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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民[陵川状元]考（1）【转】
众所周知，宋、金、元之际是陵川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陵川共出了七名状元、九十余名进士。其中，七名状元分别是崔有孚、赵安时、赵安荣、武明甫、武天祐、李俊民和武天和，史称“陵川七状元”。
在陵川的七名状元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崔有孚二十五岁中状元，是最早的一个（北宋景祐年间）；赵安时、赵安荣是兄弟二人；武明甫、武天祐、武天和三人属叔侄关系，一家人（武明甫是叔，天祐、天和是侄）。而李俊民却是七状元中最特殊的一个，他并不是陵川人。
那么，李俊民究竟是哪里人？是怎样成为“陵川七状元”之一的？可有什么文字或实物凭证吗？
下面，我将根据自己所调查和掌握的资料，对这几个问题作出粗浅的探讨。其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笔者的水平有限，本文在叙述过程当中，有些地方难免缺乏应有的准确性和说服力。总之是，我将尽自己之所能，不妥之处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李俊民究竟是哪里人？
2002年1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音序本）第995页有这样一个辞条：
【李俊民】（1176—1260）金文学家。字用章，号鹤鸣老人，泽州晋城（今属山西）人。少习二程理学。承安间以经义举进士第一，弃官教授乡里，后隐居嵩山。金亡后，忽必烈召之不出。卒，赐谥庄靖。能诗文。其诗感伤时世动乱，颇多忧愤之音。有《庄靖集》。
很显然，李俊民是“泽州晋城”人，即现在的晋城市泽州县人。
又据《承安五年庚申四月十二日经义榜》（见《庄靖集·题登科记后》），榜列当年举经义进士名单，共三十三人，李俊民“以经义举进士第一”。该榜文是这样记载的：
李俊民，字用章，年二十五，泽州晋城。
另外，与李俊民同年及经义进士第的还有一位陵川人，榜文是这样记载的：
赵宇，字公定，年二十八，泽州陵川。
由此进一步可知，晋城与陵川在当时的确是分属泽州的两个县，在行政区域上没有存在过任何瓜葛。
1985年晋东南地区分而为长治、晋城两市后，编写的《晋城县志》载其为晋城(今泽州县)
崔庄人，与《庄靖集》所云一致。然，该修《晋城县志》在记载李俊民时出现了三处较大的错误，应予更正：1、李俊民的出生时间应为1176年，而不是1177年。1984年由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山西历史人物传》又记为1175年，亦误。李俊民状元及第时，“年二十五”，金“承安五年庚申”，公元为1200年，古时以干支纪年，依次推之，李俊民当出生于金大定十六年丙申，即公元1176年。2、李俊民系唐高祖渊第二十二子“韩王元嘉”之后，而非“恭王元嘉”。3、李俊民系之才之子，故应为兄弟三人，俊民最小，而非“兄弟六人，俊民最小”。所谓“六人”者，当是之邵之孙、楫之子也，而非之才。
所以，确切地说，李俊民是泽州晋城（今晋城市泽州县）崔庄人，系唐高祖渊第二十二子韩王元嘉之后。父名之才，生有三子：植、构和俊民，以俊民为最小。
二、李俊民是怎样成为“陵川七状元”之一的呢？
李俊民是泽州晋城（今晋城市泽州县）崔庄人，金承安五年（1200年）庚申四月十二日经义榜也分明标其为“泽州晋城”人。那么，他又是怎样成为“陵川七状元”之一的呢？
