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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大周的建立者--周朝虢叔后裔郭威 郭威自称为周朝虢叔后裔，因此以“周”为国号，史称“后周”，以别于其他以周为国号的政权，又以郭威之姓，别称“郭周”。 后周（951年-960年）是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的最后一个朝代，它从951年正月后周太祖郭威灭后汉开国到960年北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被取代共经历了三个皇帝，10年。后周的首都是开封。  后周统治地区包括今河南、山东、山西南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湖北北部、以及安徽、江苏的长江以北地区。  周太祖郭威 生卒：904-954 在位：951年-954年 表字：文仲 邢州尧山(今河北省隆尧县西)人。年少时孤贫，初为军吏，后汉时拜为枢密副使。 父郭简，后晋时任顺州刺史，后为刘仁恭所杀。唐天佑元年（904）七月二十八日郭威生于尧山，3岁时徙家太原，不久就成为孤儿，由姨母韩氏抚养。他身材魁梧，习武好斗。18岁时往依潞州（今长治）故人常氏，其时李继韬在潞州招募兵勇，郭威前去投军，得到李继韬的赏识。郭威有些违法犯禁之事，常得其庇护。一次，“威尝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进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尔勇者，能杀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杀之，一市皆惊”。结果还是李继韬设法让他脱逃后又招致麾下。后来李存勗杀李继韬，将其部属编入自己的亲军“从马直”，21岁的郭威也在其中，而且因通书算而当上了军吏。这时他认真读了《阃外春秋》，因而略知兵法，处事也不再卤莽。 家世
郭威本邢州尧山人，父亲郭简，曾为晋顺州刺史，被兵死难。威此时仅数龄，随母王氏走潞州 ，母亲在路途中辞世。姨母韩氏提携抚育，始得成人，威18岁时依故人常氏家，闻命应募，编入行武。 应征入伍 郭威18岁的时候，当地的潞州节度使李继韬招募兵士，他去应招，李见便收留他在身边做“牙兵”（藩帅的亲兵）。郭威长得很魁梧，勇力过人，李继韬很欣赏他，有什么小的过失也经常迁就他。郭威好斗，喜欢赌博，又好喝酒，但有时也喜欢打抱不平。一天，郭威又到街上闲逛，有一个屠户欺行霸市，非常跋扈，大家都很怕他，喝了点酒的郭威不服气地到了这个屠户跟前，让他割肉，然后找茬骂他，屠户也知道郭威不好惹，但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就扯开衣服用手指着肚子说：“有胆量你就照这儿捅一刀！”郭威抄起刀子就捅进了他的肚子，结果屠户一命呜呼，郭威被抓进了监狱，李继韬佩服他的勇气和胆量，又将他放了。后来李继韬被李存勖发兵灭掉，郭威也被收编进了后唐军队，入了李存勖的亲军“从马直”。 公元947年，刘知远称帝，建立后汉，之后攻下开封，定为都城。郭威因助刘知远称帝有功，升戳为枢密副使、检校司徒，成为统帅大军的将领，位至宰相。不久，后汉高祖刘知远病逝，郭威和苏逢吉同时受命，立其子刘承祐继位，是为后汉隐帝。郭威被任命为枢密使，掌管全国的兵权。[5]当时河中节度使李守贞、永兴节度使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相继拥兵造反。朝廷屡次出兵讨伐，均无功而返。[6]公元948年，隐帝刘承祐遂命郭威率兵出征。郭威至河中后立栅筑垒，分兵围困。李守贞屡次突围，均被挫败，相持日久，城中粮草俱尽。郭威遂下令四面攻打，一举攻进城中，李守贞自焚而死。永兴赵思绾、凤翔王景崇相继归降，使风雨飘摇的后汉政权转危为安。之后，郭威又移师北伐，大败契丹，以功进封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兼枢密使，河北诸州郡皆听郭威节制。 登基称帝 公元950年，后汉隐帝与其宠臣对郭威等有功大将十分疑忌。于是隐帝与亲信李业密谋，诏令马军指挥使郭崇诛杀宣徽使王峻、郭威等；诏令镇宁军节度李弘义诛杀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以企一举铲除前朝旧将势力。不料李弘义反以诏书密示于王殷。王殷即派人向郭威告急。郭威见事情紧急，即采用谋士魏仁浦之计，伪作诏书，宣称隐帝令郭威诛杀诸位将领。于是群情激愤，推举郭威起兵讨伐，以“清君侧”。 隐帝见郭威起兵造反，并派兵抵御郭威。七里坡之战，后汉政府军战败，隐帝被郭允明所杀。郭威带兵入京，觐见太后，让太后临朝听政，并且假意拥立刘氏宗室武宁节度刘赟为帝，随后突然闻报契丹南下，于是率军北上抵御，途径澶州，士兵兵变黄袍加身，郭威返回汴梁，并逼太后任他为“监国”，夺得国政。公元951年正月丁卯日，他又称帝，国号大周，定都汴京，改元“广顺”，史称后周。 治国有方 郭威立国后，努力革除唐末以来的积弊，重用有才德的文臣，改变后梁以来军人政权的丑恶形象。 郭威崇尚节俭，仁爱百姓，曾对宰相王峻说：“我是个穷苦人，得幸为帝，岂敢厚自俸养以病百姓乎！”他不但重视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自己带头俭省，下诏禁止各地进奉美食珍宝，并让人把宫中珍玩宝器及豪华用具当众打碎，说：“凡为帝王，安用此！” 郭威去曲阜拜谒孔庙、孔子墓，并下令修缮孔庙，禁止在孔林打柴毁林，造访孔子后裔，提拔其为官，表示要尊崇圣人，以儒教治天下，为周王朝治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郭威在位期间，对改革累朝弊政颇有成绩。免除后汉所设额外苛敛以及中唐以来地方官进奉的“羡余物色”；废止了后晋、后汉一些极残忍的刑法；民众与蕃人“一听私便交易”，诸州所差散从亲事官等，一齐遣散；对累朝极为严酷的盐、酒、皮革的禁令稍予放宽；废除京城内无名额的僧尼寺院等。对恢复农业生产，郭威也采取了有效措施。授无主田土给数十万归中原的幽州饥民，放免其差税。以田分给现佃户充永业 ，使编户增加3万多 。