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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银德 汉代帝王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力量，使其拥有上乘的玉器。汉代帝王使用玉器的概貌可以从史料记载、大量遗址和陵墓出土的玉器实物窥其概貌。特别是河北两汉中山王墓群、广州南越王墓和徐州楚王墓群等大量诸侯王墓出土的众多玉器，绝大多数均由和田白玉或青白玉制成，虽然深埋地下二千多年，但几乎没有受浸，宛若新成。远远超越此前今人对汉代帝王玉器的认识。简略地说，汉代帝王用玉包括四个方面。 祭祀用玉 以玉事天地、诸神、先祖是玉最原始的作用。汉代也盛行祭天(地)敬祖，但祭玉并没有先秦时期的璧、琮、圭、璋、琥、璜等所谓六瑞。根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西汉时期祭祀上帝、天神太(泰)一用玉璧，《后汉书·祭祀志》注：“合祀神灵以璧琮。” 史书中大量立祠、祀神、封禅、祭祀的记载与考古出土的一些祭祀玉器是相吻合的。陕西华山脚下黄埔峪曾出土武帝起华阴集灵宫的玉圭、玉璧9件。山东荣成成山出土一组祭玉(A组)，由一件玉璧、一件玉璜和两件玉圭组成。应和《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始三年，武帝“幸琅邪礼日成山”有关。近年于甘肃礼县县城西北海拔约1700米的鸾亭山上，新发现了可能是西畴的祭祀遗址，祭祀天神中的最高神一吴天上帝。在一条东西长约20米的汉代半月形浅沟内清理出11套组合完整的玉器，共51件；器类有圭、璧、男女玉人等。 《汉书·武帝纪》说“祠常山，瘗玄玉”。元封元年汉武帝去泰山行封禅之礼，《汉书·郊祀志》记载“……有玉牒书，书秘。”汉长安城桂宫四号遗址中出土一件“玉牒”，根据“封坛泰山”和“新室昌”刻文，当为王莽拟封泰山的玉牒。这件王莽玉牒其实是以石代玉，刻字后又加填朱红色而成的。以此推测武帝封泰山玉牒形制大致应该相同。 两汉祭黄河、汉水等大川及诸祠都用玉璧、玉圭。武帝时塞黄河瓠子决口，投入白马、玉璧以祭水神。 汉代帝王祭先祖宗庙主要在陵庙进行，《后汉书·明帝纪》：“二年舂正月辛末，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绚屦以行事。”说明祭祀时帝王也要戴玉佩。西汉帝陵的地下瘗埋祭玉较为普遍。刘邦父亲太上皇刘惴万年陵曾出土墨绿色玉圭；汉景帝阳陵二号礼制建筑遗址出土数量较多的汉白石制作的素面圭及素面璧；茂陵白鹤馆遗址出土数量较多玉圭和玉璧；昭帝刘弗陵平陵发现东西向排列的成组玉器，每组中间均有一个玉璧，四周有七或八个玉圭围绕，玉圭尖朝向玉璧；汉成帝刘骛延陵也曾出土排列整齐的玉圭。 除了祭祀用玉，陵庙内还供陈一些皇帝生前使用的玉器。《汉书·张冯汲郑传》记载：“……其后人有盗高庙座前玉环，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文帝以为法当弃市罪太轻，要求以灭族论罪。可见汉代皇室对祖庙祭玉的高度重视。 礼仪用玉 论者往往将汉代的祭玉和礼玉归为一类，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用途仅为祭祀，是一次性使用。重祭不重玉，有很多甚至以石代替。器形较小，素面为主，即使有纹饰也粗糙不堪。后者重玉，且多次重复使用。虽然祭祀时也可使用，但更多使用于各种盛大的仪礼活动中，一般工料俱佳。 礼仪用玉最重要的当然是玉玺，虽然玉玺有实用功能，但因是权力的象征，是政权执政所持的凭信，所以也应是重要的礼仪用玉，《后汉书》即将其列入《礼仪志》。秦二世胡亥奉玺降轵道旁以待刘邦；文帝初立时太尉勃跪上天子玺。《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上所得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各一”。