武昌两处均有演说，凡我同志，均当知此主义之必要，力谋进行。”查孙中山先生于南京、武昌两处演说是１９１２年４月１日《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和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０日《在武昌十三团体联合欢迎会的演说》。这两次演说皆为阐述“平均地权”之说，即核定天下地价，“地价高则纳税多，地价低则纳税少”，“贵地必在繁盛之处，其地多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为虐。贱地必在穷乡僻壤，多为贫人所有，故非轻取不可。”“此后地价日昂，国家收入益多”，涨价归公，“尚何贫之足患。”“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则易行。”黄兴完全赞同孙中山关于核定天下地价、涨价归公，从而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孙中山、黄兴一贯倡导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关系、不实行土地国有和耕者有其田的前提下，仅仅依靠核定天下地价、涨价归公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自然是不可能的；但黄兴将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作为党纲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的这一思想来源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同时也是根据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富对立极其尖锐的客观现实提出来的。毫无疑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黄兴将平均地权作为“特别之点”写进党纲是具有极其重要的进步意义的。
二
民国初年，党派林立，各党派之间相互倾轧，互相攻讦。同盟会改组后变为从事合法政治活动的公开政党，大批投机分子纷纷涌入，内部思想混乱，纠纷迭起。黄兴对“各处人士多仓促联合，竞立党派”，“往往以一、二人浊见，蛊惑多人，互相排挤”，“专攻他党，不问是非”，而同盟会内部又“时起纷争”的混乱现状表示深深忧虑。要正确解决这一问题，非加强党的道德建设不可。他认为，“本会本有特别之党纲，更当有宏大之党德。”党德者何？即“宜以宏大之心理对待他党。”怎样用“宏大之心理对待他党”呢？他举例加以说明。他说：“现在共和党极力诬蔑本会，如谓孙中山先生得比款一百万，又谓唐总理尽将比款送人，又谓同盟会得比款三十五万，其实皆是捏造。天下事，是非曲直，终有大明之一日，吾人尽可以大度处之，切勿与他党谩骂。”黄兴认为，要像对待兄弟、朋友一样对待他党，处理好与他党的关系。他说：“凡与他党交接，皆宜同兄弟一样，彼此互相携手，以救国家。他党主张之善者，我党须赞同之，务使其能达目的；他党主张之不善者，我党亦须尽朋友规劝之义，使一般人民皆能信仰我党之德。”“他党之攻吾也，虽含种种嫉忌而不好之点，吾人亦当引以为戒。认彼反对者为好友，不必反报，含养大度，培植党德。”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讲求党德，都应该铭记建党的学问，并且将党德与学问结合起来，党派与党派之间应当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取长补短，以期共同提高。黄兴认为，“无论何党，其号召党员当以道德学问相结合，不当以势力权利为结合。对于他党，尤当以道德学问相切磨、相辅助，不当以势力权利相夸耀、相凌铄。”“务期互相提携，交换意见，俾克砥砺观摩，收他山之助。”“凡他党主张，不可为无意之反对”，要“平心静气，为稳健之批评，以待民国之抉择。”“故党员度量须异常恢宏，取用大同主义。对于国民，无论如何反对，本党皆宜引为己咎，归罪于自己感化力不强。”因此，除正确处理与他党的关系之外，还要正确处理与国民的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在党内必须强调克服私心，勿损人利己，提倡重责任心除权力心。他经常告诫党人，“我们当革命党，一要服从首领，而要弟兄们同生死，共患难，有福不享，有祸同当，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黄兴多次强调，党内应当“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勿争权夺利，勿侵人利己。”他说：“权利心重，义务心即消亡于不觉。我辈今日当提倡人人除权利心”，“重责任心”。又说：“自袁贼乱国以来，一般士夫以权利相尚，即民党之铮铮者亦侈言之，恶德相沿，成为习气。若不改革，国必大乱，不可底止。兴屡与国人相勗，见义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黄兴不仅有其言，而且有其行，自辛亥武昌首义成功后，他迭辞大元帅、南京留守、内阁总理；至于不受袁世凯颁赠的上将、勋位及辞谢黎元洪总统聘为总统高等顾问等等，更是不胜枚举。