无主荒地听任农民耕垦为永业，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郭威的治国体制，是通过改革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他所进行的改革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收到了显着的效果。综合起来，主要包括：提倡节约俭朴；整顿吏治纲纪；减轻压迫和剥削；招抚流民，组织生产；治理河患，灌溉良田；准备统一，开展统一战争。郭威的政治、经济改革和统一战争，收到了显着的效果。 郭威除了改革利民之外，自己也非常注意节俭，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他生活异常俭朴，衣食住行都很节俭，下诏禁止各地进奉美食及地方土特产品，珍宝就更不用说了。他对大臣们说：“朕出身微寒，尝尽人间疾苦，也经历了国与家的灾难，现在当了皇帝，怎么能养尊处优拖累天下百姓呢！”他不仅不让进奉宝物入宫，还让人将宫中的珠宝玉器、金银装饰的豪华床凳、金银做的饮食用具一共几十件，当众打碎在殿廷之上。郭威经常对侍臣说：“那些帝王，怎么能用这种东西！” 在治理国家方面，虽然郭威有些能力，但他仍然谦逊地重任有才德的文臣，以行动来改变从后梁以来军人政权的丑恶形象，他对这些有才德的大臣们说：“朕生长于军旅之中，不懂得学问，也不精通治国安邦的大计，文武官员有 利国利民良策的就直接上书言事，千万不要只写一些粉饰太平的无用话。” 郭威的精心治理，使后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显露出国富民强的迹象，为周世宗继续他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病逝传位 公元954年正月，郭威病重。他自己知道难以恢复，便嘱咐柴荣（日后的周世宗）说：“我不行了，你赶快替我修建陵墓，不要让灵柩留在宫中太久。陵墓务必从简，别去惊动，扰害百姓，不要用许多工匠，不要派宫人守陵，也用不着在陵墓前立上石人石兽，只要用纸衣装殓，用瓦棺作椁就可以了。安葬后，可以招募陵墓附近的百姓30户，蠲免他们的徭役，让他们守护陵墓。陵墓前替我立一块石碑，上面刻几句话，就说我平生习惯于节俭，遗诏命令用纸衣瓦棺。”又告诫郭荣说：“我从前西征时，见到唐朝帝王的十八座陵寝统统被人发掘、盗窃，这都是由于陵墓里藏着许多金银财宝的缘故，而汉文帝因为一贯节俭，简单地安葬在霸陵原上，陵墓到今天还完好无损。你到了每年的寒食节，可以派人来扫我的墓，如果不派人来，在京城里遥祭也可以。但是，你要叫人在河府（今河北省河间县）、魏府（今河北省大名市东南）各葬一副剑甲，在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葬一件通天冠绛纱袍，在东京葬一件平天冠衮龙袍。这件事你切不可忘了。”接着，他大封群臣，命柴荣继位说：“我看当世的文才，莫过于范质、王溥，如今他俩并列为宰相，你有了好辅弼，我死也瞑目了。”当晚（壬辰日），郭威病死于汴京宫中的滋德殿。郭威死后的庙号为太祖。
 文治 郭威称帝皇帝之后，马上就着手治理国家，进行改革来增强国力。他从小经历了很多苦难，对民间疾苦也有亲身体会，所以首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这方面郭威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罢除不合理的牛租，二是撤消营田务。在早年朱温征伐淮南时，朱温将缴获的上万头耕牛给百姓使用，然后向百姓收牛租，几十年之后，到后周时仍然在收，当年的牛早就死了。郭威下令废除这项既过时又累民的税收。至于营田务，是唐末以后在中原地区设置的由户部直接管理的农业生产机构，所属的农民负担很重。郭威废除营田务后，将原来百姓使用的田地房屋和牛及其他农具都赐给他们永久使用。这项措施加上牛租的废除，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其间，有人建议将一些好的营田卖掉，就能得到数十万缗钱来充实国库，郭威却说：“让百姓得利，就像国家得利一样，朕要这些钱干什么？”此外他还下诏，命令各地官吏不得以任何借口来加收百姓赋税，原来普遍存在的正税以外的杂税一律废除。郭威又下诏减轻了后汉残酷的法律，比如，后汉规定，盗窃一文钱的也要处死，不是重罪的人又经常株连亲族，后周则规定，不是反叛和杀害亲属之类大逆不道的重罪不再株连亲属。后汉时，酒和酒曲（造酒的原料）实行国家垄断专卖，凡是民间有人私自买卖的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后周则大大减轻了处罚，而且做了具体的规定：一两至一斤的杖刑八十，一斤以上到五斤的判徒刑三年，五斤以上的则处死。此外，在后汉时禁止民间收藏买卖牛皮，私自买卖一寸的就要处死，后周规定，有田四十顷的才收取一张牛皮的实物税，其余的民间可以随意买卖。郭威了解民间用牛皮的地方很多，所以为百姓生活着想，才有此规定。 武功 后汉刘承佑（开国皇帝刘知远之子）即位之后，李守贞伙同赵思绾、王景崇，发起叛乱。刘承佑先派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人讨伐。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人击败李守贞后，李守贞退守河中城，闭门不战。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人围城，从春天一直围到夏天，始终没有攻破河中城。刘承佑只好请出老帅郭威。 赵匡胤跟着郭威一路行军，在公元948年8月20日到达了河中。先是稍事休整。并没有劝李守贞投降，更没有故做姿态，去训斥甚至惩罚久攻不下的白文珂等人借以振奋军心，只是带上了些人，轻装简骑地围着河中城转了几圈。之后，他下达了第一道命令――常思筑寨于河中城南，白文珂筑寨于河中城西，郭威自领中军筑寨于河中城东，留城北一地空缺，不设人马。同时征调周边五县百姓近三万人，在三寨和河中城之间筑起了连接不断的小型堡垒，来保护新建的营寨。 命令一出，全军哗然。面对质疑，郭威不动声色，他的沉默让所有人都闭上了嘴。一天夜里，久困城中绝不露头的李守贞突然率军出击，没有准备的后汉军一片慌乱，只得放弃了堡垒，向新筑的营寨里撤退。等后汉军重新集结，列队出寨，准备痛扁敌人时，敌人已经不见了。愤瞒、激动、劳累，再加上这些日子以来不断积压的郁闷，让这些火气旺盛的大兵们再也控制不住。 郭威的第二条命令。