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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遗存最主要是各类石器，因而旧石器的研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最主要内容。因此，掌握旧石器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旧石器的清洗与编号
1. 旧石器的清洗
新出土的石器往往粘有很多泥土或污物等，故先要经过认真、仔细的清洗才能进行观察。清洗时可先将石器放在水盆内浸泡，待所附着的泥土松软后， 用毛刷轻轻刷去晾干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清洗标本时应避免用尖硬工具剔刮或石器相互碰撞而造成新的伤痕，特别是对那些风化较为严重、表面酥软的石器更应小心。有条件时，可将石器放在水或溶有清洁剂中，然后用超声波振荡器平稳振动，使附着之泥土或污垢脱落。
2. 旧石器的编号方法
清洗后的石器或其它石制品，应逐一进行编号，并写在石器上。过去在有些地区，曾经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对各旧石器地点统一进行了编号，在这种情况下，器物编号的内容一般为发现时间、地点编号、出土器物序号，如山西丁村出土“丁村人”化石的地点出土的某件石器编号为 54.100:1 ，其中前两位数字代表发现年代，中间三位数字代表地点编号，冒号之后的数字为出土器物的序号。文化层单一的地点或遗址，在标本编号时可略去层位号。这种编号法记录的内容较为简单。依据现代田野考古发掘对出土器物的编号方法，器物编号的内容应包括有发掘出土年代、遗址或地点代号、工区或探方号（如没有分工区或没有划布探方或略去此项）、层位号、出土石器序号等。如 1986DT18 ② :568 ，即表示 1986 年大荔（ D ）甜水沟（ G ）第 18 地点第 2 层第 568 件石器。
二、旧石器的观察与分类
经过清洗、编号的标本即可进行观察与分类。 观察与分类是密切相关的两个研究程序，即分类应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进行，分类之后还应进行仔细的观察。
1. 标本的观察
观察的标本应包括在发掘过程中获得的一切人工制品，如石核、石片、石器及在加工过程中剥落的碎屑等。项目应包括原料、制法、打击痕迹及其特征等。
<1> 对碎屑的观察
过去的研究中，往往只注重打击痕迹清楚的标本，而对加工石器或剥落石片过程中产生的碎屑则不太关心。近年来在国外的发掘与研究中，人们认识到，遗址中的一些细小石质碎片或碎屑（ 1CM 以下者），由于是人类剥落石片或加工石器的过程中产生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制作石器的过程和特征。如把剥落下的石片、碎屑和剩余的石核再拼接起来，恢复到石料的原状，则可再现石片生产的全过程。因此，在对包括碎屑在内的石制品观察过程中，注意寻找有关“接合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从 90 年代初开始，我国的一些学者尝试对泥河湾盆地岑家湾、飞梁遗址出土的石制品进行拼合研究，在岑家湾 1383 件石制品中，可拼合的达 462 件（ 134 个拼合组），拼合率高达 33.4% ；飞梁遗址 1990 年出土 108 件石制品中，有19件可拼合，拼合率为17.95% 。其中，岑家湾的一个最典型的拼合组是由 35 件石制品（石片、断片、断块）组成，复原了一件石核的大部分（1）。上述拼合研究，为研究当时人类制作石器的方法和过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证据。
不仅如此，学者们还发现，通过对这些碎屑的大小、形状和数量的观察分析， 可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信息。人们先通过实验，认识了不同石质、不同打击或加工方法产生的碎屑的特征，如用燧石制作一件手斧，可产生 1 mm 以上的碎片 4618 块；以黑曜石为原料，用石锤剥落 11 片石片，可同时产生 1 cm 以上的小石片 77 件， 1 ～ 3 mm 的碎片 181 块， 1 mm 以下的细小碎屑 1000 余块，这些碎片和碎屑分布在以打击点为中心的 1 平方米的范围内（2）。然后，依据这些特征来判断遗址中发现的碎屑哪些是在剥片的过程中产生的，哪些是在修整石器的过程中产生的； 根据碎片的形状和数量等方面的差异，来判别不同的打击或加工修整方法如压押剥离法同直接打击法等。为了获得这些信息，学者们一方面在发掘中注意收集细小碎片，甚至采用了“过筛法”和“水选法”；另一方面，注意有关碎屑集中分布地点情况，以判断遗址中石器制作的具体地点。
<2> 对石片和石核的观察
