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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IMBERYE 时间：2012-5-24 2:43:57
莱布尼茨与欧洲中心论3 (五)帝国主义造就的欧洲中心论 早在1546年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朱维厄斯(Paulus Jovius,约1483～1553)撰 写了一本《现代史》，书中记载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的途径。他说： 现在那里(广州)有印书的人，用和我们相同的方法印刷历史和礼仪的 书籍，印在很长的纸上，向内折成方形的书页。我曾蒙教皇恩准察看这样 一册书，这是葡萄牙国王连同一头大象一起赠送给教皇的。因而我们可以 很自然地相信，在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以前，这种对学术有无比重要的书籍 就通过西徐亚人(Scythians)和莫斯科人(Moscovites)传到我们这里[18]。 在十三世纪以后，蒙古西征(1235～1242)进入波兰、匈牙利，直挺欧洲中心， 东方和西方接触频繁，中国许多事物经由欧亚大陆传入欧洲。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 。关于中国印刷术西传并对欧洲产生影响，在朱维厄斯时代的史学家皆一公认。如 法国史学家罗阿(Louis Le Roy, 1510～1577)于1575年出版的《世界文化交换的过 程》一书说道： 这是希腊和罗马人所未知而我们现在才知道的这种艺术(印刷)，而厄而曼 人(德国人)却把这一发明归功于他们自己。由于葡萄牙人往来于东方和北 方最远的地方而到达了中国，并从那里把用他们的文字所写和印的书籍带 回，并且说他们在很久以前便已经使用这种印刷的书籍，这使人想起这种 发明是从那个国家经由鞑靼和莫斯科带到德国，以后又传到其他基督教国 家。可是至今还没有获得回教徒的接受，因为他们迷信地认为除了用手抄 写《可兰经》以外，其他的方法都是一种罪[19]。 门多萨(J.G.de Mendoza,1545～1618)于1585年发表的《大中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中写到[20]： 但是中国人认为印刷术首先是他们的国家发明，发明人被尊为圣贤。由此 可见，在他们使用[印本书藉]之后许多年代，才经由俄罗斯和莫斯科传入 德国，而且可以断言其传入途径是经由陆路，但也有可能是经由某些来自 阿拉伯南部(Arabia Felix, 或也门)的商贾而带来了这些书籍。史籍所推 为首创者的约翰·谷腾堡即以这种书籍为其印刷术的最初基础。 门多萨指出，如果说谷登堡是通过俄罗斯才听说中国印刷技术的，那还应该考虑到 另一条路线，即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之间保持的海上贸易之路。 由于他们[中国人]有所根据，这当是事实无疑。因此这种发明是由彼方传 到我地，已极明显，更足使人信服的是他们现有很多书籍印于古代，较之 德国创始印书要早五百年，目前我手头就有一本。而且不论在印度诸邦， 还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这类书籍也是所在多有。 在整个十六世纪，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许多学者提出欧洲印刷术源于中国。 如：诗人弗朗塞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 Sansovino,1521～1592)、散文家米歇 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等都反复宣传同一历史事实： 印刷术源自中国并传入欧洲，而一些西方中心论者不顾历史事实把一个模仿中 国印刷术者的谷腾堡宣扬成世界印刷术的发明者，令世人耻笑。为什么西方中心论 者公然篡改历史? 艾田蒲明确的指出这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产物，如他说[21]： 当托马斯·弗兰西斯·卡特于1925年发表他那篇有关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及 其西传的著作的首版时，中国已经饱受了马嘎尔尼大使馆的凌辱，被鸦片 战争推向绝境，吸毒，给那位如此道德、如此虔诚的维多利亚女王提供了 极大的兴趣，当时的中国步步妥协，不过是个欧洲的附庸。正因为如此， 卡特与古德里奇才敢寡廉鲜耻，竟在他那部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里以一句 实在令人惊诧的话作为全书的结论：“迄此，尚无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明中国或者高丽的活字印刷术影响了欧洲的活字印刷术”(第242页)! 当时的欧洲帝国主义还是十分强大，差不多是全球的主宰，所以这两位博 学者竟认为约维乌斯的那些说法，如“typographos artifices”(印刷技 术)及“ More nostro”(更多的秘密技术)等，只能取“极为含混的”( loosely，见244页)含义。更有甚者，他们一方面在其结论的开始部分承 认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之初在西欧传播开来，为封建世界的灭亡和“现代 ”世界的诞生作出了贡献：纸、印刷术、火药和罗盘(罗盘和磁针)是在中 国发明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批评这个国家“自称在其中起着一定性的 ，至少“conspicuous”(明显的)作用”。这两位作者不得不承认，当维 吾尔族的土耳其人成了中国、波斯、蒙古、俄罗斯的主人时，他们了解了 印刷术，而当蒙古族人扑向波兰、匈牙利和德国时，他们又从那些维吾尔 族人处得知了印刷术; 两位作者也不否认伯希和在敦煌的众多珍宝中发现 了维吾尔字，根据这一语言的要求，这些字是拼音式的。同时，他们也不 否认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在埃及发掘出了不少活字版。