大兵们终于知道了那些征调来的农民工们为什么没被遣散回家了，这些人得重新劳动，把刚刚被毁的堡垒再筑起来，而他们也别想闲着，以前干什么，接着继续练！只不过他们很是奇怪，看起来这场战争的主角像是这些勤劳的农民工，而他们这些当兵的，只不过是这些农民工的保镖。 之后，只要堡垒出现，李守贞就会心急火燎，不计利害地率队出城，不管用什么样的代价，都一定要把堡垒毁了，然后他才能带着人马逃回城。如此周而复始，持续了接近整整一年。 郭威终于下达了第三条命令。郭威部全体士兵嗷嗷叫着冲向了河中城，就这样，三面强攻，北面放行，李守贞的士兵被这致命的一线生机，以及在拆墙游戏中玩得筋疲力尽的身体给彻底拖垮了。河中城被一鼓而下，李守贞贯彻了自己绝不投降的宗旨，城破后全家集体自焚。 总评 郭威生于乱世，长于军伍，勇武有力，豪爽负气，略通兵法，善抚将士，以军功累迁至枢密使高位。终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取后汉而代之，是五代时期军人专权的代表人物。 在提倡节俭、严惩贪官、严禁军队扰民等方面，郭威也推行了一些有益的措施，使唐末以来极为混乱的北方社会开始走上安定的道路。 在他的精心治理下，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开始转向统一，开始显露出民富国强的迹象，为周世宗也为赵匡胤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郭威深爱其妻，在其妻亡后，不再另娶皇后，一方面为了纪念忘妻，一方面也看到柴荣的确有才，所以把帝位传给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其妻侄柴荣。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历史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历代评价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周太祖昔在初潜，未闻多誉，洎西平蒲阪，北镇邺台，有统御之劳，显英伟之量。旋属汉道斯季，天命有归。总虎旅以荡神京，不无惭德；揽龙图而登帝位，遂阐皇风。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者也。所以鲁国凶徒，望风而散，并门遗孽，引日偷生。及鼎驾之将升，命瓦棺而薄葬，勤俭之美，终始可称。虽享国之非长，亦开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诛，议者讥其不能驾驭权豪，伤于猜忍，卜年斯促，抑有由焉。” 范文澜《中国通史》：“对沙陀人的野蛮性政治开始进行改革，使呻吟在战乱暴政下的民众感到有些希望了。”[ 轶事典故 平乱称帝 隐帝不听母亲让人下诏与郭威和好的劝告，领兵出征，结果被乱兵杀死，苏逢吉也自尽了。郭威不费什么力就进了开封。当初郭威并没有称帝之心，而是让李太后先主持大事，以安人心。他又严禁士兵掠夺骚扰京城，恢复了京城的治安秩序。郭威派人迎接刘崇的儿子来继位，以此稳定宗室。 京城局势稳定后，壬辰，李太后临朝，不日，镇州、刑州起奏太后：“契丹君主派大将率领数万骑兵入侵，攻打内丘，攻打了五天打不下，死伤很多。有五百守城的兵士叛变接应契丹，引契丹兵入城，进行屠城，然后又攻陷了饶阳。”于是太后命郭威率大军去反击契丹，国事授权与窦贞固、苏禹珪、王峻，军事授权与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从大梁出发。郭威到达滑州。停留了几日，武宁节度使刘赟遣使慰劳郭威大军。诸将接受命令之际，相互之间张望不拜，将士们私底下说：“我辈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刘氏复立，我辈尚有种乎！”己酉日，郭威听说后，即刻率领兵士出发离开，向澶州进发。壬子日，郭威率军渡河，到澶州后就当地馆舍暂时驻军。癸丑日早上，军队即将出发之时，将士数千人忽然大声喧哗、躁动。郭威命令亲兵关闭馆舍大门，将士们翻越围墙进入馆舍对郭威说：“天子须侍中自为之，将士已与刘氏为仇，不可立也！”有些将士扯裂挂在外面的黄旗披在郭威身上，共扶抱之，欢呼郭威万岁的声音震天动地，一起拥戴郭威往南返回京师。郭威于是向李太后上笺，请奉汉宗庙，事太后为汉室之母。[19] 郭威称帝建的国号是大周，因为他说自己是周朝虢叔的后代，历史上称为后周，以便和周朝区分开。郭威仍然以开封为后周的首都。称帝之前，郭威又派王峻杀死了在半路上的刘崇的儿子。刘崇因此和后周结下死仇，联合契丹来攻打后周，但在高平大战中被郭威的养子周世宗柴荣打败。 智勇双全 郭威和别的军人不同，他并没有单凭武力发展，他看到了知识的力量，特别是兵书，没事的时候他总是拿着书看，有些文化的李琼见他爱学习，就将自己正读的兵书《阃外春秋》推荐给他看，李琼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本书里就记载了许多存亡治乱、贤愚成败的事例。”郭威边看边让李琼教他，看得爱不释手，李琼对他的影响很大。 在刘知远任后晋侍卫亲军都虞侯时，他主动投到他的手下。刘知远很喜欢这员干将，视为心腹，不管刘知远到哪里任职都把他带在身边，让他督率亲军。 郭威临事很有计谋，刘知远设法争取过来的吐谷浑部驻扎在太原，军队实力很强，也有不少财物，刘知远想据为己有，也为了防备以后他们再反叛投奔契丹，就想赶走他们，但又没有好办法。郭威就献出计策，让刘知远找个罪名除掉其首领，然后将财物和军队收纳，不但能除掉这支反复无常的势力，还能补充军需。刘知远照计行事，如愿以偿，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在契丹灭后晋的时候，郭威和史弘肇等人劝说刘知远称帝，因而成为后汉的开国功臣。国家初创，郭威在各方面都为刘知远出谋划策，使后汉政权很快稳定下来，作为重臣郭威在刘知远临终时被任命为托孤大臣，隐帝继位后，让郭威任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 不久后汉就发生了三镇叛乱，三镇即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凤翔（今陕西凤翔）、永兴（今陕西西安），朝廷先派了白文珂等人去平叛，但都没什么成效。