对石片、石核的观察，除应特别注意有无“接合关系”之外，主要观察台面、 背面和劈裂面三个部位。首先，石片、石核台面的变化，往往反映了剥片的技术水平。因此，要逐一观察标本台面的变化和打击点的特征，区分出自然台面、打击台面和修整台面，并进行分类和记录。其次，石片背面的变化往往反映了剥片的过程。 在未经修理的石核上剥下的石片，背面应为原石料的自然面；在多次剥落石片后的石核上再次剥片，背面上往往留有凹陷的原石核阴面；用压剥法剥落的细长石片，由于多次剥片，背面常有一道或两道棱脊而使断面呈三角形或梯形。再次，石片劈裂面（阳面）半锥体、锥疤、辐射线、同心波纹等是人工石片特有的痕迹，这些痕迹一方面同原料的质地有关，质地细腻的原料上，上述特征较为显著，反之则不甚明显；另一方面也同打击技术有关，不同的打击法在石片上遗留的痕迹不尽相同。因此，观察石片的特征，可了解打片的方法和技术水平。
<3> 对石器的观察
所谓石器，一般指经过二次加工修整的标本或有使用痕迹的标本。石器有用石片加工而成的（石片石器），也有用砾石直接加工的（砾石石器）或用石核修整而成的（石核石器）。由于人类制作石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用，故上述各类石器的二次加工的痕迹多遗留在刃口部位，因此，应特别注意标本的刃口部位的加工痕迹及其特征， 依据石器的大小、形状、刃口的特征，区分出不同类型与形式的石器， 并注意各类石器数量的增减和组合上的变化。
有时候，人们也直接把自然的石块或有锋利边缘的石片作为工具使用，这样的标本上往往遗留下肉眼可见的使用痕迹。如用一些长条形的砾石作为石锤使用， 这样的标本两端常由于砸击而破损；用一些大而平整的石块作为石砧作用，这样的标本中部常有集中的、凹陷性疤痕；用一些有锋利边缘的石片作为小刀刮削、切割作用，这样的标本边刃常遗留有细小的疤痕等。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日益对传统的肉眼观察法感到不满足，开始用高倍显微镜和扫描电镜来观察史前人类使用石器时遗留下的各种细微痕迹。人们发现，工具作用于不同物质对象（如骨、角、木头、皮肉等）时，遗留下的使用痕迹不同，而这些使用痕迹相当耐久，即使用化学试剂也不易擦掉。因此，先通过实验，对不同质地材料的使用痕迹进行观察，确立对比的标准，然后与旧石器上的微磨损痕迹进行比较，即可确定工具的不同用途。
2. 标本的分类
分类可依据不同的需要如标本出土的层位、原料、制法、形状、功能等进行：
<1> 依据出土层位分类
依据遗址文化堆积层次整理出土的标本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个遗址的文化堆积往往是若干个时期形成的，各层次出土的标本也应分属不同的文化时期。分层整理、分类的目的，在于了解有关人类文化的纵向发展过程，即不同文化时期石器制作技术的特点与联系，同类器物的发展演变规律，各类石器在不同时期数量的增减和组合关系的变化，不同遗址或文化间相应时期文化因素的比较等。若将不同时期的标本混杂，则会失去上述研究的根据。因此，在发掘与整理过程中，应十分注意层位关系，不要随意将不同时期的标本归并在一起。
<2> 依据原料分类
由于不同地区矿物和岩石的自然分布不同，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时期人类认识和选用作为石器原料的岩石也有差异，而原料的差异又影响到石器制作技术与以石器为代表的文化特色的形成。故石器原料的分类及统计、对比，对于探讨各类旧石器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文化间的差异与联系、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的岩石鉴定可求教于岩石矿物学家，而更为详细的鉴别则需借助于有关化学分析。因为即使是同一类岩石，由于产地的不同，其中所包含的各种微量元素也有差异。详细的鉴定有助于对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原料产地的判别，进而对于推断原料由产地向周边地区的分布过程 不同文化或人类集团间的原料或工具交换与文化影响等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依据制法的分类
由于文化传统、文化发展阶段和主要利用的石器原料的不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在石器制作技术方面也存在着时空方面的差异。如我国旧石器时代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在石器加工修整时，多由劈裂面向背面打击（正向加工），而西南云、贵地方旧石器晚期的猫猫洞、穿洞等遗址的石器多为由背面向劈裂面加工（反向加工），显示出浓厚的地域特色。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器均为直接打击加工而成，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大量的用间接法剥落、加工的石叶和细石器，反映出时代的差异。对石器制法的分类，主要依据对各类标本的打击及加工痕迹的仔细观察，区分出直接打击（锤击法、砸击法、碰砧法等）和间接打击（压剥法、击钎法）等剥片方法和单面加工、两面加工（交互加工、错向加工）等加工修整方法，然后进行统计分析。
<4> 依据形状、功能分类