然而，他们两都想 让我们承认谷登堡----此人诚然是德国人，但也是个欧洲人----是人类最 伟大的天才之一，因为他对当时许多人不可能不知道的东西，且有不少人 都证明了从中国传往德国的东西毫不知晓，独自发明了印刷术。 (六)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与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同出一辙 通过对德国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一事的了解，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欧洲中 心论“者们为了名利不惜否认和篡改历史，装聋卖傻，把已有的印刷技术，声称“ 独自发明了印刷术”，令世人啼笑皆非。 其实“欧洲中心论”者们为了名利总是弄虚做假，不仅是印刷术，在其他的领 域中也是如此，把中国已有的发明，转换为他们熟知的语言与符号，就声称“独自 发明”，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就是这样。 莱布尼茨生于1646年，卒于1716年，其所谓发明二进制的最早时间可以确定在 1679年(De Progressione Dyadica)，1703年正式发表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 1705印刷刊发)，题为“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 所用数字的意义”。 莱布尼茨自以为欧洲无人知晓中国太极八卦图，而忘乎所以，宣称独自发明了 二进制。正当莱布尼茨得意之时，四处写书告知友人发明二进制一事，不料被来华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1701年的回函中揭穿，明确指出莱布尼茨所示的二进制与伏羲八 卦图相同。 莱布尼茨与欧洲中心论4
由于莱布尼茨处于某种虚荣，只有试图依据自己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 极八卦图为理由，争夺二进制的发明优先权，所以他在收到白晋1701年11月4日来 信后的复函(1703年5月18日)中自我声称二十多年前就已发明二进制，把白晋所寄 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示为首次所见。说明在发明 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 指出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相同一事，并非白晋一人，而是一批懂得 中国文化者。如莱布尼茨在1704年5月2日致函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长威特森(N. Witsen)介绍他的二进制时，威特森和同事，卡泽(C.Caze)就提出这一问题，特别 是卡泽在1704年7月～10月间的回函，所寄的“卫匡国伏羲六十四卦图”(现存莱布 尼茨当案馆，编码：LH XXXV 3B,7 B1.10v)，以示莱布尼茨声称独自发明的二进制 早已在世[22]。德国史学家腾柴尔(Tentzel,W.E.1659～1707)指出安德烈·弥勒( Andre Muller,1630?～1694)所翻译的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 )的著作，提到伏羲找到了“peculiare scribendi genus,arithmeticam, contractus et 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上，特别的书写方式(莱 布尼茨将这段文字引入“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一文)和出示 欧洲较早流传的太极八卦图[23]。 由于莱布尼茨受到当时一批懂得中国文化者们的及时揭露，而感到“独自发 明二进制”是一件羞耻之事，因此，莱布尼茨去世的那一年，即1716年，在“致 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Lettre ?M.de R閙ond sur la th閛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中终于诚实地说出他剽窃中国太极八卦图的 过程和途径。如他在信的最后一部分说道[24]： 由于这种二进制算术虽然在《柏林杂文集》(M閘anges de Berlin)中 有过解释，人们还仍然不大知道，而且它和伏羲的符号的相似也只有在17 05年已故的腾柴尔(Tentzel,W.E.1659～1707)的刊物上谈到，因此我想在 这里解释一下。我认为在这里解释，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因为问题 在于证实古代中国人的学说的价值以及古代中国人远远胜于近代人。在此 之前，我先说说已故的安德烈·弥勒(Andre M黮ler,1630～1694)先生， 他是格莱森哈根(Greiffenhagen)人，柏林的法官，欧洲人，没有出过欧 洲，但对于中国字有最深的造诣，他发表了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 Abdalla Beidavaeus )关于中国所写的著作，并加以注释。这位阿拉伯著 者在那篇著作里提到伏羲找到了“peculiare scribendi genus, Arithmeticam, contractus et 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 上，特别的书写方式，因为他说到了算术，肯定了我对这位古代哲学帝王 的符号的解释，即我认为这些符号是数目字。 古时罗马人曾使用五进制和十进制混合的算术，我们在硬币里还看到 这种残余。我们在阿基米得关于砂子的数目里边看到在他那个时代已经理 解到接近于十进制算术的东西。十进制算术是从阿拉伯来的，它好象是从 西班牙传来的，或者至少是由于著名的热尔贝特(Gerbert)当了教皇名为 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re Ⅱ,999～1003)而为世人所知。这种计算法大 概来源于我们有十个手指。不过，因为这个数目是任意起的，于是发展到 一打和一罗，等等。 打到西方中心论必须了解西方中心论