从某个角度说，这似乎是一个较为沉重的话题，因为这恐怕涉及到泽州和陵川两县人民的感情问题。泽州县人可能会说：李俊民分明就是我们泽州人，怎么后来又成了陵川的呢？陵川人则会说：我们始终没有否认李俊民是泽州人,可他的确是“陵川七状元”之一啊！我们不仅有数百年来的文字记载，还有许多的实物凭证，难道这些还会有假吗？
我们不妨再换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李俊民是泽州人，是泽州状元，这是历史事实；同时，李俊民也是“陵川七状元”之一，这也是历史事实。这样考虑的话，于泽州何损？于陵川又何损？毕竟，李俊民与陵川的渊源也太深了。
１、先从李俊民的身世说开去。
据李俊民于癸卯年(即1243年,时68岁)自撰的《李氏家谱》可知：李俊民确系唐高祖渊第二十二子韩王李元嘉的后裔。“武氏盗国，宗室潜谋恢复，事露，皆被害。”唐中宗在位时，武则天临朝称制，时任泽州刺史的李元嘉响应中宗之诏，图谋起兵反武，谋泄，被武后逼令自杀。元嘉的子孙深感祸及家门，则纷纷逃散至晋城、高平、陵川等地。逃至陵川的一支当时便避居于“距邑东北偏五里许”的姚庄。姚庄，后改称尧庄，以取“上古唐尧盛世”之意，尧庄之名也沿袭至今。陵川民间现在尚有唐高祖李渊便是陵川尧庄人一说（自然是讹传），其因便缘于此。1985年时，尧庄尚有李氏祠堂四处，另外北关村有一处，共五处。遗憾的是，今年7月初笔者到达尧庄时，李家祠堂独剩一处且年久失修了，北关村的一处也业已不存。
在《陵川县志·人物》中，记载的李氏第一个人是李大节：
李大节，北宋陵川人，唐高祖第二十二子韩王元嘉的后裔。志尚高洁，为当代所推崇。生平研习《春秋》、《毛诗》，对天文地理尤为精通。孙李异，曾受学于大愚公，著有《切韵门庭》。
李氏向为陵川望族，李异子李森、李林，孙李晏、李曼及曾孙李仲略、李顺、李仲立皆中进士，俱以文章称著国内。
李异时曾一度迁至高平，李顺时又从高平迁陵川。李氏祠堂在陵川尧庄、北关。
其中提到的李晏是熙宗皇统六年（1146年）经义科进士，是世宗大定年间名臣，为官刚正不阿，屡获嘉奖。李晏告老还乡后，章宗又先后任命其子李仲略为晋城令、泽州刺史，其意即是让他能够就近侍父。李仲略是大定十九年（1179年）进士，曾是李俊民的父母官，按照王云鹏老先生的话说：“在宗法制度十分盛行的封建社会，李俊民必定会与李晏、特别是李晏之子李仲略有频繁的交往。李仲略的胞弟李顺被封为陵川男，又注籍陵川，李俊民与他的关系一定也很亲近。至于李俊民到尧庄寻宗问祖，自然是情理中事。”
２、李俊民的生平究竟如何？
关于李俊民的生平，恐怕我们再也无法从《庄靖先生年谱》中去读得一清二楚了。从去年初春到现在，一年多时间过去了，为了找到李俊民的年谱，我该托的人托了，该跑的路我也跑了，迄今仍无结果。所以，我只能从自己搜集到的零散的资料中，小心翼翼地去追寻他当年所走过的足迹。
金世宗大定十六年丙申(1176年)，李俊民生于晋城县崔庄。是年1岁。
金章宗承安五年庚申(1200年)四月，以经义举进士第一，即得中状元。是年25岁。
金宣宗贞祐三年乙亥(1215年)七月，南迁至河南福昌县侨居。〔后又至嵩山、怀州（今河南沁阳）等地隐居。〕是年40岁。
宋理宗淳祐三年癸卯(1243年)四月初一日，有《李氏家谱》。是年68岁。
蒙古定宗二年(宋理宗淳祐七年)丁未(1247年)八月二十二日，在陵川西溪自书自撰碑文《重修真泽庙记》。是年72岁。
蒙古宪宗三年癸丑(1253年)
初，经刘秉忠推荐，被皇弟忽必烈召见，并欲授以官职，李俊民以“年事已高”婉绝；五月，复召之，并留他在藩邸住了两个月，至七月十二日，才许他辞归，并赐号他为“庄静先生”。同年秋，忽必烈复召之，因李俊民“求归心切”，并未多作停留，正如《晋城县志·李俊民传》所言：忽必烈则下令怀州（今河南沁阳县）、孟州（今河南孟县）和泽州（今晋城市）三州长官对李俊民的衣食起居“一切所需，以时奉赡”，而且要求三州长官定期拜见，“勿忘敬礼”，并对李俊民的缺嗣无后问题，进行了安排，令李仲修（李俊民之侄）为李俊民的直系继承人。是年，李俊民78岁。
蒙古宪宗四年甲寅(1254年)