《后汉书-礼仪志下》记载东汉天子即位仪式上，“太尉升自阼阶，……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门掌兵以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剑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称万岁”。 东汉卫宏撰《汉宫旧仪》称汉代“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1968年9月，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乡狼家沟村汉高祖刘邦长陵西南发现“皇后之玺”玉印，印钮浮雕一只螭虎；南越王墓也出土覆斗钮“帝印”玉印，这是今人目前所见为数不多的帝王玉玺。 汉代帝王的冕冠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东汉时期还佩双印，即今人称之为“玉刚(严)卯”。皇后舆服最重要部分是簪珥等，“皇后谒庙服……假结，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柱枝相缪……”江苏徐州土山东汉彭城王后墓出土玉耳坠，由玛瑙，玉石管，红宝石三部分构成，以金丝串连。 汉代诸侯王朝每年都要朝觐，即春朝秋请。其中奉皮荐玉璧是法见，也是最郑重的一次。东汉朝贺奉璧例由少府发给。桓帝将纳梁冀妹，《后汉书·皇后纪》载“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纳采月鹰璧乘马束帛。”但是迄今仅出土过凤鸟纹玉璧，或即为此纳聘之雁璧。 白玉璧当时无疑最珍贵，帝王在重要场合也往往礼送“白璧一双”。如“鸿门宴”中刘邦送项羽白璧一双；《汉书·南粤传》记载南越王赵佗进献文帝的物品中，第一项就是“献白璧一双”。到了东汉玄璧就已非常珍贵，曹操曾以黄金和玄璧从南匈奴赎回蔡邕之女蔡琰。西汉中期以后还出现出廓玉璧，如满城西汉墓、定县中山简王刘焉墓和中山穆王刘畅墓都曾出土出廓玉璧，在璧外缘局部透雕龙凤螭虎等动物图案，有些还雕刻“宜子孙”等吉语。 汉代有帝王戴玉佩、皇子佩玉环的记载。玉佩分为组玉佩和单体玉佩。独立佩戴的单体玉佩包括玉壁、环、蝉形佩、鞣形佩、千姿百态的龙形佩等。组玉佩由多个单体玉佩组合而成，每套组玉佩中单体玉佩的形制、数量也不完全相同。南越王赵佗墓中共出土组玉佩11套，数量之多在已发掘的诸侯王墓中首届一指。墓主佩戴的组玉佩由32件多种质料的饰品组成，其中以玉璧、玉璜、玉套环、玉人、玉珠、壶形玉佩、兽首形玉饰等为主，还有金珠、玻璃珠、煤精珠等多种质料的佩饰，这套组玉佩是目前所见汉代玉佩中最为华丽、组合最为复杂的一套。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璜近90件，玉质精良，雕琢工艺精湛，应属楚王生前的佩玉，惜因盗扰散乱，不能复原。中山王后窦绾玉衣内的玉组佩包括玉舞人、玉蝉、玉瓶形饰、玉花蕊形饰、联珠形玉饰及水晶、玛瑙和石质的珠子。西汉中期以后，多璜组合的组玉佩逐渐演变为以珠、管及各种材质的动物串饰为主，已由礼仪转化为装饰功能。 陈设玉器也可以看着礼议用玉的一部分。《汉书·西域传·赞》记载汉武帝陈设随和珠、和氏璧等稀世珍宝向西域诸国使者炫耀汉帝国的强盛，宣帝更是建四宝祠将其奉若神明。陈设礼仪玉器还有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不具有实用功能但异常华美的玉戈、玉稍，河南永城栖山梁王墓出土的玉钺等。 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跽坐玉人，宣帝杜陵园“石室朝神宫”出土圆雕双联女性玉人，汉元帝渭陵陵园内出土的玉俑头，应该都是寝庙内的陈设玉器。 动物造型的圆雕玉器是汉代帝王陈设玉器中的精品力作，无论玉材还是工艺都代表了汉代玉雕的最高水平。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一件青玉熊，狮子山楚王墓出土2件青色大理岩玉豹，汉元帝渭陵陵园内出土的白玉圆雕羽人骑天马、圆雕玉熊、圆雕玉鹰、圆雕走姿蹲姿玉辟邪等，均采用圆雕和局部线雕相结合的手法，线条圆润洗炼，表情憨态可掬。 