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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近40年里，阿根廷曾多次改变汇率制度。可以说，经济学家们迄今所能设想出来的汇率制度，都在阿根廷试验过。从固定汇率到自由浮动汇率 战后，阿根廷曾两度实行固定汇率制度。 第一次是1967年3月以前。那正是阿根廷进口替代工业的建立和扩展时期，固定汇率有利于稳定进口成本和外债成本。但是，随着进口替代工业的摊子越铺越大，低效率、高成本和过度保护的恶性循环使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1967年3月，阿根廷当局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第二次是1970年底到1976年11月。当时阿根廷的民族主义高涨，庇隆政府开展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投资热”和“进口热”。 但是，随着公共开支、名义工资和信贷的增加，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到1975年，阿根廷的年通货膨胀率已高达300%。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是根本办不到的。1971年9月阿根廷宣布实行两种外汇市场：商业外汇市场和金融外汇市场。1975年，经过两次大幅度贬值后，两种汇率分别为1∶26和1∶30。即使如此，也仍然难以为继，政府遂于1976年11月宣布，除武器进出口外，所有的外汇买卖按自由浮动汇率交易。 阿根廷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第一次是在1967年3月开始的经济改革时期，作为配套措施的外贸政策是加强进口限制。第一年效果还不错：经济复苏，出口增加，国际收支改善。但形势很快发生逆转。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自由兑换政策导致阿根廷外汇市场的外汇始终供不应求，阿根廷货币不断贬值，当局自动放弃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恢复了固定汇率制度。 第二次是1976年11月固定汇率制度崩溃之时。其配套政策是允许资本自由流动，降低出口关税，提高银行利率，控制工资发放。 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导致资本大量流入。当时，世界上充斥“石油美元”，货币资本过剩，正到处寻找出路。因此外债成本很低，实际年利率仅2%，大大低于国内信贷成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遂转而对外大举借债，外债总额急剧增加。1978年，国际收支盈余和外汇储备净额继续增长，政府因势制定了一个稳定经济的计划，于1979年1月开始实施。该计划的要点就是预先确定一个贬值速度的“汇率表”，这就是所谓计划浮动汇率制度。计划浮动汇率制度的后果 开放资本市场后，阿根廷银行利率的高低由两个相互联系的因素来决定。一是国内对资金的需求，二是外债成本的高低。决定外债成本高低的因素有3个：国际上的银行利率、汇率、资金交易过程中的费用。根据这种模式，如果国内信贷成本高于外债成本，则外国资本流入，国内银行利率趋降，并一直降到与国际上的资金流动相平衡。假定这种调节非常有效，特别是与汇率表上的贬值速度相吻合，则国内信贷成本就会与国际信贷成本趋于一致，或者相差不多。 但是，阿根廷庞大的公共开支和财政赤字所造成的通货膨胀速度，远远超过了汇率表上的贬值速度，从而导致阿根廷比索币值高估。影响到国际收支，到1980年就出现了47亿美元的赤字。 显然这种不平衡不能无限制地维持下去。要么让外债持续增加，要么让比索大幅度贬值，早晚都必须做出选择。在做出选择前，外汇市场就出现了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于是就发生了一个“汇率风险”问题。当1979年1月政府首次公布汇率表时，怀疑其不能兑现的因素很少。但1980年金融动荡期间，尽管政府一再保证“汇率表”有效，人们还是怀疑其能够维持下去，因而，抢购美元成风。3个月里，阿根廷外汇储备损失15亿美元。 [[[下一页]]] 就这样，每当外汇市场出现“不确定”时，人们的“贬值心理”爆炸，抢购美元成风时，这种政策模式就会自动求助于提高银行利率和汇率保险率，以达到吸引外资流入，稳定外汇市场的目的。如此反复，恶性循环，到1985年3月，存款年利率高达791.6%。严峻的形势终于迫使政府抛弃汇率表，恢复两种外汇市场。但金融外汇市场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商业外汇市场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自由浮动汇率成了管理浮动汇率的市场“探测器”。这就是所谓自由浮动和管理浮动相结合的复式汇率制度。复式汇率制度的利弊 自由浮动论者认为，管理浮动和固定汇率制度一样，必然导致阿根廷比索币值高估，因此应当让市场去确定什么样的汇率才是阿根廷货币的实际价值。管理浮动论者认为，自由浮动必然导致阿根廷货币贬值，从而导致物价上涨，损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抑制投资，抑制增长。显然，复式汇率制度是争论双方的一种妥协。 阿根廷实施复式汇率制度的主要问题是，自由浮动汇率因国际市场汇率的频繁波动，国内通货膨胀的时高时低和本国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而剧烈波动。管理浮动是中央银行根据自由市场汇率变化的情况而确定的。自由浮动汇率的剧烈波动必然影响到管理浮动汇率的稳定。 此外，所谓复式汇率实际上是同一种外汇的两种价格，这两种价格的急剧波动，意味着对同一种商品，同一种资金和同一种服务在很短的时间里，以多种不同的价格支付，这就必然加剧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各种投机活动，扰乱宏观经济的秩序。 这些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常常引发政治冲突从而导致政府和企业的行为短期化和经济政策上的“头痛医头”。这就是整个上世纪80年代，阿根廷经济长期滞胀的主要原因之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1991年4月，梅内姆政府推出了“可兑换性”计划。其要点是货币发行以美元的拥有量为基础，每发行一个单位的比索，必须能够以固定的汇率，自由地兑换成美元。为此，阿根廷第四次改变货币名称为比索，规定1比索＝1美元。该计划禁止中央银行通过印发纸币以弥补政府预算赤字。该计划成功地使阿根廷摆脱了债务危机以来持续滞胀的局面，获得了持续8年的稳定增长。 “可兑换性”计划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国际收支的状况，投资者的信心，严格的财经纪律，私有化的成功。当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到阿根廷出口下降，阿根廷的外债还本付息影响到政府财政状况恶化时，可怕的信任危机就与日俱增了。为了阻止资金的大量外逃，阿根廷冻结了居民的存款。2001年阿根廷爆发了金融危机和社会骚乱，使阿根廷自1998年底开始的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2002年，阿根廷货币当局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比索巨幅贬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5年的8440余美元,降到了2002年的不到2700美元。失业率高达19.7%。2003年新政府宣布，继续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但将根据鼓励出口和进口替代的需要，适当干预外汇市场。 在最近的60余年里，阿根廷经济政策的演变和经济发展的波折表明，没有货币的相对稳定就不会有整个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更谈不上经济的发展。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是货币稳定的关键，不仅国际收支的状况，对汇率的稳定会产生影响，政府收支，特别是整个公共部门的收支状况对汇率的稳定也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公共部门的外债规模和结构对政府收支的影响是深远的。能否有效限制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对外借债，是外债管理的要害。 此外，一个国家制定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能力固然十分重要，但执行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能力尤其重要。至于制定财政政策的能力和执行财政政策的能力，则不仅受制于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本身的素质，还受制于政治局势，乃至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我们谈论人民币的汇率时，仅仅从汇率“水平”和汇率“形成机制”上去研讨，是远远不够的。（作者系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常驻阿根廷，亲历过阿根廷的汇率制度改革，本文不代表本报观点） 熊业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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