于是郭威就受命出征，他平易近人，广交将士和文臣，两军交锋时又身先士卒，亲冒矢石，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立功他马上赏赐，负伤的他也亲自去抚慰。不管是谁提的建议他都能虚心接受，即使有人得罪了他，他也不计仇，终于使将士和睦上下一心，提高了士气和战斗力。郭威虚心听取将领们的建议，博采众长，制定了先攻河中的策略，然后用围困打消耗战的办法与敌对垒，一年后，在城中粮草已尽，士气丧失的时候一举攻陷，李守贞和妻子自焚而死。其他两镇也先后平定。 淡泊名利 郭威又为后汉的稳定立下了大功，但他并没有借此要高官厚禄，而是借机提高自己的威望：当隐帝要赏他时他说破贼不是他一人的功劳，朝中的将相安定朝廷供给军需也有功，于是要隐帝赏赐史弘肇等人，他又说大臣们也有功，苏逢吉等人也因此加官进爵，郭威又说各地驻军将领和州县官吏也有功劳，让隐帝嘉奖他们。郭威不贪功，但却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和一般人相比，他的谋略要远大得多。 郭威平定三镇之后，隐帝又将北方的邺都也就是魏州驻守防御契丹的重任交给了他。在他赴任前，朝中为他是否带枢密使之职离京发生了争执，两派大臣矛盾激化，虽然史弘肇坚持要隐帝同意让郭威带枢密使赴任，但郭威对朝中之事很不放心，临行时恳切地对隐帝说：“苏逢吉、史弘肇都是先皇的旧臣，都很尽忠为国，希望陛下推心任用，必当无事。边疆之事臣一定尽忠报效，不负陛下重托。”隐帝也有点不愿郭威出京，他对郭威说：“朕夜里梦见你变成了驴，驮着我升了天，等我下来后，你又变成了龙，离开我向南去了。”郭威听了抚掌大笑。大概隐帝这时已经担心郭威对他皇位构成的威胁了，所以在郭威不在的时候才诛杀史弘肇等人，然后又派人去杀他。 郭威到任后，积极备战防御契丹，但他出来不久朝中就发生了大事，隐帝没有听他的话，而是相反，听从了舅舅李业的挑拨，诱杀了史弘肇等人，听到郭威起兵的消息连他的家属也全部杀死。然后命另一个舅舅李洪义到邺都去杀郭威等人。 李洪义和李业不同，他不想加害郭威，就将消息告诉了他。郭威听从了亲信魏仁浦的计策，倒过来用自己的官印假造诏书，说是让郭威杀众将，以此来激怒他们，众将果然听命于郭威，以诛杀奸臣清君侧为名杀向了京城。  嵩陵在今河南省新郑市郭店镇周庄村 嵩陵简介 嵩陵在今河南省新郑市郭店镇周庄村南约500米处。陵地北高南低，东西各有一道小土岭，陵墓两侧各有一条千沟。冢高约9米，周长103米，保存较好。据有位诗人谒嵩陵后曾题诗曰： 荆棘丛生旧衣甲，夕阳残照衮龙袍。
朔意正浓天肃静，铁骑纵横成麦苗。  大概当时正值秋冬的傍晚，诗人看到处在麦田中的一丘土冢，上面布满荆棘野草，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冷落而苍凉。”     嵩陵，是后周太祖郭威之陵墓，在今郭店西南约一公里，高家村北，冢高约九米，周长一0三米。布满荆棘的大冢之前，没有石像生，也没有一棵树木，就连史志上记载的那通刻有郭威遗嘱的御碑也早已荡然无存。如今，在这里只有两个标志：其一是1963年由新郑市人民政府所立的“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郭威墓”水泥制标志碑；其二是2001年由河南省文物局和新郑市人民政府合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周皇陵”大理石标志碑。碑的背面是“郭威墓简介”，现抄写如下： 郭威（九零四—九五四年），五代后周创建者。邢州尧山人，字文仲。颈有飞雀刺花，人称郭雀儿。初以勇力应募李继韬麾下。历任后唐、后晋、后汉。后汉隐帝时位至枢密使加平章事。乾祐三年，知隐帝遣人加害于己，遂举兵入汴。及隐帝被杀，威立刘赟为帝。旋率军北御契丹，至澶州兵变，自立而还，代后汉称帝，建国号周，史称后周。 在位三年，显德元年以疾崩，同年四月葬此，庙号太祖。 太祖郭威崇俭薄葬，据《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记载太祖多次谕示晋王柴荣：“我若不起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内。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知雇，不计远近，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临入陵之时，召近税户三十家为陵户，下事前揭开瓦棺，遍视过陵内，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碑文中有10处错误，在此，已按《五代史》所载订正——抄者注） 周太祖郭威：有一女免难。 四女：寿安公主，下嫁张永德，广顺元年四月封，至显德元年，封晋国长公主。 张永德，字抱一，太原阳曲人。张永德系后周禁军军力最强的殿前司的最高长官,且兼有皇亲国戚之身份,对后周的政局举足轻重,但学术界对张永德在后周入宋的历史转折时期所起的作用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其实张永德是后周禁军高级将领,他南征北战,帮助周世宗开疆拓土,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对赵匡胤兄弟他倾力支持,成为宋开国的最大功臣,为宋朝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威传大位于郭荣（柴荣）,也是当时形势所迫。 《资治通鉴》载 ： 初，隐帝遣供奉官押班曲阳张永德赐昭义节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婿也。会杨邠等诛，密诏思杀永德。思素闻郭威多奇异，囚永德以观变。及威克大梁，思乃释永德而谢之。 《宋史 张永德传》是这样记载的： 周祖为枢密使表永德授供奉官押班。乾祐中命赐潞帅常遇生辰礼币。遇，周祖之外兄弟也。时周祖镇邺，被谗族其家。永德在潞州，闻有密诏授遇，张永德深知其意，谓遇曰：“得非莅杀永德耶！永德即死无怨，恐累君侯家耳。”遇愕然，曰：“何谓也？”永德曰：“奸邪蛊政，郭公誓清君侧，愿且以永德属吏，事成足以为德，不成，死未晚。”遇以为然，只令壮士严卫然，所以馈之甚厚，亲问之曰：“君视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未几，周祖使至，遇贺且谢曰：“老夫几误大事。” 