正如他自己所云：兴自“束发读书以来，即知立志自爱，凡一切谋利禄、争权势与夫寡廉鲜耻、卑鄙阴贼之念，不待禁革，早能自绝于心。”黄兴以自身修养的党德在党内确曾起到了表率作用，不少徘徊于改良与革命道路之间的志士仁人受其人格魅力的影响，很快团聚在其周围，加入同盟会，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诚如老革命党人谭人凤在谈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所说的，“克强于交际间，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余之加入同盟会亦缘此点。”谭人凤的这席话颇具代表性。
三
党风是关系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黄兴十分重视党风建设，他经过研究，将当时欧美各国政党分为两类，“一为国权党，一为民权党。国权党主增重政府权力，民权党主扩张个人之自由。本会（——指民国初年公开的中国同盟会）既抱持社会主义，自为民权党无疑。”而要加强民权党的党风建设，首要的任务就要除去官僚腐败作风，“官僚党固所必除，民党亦当共图结合；否则，其结果想更不如辛亥革命。盖前有袁逆一人为众矢之的，得以激起国人公愤。今后若合多数官僚，假共和美名，隐为盘踞，则永无廓清之日。”“凡一国民权被制于恶劣官僚者，其国必危弱，民权伸张，官邪扫荡，其国必强盛。”因此，“凡官僚中腐败而恶劣者”，必须加以清除。
其次，要加强党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对于不同政见要认真开展讨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黄兴认为，任何一个政党，其政见不可能绝对正确，既然如此，其“政见即有商量之余地。如贵党以为是，敝党以为非者，一经平心讨论，贵党所主张果属可行，则敝党必牺牲党见而赞同之；敝党以为非，而贵党以为是者，一经平心讨论，果不可行，则贵党亦将牺牲党见而赞同之。盖彼此均以国家为前提，只求真理，固无丝毫成见于其间也。”
复次，加强党风建设要广设言论机关，积极宣传党的纲领。黄兴认为，广设言论机关的目的，不是为了攻击其他有不同政见的政党和个人，而是为了使本党党员贯彻党的纲领，弘扬党的道德，对党的政见进行自由讨论，以统一党内思想，并向国民宣讲本党政见，发挥本党在和平建设时代的作用。黄兴多次强调：“现在言论机关，与我为不正之反对者可不理会。惟本党自当多设言论机关，发挥本党政见。”“扩张言论机关，因本会虽不计较他党机关报之谩骂，却不可不普及政见于国民。”
最后，加强党风建设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党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黄兴强调：要专设调查机关，培训调查人才，分赴各地开展调查，其调查内容包括所有国家大事。他说：“其最要者为设调查专部。如不加调查，则一切事情不得明瞭，而万物纷如乱丝。调查部之性质，是国家大事均归调查，而各地分部可任调查之责。然欲调查之完美，必先培养调查人才，故本党宜集中学以上意志坚卓之人才，换以简单之学科，使分赴各地而得其真相，然后本党对此确切之布告，则始不致谬误。”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洞悉国情，使本党所主张，不为纸上空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黄兴这一加强党风建设的主张是颇具前瞻性的，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四
黄兴不仅对党纲、党德、党风有过充分的论述，而且对党规、党略、党务亦有详尽的阐释。黄兴认为，所谓党规是指政党内部党员应当遵守的规则，党纲一旦确定之后，党员应当共同遵守，不可互相攻击。黄兴说：“党规者，乃谓对于本党有一定之规则也”，所有党员均有维护党规的责任。党纲犹如一面旗帜，同党之人“同立于一旗帜下，不可各有政见，互相攻击，宜绝对守其党规。”如同军人应当服从主帅号令一样，党员也应当服从本部的政见。他说：“一党有一党之政纲，一党有一党之规则，党员所共应遵守。盖组织政党几如部勒军队，军队须听命于主帅，政党须服从于本部。凡本部所发出之政见、政纲，诸君既加入本党，应当遵守。”党员应当视政党为第二生命，极力维护党的宗旨，维护党内团结，并为发展和扩充党的能力各尽义务。黄兴列举他在日本亲见亲闻的事例加以说明。他说：“鄙人在日本时，见其选举竞争异常激烈，有某党职员携两双皮鞋四处奔走演说，务必烂此两双皮鞋之功，已尽其本党演说之义务，则其负责任之能力亦可谓大矣。鄙人当时曾诘问是人，何以应如此竞争？其人谓：‘政党者为吾人之第二生命，故不惜奔走以期其能力之发达。’此皆能守党规者也。”黄兴认为，党内不允许搞宗派、闹派性，这也是违背党规的。为了说明搞宗派的危害性，他列举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相争，最后民主党获胜的事实加以说明。他说：“试举一例言之：目前美国有国民【民主】、共和两党相争。美之共和党胜于国民【民主】党，而共和党之塔虎脱、卢斯福两雄并峙，相持不下，后二人卒两败俱伤，而国民【民主】党之威尔逊因之获胜。此前车之可鉴也。”