http://hi.baidu.com/%C3%DD%BD%E3%BD%E3%B5%C4%BA%C3%B5%DC%B5%DC/blog/item/cfb5f7ee64af793aacafd5a8.html 欧洲中心论，也称欧洲中心主义，出现于十八世纪中后期，在十九世纪得以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为一种人文科学领域的思想偏见。这种观点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因此欧洲是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先锋，也是非欧地区迈向现代文明的灯塔。这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让欧洲无视于历史真相的存在，也忽视其他地区的文明贡献，因而导致欧洲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理解，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最终造成整个世界，包含学术界在内，长久以来都是以西方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现象（任东波，2006：41-52）。 发生于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是催生欧洲中心论的温床。工业革命揭开了欧洲资本化道路的序幕。随着西欧各国的逐渐兴起，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于焉展开。十九世纪时，欧洲已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奠定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对各殖民地的资源掠夺也慢慢变成了全面性的占领。将世界踩在脚下的欧洲，认为这种扩张的成功是因为自己的文明优越性所致，而造成这种优劣差异的基础在于人种的不同。就是基于这种民族优越感，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逐渐成形。这种史观的主要论述是把西欧的历史进程作为标杆，并认为世界各个不同民族和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须经历与遵循这个模式。尽管这种历史规律，后来被抨击的体无完肤，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主张的确在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思想领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J. M.布劳特，2002：8-9）。约莫同时，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观点也在科学界掀起了物种进化的争论。因此，十九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世界历史和文明进程的看法，为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体系提供了多层面的立论基础。 当时，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差异是造成欧洲与非欧地区发展（进化）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文化差异来自于人种的差异，所以非欧地区的落后是命定的，是不可逆的，因为人种的优劣是无法改变的。在这种优越感的作祟下，对非欧地区的轻视与嘲笑就成为正常且可以理解的。例如：1824年，美国诗人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就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是木乃伊的声誉；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国，那令人敬仰的单调，那古老的痴呆，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揉制了茶叶。”（柯文/著，林同奇/译，1989）这段陈述清晰地反映出一个欧洲中心论者的傲慢；但是也突显了他的无知，因为揉制茶叶的技术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发明。 欧洲中心论的标杆学者之一，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王造时/译，1957：144-161)认为世界历史虽然以东方为起点，但历史运动的终点则在欧洲，特别是落在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度之中。他真正的历史兴趣始终落在欧洲，东方社会对他来说，仅仅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插曲和陪衬。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则无视于非欧地区的存在，单纯地将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视为全球历史发展的主体。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以欧洲为主体的；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是这个主体的二个主角；而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基本上就是这二个民族相互斗争与融合的过程。由于武断地认为世界历史的演进与这二个民族的发展进程相一致，兰克更直言：“印度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所以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柯林武德，1986：148)。 