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宜伯：我只是一名普通教师
记者郭密娜
（张宜伯教授，2010年7月于西南政法大学沙坪坝校区）
他曾经是一名战士，经历过金戈铁马，体验过浴血奋战。
他后来成了一名教师，主编了全国第一本预审学教材，培养了诸多优秀学生。
他说，“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要用一生来感激和回报。”
他说，“归根结底，我就是一名教师。我一生的追求都是为了教育。”
他的个人简历被收录于《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文化名人辞海》、《当代中华优秀儿女》等人物卷。
他是张宜伯教授。
在这样一个浮华的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张老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平凡教师的伟大。
（图为本文记者与张教授合影，摄于2010年7月西南政法大学沙坪坝校区）
（一）“互联网达人”
如果说一个人网上聊天、五笔打字、语音视频，扫描刻录，录像剪辑等等无所不通，那么可能没什么惊奇之处。可是如果给这个人加上78岁的高龄，那他就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时髦老人了。与他相比，我这个在网络时代长大的年轻人倒有些自叹不如。当我看到张老屋里排列的一排排现代化电脑设备时，惊讶于张老的与时俱进，话头自然就多了起来。
“这些都是谁教您的呀？”
“呵呵，我自学的。”张老不好意思的笑笑。
“您还会用QQ呢？”
“是呀。我经常跟学生、老友，还有儿孙们语音视频聊呢。”张老向我指了指他的一整套网路现代化设备，“我加你好友吧，也方便在网上把一些资料传给你。”
瞧，这就是我们时尚的张教授。
（二）浓浓爱党情
张宜伯教授1932年10月出生于江西省南丰县，1949年8月参军，195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大西南期间，曾参加湖南雪峰山战斗与贵州毕节地区剿匪战斗。他毕业于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离休前曾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战士、班长、排长；中共贵州省黔西县委会民运、武装、青年干事、县团委筹备委员会书记、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西南公安部公安学校助教、助理员、教育科科员，中央公安部公安学院重庆公安分院侦察保卫教研室教员、副组长、院业务资料室副主任；西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公安教研室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曾兼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部管理干部学院、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贵州省公安干部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特约撰稿人、《预审探索》期刊编委会顾问；中国法学会、中国警察学会会员。
张老出生于革命家庭，“参军时只有16岁，父亲56年去世。家里姊妹弟兄一共八人，如果没有党的关怀，国家的培养，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读书。”对张老以及那个年代跟着党打江山的老同志们来说，党的恩情是说不完道不尽的。
张老回忆说，进军大西南时，部队的条件非常艰苦。战士们除武器外只有一个要求：有鞋穿。遇到敌人作战就不分昼夜了，平日里没有战役时也要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一般一天要行军120-150里，晚上11点才能休息。，参加湖南雪峰山战役那天是追击180里。连日不分日夜的徒步使得鞋成为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要用脚跑赢敌人的汽车轮子。战士们可以没衣服穿、可以没饭吃，但不能没有鞋。可军备品又不够，鞋穿坏了战士们就用破布裹着脚。到了营地后，为了不影响当地百姓的生活，不惊动他们，不论刮风下雨，战士们就相互背靠着背露营睡觉，。
“这么辛苦，战士们会不会偶尔也发发牢骚，抱怨一下呀？”我问道。
“从没有过。”张老坚定地说。“一是目标明确：为了解放事业，二是官兵平等，同志们感情深厚，打仗时从来都是团长带头冲到最前面，战士们非常团结。”
“当时我年纪小，有一次与敌人作战，团长说你留在营里等我们回来。后来我着急就出去找他们了。团长回来后发现我不见了，特别着急，派人四处寻找。当看到我好好地回来时，团长就说了一个字：‘好’！”说到这里，张老眼框变红了。
（三）西政，你好！
校史变迁
解放大西南后，张老被送到西南公安学校（1950年5月成立）学习，当时学习的政治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为人民服务，以及侦察、治安、保卫等业务课。学制为一年，张老一批毕业生即称为第一届。毕业时张老被授予“甲等模范”的称号。
（西南公安学校第一期六中队全体学员毕业合照）
张老毕业纪念章 张老毕业时照片
张老说：“我们学习时，还有特务破坏，有一个炊事员上早班被暗击负伤。”因此，西南公安部还对“中美合作所”所在地区成立了专门调查组，调查杨公桥-梨树湾-歌乐山-青木关-磁器口一带的特务组织活动。
51年毕业后，贵州公安厅等多个单位还专人来渝商调张老回去工作，学校不放、张老考虑再三也决定留校当助教。用张老的话说：“党和组织对我精心培养，我对党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我更应该留在这里，为培养党的人才服务。”