如果说党规是指党员在党内应当遵守的规则和纪律的话，那么党略则是要求党员讲求谋略和策略发展和扩充党务。黄兴是针对民初的现实情况而提出党略这一问题的。他说：“现在中国尚处危境，不宜多党。党派林立，意见分歧，遇有重大问题发生，各树旗鼓，民国非常危险。就现势而论，国家须有一最大之党将中国弄好，近之数十年，远之数百年，立于不败之地，于国事始有济。”１９１２年８月，同盟会联合其他几个党派改组为国民党之后，与袁世凯授意组织的御用党共和党之间竞争十分激烈。黄兴认为，必须扩充国民党的力量，使国民党成为国内第一大政党，才能使国家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他说：“党略云者，即言党员须具有种种之魄力、之手段，以谋扩充其党务是也。国民党系由同盟会结合而成，其主义可断言为进步主义。凡一国而有两党，不可使两党之势力均趋于平均，则互相争势而事搁置不办矣。故必谋一党之扩充，以期实行其救国之种种政策。故欲其国之发达，如设一轨道然，不使一般国民走人迷途，必使之群趋于此同一之轨道而后已。”黄兴列举日本近代由发展第一大政党党务而致国力强盛的道理加以说明。他说：“日本从前推倒幕府，欲讲共和；后来不行，乃拥明治而为君主立宪。当时其国政党时有纷争。后来联络小党而成为极大之政友会，使一事发生，反对者居少数，赞成者居多，而其所主张救国之政策既可以活动矣。故日本近年以来开拓疆土，一战胜我，再战胜俄，皆政友会团体组织之能力为之也。此组织大党而尤赖有党略以促其进行者也。”黄兴特别强调，一个政党的党略如同军队打仗的兵略一样，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他说：“凡行军者有兵略，如何布阵，如何攻坚，始能决胜。政党之方略亦与行军无异。”因此，只有像讲求兵略一样讲求党略，才能使“他党悉归旗下”，从而造成一个大的政党，一方面负指导人民、代表人民之责；另一方面则负责监督政府、维持政府之责。约言之，“对于国家负完全维持之义务，为国民之耳目，使全国之人免于盲人瞎马半夜深池之危险者也。”
政党除设本部之外，各地应分设支部，处理党内日常事务，即开展党务活动。各支部与本部的关系应是上下级关系，支部应将本地开展党务活动的情况及时报告本部，然后，本部根据各支部的报告进行综合研究，确定本会政见，“布告各支部，使外间知本党政见所在，或选善于口辩之人，分赴各地演说本党政见。”如果党务人才缺乏的话，“能从教育一方面着手是绝好方法，先在上海立一宏大学校，教育本会会员，养成法政人才，然后各地再依次增设”，则党务人才问题便可以顺利得以解决。１９１２年底，国会选举在即，为争取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多数席位，黄兴告诫国民党的党员“须大家共同负责任，多赴地方演说，使人知共和之真精神，并知本党之精神所在，而后国人皆知本党之可恃，共表同情，以助成本党之所主张。”由此可见，要真正做好党务工作，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毋庸讳言，黄兴的政党建设思想也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黄兴十分重视党德和党风建设，并将其运用到处理与友党之间的关系及同一政党内部关系之中去，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然而，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加强政党的组织建设。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其组织比较涣散，国民党成立之后，其成员更为复杂，为在全国造就一个大的政党，黄兴甚至介绍唐绍仪等人加入国民党，随后又将赵秉钧为首的全体国务委员统统拉进国民党内，从而使他的政党建设思想存在理论与实践相悖的倾向。尽管如此，黄兴的政党建设思想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民国初年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兴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早在上个世纪初就提出了包括党纲、党德、党风、党规、党约、党务在内的政党建设思想，并特别强调革命党人“要重责任心”，“除私利心”，“勿争权夺利，勿侵人利己”，“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见义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之际，重温黄兴有关政党建设思想的论述，我们或许会从中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作者系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饶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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