孔德(Auguste Comte)则认为：“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为了研究的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夏基松，1998)。孔德对于非欧人种的排除，明确地彰显出欧洲中心论的霸权心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于晓/等译，1987)更宣称资本主义是欧洲的特产，并且认为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韦伯写了许多专著来宣扬欧洲的独特性，成为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此后，欧洲至上的观念逐渐普及，并成为全球主要思潮。从以上的各种论述，可以清楚地理解欧洲中心论者认为文明的意义与价值都必须由欧洲界定，因为只有欧洲的发展是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普世性。这种以欧洲为标杆的发展观，虽然明显地曝露出忽视其他文明的谬误，但是却为欧洲的全球政治与经济扩张建立了合理性，因此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接受与支持，并且后来成为纳粹德国建立“亚利安神话”的根据，及日本借用为推动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立论基础。 这种狭隘的种族优越论当然是经不住考验的。除了二战后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学术界也逐渐对于这种以欧洲为尊的思维开始反思，且这种反思一直延续至今。除了柯文呼吁以中国观点来研究中国之外，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B. Max，2006）则企图从全球的与生态的视角，对现代世界的起源进行非欧洲中心论的阐释。罗伯特认为，欧洲中心论是不同于一般种族主义的。纯粹的种族主义论者至少承认世界是由许多不同民族和文化所构成的，他们所思考的只不过是如何让自己的种族发展的比其他的种族更好而已。但是，欧洲中心论者所主张的是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主动创造者，是世界历史的本源，因此只有欧洲能够发出行动，世界其他地区只能做出反应。换言之，欧洲是能动的，世界其他地区都是被动的，所以只有欧洲具备创造历史的能力，世界其他地区在与欧洲接触前，是没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在这个基础上，欧洲中心论者认为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而发展起来得，而其他地区都只是其外围。 这种透过贬抑其他人种来强调自我优越性的价值观当然是无法站稳脚跟的。就以西方自诩的“现代化模式”（Modernization）为例，片面地认为任何国家都可以透过工业化的手段来提高经济能力，而经济的果实会因为经济活动的频繁而自动“下滴”（Trickle Down）到社会各个层面，最后带动各种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全面性发展。这种线型逻辑的发展模式，早就因为忽视了世界的多元本质及各人种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被攻击的体无完肤（谢立中，2002）。再从今日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欧洲发展观的缺憾更是显露无遗。首先，工业化引起的温室效应、空气污染、水资源匮乏、气候不稳定与资源争夺等现象，正是带来今日世界各种危机的主要根源。其次，资本主义，这个欧洲发展观所强调的另一项卓越思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遑多让。无限制的杠杆运用及个人欲望的刺激，不但在1929年带来了“经济大萧条”(迪克逊?麦克特/著，秦伟安/译，2008)，近来更引发了席卷全球的“次贷风潮”及“金融海啸”，结果是“西方梦”的破碎及全球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惶恐。即便是欧洲价值观中最强调的民主生活方式，在全球的扩展也并非尽如预期。尤有甚者，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冲击下，民主制度反而成为引发各种宗教、种族、政治与社会冲突的理由。据此，可以体会欧洲中心论的各种主张即便不是全无价值，也对人类的文明做出过些许贡献，但是要将其视为放诸四海皆准的发展模式，且武断地认为以欧洲中心论为核心的史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却是个不合现实的观点。 中国要想重新站起来必须打到西方中心论 《天工开物》非同寻常 1
且说在18世纪的法国，法国皇帝拿着一本书，爱不释手，于是将它深藏在皇帝文库中，这本书书名叫《天工开物》。 19世纪上半叶，《天工开物》引起了法兰西学院著名汉学家儒莲的注意，他便陆续翻译介绍《天工开物》，在法国重要的科学刊物上刊登，后转载在英国德国的科学刊物上。 译作一发行，立即引起了欧洲各国农业科学家的关注。此后，这本书不但在法国不胫而走，而且当年之内就被转译成意大利文和德文以及英文。 英国最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在认真阅读儒莲的译著后，也情不自禁地选举《天工开物》，称它是“权威著作”，并把中国古代养蚕技术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的例证之一。 明末清初，《天工开物》东渡扶桑，流传到日本，成为日本人民普遍阅读的中国书籍这一。日本许多学者纷纷引用《天工开物》中的科学技术资料，推动了日本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他们高度评价这本书，“作为展望在悠久的历史过程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是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人。” 