上述两文 很明显记述的是同一件事，即后汉乾祐末年（公元950年），隐帝刘承祐派郭威的女儿和女婿张永德去潞州（今陕西省长治市）给潞州节度使常思送生日礼物。两人到潞州后，朝廷发生变乱，隐帝在京城杀死了郭威全家，又密令常思杀死张永德及其妻子。常思接到密令后一时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办才好。聪明的张永德猜到了内中的情由，便直接找到了=常思说，其岳父郭威对京城变乱之事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从邺都起兵清君侧。他给常思出主意，让常思派兵先将他的住宅严加看守，先不要动手，如果其岳父清君侧成功，常思自然是有恩德于郭威；如果清君侧失败，再杀他夫妇也不晚。常思听从了张永德的话，只将张永德夫妇的住处用兵卫守住，并对张永德夫妇的吃住“馈之甚厚”。不久，郭威率军攻入京城，派人来接女儿和女婿。 宋开国的最大功臣---张永德 学界论及张永德，多是作为宋太祖之陪衬，大都论及张永德作为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又系皇亲，受到周世宗的猜忌，而罢点检之职，赵匡胤接任，从而掌控禁军，发动陈桥兵变，登上帝位。对于张永德的军事才能，张永德对赵匡胤称帝暗中给予的支持帮助，张永德入宋后的境遇，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本文在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对上述三方面作些说明，从而对赵氏王朝的建立提供新的解读。张永德作为五代入宋将领的典型代表，处于历史新旧王朝的转型交替之际，对于他的研究，也有利于把这种历史转型时期的其他政治、军事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周太祖之婿禁军高级将领
(一)特殊机缘成为周太祖之婿
张永德成为显贵的较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下，皇权至高无上，与皇帝结亲无疑是升官发财的捷径，也往往是个人获取权力的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对于张永德怎样成为周太祖的乘龙快婿，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以《宋史·张永德传》为代表：
张永德字抱一，并州阳曲人。家世饶财……父(张)颖事晋至安州防御使……周祖初为侍卫吏，与(张)颖善，乃以女妻永德。
此记载是说明张永德出身显贵，和周太祖门户相当，他们的婚姻系父母之命，周太祖选中了张永德，因许之与女。另一说法是：
初，周祖兵征淮南，过宋州。宋州使人劳之于葛驿。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从来，转客于市，佣力以食。父老怜其愿也，醵酒食、衣服，使相配为夫妇。及周祖至，市人聚观，女子于众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驱之去。周祖闻之，使前，问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将携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复呼其炙视之，曰：“此亦贵人也。”乃俱挈之军中，奏补供奉官，即张永德也。
两种说法有关张永德的出身差距很大，笔者倾向于后者。其实张永德之父《旧五代史》有传，其父是在张永德成为周太祖的驸马之后，因和周太祖的亲家关系被提拔为安州防御使的，在晋为防御使无从说起。薛居正在周已任重要官职，所以他的记载应是可靠的，《宋史》或许为尊者讳，皇帝女儿的婚姻应是既合于礼又合于法，但不管怎样张永德成为周太祖之婿，从此踏上了向上的阶梯，走上了发达之路。
(二)临变生智，免遭杀戮
张永德成为郭威的女婿，当了供奉官(属小使臣行列，是级别较低的武官)，刚刚任职不久，他因和太祖的亲戚关系的缘故险些被杀，但张永德随机应变，逃过这一劫。事情是这样的：汉隐帝看到郭威势力迅速发展，对自己威胁很大，于是就密令杀掉郭威，郭威得知消息后被迫起兵造反，汉隐帝就杀掉了郭威的亲属。当时张永德押送朝廷的生辰礼物，在后汉节度使常遇(新旧《五代史》，及《资治通鉴》为常思)的军营中。常遇亦接到汉隐帝命他杀张永德的诏书，张永德探测到诏书的内容，面临祸患，他沉着应变，主动去说服常遇：
(张永德)谓(常)遇曰：“得非莅杀永德耶?永德即死无怨，恐累君侯家耳。”(常)遇愕然曰：“何谓也?”永德曰：“奸邪蠹政，郭公(郭威)誓清君侧，愿且以永德属吏，事成足以为德，不成死未晚。”(常)遇以为然，止令壮士严卫，然所以馈之甚厚。(常遇)亲问之曰：“君视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未几，周祖使至，(常)遇贺且谢曰：“老夫几误大事。”
张永德对常遇晓以利害关系让常遇不要杀他，并说自己的岳父一定会起事成功。事情的结果正如张永德所说，郭威成功，张永德因此保住了性命，常遇因功受赏。张永德凭其才智，随机应变，逃过了厄运，在“周氏亲戚尽诛”，的情况下，张永德的存在对周太祖来说就显得非常珍贵。周太祖登基，张永德的妻子被封为晋国公主。授张永德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周太祖即位第二年(广顺二年，公元952年)，提拔张永德为殿前都虞候，领恩州团练使，成为禁军的高级军官，殿前司的第三号人物;不久又升为泗州防御使、殿前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司的最高长官。对于殿前都虞候及殿前都指挥使的职掌，胡三省注曰：“五代殿前都虞候在副都指挥使之下，与都、副指挥使同掌殿前诸班直。”所谓殿前诸班直系皇帝的宿卫亲军，周太祖让张永德统领皇帝的亲兵卫队，表明了周太祖对张永德的信任与重视，对出身低微的张永德来说，无疑是平步青云。张永德为殿前都指挥使时的年龄只有24岁，是禁军高级指挥官里最年轻的将领。
二、南征北战，建功立业