河北定县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四胜，以四块玉片拼成，其上雕刻东王公、西王母、神鸟、羽人、麒麟、鹿、龟蛇和熊等。过去认为是屏风，近年学者指出应为玉胜，其说甚是。 生活(装饰)用玉 汉代帝王在日常生活中也较多使用玉器。玉制器皿中以酒具量多质佳。公元前198年，汉高祖刘邦在未央宫“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刘邦所奉玉卮虽不可见，但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卮可以让今人领略到帝王玉卮的华美，同时出土的还有兽面纹高足杯、青玉素面高足杯、玉耳杯等玉酒具共4件。2010年陕西咸阳杜陵宣帝庙出土玉高足杯3件，均以新疆和田玉雕琢，每件玉杯口沿和腹部雕琢出9圈凹弦纹，其中两件杯体分别镶二道金箍高足杯、四道金箍高足杯。汉代帝王的玉制酒具还有玉角形杯、镶玉铜卮和镶玉盖杯等。 南越王赵昧墓出土一件最为精巧、复杂的高足杯，其结构全器由玉杯、玉杯托和铜承盘三部分组成，显然不是一般的实用器皿。汉武帝曾在建章宫内建神明台，《三辅黄图》卷三引《庙记》云：“祭仙人处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这件铜盘玉杯与记载中的武帝承云露玉杯基本相同。江苏扬州市老虎墩东汉墓出土辟邪形玉壶，和田青白玉质，器作辟邪跪坐状，头顶圆口置环纽银盖。显然也不是一般的容器，可能也是盛玉屑、灵丹等长生药类的器具。 帝王日常生活中束腰带扣或带钩多以玉为之。湖南长沙咸家湖陡璧山曹女巽墓出土一对云驼纹白玉带扣及固定在腰带上的12枚玉贝，便是帝王玉带扣中的典型。而玉带钩在构造上可分为两类：一类由整块玉料雕琢而成，如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双龙玉带钩；另一类由多节玉件、当中贯穿铁条而成，如南越王墓所出的一件，由8节组成，雕琢成龙、虎合体的形象。还有一类尺寸很小的佩钩，用于在腰带上钩挂器物。如窦绾墓左衣袖和玉衣腰部出土的白玉钩，徐州龟山楚王墓出土的水晶带钩等。 《西京杂记》记载“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拾遗记》载“(汉献)帝伤趾，后以绣拭血，刮玉钗以覆于疮，应手则愈。”如果记载不误，汉代帝后、妃用玉簪和玉钗。 《西京杂记》还记载“汉制：天子玉几”。“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使侍中执之，行幸以从。”《汉武洞冥记》记载汉武帝“设玄珉雕枕，刻黑玉，铜镂为日月云雷之状，亦日缕云枕。”如果这些记载真实，那么汉代帝王的生活用品包括亵器都以为之。 汉代帝王使用的钱币也以玉制作，河北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镶玉马蹄金4件。形若马蹄，以黄金制成，蹄顶面镶嵌白玉。 汉代帝王使用的乐器大多镶玉嵌金。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出土四件青玉瑟枘，正中浮雕一龙；中山王刘胜墓出土2件镶玉鎏金铜瑟枘，圆冒顶镶晶莹白玉，浮雕2蟠龙；徐州东洞山楚王后出土一件铜瑟枘，共镶嵌19颗黄色玛瑙和绿松石，装饰极其繁缛，色彩丰富璀璨。江都王墓还出土一套琉璃编磬，这在当时也是当作玉看待和使用的。 汉代特别是西汉早中期以玉饰剑为盛，帝王也不例外。有时还赏赐少数民族诸王。如《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宣帝赐呼韩邪“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广州南越王墓共出土五把装有玉具的铁剑，其中两把是四种玉饰齐备的玉具剑。墓内西耳室存放在漆盒内还有43件玉剑饰，其中剑首10件，剑格16件，剑璏9件，剑珌8件。狮子山楚王墓出土了近10套玉剑饰，其中一套白玉剑饰、一套碧玉剑饰虽然每套只有两件，但其白如凝脂、碧如晴岚，极为罕见。已发现的汉代诸侯王墓中，出土玉具剑较为普遍。 汉代帝王官殿建筑以玉为饰，极尽奢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韦昭曰：‘裁玉为璧，以当榱头。’