薮内清教授指出：“整个德川时代读过这部书的人是很多的，特别是关于技术方面，成为一般学者们的优秀参考书。” 本世纪以来，《天工开物》继续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日本的学者们将《天工开物》全文译成了现代日语，并加译注、校注和标点，附中文原文。 1967年，德国学者蒂洛将《天工开物》译成德文并加以注释，并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前四卷（论农艺及农产品的进一步加工）》。 1966年，美国也将《天工开物》全文译出，并同时在伦敦和宾夕法尼亚两地同时出版，引起了轰动。 为什么《天工开物》会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各国学者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会越来越重视这部著作？他的作者到底是谁？ 诸位，请听我慢慢道来。 却说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有一部久负盛名的科学技术著作——《天工开物》。这部著作颇为详尽地记录了我国明朝中期到明朝末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状况，并有翔实的插图。 它是了解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重要文献资料。它的作者是我国明朝著名的科学家宋应星。 宋应星，字长良，江西奉新县人。生于万历15年（1587），万历43年（1615），他和哥哥宋应升同时考中举人。宋应星于崇祯7年（1634）出任江西分宜县的一个管理教育的官职——教谕。 在这个时候，宋应星把他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等方面知识加以总结整理，编著了《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10年（1637）刊行，明朝灭亡后弃官回乡，终身再未出任，大约在清顺治年间（约1661）去世。 《天工开物》全书分上、中、下3卷，又细分做18卷。内容十分丰富，并有123幅精美生动的插图。 这本书的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 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 下卷记述了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 全书详细地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有精美的插图。 作者通过实地观察研究，忠实地记载和总结了我国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的卓越成就，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宋应星很重视农业生产，他引用“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名言，作为《天工开物》各卷排列次序的原则，把有关农业的内容排在卷首，其次是衣、用方面，把“珠玉”排在卷末。 在农业方面，宋应星系统地总结了广大农民在选育和推广良种、精耕细作、水利灌溉、肥田改土等经验，尤其是关于水稻的记载最为详细。 他从丰富的水稻品种开始，详细论述了水稻栽培的全过程，包括浸种、施肥、育秧、耕耙、除草、灾害防治等技术措施。 此外，对于当时使用的筒车、翻车、桔槔等多种提水工具和各种粮食加工机械，书中也有详细的记录，并附有插图。 《天工开物》非同寻常 2
《天工开物》对当时颇为发达的丝、麻、棉的纺织技术作了详尽的记述，书中对蚕的饲养方法以及缫丝、织造等方面阐述尤为详细，反映了蚕农和织工的丰富经验。 《天工开物》还在制盐方面，造纸方面以及生物学、金属冶炼，化学等方面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 宋应星除著有《天工开物》外，还有《卮言十种》、《画音归正》、《杂色文》、《野议》、《论气》、《谈天》等著作。 宋应星在科学事业上能够取得这样杰出的成就，除了当时生产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以外，他本人具有比较进步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也是重要的原因。 宋应星既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又十分强调人的作用。他热情赞扬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如讲谷物种植，赞美“农家勤苦”；讲纺织技术，赞扬织工“心计最精巧”，能巧夺天工；讲陶瓷，称赞陶工“功多业熟，即千万个杯碗如同出自一模。” 因此，他感叹地说：传说中的上古时代的神农氏，好象存在，又好象不存在。人要靠五谷养活，而五谷要靠人来种植。把从事农耕的古代农民，加上一个“神”字，真是合情合理啊！ 他认为，对于有所发明创造之人，最值得称为“神人”的。正因为有这种的思想基础，宋应星才能够从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中吸取营养，在科学上取得重大的成就。 宋应星的唯物主义，还表现在对社会生活中一些迷信观念的批判上。他辛辣地讽刺烧纸钱、求冥福的现象，说给死人烧纸钱，是以为阴间也贿赂成风。 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宋应星也未能摆脱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如他虽然承认农民起义是被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却又参加了镇压李肃十等人的农民起义活动。 