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是中国西部第一人口大省，然而居住在四川的人，却大多不是真正的四川人，唯有至今仍然生活在大山里的藏羌等少数民族，身上还流淌着秦汉以来的土著血液。明末清初时期，四川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灭绝性大屠杀，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损失殆尽，史称“献忠屠四川”。 一、张献忠起兵 1628年，明朝崇祯帝即位，恰逢北方大旱，饥民为盗、从者众多，闯王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相继起事。1634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经水道由楚入川，连破各州县，石柱县女土官秦良玉带兵阻击，巡抚刘汉儒、总兵张尔奇全线反攻。张献忠回窜陕西，新募流民据十八寨，自成气候。1635年，李自成纠结罗汝才、老回回、摇黄等十三家会于荥阳，称“十三家支党”，在四川、湖北、安徽、江西一带为患。 1637年，李自成从陕西入川，历时三月，所过之处，腥风血雨、伏尸千里。《蜀龟鉴》记载，“有对父淫女而杀者，有缚夫淫妻而杀者，有预少孕妇男女剖验以为戏者，有掷孺子于油锅观其跳跃啼号为乐者，有刳生人腹实以米豆牵群马而饲之者。获逃者必人人加刃而后磔之。”1642年，张献忠再进四川，杀掠数月后奔安徽。1644年6月，张献忠又陷重庆、破成都，大开杀戒。10月16日，张献忠称帝，改号大顺元年。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战死于西充县凤凰坡。 张献忠、李自成二人几进四川，轮番为患。张献忠兵败身亡后，其残部继续盘桓于川黔，“举兵不当，被患无穷”，天府之国最终成为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明会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嘉庆《四川道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人口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民国《温江县志》记载，温江县“人类几灭”，1659年清查户口时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记载：“简州赋役，原额人丁8495丁，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二、张献忠屠川 张献忠历以残暴、好杀、好色而闻名。明末彭孙贻著《平寇志》记载：崇祯八年，张献忠焚毁凤阳，“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余间”。同年12月，张献忠攻克和州，“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好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张献忠进入四川后，更加疯狂地大开杀戒，史称“献忠屠四川”。 对于“献忠屠四川”，清代乾隆年间进士、四川丹棱人彭遵泗所撰之清刻本《蜀碧》有详细记载。彭遵泗收集大量史料文献，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蜀难叙略》、侯之鼎所著《时变纪略》、费密（川人，与张献忠同时代，目击证人）所著《荒书》、《蜀乱》等二十五种。虽然《蜀碧》不像《荒书》、《圣教入川记》等属第一手资料，却也极有价值。《蜀碧》记载：张献忠、李自成、清军、明军、黄遥十三家地方武装等几股军事力量在天府之国反复拉锯，战乱多年，百万军民“流血漂杵，骨山血海”，出现“千里无烟，空如大漠”的惨状，惨烈程度空前绝后，骇人听闻。 张献忠首先屠农民，“除城尽剿”，“凡居四野均叛逆，悉行剿灭，城内俱良民免死。”张献忠“前一日布兵环围，次日开剿，四下齐向中央搜杀，如围场合龙口之状”。城野分解线是离城五里，“搜各州县山野，不分男女老少，逢人则杀”。张献忠再屠文人。《蜀碧》记载，大西政权催逼士子乡绅进城，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陷成都仅二月，屠杀“自进士以至生员二万二千三百有零，积尸成都大慈寺”。 1645年11月22日，张献忠终于开始屠杀成都全城居民，派兵出城把守要路，城内之兵遍搜各家铺户，驱逐百姓出城。由东南二门出，齐集沙坝桥边……成都除少数官员外别无居民，荒凉惨象不忍瞩目。剿灭成都后，张献忠命令乡镇村民移居成都。大顺三年，张献忠撤离成都并焚毁全城，再将奉诏进城者全部屠尽。《明史》记载，“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遍体皆生毛”，“成都地区千里无烟”、“举城尽为瓦砾”，虎豹白日出没，清军入成都时为防野兽，只好夜宿城墙。 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数功”，三屠保宁，屠绵州、巩州、顺庆、广元、潼川，不胜枚举。1645年秋，马元利、艾能奇屠成、龙两府；刘文秀屠巩州，巩蒲二百里为血肉之汤，接屠丹陵，10月屠蛾眉。