司马彪曰：‘以璧为瓦当。’“《三辅黄图》说“宫之正门曰闾阖，高二十五丈，亦日璧门”，其“南有玉堂、璧门”。《汉书·外戚传下》“……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武帝茂陵附近出土一件特大兽面形四神玉铺首和一件琉璃璧。玉铺首高34.2。重10.6千克；琉璃璧直径23、重1.9千克。很显然这是茂陵建筑大门上的铺首。过去认为汉代虚词滥赋非信史，但是此发现证明前人言之不妄。 丧葬用玉 汉代帝王不仅生前玉不离身，死后也以大量的玉器随葬。迷信玉能保护尸体不朽。甚至创造出许多新的全部以玉制作的殓葬器具，并且制定严格的便用等级制度。 玉衣是汉代帝王和贵族的殓尸玉服，以金属丝或丝线将玉片连缀而成，也是我国最具特色的丧葬用玉。玉衣在古代文献中又称“玉柙”“玉匣”“珠玉衣”等。《后汉书·礼仪志》：“大丧……金缕玉柙如故事。”“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西京杂记》也记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镂为蛟龙鸾风龟龙之象，世谓之蛟龙玉匣。” 汉代玉衣依缕属质地可分为金缕、银缕、铜缕和丝缕玉衣。根据出土的玉衣资料，西汉编缀玉衣使用的缕属，尚未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但玉片的质量有高低优劣的差别。也有一些诸侯王如济北王刘宽使用的则是玉面罩——以各种不同形状玉片缝缀成人的额、颐、腮，颊、颔、耳片和鼻罩等形状，盖在死者脸上。东汉帝王使用玉衣缕属等级严格，但因优质玉材缺乏，一套玉衣往往使用优劣不同的两种玉材，甚至有使用大理石者。使用玉衣还同时使用玉枕、九窍塞、玉握等，其中口含以玉蝉、手握以玉猪为主。 玉棺是指表面或内而镶贴或镶嵌玉璧、玉板(片)的髹漆木棺。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出土玉棺一具，玉棺内壁由192块青玉版镶贴而成。镶贴玉板复原后棺内长2米、宽0.52米、高0.54米。1995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棺已散乱，棺木朽毁，剩下大量原来镶嵌在棺壁外面的玉片。复原后镶玉漆棺实际使用玉片的总数达2095片，两侧中间以五个饰玉璧的玉版组成对称图案，寓有《后汉书·天文志》所载的“五星如连珠，日月若合璧”之意。1971年河南永城保安山梁孝王刘武夫人墓出土玉版80多片，也是镶贴在玉棺上的玉板，惜整个玉棺已无法复原。 璧是汉代帝王殓葬不可或缺的玉器。汉代皇帝的丧车上装饰玉璧，如《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大行载车，……金龙首衔璧，垂五……”。汉代帝王殓葬使用玉璧的数量十分惊人：中山王刘胜使用玉璧25件，王后窦绾使用18件；巨野红土山昌邑王使用28件；南越王使用玉璧则多达71件，仅玉衣内外铺垫玉璧即达29件。这些玉璧多为颜色深浅不一的青玉制作，是专门用于丧葬的，也有学者认为就是“玄璧”。这些玉璧的纹饰有兽面(螭虎)纹、凤鸟纹、蒲纹、涡纹等，刻工精粗不一。 汉代玉器在使用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精神内涵。从愉神敬主、仪礼装饰、尸身不朽逐步向长生辟邪方向发展。汉代帝王用玉在数量、形制、玉材和工艺成就方面都达到了古代玉器的顶峰。魏晋承其余绪，已了无新意。上有所好，下必盛焉。汉代帝王崇玉导致社会合本逐末，徒耗资财，汉景帝于“(后元)三年春正月诏日：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生藏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汉书·景帝纪》)。东方朔也有《责和氏璧》、《玉杯》等讽辞，然而这毕竟不是时代的强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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