50年刚建校时，学校各方面设施条件很差，占用的是过去中美合作所特务逃窜时疯狂破坏了的场所，且附近只有马路没有公路。由于当时国民党大屠杀，校内及周边水源全部遭到破坏，水井里都是炸弹手榴弹。因此，建校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解决吃住难题。当时，所有的教职员工与学生都要到歌乐山顶上接泉水，同时处理遗留下来的水井问题。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基本解决了吃水问题。
饮食方面，教职员工要从牛角沱背粮食过来，一个人背50斤以维持一个月的吃饭。
住宿方面是从磁器口扛来长木料，中间垫石头搭制的通铺。一人翻身，全排的人都受到影响。
53年张老前往中央公安学院学习期间，正值全国教育改革院系调整，决定将贵州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以及重庆市的法律院系合并，称为西南政法学院。经多方考虑，最后决定将校址选在西公校所在地，即原来的中美合作所。西南政法学院的开学典礼就在中美合作所马棚改成的礼堂内进行。
（西公校礼堂）
53年底到54年初，西南公安学校撤销，改为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公安分院，主要负责对全国县公安局长和治安科、处长的培训。张老分在当时的侦查保卫教研室教政侦课程。58年，重庆公安分院正式与西政合并，称为西南政法公安学院。
谈到上课，张老说，当时上课都是将事件中碰到的问题上升为理论。比如在讲授交通指挥的重要性时，老师会用“三尺平台高高站，四路总指挥”等语句形象的描绘。再如讲到如何办案时，老师会说“当你进入勘察现场时，要把自己像演员那样，想像案犯进入现场是先迈左脚还是右脚，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有可能成为日后办案的重要线索。”
（张教授上课时的讲稿）
文革期间，学校停办。全国上下打倒公检法，上级下达文件要求把西政的老师分配到其他单位，由于老师们的坚持留校，以及学校的大部分图书资料的保存，这就使得文革后西政快速复校成为可能。
随着复校招收的第一批学生-78界的来临，西政迎来的光明的曙光。
预审学建立
张教授认为，文革结束前的预审，法制观念极有待加强。办案工作中的策略方法固然重要，但法制理念更为重要。在中国，预审是公安机关与法院、检察院之间联系的纽带，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重要环节。随着全国加强法治、法制和刑、诉两法颁布实施，司法实践与理论都要求加强对“预审”的研究。西南政法学院的全国第一个刑事侦查系的成立，79年正式招收本科生，更迫切要求立即编出符合业务部门与教学需要的《预审学》。
张老告诉我82年时为了编《预审学》这本教材，到西安、北京等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查资料，听取有关的研究员、专家意见，经常是吃不按餐、通宵不眠，。编撰的过程非常艰辛，出版、发表的所有教材、论著从未收过任何报酬。说到这里，张老语重心长的说“学校开设课程，必须要为社会所需，为学生所需。而作为一名教师，更要对自己严格要求，要当之无愧。”
终于，在1982年《预审学》成功出版，并于1986、1989、1990年再版四次，于1987、
1990、1992、1993年分别获西南政法学院优秀科研成果、教科书二等奖；全国普通高校教材建设二等奖；中国人民公安在学学术委员会优秀教材奖；四川法学会法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全国第一本《预审学》
为西南政法学院刑侦七九级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预审学》
西南政法学院统编教材
1988年，预审学这门课程终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定下来。之后学校也因全国预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而名声大振。
预审学由以前在诉讼法中只有预审二字，到如今成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张老做出了很大贡献。
（四）校庆寄语
“办学人为本，师德与育才”这是张老于校庆60周年写的贺词。
时光如驹，今年，学校迎来了60年校庆，同时也是校史修订后的第一次校庆。对此张老说道：“我们搞校庆，不仅仅是对学校建校立时间的纠正，最重要的是要明白时间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要展示60年以来办校的经验与成绩，更要总结经验教训，为学校的未来谋求更好的发展。”
“这些年来，学校在宣传时更多的是突出了对管理以及领导人才的培养，这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对人才的定位也要更加多元化，在其他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的人才、办好事的人才，比如石桥铺牺牲的校友，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因为他们身上都同样继承了作为西政人的优秀光荣传统。”
学校要发展，教师很关键。而只有当教师真正认识到教育是强民强国的根本、喜爱教学，愿意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时，教师才能称之为不图虚名的教师。每每谈及教师二字，张老就饱含深情，他说：“不论你发表了多少文章、编撰了多少教材、做出了多大贡献，赢得了多少荣誉，归根结底，你就是一名教师，一个踏踏实实做学问，脚踏实地教学生、为党为国培养人才的教师。”
张教授为教学事业辛苦一辈子，现在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仍时刻关注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学校发展的好，也是我们老教师的心愿啊！”
60年的建校历史为我们留存了丰厚的建校经验，而学校的发展又寄寓着太多人的牵挂与期盼。历史是由人抒写的。西政的历史是每个教职员工、每个学生兢兢业业、勤勤苦苦的奋斗史。有着这样一批批对学校饱含深情的师生，西政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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