五月二十七日，忽必烈派人至泽州，请李俊民向他推荐人才，李俊民依之。同年七月二十日，忽必烈再派人至泽州示曰：“庄靖先生呈本州见有进修学业的刘璋、张贤、张大椿、申天佑等，乞劝奖事，准呈。”是年，李俊民79岁。
从李俊民25岁得中状元开始，到甲戌兵火的第二年40岁，其间的15年时间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朝做官阶段，初为应奉翰林文字，后又做沁水县令、长平佥事（一说“沁水县令兼长平佥事”），再后擢为朝请大夫，可是他恶于应酬，漠于为官；一是返乡办学阶段，陵川郝经在《宋两先生祠堂记》中说：“泰和中，鹤鸣先生俊民得先生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可见他在晋城兴办教育是很有成就的。
（未完待续）
李俊民[陵川状元]考（2）2007-03-05
17:41甲戌兵火，泽州被蒙古军队攻占，时年39岁的李俊民亲历了家乡百姓遭受战争抢掠之苦，教育事业也难以维系，遂于次年七月开始躲避兵火，侨居或隐居于嵩山等地。
“金源南迁，隐于嵩山，后徙怀州（今河南沁阳），俄复隐于西山。”（《元史·窦默李俊民附》）
“弃官教授，南迁后隐于嵩山。”（《山西通志》）
“南迁后，隐于嵩山，自号鹤鸣道人。”（纪昀《庄靖集·提要》）
“遂于次年秋七月，南迁至河南省福昌县侨居。后又至嵩山、怀州（今河南沁阳）等地隐居。”（《晋城县志·李俊民传》）
“弃官教授乡里，后隐居嵩山。”(《辞海》第99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宣宗贞祐二年(1214)南渡黄河，隐于嵩山。”（吴庚舜《李俊民》）
“遂于次年七月迁至河南省福昌县，后又至嵩山、怀州（今河南沁阳）等地隐居。”（秦海轩《程颢兴乡学与李俊民办教育》,载于《政协论坛》2002年第4期）
以上资料，未必完全准确，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无可异议的：那就是都提到了嵩山。嵩山，真是个教人魂牵梦绕的地方。可是，这个“嵩山”究竟指的是哪一个嵩山呢？
在《陵川县志·李俊民传》（第十一修）中，关于李俊民避兵之事则是这样记载的：
“金源南迁，避兵于本县嵩山。后迁于怀州，再后隐居西山。”
在该修县志的《大事记》中又有这样的记载：
“元光二年（1223年），蒙古成吉思汗大将木华黎（本人三月时已病死）的军队攻破陵川。”
甲戌兵火是1214年，李俊民39岁，至1223年木华黎攻破陵川时李俊民48岁，其间相隔整整九年。也就是说，由于陵川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在甲戌兵火的1214年，蒙古军队虽攻破并占领了泽州，但至1223年的这九年中间，战争的烽烟并未燃烧到陵川境内，此时的陵川仍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同时，与李俊民同宗同族的李氏在陵川不仅是一大望族，而与其同辈的李曼、李晏，长辈李森、李林以及侄辈李仲立、李仲略、李顺等还有不少都家居陵川。所以，无论是从当时陵川相对和平的客观环境上，还是从李氏宗族的血脉情缘上，李俊民避兵于陵川嵩山，不是没有可能的。基于这样的理由，我无法肯定上面其它资料所提到的嵩山就是河南嵩山，更没有充分的依据去否定《陵川县志·李俊民传》中所记载的“金源南迁，避兵于本县嵩山”的正确性。而在李俊民“后迁于怀州，再后隐居西山（等地）”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陵川县地名录》（1985年10月版）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照录如下：
“松山大队 在冶头东北2.5公里处。原名嵩山，后因村庄周围的山坡上松林茂密，遂改名为松山。考县志，金末状元李俊民曾避兵于此。为独村大队。有居民204人，耕地583亩。”
