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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玛托娃，1889年6月23日出生于乌克兰小镇敖德萨，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她以爱情诗见长，同时也充满人文精神，以其宽广之爱，使得她的作品始终与人民同在。茨维塔耶娃称她为“缪斯中最美的缪斯”，曼德尔施塔姆则赞誉“目前她的诗歌已经快要成为俄罗斯之所以伟大的象征之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是一名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在读大学生，从校图书馆借到了一本索柯洛夫主编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诗歌》。于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阿赫玛托娃和“白银时代”其他诗人的作品。此前，我所知道的俄罗斯诗人，大约只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为数甚少的几人，也根本不知道存在着所谓“白银时代”、“阿克梅主义”那样的专有名词。当时，仅凭对阿赫玛托娃的一小部分抒情诗的阅读，我就已折服于她那清丽的诗句，幽婉的情感和出色的想象力。后来，我考上飞 白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外国诗歌史，这就有了进一步深入研究阿赫玛托娃和“白银时代”诗歌的可能性。攻读学位期间，我试译了一部分那个时代诗人的作品。若干年以后，我对它们作了局部性的修改，结集为《俄国象征派诗选》和《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分别交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自一九八八年以后，我虽说经历了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等身份的变更和在杭州、宁波、武汉与北京等地之间的迁移，对诗歌的爱好以及对阿赫玛托娃的崇敬却一直保留在内心深处。 在整个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群中，撇开他们各自的诗歌成就不说，仅以性格与为人而言，相比茨维塔耶娃、曼杰什坦姆、吉皮乌斯等在性格上有一定偏执倾向的诗人，我个人比较偏爱阿赫玛托娃。这种喜爱一部分与她天才的创作有关，另一部分则来自我对她的生活的认识。她生活在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但保持了一种和谐的健康心态，历经苦难却从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面对诗歌与生活之间时而出现的两难困惑，总是依循情感和人性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一切都让我发自心底地钦佩和向往，并引为自己的生活和写作的标尺。 不可否认，作为一名出色的抒情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创作具有很强的叙事性元素，它们的存在，增强了作品的日常性、生动性、可感性。诗人的这种创作风格与她的生活和生活态度密切相关。大略考察一下她的生平，我们便可发现，在平易、琐碎的底色下，潜伏着某种美丽、温柔、坚韧、顽强集为一体的个性。阿赫玛托娃一直努力做一个平凡的人，为了做一个好妻子，甘愿为日常生活而尝试放弃自己的诗歌天才；为了做一个好母亲（保住身陷囹圄的儿子的性命），不惜委曲求全，违心地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行；为了做一个好公民，放弃了爱情与舒适的物质生活，留在了祖国。凡此种种，需要她付出极大的毅力与耐心，有时甚至是牺牲。就阿赫玛托娃的一生而言，她堪称完美地实现了平庸的日常生活与崇高的诗歌世界的神秘转换。 那么，阿赫玛托娃是怎样完成这一艰难的转换历程的呢？这是我，也是很多读者关心的问题。上个世纪末，我有幸获得了到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学校位于彼得堡着名的喀山大教堂附近，这一区域属于“白银时代”的文化中心之一。这样，造访“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安娜·阿赫玛托娃的纪念馆，自然被我列进了访学的计划之中。 一九九八年十月的一天，我终于造访了这个诗歌的圣地。 阿赫玛托娃纪念馆位于风光旖旎的喷泉河畔，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诗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正式开放。在其一生中，诗人曾因两个男人而入住彼得堡这座着名的喷泉屋――舍列梅捷耶夫宫。第一次，跟随第二位丈夫、亚述学专家希列依科寄居此地。第二次，则与自己的情人、艺术史家、文艺理论家普宁一家合住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喷泉屋是诗人命途多舛的一生的重要见证者。 纪念馆设在三楼，共分六个展览厅：第一个展厅，讲述的是阿赫玛托娃在皇村的生活和学习时期，诗人参与“野狗”俱乐部的活动情形。第二展厅的主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叙述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继而又更名为列宁格勒的历史变迁，其中穿插了勃洛克的病逝和古米廖夫的被枪杀的事件。第三展厅，“安魂曲”时代，叙述的是诗人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诗人在这间屋子里创作了《安魂曲》。在斯大林主义肆虐的时代，根本无法设想这首诗的公开发表，它甚至连手稿都没有，只能在诗人和她的少数亲友中间靠记忆背诵、口口相传得以存留。