但是，如果我们把问题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宋应星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和进步的思想观点，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褒奖和赞扬的。 宋应星和他的《天工开物》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将永远占据重要地位。 天工开物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天工开物》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 [编辑] 题解 宋应星在任分宜县教谕期间，将他平时所调查研究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技术整理成书，在崇祯十年，由其朋友涂绍煃资助出版。 因为中国的大量古籍中存在强烈的“华夷之辩”意识，满族入关后，为巩固作为异族的统治，消灭汉族主体意识，对中国古籍进行了一次集中整理、检查、修改和销毁，即是通称的对“四库全书”的整理。 [编辑] 体例 《天工开物》记载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18卷。并附有121幅插图，描绘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 上篇： 乃粒：关于粮食作物的栽培技术 乃服：衣服原料的来源和加工方法 彰施：植物染料的染色方法 粹精：谷物的加工过程 作咸：介绍盐的生产方法 甘嗜：种植甘蔗、制糖、养蜂的方法 中篇： 陶埏：砖、瓦、陶瓷的制作 冶铸：金属物件的铸造 舟车：船舶、车辆的结构、制作和用途 锤锻：用锤锻方法制作铁器和铜器 燔石：石灰、煤炭等的烧制技术 膏液：植物油脂的提取方法 杀青：造纸的方法 下篇： 五金：金属的开采和冶炼 佳兵：武器的制造方法 丹青：墨和颜料的制作 麹蘖：做酒的方法 珠玉：珠宝玉石的来源 [编辑] 评价 《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欧洲学者称为“技术的百科全书”。它 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对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全面反映了工艺技术的成就。书中记述的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 天工开物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但是在国内却长期失传。在1920年代才从日本传回来。后来也在浙江宁波发现了初刻本。 取自"http://zh./wiki/%E5%A4%A9%E5%B7%A5%E5%BC%80%E7%89%A9" 天工开物还好，现在找出来了，但还有多少明朝的科学著作没被找出来呢？ 等找出来之后我们更加了解中国科技文化的巨大贡献 明朝后期以后的中国历史，话语权已经被欧洲中心论逐渐掌控了，颠倒黑白的事情太多。想要纠正，只有抛弃欧洲中心论，坚持中国本体论，以中国人立场、中国人的视角，重新解释那段历史。 谁说中医无外科——陈实功《外科正宗》
明代陈实功（1555-1636年），字毓仁，号若虚，江苏南通人。致力于外科四十余年，具有丰富的临证经验和理论知识，于1617年撰《外科正宗》四卷。卷一总论外科疾患的病源、病机、诊断的治疗，卷二至卷四分论外科疾患100余种，附图36幅。木书的主要贡献为： 1、在学术思想上，陈氏兼顾内外，较重外治，强凋“开户逐贼”，“使毒外出为第一”，常用刀针相腐蚀药清除坏死组织，以扩创引流。在护理上主张加强营养，反对无原则禁忌。在当时外科普遍重视内治的气氛中，他的这些主张，具有革新倾向； 2、载方丰富，集唐以来外科外敷内服方药之大成； 3、创造和记叙了当时多种外科先进技术，如截肢，鼻息肉摘除，气管缝合、咽喉部异物剔除术，以及用枯痔散、枯痔钉、挂线法治疗痔屡等方法； 4、记载多种肿瘤，其中对乳癌的描述和预后判断，全面具体，切合实际。其所创之和荣散坚丸、阿魏化坚膏，能缓和恶性肿瘸“失荣”患者之症状，延长其存活期。后世对《外科正宗》的评价甚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列证最详，论治最精”。 节选《外科正宗》 陈实功ji念碑 在剑山西北半坡上，树立着一座黑色大理石纪念碑，这是为纪念我国杰出外科医学家、通州人陈实功先生逝世350周年忌辰所立，雕饰典雅，让游客身临其中，感觉庄严、肃穆。 陈实功，字毓仁，号若虚，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卒于明思宗崇祯五年（公元1636年），享年八十有一岁。陈实功少年学医，兴趣广泛，所阅书籍涵古代文化、哲学、理学等，古今前贤的著作以及历代名医的理论、病案等一类书籍，他更是勤学苦读，爱不释手。对于古代典籍，陈实功从不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而是融汇贯通，灵活运用，把自己在行医实践中取得的一些经验与古人治病方法相互结合，总结出一套适合于大众的，实际中切实可行的理论。他继承和发展了著名医学家李沧溟的观点，并根据病者的实际病况，采取内治或内治外治相结合的方法。在外科手术治疗上，尤为突出。陈实功主张“开户逐贼，使毒外出为第一”，外部手术与内服相结合，如对息肉摘除，气管的缝合等。由于他医术高明，因而名声大震，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陈实功从事外科四十余载，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积累了丰富的治病经验。由于当时身处封建社会中，人们更加注重内科，轻视外科，这是因为外科医学同内科医学相比较而言，外科医学缺少详尽的基础理论。陈实功在往常的治病行医中已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为了使外科医学能够让更多的人重视起来，让更多的行医者掌握方法技巧，他不顾晚年的身体虚弱，根据自己多年行医的丰富经验和明朝以前外科医学方面的部分成就，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撰写了一部重要的外科医学著作《外科正宗》，这是他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全书共二十余万字，共分四卷。