张永德的升迁，裙带关系显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仅仅依靠裙带关系还远远不够，要建功立业更要靠个人的才能，在五代主要靠个人的武艺以及军事才能。五代的战乱和动荡为武人提供了展现武艺才能的机会，出身低微靠一身的武艺和勇气往往就能出将入相，甚至可以爬上皇帝的宝座。这又是个武人擅权的时代，政治权力的分配靠军事实力做保障，贵不可言的皇帝也被撕去神秘的面纱，“君权神授”也只能赤裸裸地靠“兵强马壮为之”了，治理国家靠的是“长枪大剑”而“毛锥”(毛笔，这里代指文人)无用。在“重武”的社会风气高涨的年代，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的定位主要靠军功的大小来定位的，太祖郭威在位三年就去世，新君周世宗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面临着这位英明的君主，君臣关系需要重新定位，周世宗用人唯贤，赏罚分明，东征西讨，开疆拓土。在这种政治氛围里，张永德要想保持富贵，取得新君的赏识和信任，就要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为新君效命。张永德是位出色的武将，他智勇双全，随同周世宗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周世宗对他非常器重，当然张永德打的仗比较多，而其中的几次战役尤为出色。
(一)高平之战
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刚即位不久，北汉就勾结契丹联合入侵，周世宗排除了宰相冯道的阻挠，决定亲征。双方在高平展开决战。北汉和契丹的军队占据优势，当时周军的前军分为东、中、西三路，张永德带领殿前的亲军保卫皇帝。战争刚开始不久，周军的两员大将何徽、樊爱能带领骑兵向后逃窜，步军1000多人投降了北汉，形势非常危急。在关键时刻，张永德和宋太祖身先士卒，奋力反击。张永德时为殿前都指挥使，为殿前司的最高指挥官，他的部下擅长骑射，在张永德的带领下奋勇杀敌，给北汉和契丹联军以重创，结果扭转了战局，取得高平之战的胜利。对于高平之战，《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史书过分夸大宋太祖的功劳。为本朝的皇帝歌功颂德，本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因宋太祖是在高平之战之后，才升为殿前都虞候，领刺史衔，作为普通的军校又怎能和张永德一样统领殿前司的军队呢?如果真和张永德一样立有大功，周世宗定会亲自给予封赏，加官晋爵，但事实上宋太祖的殿前都虞候的官位是因张永德的举荐才被提升上去的，因此宋太祖高平之战的功劳是次要的，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张永德。张永德在决定后周生死存亡的关头，力挽狂澜，反败为胜。为了奖赏高平之战的功劳，周世宗提升张永德兼武信节度使，典军如故。对于如何处置何徽、樊爱能以及他手下的庸兵败将，周世宗犹豫未决，因为何徽、樊爱能毕竟是周太祖托付给自己的顾命大臣。张永德说：“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周世宗听了张永德的话，把樊爱能、何徽以及两人部下将校70多人全部诛杀，张永德帮助周世宗整肃军纪，“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此次战役使周世宗看到了张永德所统领的殿前诸班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是招募天下骁勇之士进京“选炼”，周世宗“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为殿前诸班”。这样张永德统领的殿前司的军队是精兵中的精兵，在后周的部队中军力最强，是一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的精锐之师。周世宗把这支军队交给张永德统率，表明了对张永德的信赖，也说明了这一时期君臣关系的融洽和谐。
(二)同刘仁瞻的较量
刘仁瞻，南唐勇将，多次为南唐立下战功，在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刘仁瞻就已是南唐武昌节度使，率南唐的战舰200艘攻取了湖南的岳州，他在湖南境内“扶纳降服，人忘其亡”，因此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周世宗讨伐南唐，刘仁瞻自然就成为后周的劲敌。刘仁瞻善于坚守城池，打持久战，寻找机会进行反击。而对周世宗来说打南唐就要速战速决，长期的消耗战对后周很不利，因此要取得对南唐的胜利就要打败刘仁瞻。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冬，周世宗亲征南唐周军渡过淮河进攻南唐的军事重镇寿春(隶属寿州)，当时刘仁瞻为南唐寿州节度使，带领士兵坚守寿春，周世宗命令周军分几路向寿春发起进攻。周军填平唐军挖掘的壕沟，凿墙登城昼夜不停地攻打，但刘仁瞻带领唐军顽强地抵抗，使周军伤亡很大，连续几个月的攻打，寿春依然不能拿下。在此情况下，张永德决定智取，消灭城内的有生力量：“永德出疲兵诱之，傍伏精骑，每战阳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起夹攻，大败之，(刘)仁瞻仅以身免。”把城内的唐兵引诱出城，然后假装战败，引诱唐军进入周军的伏击地，加以歼灭，此战显示了张永德出色的军事才能。
(三)击败南唐水军
显德三年(956)，周世宗又一次亲征南唐，南唐派其名将林仁肇应战，林仁肇擅长水战，周世宗第一次征南唐围攻寿州时，林仁肇率领南唐军队给周军以沉重的打击。从唐周双方军力对比来看，周军的陆军实力胜过南唐，而水军却远远不如南唐，南唐的造船技术先进，建造了巨型的楼船战舰，士兵又有丰富的水战经验，这就使后周同南唐进行水战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后周的水军船小，数量少，士兵又不习水战，如何在此情况下击败南唐的水军，是摆在周世宗面前的巨大难题。林仁肇凭借其水军的优势：“乃大发楼船蔽江而下，泊于濠、泗，周师颇不利。吴将林仁肇帅众千余，水陆齐进，又以船数艘载薪，乘风纵火，将焚周浮梁(浮桥)，周人忧之。”当时周军的浮桥是周军的粮道，如果被焚，切断了粮食补给线，周军就会输掉这场战争。在这关键时刻，风向发生变化，张永德抓住这有力的时机进行反击：“俄而风反，吴人稍却，永德进兵败之。”到了晚上，张永德为了彻底打败南唐水师，想了一个好主意：他派擅长游泳的士兵，趁夜里潜入敌方战船的底部，在每个战船的船底系上“铁鏁”使敌船不能移动，然后用小艇发起猛攻，南唐的水师大败，士兵被杀及淹死者不计其数，林仁肇单骑逃走。张永德夺得敌人的巨舰几十艘，为了奖赏那些游泳士兵，张永德解下周世宗赐给他的金带，把它赏给他们。为了保证浮桥的安全，张永德“乃距浮梁十余步，以铁索千余尺横截长淮，又维巨木，自是备御益坚矣”。不久又在淮河的北岸再一次击败南唐的水军，缴获战船几十艘，张永德立下赫赫战功，周世宗下诏褒奖，此次战役，张永德不仅谋略出众，而且武艺非凡：“周驸马都尉张永德猿臂善射，发无不中，人皆神之。”正因为张永德的征伐之功，周世宗特设了殿前都点检一职授予他，位在殿前都指挥使之上，这时张永德年仅28岁。