由于人类是根据不同的需要加工制作石器的，而不同用途的石器所需的形状不尽相同，用途相同或相近的石器形状大体相同或相近，故石器形状与功能有一定的关系。据此，旧石器的分类可主要依据石器的大小、形状、加工及使用痕迹的特征等进行。 如我国旧石器一般分为砍砸器类（单边刃、多边刃、盘状、斧形等）、刮割器类（直刃、凸刃、凹刃、端刃、圆头、刀形等）、尖状器类（正尖、角尖、三棱及锥钻等）、雕刻器类（屋脊形、鸟喙状、斜边等）、球形器类（多面体、圆形等）、石镞（平基、凹基、圆基、有茎等）和细石刃等。
三、旧石器的测量与统计
对标本的测量与统计，是对有关文化因素或文化性质进行定性分析的主要依据。 一般测量是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而统计又是在全部分类、测量工作完成之后进行的。
1. 标本的测量
石器标本的测量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 石片长：由顶端的打击点向尾端引直线，再由尾端点向此直线引垂线， 该垂线的垂足与顶端间的距离即为石片长。
<2> 石片宽：垂直于石片长的两侧最大距离即为石片宽。
<3> 石片厚 : 石片劈裂面与背面间的最大距离。
<4> 石片角：通过打击点台面与劈裂面石片轴间的夹角（ 由打击点与半锥体顶点决定的石片剥离方向 ）。
<5> 石器长：石器的长轴或与长轴平行的最大距离。
<6> 石器宽：与石器长垂直的最大距离。
<7> 石器厚：石器主平面与相对另一面间的最大距离。
<8> 石器刃角：两面刃石器以刃缘的某一合适点为顶点的两刃间的夹角；单面刃石器则是修理痕迹最远点向刃缘延伸与背面的夹角；尖刃角，则是以尖刃两侧修理最远点延伸至尖顶构成的角。
根据上述测量值，通过计算，可进一步得出石片的长宽指数（宽÷长×100）和宽厚指数（厚÷宽×100）。长宽指数大于 100 者说明该石片为横长石片，小于 100 者则为纵长石片。
2. 标本的统计
标本的统计数据一般通过表格来计算和分析。每一文化层或遗迹单位应有一张统计表，内容包括有原料分
类、加工技术分类、器型分类、测量值等（ 统计表的格式可参见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表 2 ，也可依据在实际情况，作不同程度的增减或重新设计 ）。统计的标本数量一般应在 100 件以上才具有一定的意义，数量太少则误差率大而有效程度较小，难以代表该文化或遗存的性质和特征。
第二节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一些问题研究
一、关于华北 旧石器两大技术传统问题 研究
华北地区是中国旧石器的最早发现地。早在 1920 年， 法国学者桑志华首次在甘肃庆阳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不久，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化石和大量的石制品。一度时期，人们曾把北京猿人文化看作是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和传播中心，曾将全国各地发现的旧石器遗存均和北京猿人文化联系起来。后来，随着旧石器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这种把北京猿人文化看成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旧石器文化的主张，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许多难以解释的困难。
从 50 年代开始，华北地区的旧石器考古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资料的基础。早在 50 年代丁村旧石器发现之时，我国著名学者贾兰坡就注意到它是华北黄土时期的一种“特殊文化”，与当时认为时代相当的萨拉乌苏旧石器（以后确定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分属不同的文化“相”，“即有不同的技术和石器类型”（3）。
60年代，在研究匼河旧石器时，又认识到它与北京猿人石器“彼此间既有共同性，又有不同的特点，但不同性是主要的”，这种现象反映出“即或同一时期的文化，除存在共同性之外，也存在一定地区上的不同特点（4）。
70 年代 , 在发掘了山西朔县峙峪遗址之后，贾兰坡先生正式提出了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至少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技术传统的学说（5）：
其一是“匼河 ─ 丁村系”或“称大石片砍砸器 —— 三棱大尖状器传统”（简称“大石器系统”）。它的基本特征是：打片主要用碰砧法，兼用锤击法； 利用宽大石片制造各种大砍砸器，富有代表性的石器是三棱大尖状器；在石器的成分中，有时含有小型石器，但数量有限，类型也很少。属于这个文化技术传统的代表性旧石器地点有：匼河旧石器地点群、丁村旧石器地点群、三门峡旧石器诸地点、大同鹅毛口旧石器等。