1646年春，狄三品屠眉州，年夏屠顺庆。1645年，孙可望等四将分道出屠，穷乡僻壤、深崖僻谷，无不搜及，得男手足二百双者升把总，正月出、五月回。“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凡有军官衙门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几如假山之千叠万峰”。张献忠所到之处，男女老少及牲畜悉行诛灭，房屋焚毁、山林毁灭，四乡已无人迹，皆为旷野。 张献忠失败之际，甚至大杀自家兵士。《蜀难叙略》记载，张献忠兵败逃到西充，“即而无民可逞，乃自戮其卒，日一两万人，初杀蜀卒，蜀尽及楚卒。楚尽乃杀同起之秦卒……凡领人头目，每日必开报十余人赴死。先疏后亲，亲尽及己。”一百三十多万人马，两个多月斩杀过半。张献忠宣称：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做甚！张献忠继续传令：“年十五以上杀之，各路汇集所杀卫军75万，新军23万六千，家口32万。”“献忠欲北行，恶其同党太多，多置谍者以伺查营伍，有偶语者及小过，俱置之法，并连坐……是日即杀十余万人”。” 张献忠之害，妇女尤甚。张献忠每陷一方，对妇女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怕累及军心而全部杀掉。张献忠强奸川女成千上万，之后砍其双腿而弃尸于荒野，堆成小山“名为香冢”。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离开成都前，张命令各将士自杀其新收妇人。张献忠后妃三百人则只留二十人，余者均杀绝。张献忠最初允许娶妻，女眷皆搂抢而来，“其屯留久者，或已成夫妻，有子女，军行法令，辙惨痛。”杀妇女凡四十万人，张献忠狂喜欲舞，谓已脱离妇女拖累，前行无阻，定取天下。 张献忠杀人，并非排除异己。《蜀破镜》记载，某日晚，其幼子经过堂前，张呼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次日后悔，召集妻妾责问为何不救，下令将诸妻妾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张献忠杀人，有时出于好奇。张献忠取中一名张状元，外表及学问皆优，且似美女般娇艳，张献忠极为宠爱，吃饭睡觉形影不离。某日，张献忠忽然对随从说：“我很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整天牵肠挂肚。”于是将张状元砍成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另有一次，张献忠极为尊重一位状元，钦佩之极，想明白这位状元何以如此多才多艺，就把那状元活活的剖肚查看。 张献忠以杀人为游戏，令人发指。张献忠曾患疟疾，对天许愿说，若病愈，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张献忠病愈后，命令兵士专砍女子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进献十双小脚，堆成山形，称为莲峰。张献忠带着爱妾前往欣赏，发现爱妾的脚也很小，就顺便砍下堆在莲峰顶，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朝天烛。 张献忠创造许多残杀名堂。《四川通志》、《明史》等记载，张献忠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朝会时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杀谁，名曰“天杀”；如遇孕者，剖腹验其男女，将婴幼儿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名为“雪鳅”；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名为“贯戏”；最令人发指的是，对于稍有反抗或语言不满的人，捉来将其背部皮肤从脊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赶到郊外，严禁民间藏留给予饭食，多栖身古墓，月余气绝，名为“小剥皮”。 三、张献忠之谜 明末清初的四川，确实发生了残绝人寰的大屠杀，根据清朝期间编撰的史料记录，大屠杀为张献忠所为。《清史稿·食货志》说：“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张献忠杀戮川民无孑遗。”成书于张献忠屠四川之后近百年的《蜀碧》，详细描述了张献忠的杀人恶行，鲁迅也对书中记述深信不疑，批判张献忠“专在‘为杀人而杀人’”。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鲁迅“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然而，《蜀碧》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进士，任职御林院编修。作为满清官员、御用文人，其书究竟可信么？1646年，清军进军四川，张献忠战死。1659年，清军才艰难地攻陷重庆。在张献忠战死后，四川人居然对清军进行了长达十三年的顽强抵抗。如果张献忠真地在战死前就已经把四川变成“弥望千里，绝无人烟”之地，四川如何能在张献忠死后依然抵抗清军十几年？