张永德南征北战，为后周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加之周世宗对他的赏识和信任，使他位高权重，事业在这时达到了顶峰。
三、张永德对宋政权建立的贡献
张永德年纪轻轻就成为了殿前司的最高长官，后周的禁军经过周世宗的改革，军力已有很大的提高，而禁军的殿前、侍卫二司中殿前司的军力又在侍卫司之上，因此张永德掌握着后周最精锐的军队，加之他又是皇亲，深受世宗的信任，况且他南征北战，战功赫赫，爱护士卒，推恩于下，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些因素使张永德在政治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难能可贵的是张永德发现了赵匡胤的才干，尽其所能给赵氏以政治、经济上的支持，扶植赵氏的势力，为建立赵宋政权立下了功劳。张永德对赵氏的支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政治上对赵匡胤的支持
早在张永德任殿前都检点时，就利用自己的特殊的地位，为赵匡胤称帝暗中做筹备工作，这方面的史料是很多的，据《长编》所载：
忠武节度使、兼侍中阳曲张永德，徒武胜节度使。初，显德末，有方士私谓永德言上受命之符者，永德在军中潜意推奉。
《宋史》对此也有类似的记载，说张永德和睢阳的一位书生来往密切，睢阳书生劝说张永德拥立宋太祖：“睢阳书生尝言太祖受命之兆，以故永德潜意拱向。”类似的记载又见于《隆平集》、《东都事略》等。以上材料充分说明，早在显德三年张永德就为赵匡胤的称帝暗中做筹备工作，至于张永德这样做的目的，是真受书生的影响，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正是因为张永德在军队中的地位，使军中诸将团结在赵匡胤的周围，赵匡胤就是靠军中诸将的拥戴而黄袍加身，因此作为殿前最高统帅的张永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永德还保举赵匡胤的官职，赵匡胤跻身殿前司高级将领主要是靠张永德的保举：“张永德盛称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在这之前赵匡胤只属于中低级武将，经过张永德的保举被周世宗提拔为殿前都虞候，当时张永德为殿前都指挥使，在没有殿前副都指挥使的情况下，赵匡胤此职就属于殿前司的二把手，和张永德一起统领殿前司的军队，官阶也到了遥领刺史的级别，成为禁军的高级将领，举足轻重的人物。张永德征南唐立有大功擢为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接任了张永德的殿前都指挥使，以后又升任到殿前都点检，终于靠殿前都点检这一位置当了皇帝。赵匡胤能够成为皇帝，是因担任高级军职，而在向高级军职的攀升过程中，张永德保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经济上对赵匡胤的援助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对个人来说经济地位对政治权力的获得也往往起重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五代也同样如此。以郭威为例：其妻柴氏本为唐庄宗妃子，被唐明宗放出宫来，随身带有1000万钱，当时郭威为低级军官，柴氏对他一见倾心，于是500万给父母，500万给了郭威，郭威就是靠这500万讨得刘知远的欢心，被提拔任重要的军职，从而以后登上帝位。赵匡胤出身寒微，非常穷困：“是时，太祖方以力战有功虽勋名日盛，而出于侧微，鞍马服用未有以自给。”在此情况下，张永德倾力支持赵匡胤：“(张永德)倾身亲附(宋太祖)，相得甚欢，凡己之所玩好资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择取，有余，乃以自奉。”作为皇亲国戚、殿前都检点，张永德是比较富有的。张永德把自己的钱财倾力相赠，使赵匡胤不仅能奉养自己，还结交了一些禁军将领做朋友，在军中增强了影响，为登上帝位铺平了道路。
(三)成就宋太祖和王氏，宋太宗和符氏的婚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总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不同的社会关系对人产生不同的影响，个人的婚姻关系是个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他对个人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封建社会，官僚地主往往通过联姻，而进行政治的联合，他们相互提携，相互利用，相互奥援，从而达到扩大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目的。赵匡胤在显德五年(958)准备娶王氏，其父王饶历事后晋，后汉和后周三朝，在后汉高祖之时就已授镇国军节度使，周太祖即位因其拥立之功，赐推诚奉义翊戴功臣，周世宗即位他为彰德军节度使，兼侍中，因此是个很有背景的人物。虽然赵匡胤和其女结婚时他已过世，但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原宾佐幕僚，亲兵部将，以及亲戚故旧仍然有些势力。在太祖和王氏的联姻中，张永德积极为赵匡J乱张罗，并且“出缗钱金帛数千助之”。对于张永德帮助，赵匡胤自然非常感激：“上甚德之”。