陵川本就“民淳俗厚，表里河山”，加之“群峰”、“列嶂”、“万古青苍”，迄至1985年时，才有居民204人，不过40户左右人家，十三世纪初期的嵩山村能有多少人、多少人家？可想而知，当时的嵩山也的确不失为一个避兵的绝好去处。
李俊民在嵩山避兵住了多长时间，迁到怀州、再后迁到西山又分别住了有多长时间，我们无从、在这里也无需去详考。但我们必须清楚：李俊民是何时离开西山的？离开西山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元史》的编纂非常仓促或者说有缺陷，这是史学界所共知的。李俊民值甲戌兵火之后，因其“恶于应酬”、“漠于为官”，于是为了躲开忽必烈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召请为官，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性格特点的隐居之路。所以在编纂《元史》时，对于李俊民的生平事迹并未像其他的历史名人一样，能够搜集到更多的资料，去作出一个详尽的记载。所以在《元史》中，没有专门的李俊民传，而只是在为窦默（字汉卿）作传时，因为元世祖忽必烈的“朕求贤三十年，惟得窦汉卿及李俊民二人”一句话，才在《窦默传》之末尾，将李俊民附了进去，只有187个字，不妨照录以证其实：
李俊民，字用章，泽州人。得河南程氏传受之学。金承安中，举进士第一，应奉翰林文字。未几，弃官不仕，以所学教授乡里，从之者甚盛，至有不远千里而来者。金源南迁，隐于嵩山，后徙怀州，俄复隐于西山。既而变起仓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时，隐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极》数。时之知数者，无出刘秉忠之右，亦自以为弗及也。世祖在潜籓，以安车召之，延访无虚日。遽乞还山，世祖重违其意，遣中贵人护送之。又尝令张仲一问以祯祥，及即位，其言皆验。而俊民已死，赐谥庄静先生。
从中我们无法获取其何时离开西山的丝毫线索。
于是继续从《元史》中查找在《庄靖集》里李俊民文中经常提到的泽州长官段正卿的资料，略有所获：
段直，字正卿，泽州晋城人。至元十一年，河北、河东、山东盗贼充斥，直聚其乡党族属，结垒自保。世祖命大将略地晋城，直以其众归之，幕府承制，署直潞州元帅府右监军。其后论功行赏，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为泽州长官。泽民多避兵未还者，直命籍其田庐于亲戚邻人之户，且约曰：“俟业主至，当析而归之。”逃民闻之，多来还者，命归其田庐如约，民得安业。素无产者，则出粟赈之；为他郡所俘掠者，出财购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而瘗之。未几，泽为乐土。大修孔子庙，割田千亩，置书万卷，迎儒士李俊民为师，以招延四方来学者。不五六年，学之士子，以通经被选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朝廷特命提举本州学校事，未拜而卒。
这段文字所提供的时间“至元十一年”显然是错的，因为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一年，是公元1274年，而李俊民在元世祖中统元年（宋理宗景定元年），即1260年，就已经谢世了。但后面的文字却起码让我们知道，李俊民是段正卿迎请到泽州，出山重新“教授乡曲”的，“故先生（程颢）之学复盛”，所以“不五六年，学之士子，以通经被选者，百二十有二人”，可见其教授成效之著。