因此，这一展厅既没有照片，没有存放《安魂曲》所歌吟的那些人的资料，也没有记载这部作品的传诵者的姓名。第四展厅，主要汇集了与同时代人的回忆和纪念有关的物品，其中有古米廖夫、曼杰什坦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皮里尼亚克和布尔加科夫等人的照片和相关资料；第五展厅原本是阿赫玛托娃的卧室。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有将近两年半的时间，诗人在这间只有一个窗子的房间里生活和写作。她的一些私人物品，其中有圣母像，莫迪利阿尼的画像，一张呢面折叠式方桌（有一段时间，它既是她的写字台，又是她的饭桌）；第六展厅，记录诗人写作《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时期，它展示的是阿赫玛托娃的一曲天鹅绝唱，或者说是这幕“悲剧芭蕾”的谢幕演出。 在浏览了所有展厅以后，我回到了第三展厅，管理员塔玛拉热情地向我推荐阿赫玛托娃的原声录音。能够在诗人生活过的地方，听到她本人的朗诵录音，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幸运。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我在一把稍显陈旧的沙发椅上坐定后，房间里便响起了深沉、缓慢的声音，……或许是经历了太多苦难的缘故，面对死神，诗人显得出人意料地平静： 我要连根拔除记忆， 我要让心儿变做石头， 我要重新学习生活。 …… 你迟早都要来――何必不趁现在？ 我一直在等你――过得很艰难。 我吹灭了蜡烛，为你把门打开， 你是那样的普通又神奇。 这是诗人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的片断。它写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也就是令俄罗斯人不堪回首的大清洗时代。当时，为了保存这部作品，诗人不得已像生活在荷马时代一样，写完某些片段，便给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诵，然后由后者背诵，在脑子里“存盘”，再毁弃手稿。因此，在很长一个时间里，《安魂曲》成了一部只在民间流传的作品，直到一九八七年它们才得以全文发表在《十月》杂志上。 这组诗歌不仅是一部关于自己的命运、自己儿子的命运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关于整个民族背负十字架的苦难的作品。在这首诗中，阿赫玛托娃不仅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母亲，而且是整个俄罗斯母亲的代表，诗人自觉地意识到了圣母玛丽亚的苦难――献出自己的独子的沉痛。当堕落的天使们齐声赞美那个伟大时刻的时候，她的声音虽然低沉，却是人道主义的精神在恐怖时代发出的最强音。 当听完阿赫玛托娃的朗诵以后，我告诉管理员塔玛拉，我对阿赫玛托娃在面对死亡时所表现的从容不迫感到十分诧异和钦敬。塔玛拉的回答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只是淡淡地说道：“在俄罗斯，信徒们面对死亡都十分平静，因为死对于他们不过是另一种开始。”塔玛拉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震撼，片刻间，我有了醍醐灌顶般的彻悟：一个有信仰的人是永生不朽的，哪怕是身在地狱，也割不断他（她）与天堂的联系。 回国至今已有五年，但走访阿赫玛托娃纪念馆那一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诗人的声音还时常在耳畔响起。记得阿赫玛托娃曾在一首诗中描述缪斯来临的情景： 呵，她来了。掀开面纱， 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 我问道：“是你，向但丁口授了 地狱的篇章？”她回答：“我”。 我以为，综观阿赫玛托娃的一生，这首诗与其说是在描述缪斯告诉了但丁写作地狱篇的秘密，倒不如说是阿赫玛托娃藉着向但丁致敬之机昭示了诗人的使命，宣布了诗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光荣。它甚至揭示了俄罗斯诗歌所蕴含的整个精神奥秘。俄罗斯十九世纪诗人巴拉廷斯基说过：“一个人被赋予才能，就意味着，不论怎样，他都要完成所承担的使命。”这意味着，诗人的创造自由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写作并不是一种仅仅与自身有关的个人行为，在更大程度上，他（她）需要承担某种道义上的责任――通过自己的诗笔认真地思考本民族的命运、整个人类的前景。作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阿赫玛托娃自觉接受了但丁的遗训，以自己大量的抒情诗、《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为生活在天空和大地之间的人们树立了一座凝重的纪念碑。 众所周知，在俄罗斯诗歌史上，普希金一直被看作是诗歌的太阳，据此，我们则可以说，阿赫玛托娃就是诗歌的月亮。饶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比喻在色彩上也对应于他们各自的时代，普希金与他的同时代人开创了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被后世推为本民族文学的奠基者，阿赫玛托娃则与俄罗斯现代主义诗人们共同铸造了属于自己的“白银时代”，为俄罗斯诗歌赢得世界性声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仿佛是一种预言，阿赫玛托娃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 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 灿烂地照耀白银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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