从病痛的根源、诊断到外科上常见的大部分疾病，从各家病因理学说到临床症状和特点，以及各种病症的治疗方法，手术的适应症、禁忌等，从各种病情的形状到药剂的组成，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中对皮肤病、肿瘤都有较多的论述。对于肿瘤之症，陈实功认为肿瘤只有及早的发现，才能摸清病源，以便能够及早的治疗，或许尚有一线希望治愈。另外，对于现代医学中所遇到的淋巴转移，鼻咽癌等，亦有论述。这些研究和探索十分珍贵，对现代临床治疗都有一定的启示。全书综述了自唐朝以来历代外科中有效治疗经验，科学性强，论述精辟，能充分代表明代时期我国外科医学的巨大成就，具有较高的学习研究价值。其中对下颏骨脱臼的治疗整复手术，完全符合现代医学的要求，直到现在仍一直沿用。《外科正宗》印行后、，广为流传，并流传到日本等国。成数300余年来有各种版本50余种，成为中医外科的经典著作。 陈实功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作风正派，对同道之士谨慎谦和，对上进青年能提携爱戴，对病人，无论穷富贵贱都能一视同仁，实属难能可贵。他不仅为穷人看病不收分文，而且还捐资赠物，修建山路，造福一方。在南通市段家坝南边的大街上，原先也是一座木结构的桥，称为涧桥，后经陈实功出资改造为石桥，桥面为石条，其顶端上尚且保留着深雕纹饰。 医林典范陈实功 陈实功（１５５５－１６３６），字毓仁，号若虚，江苏南通人，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医师，又是一位从事家乡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他从小多病，在专心研究各种古代医书时，深深感悟到，天赐我这些宝贵的医学知识，怎能只照顾自己的身体，我应将天之所赐为众人治病。后来又有一位身怀治病绝技的高人，欢喜他为人敦厚，又聪明好学，即授以刀圭之术，就是现在常说的外科手术。陈实功刻苦进取，医术高明，特别善治外科诸症，闻名于大江南北，经他治疗保全的生命不可计数。 到了晚年，陈实功感到自己的生命不会很长了，要把一生外科临症的经验，写一部医书传世，历经寒暑，成十二卷，详述外科诸症，内以药活人心，外用手术治体肤的种种方法，连轻微的疥癣如何治疗也有细载。此书定名为"外科正宗"，最早印行于崇祯四年（1631）。陈实功在《外科正宗》的自序中写道：书成后，揽镜自照，鬓发已白。 陈实功少年时期即开始习医，师事文学家，医学家李沦溟。 李先生认为："医之别内外也，治外较难于治内。何者？内之症或不及外，外之症则必根于其内也。"此话对陈实功影响颇深，并成为他数十年医疗生涯的座右铭。陈实功改变了过去外科只重技巧而不深研医理的落后状况，在发展外科医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医著《外科正宗》集中反映了陈实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此书在许多外科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技术、医案记录、护理以及有关科学依据和学理等方面，都明显超过了前人。 如他对"肠痈"（即今之阑尾炎）的三大病因的论述：男子暴急奔走，可引起消化道传送食饮糟粕不能舒利畅达，浊气、败血壅塞肠道不出而成；妇人多由产后体虚多卧，不起坐起运动，以致肠内容物长期停滞而引发；饥饱劳伤、担负搬运重物、醉饱生冷并进、肠胃道功能减低运化不通，均可引起肠内容物凝滞。陈实功不但正确描述了诱发肠痈的病因，还绘制了肠痈图，确定出肠痈的体表部位。 陈实功对癌肿一病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对癌肿进行了分类，有乳岩（乳腺癌）、翻花疮（皮肤癌）、茧唇（唇癌）、颈疮（淋巴癌）、鼻咽以及内脏等癌肿，他把癌肿命名为失荣症，在论述病因时，他指出忧郁、心所愿不志以及不良刺激等因素是重要原因。他的这些见解，使中医对癌肿的认识明显提高了一步，一些论述至今还有科学价值。 责任编辑: 钱芳 荣格与易经1
作者简介：彭贤（1966-)，女，1994年获理学硕士，现在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心理系任教。 荣格在《易经》的影响下提出了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同时性原理”，这是一种与因果律完全不同的普遍性联系。本文介绍了荣格的这一原理，依据《易传》的相关论述对其作了深入剖析，并进一步用“同气相求”“同类相动”的道理，对同时性现象，包括占筮过程作了新的解释。文章认为，荣格在肯定《易经》科学价值的同时，正确地指出了《易经》所代表的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在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上的根本区别。 关键词：荣格；易经；同时性原理；因果律；同气相求；感应 C. G. Jung and Yi Jing PENG Xia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Yi Jing, C.G. Jung raised the theoretically valuable synchronistic principle, which reveals an acausal versatile correlation between thing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is principle and makes deep analysis on it by accounts related in Yi zhuan, and gives a new interpretation to synchronistic phenomena including the procedure of divination by the theory of “creatures of the same nature seek and respond one another” uphold in Yi zhuan. The paper holds that, in affirming the scientific value of Yi Jing, Jung correctly pointed