在这里，“不五六年”四个字是非常值得加以注意的，它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在出山重新“教授乡曲”之后，很可能不过五六年时间。还有一点就是，他在撰写《李氏家谱》时是68岁，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甲戌兵火值甲午二十馀年间，皆物故矣”，也就是说甲戌兵火整整持续了二十年（至甲午），而他的出山只能是在甲戌兵火之后，甲午年应是59岁，出山则是60岁以后的事，加上“教授乡曲”的五六年时间，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可能还有多少精力去继续“教授乡曲”吗？我们可想而知。
那么，隐居了二十余年，又“教授乡曲”五六年，已经年近古稀的李俊民，是怎样、又是在哪里度过其后来的十多年余生的呢？
答案很简单：寓居陵川嵩山，但偶尔也到当时泽州的晋城等县走走。
我们无法排除李俊民甲戌兵火之后曾经隐居河南嵩山的可能性，或者说在甲戌兵火之后，事实上他的确就在河南嵩山隐居过一段时间，但他的晚年却是在陵川度过的，而且是在陵川的嵩山村。
在《陵川县志·李俊民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晚年隐居陵川，《重修真泽庙记》碑是他72岁那年在西溪自撰自书的。
“晚年隐居陵川”，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下面还有相关论证），《重修真泽庙记》碑上面已经提到过，现存于陵川西溪真泽庙内，且保存完好，即是县志中所说的“是他在72岁那年在西溪自撰自书的”，该碑的最后落款是：
鹤鸣老人撰
时岁次丁未八月二十二日癸卯前进士李俊民书丹
据笔者调查访问所知，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李俊民自撰自书的唯一的一通碑，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文物。而该碑并未被收入当时的《庄靖集》中，至于补入之事，笔者也就当仁不让了。
李俊民《庄靖集》中收入的《陵川县重修庙学疏》、《崇安寺重修山门上梁文》（均见于《庄靖集》卷之十）两文，文后亦无确切撰写时间。
以上三文均出于李俊民之手，当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在《陵川县志·李俊民传》中提到他“晚年隐居陵川，《重修真泽庙记》碑是他72岁那年在西溪自撰自书的”之后，紧接着还有一句话非常重要，那就是：
逝世后，世祖赐谥庄靖。
３、李俊民逝世之谜。
李俊民于金世宗大定十六年丙申(1176年)生于泽州崔庄，卒于元世祖中统元年庚申（即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
高寿85岁。考《晋城县志·李俊民传》，其中并没有提到李俊民是在哪里逝世的。其它资料也无其逝世的相关记载，包括《元史》在内，最多也只在最后说了一句“卒谥庄靖先生”。而唯独在《山西历史人物传》中，有这样一句话：
景定元年（1260年）死于嵩山，赐谥庄靖先生。
先撇开“庄靖先生”四个字不说，李俊民之“谥”本身就是个问题（下面将专门叙及之）。“景定元年（1260年）死于嵩山”，死于哪个嵩山？河南嵩山？陵川嵩山？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李俊民隐居陵川时已是古稀之年，卒年85岁，以其85岁的高龄，凭藉当时的交通条件特别是交通工具，再到河南嵩山去，根本就是没有可能的事，这是其一；其二，从《陵川县志·李俊民传》记载的内容看，虽简约却颇合情理，即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两句话，连起来就非常明白了：
晚年隐居陵川，《重修真泽庙记》碑是他72岁那年在西溪自撰自书的。逝世后，世祖赐谥庄靖。