其二是“周口店第一地点 ─ 峙峪系”或称“船头状刮削器 ─ 雕刻器传统”（简称“第一地点 ─峙峪系”或“小型石器系统”）。它的基本特征是：打片多采用锤击法，产生的石片长宽多在 4 厘米左右；在石器成分中，利用不规则小石片制造的细小石器的比例大、类型多、加工痕迹细小；石器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锥、石球、砍砸器等，以刮削器为主，尖状器也具有重要地位。代表性遗址或地点主要有，周口店第 1 地点（即北京猿人遗址）和第 15 地点、许家窑遗址、内蒙乌审旗萨拉乌苏旧石器、峙峪遗址、河南安阳小南海遗址等。这一系统是华北以细石器为显著特征的文化的先驱。
贾兰坡先生和一些学者还进一步认为， 这两大系统的差别反映了彼此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小型石器系统”的石器大多数为狩猎工具和与渔猎有关的用具， 所反映的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采集为辅；“大型石器系统”的典型石器如三棱大尖状器等， 是用于采集的工具，所反映的经济生活以采集为主，辅以渔猎（6）。
以后，随着华北更新世早期旧石器的发现，贾兰坡先生和其他学者又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补充，认为上述两个系统的分化可能在早更新世就已发生。河北阳原小长梁旧石器地点， 经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小长梁为距今 160 万年前（7）。最新的磁性地层学研究，小长梁的年代可早到距今 190 万（8）。 该地点的旧石器与西侯度、蓝田猿人旧石器有明显的差异，同北京猿人文化有较多的联系。而西侯度、蓝田猿人石器则与“匼河 —— 丁村系”有较为密切的关系（9）。
考古分期 小石器传统 大石器传统 地质年代
旧
石
器
时
代 晚期 小南海旧石器
峙峪文化
萨拉乌苏文化 鹅毛口石器？
？ Q 3-2 晚期 更
新
世
中期 许家窑文化
丁村文化 Q 3-1
大荔人文化
北京猿人文化
三门峡旧石器
匼河文化 Q 2-3 中期
早期 Q 2-2
Q 2-1
小长梁文化 蓝田猿文化
西侯度旧石器 Q 1 早期
上述学说的提出，在考古、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曾被认为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由于这一学说尚存在一些需进一解释的问题， 如关于两个技术系统之间的关系、各系统的发展过程与空间分布、不同技术系统所反映的经济类型问题等，故学术界对这一学说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裴文中先生等认为：“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存在两种独立发展的文化，中国猿人（指“北京猿人”，下同）石器能够反映华北和辽南同时代石器的类型和加工技术，在一定程度反映我国华北早期旧石器文化的一般性质”；“我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特殊的以石片工具为主的小石器文化传统”,“中国猿人文化与华南早期旧石器文化属于同一文化传统，既有许多相似点， 也有若干明显的差异，构成同一文化传统中的不同文化类型” , “中国猿人文化是华北的代表，观音洞文化则是华南的代表”（10）。 张忠培先生则认为，这种学说基本上还只能看作是一种有待证实的假说，并存在一些问题。如被分属为不同系统的遗址，均同时存在大型砍砸器及细小石器，只是二者所占的比例不同。就是说，在同期同一遗址内，两种传统并存，区别仅是一传统占主流，另一传统处于支流地位，或者反之。再如两种传统之说，有的还与材料被揭示不够全面有关。例如，以往一直被认为属大型砍砸器系统的鹅毛口石器制造场，近年来在同它仅隔一条冲沟的窑子头地点，发现了和鹅毛口同时的遗存，但以细石器为主。这只能得出窑子头与鹅毛口当是同时生产两类制品的石器综合制造场（11）。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是把这一学说看作是华北各地旧石器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规律，而是宏观地审视一下旧石器时代华北各地的地理环境、文化特征的话， 那么仍可以发现，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些地方的文化面貌就既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又有着时代发展的连续性。故两大技术传统学说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地域性差异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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