抵抗者从何而来？天降神兵么？ 《明史·张献忠传》说：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入四川，“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遗四将军分屠各县”。张献忠为了建立农民政权，派军分赴各地铲除明朝地方官府，镇压地主豪绅的武装反抗。至于杀戮过多，可能包括卫籍军和地主豪绅家属。不过，据此就说“张献忠杀戮川民无孑遗”显然不妥。张献忠既要在四川建立农民政权，就不可能把农民全部杀光，即使封建统治阶级也懂得，无民则赋税无所出。张献忠有几十万军队，如果没有百姓支撑，如何在四川维持统治达两年之久？ 此外，倘若张献忠滥杀无辜，又如何能召集军队反叛明朝？何以召集百姓舍命相随？如果军纪不严，不受百姓支持，如何能长期与明军对抗？张献忠于1644年，即清兵入关那一年入川建立“大西国”，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刚“建国”就进行灭绝性屠杀，建国意义何在？如果张献忠为“杀人而杀人”，在清兵到来之前就把四川百姓杀的所剩无几，谁来养活张献忠及其军队？兵源呢？ 如果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大屠杀，幸存百姓必然对张献忠恨之入骨，清军明文颁诏入川剿灭张献忠，四川人应该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王师对待，正如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人欢迎的那样。好不容易躲过张献忠“大屠杀”的四川人应该明白，清军是前来剿灭曾屠杀他们亲人、且正在屠杀他们自己的恶魔的正义之师，是把他们从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为何还要“顽固拒绝”前来“解救他们”的“正义之师”而奋起抵抗十几年之久？ 四川人口的巨大耗损，清军难脱其责。《中国人口通史》介绍，清兵入关后大肆进行血腥屠杀，所过之处多变残破，四川尤甚！1646年，清朝政府宣称“破（张献忠）一百三十余营，平四川”。由于满清在四川遭到顽强而长久的抵抗，极为愤怒，破城后大规模进行报复性屠杀，不论“张贼”还是无辜平民，一律斩杀。1649年，满清贴出告示：“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四、圣谕碑之疑 《老成都》专刊第21期载有李受天君所写《为何张献忠的七杀碑不可摹？》一文，“有时到少城公园游览，在柳树回绕的荷花池畔，有民众教育馆（前身为通俗教育馆）陈列室，主楼两侧右一栋平房为兵器室，左侧平房为金石文物展览，有明末清初大西农民首领张献忠所书的七杀碑，碑高约一米，碑面好像涂过墨，石刻字迹已经开始风化，碑文竖书两小行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第三行为七个碗大的张脚舞手的‘杀’字……”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杀碑”，以时间论，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可是，确是张献忠“七杀碑”么？ 1924年，邓锡侯任四川省长驻重庆，杨森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驻成都，在少城公园内开办通俗教育馆，修体育场开辟陈列馆，委卢作孚为首任馆长，把成都古物汇集陈列。杨森听说署前街成都县衙有张献忠“七杀碑”，便命县知事林宝慈送去陈列。其实，县衙并无此碑，林宝慈左思右想，便把早已风化剥蚀、看不清楚字的旧“德政碑”送去冒牌顶替。1930年代，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均先生写《四川张献忠碑屺》：“……蜀中并无‘七杀碑’，盖由张献忠之‘圣谕碑’误传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汉基督教福音堂有位加拿大牧师董笃宜，喜好汉学，喜欢访探古迹，曾在西安见过《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于是就想在古老的广汉城郊也寻出类似古碑，便常去郊外走走。“一日，偶于附郭一茅屋墙壁中，发现了一碑，式甚奇古，后约当地《新汉周报》主编邓穆卿君，一同往观，知为张献忠碑。石工正拟毁以筑路，乃亟告县府（县长罗延瑶）设法运至公园保存。此碑高凡六尺二寸，广三尺，碑面上端左右镌布龙纹，上截书‘圣谕’二大字，绕以龙纹。下截有文孚共三行，首行为‘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口’二句，次行为‘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二句。末行字体略小，为‘口口二年二月十三日’诸字。二年上两字不甚明显，然隐约中尚可辨其为‘大顺’二字，首行次句之末，循其语势当为‘天’字。” 【地图驿栈】精心编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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