这样联系起来去考虑的话，就不难得出结论了：李俊民是逝世于陵川的。笔者就这个问题，也访问过不少前辈和老者。直至现在，在陵川和陵川嵩山村的上了年纪的人中间，也都有这一说法。史学界有这样一句话：“口碑资料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之一”，正因为如此，有人说李俊民中年时期曾隐居于河南嵩山，年老之后隐居陵川嵩山，是出于一种怀旧心理，对于这种说法，在无确切史料证实的情况下，谁能说不是合情合理的呢？
根据以上的论述，终于可以明白我们的先辈为什么要把李俊民列为陵川状元，使之成为“陵川七状元”之一了。同时，也使我们更清楚了我们的先辈对文人、对文化是怎样的一种尊重，又是怎样的一种崇敬。
（未完待续）
李俊民[陵川状元]考（3）2007-03-05 17:45三、与李俊民有关的建筑和诗文
陵川实在是个神奇的地方。在陵川，曾经有过不少关于“七状元”的建筑和专门祭祀“七状元”的地方。在县城东南五里许有一座大山，叫菊巘山（山上原有一座规模颇大的龙王庙，故俗称龙王山），山上原有一座高十二层、呈六角形的塔，系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陵川县令王宏远创建，起因是王宏远在任时,
见陵川文风委靡, 创建此塔,
以图振兴，王宏远之弟王封[氵荥]撰文立碑，名之曰“王公卓笔峰”，现碑亭已不存，但该碑还保存完好。菊巘山脉蜿蜒而西，至县城的狮口处，依次有两座渐次于菊巘山的山峰，都叫状元峰，因为有两座，所以也合而称之为“双状元峰”，而且原来每座峰上都建有一座塔，人称状元塔。离县城最近的一座状元峰，距原来的陵川县城约里许，即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南岭（俗称小塔岭），南岭上面的状元塔，高六层（一说三层），亦呈六角形。可惜的是，这三座塔在民国三十二年时(1943年)均被毁于日本侵略军之手。
第八修《陵川县志》所绘的陵川古城图中标注的状元峰，即是最小的一座，从图中看到的该座状元塔，塔高六层。在这座状元峰下，原有一座专门为祭祀陵川“七状元”而修建的祠堂，即名“七状元祠”，第六修《陵川县志》有这样的记载：
七状元祠：在状元峰下。祀宋崔有孚，金武明甫、武天祐、武天和、赵安时、赵安荣，郡人李俊民。
“郡人李俊民”，在李俊民的名子前面冠了“郡人”两个字，也就是说，我们始终都是承认李俊民是泽州人的，只是因为他在陵川住的时间太久了，对陵川影响很大，我们有理由把他与陵川的其他六名状元并列而祭祀之。
陵川旧志即载有一位名叫姚德亮的前人写的一首题为《过七状元祠有感》的七律诗：
过七状元祠有感
事过中原问去因，状元名号七前人。
独夸虎榜先多士，并占鳌头利用宾。
一邑金元乘际会，百年乡国叹殊伦。
闲寻祠庙空山下，若个连茹接凤麟。
清代的石鹓翥（湘潭人）所作的《陵川吊庄静先生》五言古诗，分明就把笔者该文的论点叙述得清清楚楚，录之如下：
陵川吊庄静先生
丹川七才子，先生乃翘楚。高才卓尔雄，早年驰艺圃。
蔡州已沦亡，不肯事蒙古。避迹空山中，浮云视簪组。
嵩岭空蕨薇，荒坟已宿莽。何处荐苹繁？落日空延伫。
在这一点上，清代傅弼（字筑岩，陵川人）的见识也与之相同，他在自己的《陵川赋》中有这样一段话：
寓贤之磊落，则有如元好问比黄公苏子，申环金拟璞玉良琼。路尚书称品齐包拯，李状元号庄靖先生。清直无如宋董沔，教化谁匹魏继隆？捍卫莫若元张黼，勤政首推明任通。天非循吏名宦之卓异者乎？通真子风雨立化，乐真人跨鹤上升。珍讲王禅机洞晓，都进士医政独矜。夫非技术方外之奇谲者乎？
他把李俊民列入陵川之“寓贤”，说“李状元号庄靖先生”，也充分证明李并非陵川人，而是寓居陵川的贤人之一。
关于两座状元峰，古代文人多有吟咏，此录两首见示：
双状元峰
严炳元归安人
七子金貂七叶荣，一家更占两魁名。
兹峰留得芳馨在，山鸟喧传胪唱声。
双状元峰
韩 彬前 人
山城匼匝绕崇墉，双乳中撑剑气冲。
七子钓鳌三岛外，至今争说状元峰。
很显然，“七子金貂七叶荣”、“七子钓鳌三岛外”之句，无疑都指的是陵川“七状元”，而李俊民正是我们所说的陵川“七状元”之一。