ou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sciences embodied by Yi Jing and Western sciences in thinking modes and cognitive methods. Key words: Jung;Yi Jing; synchronistic principle; law of causality; sensation and response 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 G. Jung, 1875-1961)与《易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西方学者中，像荣格这样理解《易经》并深受其影响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荣格关于《易经》的论述，非常值得心理学和哲学工作者关注。 荣格与易经2
一、《易经》深深触动了荣格 荣格是瑞士的一位精神病学家，早年从教于苏黎士大学，并担任苏黎士大学神经病诊疗所的高级医生，对东方哲学与修炼极感兴趣。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与东方思想不断对话的一生。荣格曾犀利批评当时的学院心理学，是过分强调理性因而束缚人们思想的唯理智主义。 荣格准确领会中国传统文化，与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帮助分不开。卫礼贤居留中国长达20年之久，深通中国古代哲学，还将《易经》译为德文，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德文译本。1920年荣格与卫礼贤相遇，成为学术至交。可以说，荣格最有原创性的一些观念，都与东方思想有关。荣格自己也承认，他的某些观点根本上源自东方思想的启蒙，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同时性原理”之于《易经》。荣格对他晚年才敢公然提倡的这项原理非常重视，因为如果同时性原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人类建构知识的基本设定——因果律，就要受到很大的挑战。荣格认为同时性原理除了可以从心理分析的案例中获得佐证外，主要是《易经》提供了最为完美的理论基础及程序运作。 荣格全面研索《易经》，开始于20世纪初的一个夏季，他决心要弄明白“《易经》中的答案是否真有意义”。当时，他被自己所见到的“惊人的巧合”迷住了：他发现答案有意义乃是常例。从1920年，荣格开始在治疗中采用《易经》中所描述的方法，疗效甚显。到1925年，荣格的非洲之行结束，他已经完全熟悉了《易经》，并对其富有意义的答案毫不怀疑了。关于如何占问《易经》和对所得答案如何评价，荣格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只是将三枚小铜板轻掷空中，然后它们掉下、滚动，最后静止不动，有时正面在上，有时反面在上。这种技巧初看似乎全无意义，但具有意义的反应却由此兴起，这种事实真是奥妙，这也是《易经》最杰出的成就”。［1］（第214-215页）荣格极高地赞誉《易经》：“很可能再没有别的著作像这本书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气韵。”［２］（第208页） 二、同时性原理与占筮 荣格对《易经》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的心理状态下通过占筮得出与实际情况相符的结论乃是常有的事，这与他多年的个人经验和临床所看到的情况——潜意识中浮现出的心理事件有时会以意味深长的方式与外部事件相巧合——正好吻合。所以，他认为正规的占筮活动可以将人的潜意识以象征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显示出心理世界与现实世界奇妙的对应性和平行性——这是一种与因果律完全不同的联系，荣格称之为“同时性原理”。 荣格相信，在宇宙大化的漭漭过程中，因果联系不过是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此外还有别的联系，例如，万物在连绵不断的时间之流中并排地进行着，其中有些东西在许多地方基本上同时出现，它们可能是思想、符号、心理状态、某个数字、某种物品……等等，尽管性质不同，形态不同，却有着相合和等价的意义。由于它们分属各自独立的不同的时间演进系列，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不可能发生因果性的联系，却有着巧合性的对应关系，荣格将这类现象称作“同步”或“相对的同时性”，认为这种现象受制于同时性原理。 为了说明“同时性”的确切涵义，荣格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那是他在为一位年轻的女患者治疗时发生的真实事情，荣格记述道：“她尽管做事想扣两端以执中，诸事求好，结果总是做不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她对事懂得太多了。她受的教育相当好，因此提供了她良好的武器，以完成此种目的——意即一种高度明亮洁净的笛卡儿式之理性主义，对于实在具有永无差忒的‘几何学’之概念。我曾数度尝试以更合理的态度，软化她的理性主义，结果证明无效之后，我不得不盼望某些不可预期而且非理性的事情会突然出现，如此方可粉碎她用以封闭自己的理智之蒸馏作用。某天，我恰好坐在她对面，背依窗户，聆听她不绝的陈述。前晚，她作了一场印象极为深刻的梦，梦中有人赠她一只金色的甲虫——一件很贵重的珠宝。当她正对我诉说其梦时，我听到背后有轻拍窗户的声音，我转过头来，发现窗外有只相当大的昆虫正在飞撞窗棂，试图进入这黝黑的房间。此事颇为怪异，我立即打开窗户，在昆虫飞进之际，从空中抓住了它，是种甲虫，或说是种普通的玫瑰金龟子，它那种黄绿的颜色与金色甲虫极为相肖，我将之交给我的患者，并附数语：‘这就是你的甲虫。’此一经验洞穿了她的理性主义，打碎了她理智抗拒的坚冰，如今治疗可持续下去，且成效显著。”［1］（第240-24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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