王云鹏老先生说：“过去县城的文庙和会馆，都敬有陵川七状元的位牌”，这些都足以证明李俊民与陵川的关系确是有着极深渊源的。
四、也许是题外的话
1、忽必烈给李俊民的赐号，一说是庄静先生，一说是庄靖先生，一说是李俊民生前赐的，一说是李俊民卒后赐的。依笔者之见，当是忽必烈于蒙古宪宗三年癸丑(1253年，时李俊民78岁)五月召之、留他在藩邸住了两个月后的七月十二日许他辞归时赐的，并且是“庄静先生”四个字,而非“庄靖先生”。《晋城县志·李俊民传》中对此所记甚详，只是也记作了“赐他号为‘庄靖先生’”；《元史》中虽记作“庄静先生”，前面却加了“卒谥”两个字，误。一般地讲，卒谥多为两个字，是皇帝根据死者一生的事迹赐给王侯、贵族、大臣们的称号。而忽必烈此时只是以皇弟（宪宗的弟弟）的身份开府于金莲川，他赐给李俊民的号是四个字，并且尊称之为“先生”，由是可见。至于后世因何改“静”为“靖”字，“静”与“靖”有通意，其它原因则不得而知。
2、《晋城县志·李俊民传》说，李俊民“幼时在河南学习程氏理学”，似为主观臆断，《元史》中所言李俊民“得河南程氏传受之学”，应以此说视为可信。因为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河南洛阳人）于1067年任晋城县令时，在任的三年当中，最突出的政绩就是办乡学、兴教育，他是北宋时期程朱理学的奠基人，程氏理学在晋城及其周边地区都是相当普及的，不存在李俊民到河南学习程氏理学的必要。
3、该文旨在考证李俊民被列为“陵川七状元”之一的历史原因及其有关的生平事迹，而绝无与现在的泽州县争不争状元的意思，所以该文首先提出并予以证明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李俊民究竟是哪里人”。李俊民也曾做过沁水县令、长平佥事，并没有在陵川做过官，也在其它地方侨居或隐居过，而为什么又独被称为陵川状元，其理由何在？这也正是该文的中心议题。
4、一代大家元好问，从14岁起即就学于陵川郝经之祖父郝天挺门下，时间长达6年之久，而并未被列入《陵川县志》的历史人物篇，这不是陵川人知趣，而是陵川人在编修县志时的一大缺憾。
5、陵川郝经数百年来都被江苏仪征列为当地的历史名人，是仪征“三贤祠”中供奉的“三贤”之一；河北保定也同样把郝经列为当地的历史名人，保定的“二贤祠”、“三贤书院”，郝经都在列其中，霸州则更甚，把郝经列为当地的第一历史名人，这些都是很开明的做法，他们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值得赞赏和需要我们学习的。
总而言之，历史文化人物是有地域性的，这是客观的存在，但历史文化是没有地域性的，也不应该有地域性。因为，文化传承的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更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民族的精神，也更应该成为世界的、人类的一种精神，但最重要的，首先是我们的精神。
2004.08.23午时落笔于清荷斋中
值得陵川人永远纪念的12位县令和1位县丞2007-03-04
18:20值得陵川人永远纪念的12位县令和1位县丞
陵川史料，从记载第一位县令——唐·崔琛，到清朝的最后一位县令——李锡金，共记载了185位县令（不包括失载的）。其中唐1位，宋9位，金3位，元26位，明68位，清78位。然而，能够让陵川老百姓象神明一样把他们的名字请进明宦祠进行敬奉的，却只有13位（包括1位县丞），我们应当对他们有所了解。他们的名字是：
唐 崔琛
宋 吕由庚 董沔
金 田居敬 魏致隆
元 张黼
明 孙磐
袁淮 孙绍先 杨时盛
王肇生
清 胡拱枢（县丞） 孙必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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