一宋太宗之妻符氏，更是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其祖父符存审为后唐庄宗李克用的义子，后唐时任宣武军节度使、藩汉马步军都总管兼中书令，死后追赠“秦王”;其父符彦卿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后晋初年就已是同州节度使，后周初年封淮阳王，以后又晋封卫王。太宗准备向符氏求婚时，符彦卿为魏王、天雄军节度使，位高权重。符氏的两个姐姐嫁给周世宗，先后都被封为皇后，因此和符家这样的皇亲国戚联姻，对赵氏势力的发展意义重大。但是赵氏兄弟地位及财产都和符氏有较大差距，因此就找张永德寻求帮助：“其后太宗娶符氏，谋于太祖曰：'符氏，大家，吾方贫，无以为娉，奈何?’”太祖与(张)永德书，令太宗往，以情告之……永德惊喜，倾家助之，故永德在两朝，恩宠不替。能否和符氏联姻，聘礼是关键，而张永德的倾家相助，成就了这桩婚姻。赵匡胤在后期如此受周世宗的重视，和符氏的姻亲关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张永德对宋朝的建立之功最大，政治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婚姻的促成是赵匡胤的势力发展到可以问鼎帝位的条件。而周世宗北伐掘地得一木牌：“点检作天子”之事，使张永德被罢，又客观上给赵匡胤提供了夺取帝位的机会。正因如此，赵匡胤即位后，给张永德以特殊的礼遇;“恩宠优渥，旧臣无与比者”，给予张永德的恩宠最高，说明了张永德对新朝的建立立有最大的功劳。
四、入宋后所受的优待
(一)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对张永德的态度
公元960年1月，张永德“潜意推奉”的赵匡胤，成功地发动了“陈桥兵变”夺取了帝位，建立了宋朝，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朝代的开始，新的政治体制，要求君臣关系也要重新定位。张永德作为前朝的禁军统帅，皇亲国戚，赵匡胤的顶头上司兼恩人的身份，故赵匡胤即位后，马上把张永德招回朝对他的功劳酬赏：
忠武节度使、兼侍中曲阳张永德，徒武胜节度使。初，显德末，有方士谓永德言上受命之符者，永德在军中潜意推奉。将聘孝明皇后(宋太祖之后)，永德出缗钱金帛数千，以助纳采，上甚德之。于是，自许来朝，命改镇邓，恩宠优渥，旧臣无与比者。其后复入觐，召对后苑，道旧故为乐，饮以巨觥。永德妻，周太祖女晋国公主也，但呼驸马而不名。尝问所宝通天犀带安在，永德曰：“往以征淮，过用官钱二十万贯，已偿之矣。”上曰：“尚欠几何?”曰：“五万贯。”即日，诏除其籍，仍别赐二十万。从游玉津园，命卫士代为执辔。
由此可见，宋太祖对张永德尊敬，恩宠和礼遇。喝酒、谈心、游园，一起回忆过去的乐事，君臣关系自然而和谐，仿佛依旧是老朋友关系。太祖除了为张永德还清债务，又一次赐给20万，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一个叫高进的恶霸，多次为非作歹，被张永德依法严惩。因此对张永德怀恨在心并诬告张永德将要谋反，宋太祖派人把高进捆起来，交给张永德处置，张永德只是用竹条打了他几下，就把他给放了，当时的人称他有长者之风。此次事件，使宋太祖更加地信任张永德，终太祖一朝，一直没变。公元976年11月，宋太祖去世，宋太宗登上皇帝的宝座。和其兄相比，赵光义更加地多疑、残忍、独裁。虽是这样，张永德毕竟有恩于太宗，对张永德还是比较优待。太平兴国六年(981)，晋封张永德为邓国公。雍熙北伐失败，宋太宗开始重用张永德，张永德先后作沧州、镇州、定州的知州，这些地方都是河北防备契丹的军事重镇，又拜张永德为安华军节度使，不久任命张永德为河北两路排阵使，屯定州。此职为河北前线非常重要的军事长官，表明了太宗对张永德的信任。张永德没有辜负太宗的期望，“尝与契丹战，斩获甚众”。太宗在淳化二年(991)，拜张永德为泰宁节度使兼侍中、出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这一职务为河东路的统帅，是这一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职责之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从大体上来看，张永德在宋太宗时期还是比较受重视的，他在太宗朝的中后期被寄以军事重任，这对宋太宗这样多疑且独裁的君主来说，已是非常不易。公元997年，宋朝的第三代君主宋真宗即位，张永德此时已经70岁，真宗一即位，就晋封张永德为卫国公，咸平初，又授以他太子太师的官阶，这在宋朝已是非常高的官阶。成平二年(999)，契丹南侵，真宗亲征到大名，出发前特召见张永德，向他询问边防事宜，又希望张永德陪同一起去巡边，张永德因年老的缘故不便从行，于是让张永德留守东京，任命他为东京内外都巡检使。此职关系到京城的安危，尤其在皇帝出行之时，尤显重要，只有皇帝的亲信之臣方可授予。咸平三年(1000)，又授张永德检校太师、彰德军节度使、知天雄军，又一次任命张永德担任河北的军事要职。不久因年老，真宗让张永德归本镇养老，这一年的秋天张永德去世，享年73岁。宋真宗遣官护丧，任命张永德的孙子五人为官。
张永德受知于宋朝三代君主，入宋后保持40多年的富贵，这对五代入宋的将领来说非常少见。
(二)张永德入宋后受信任的原因
张永德作为五代的元老宿将，入宋后备受宋朝君主的礼遇和优待，这固然和他对赵氏政权的建立立有大功有关，但是光凭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翻开中国古代的历史，开国功臣不得善终的已不在少数。作为开国功臣，如果不是功成身退，而仍能取得皇帝的信任，是非常难的，而张永德却能够如此，笔者认为以下的几点原因非常重要。
1.安分守己，对宋没有不臣之心
张永德作为前朝的皇亲国戚，元老宿将，宋太祖的老上司，却少有开国功臣的骄气、傲气、霸气，为人谦恭有礼。像张永德这样的身份，宋初的君主不乏怀疑和防范之心，但张永德的行为和表现使他们释去嫌疑，对张永德又加以信任和重用，主要是张永德对宋政权忠心不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张永德前朝勋伐，夙识太祖，潜怀尊奉，虽有桥公祖之知，而非人臣之不二心者矣。”《宋史》的评价很到位，尽管张永德也带有五代军人的一些缺点，如贪财，纵容部下搞贩卖获利，但人无完人，张永德的这些缺点对宋君来说是可以容忍的，而张永德的忠心却难能可贵。张永德虽然贪财，一旦发现对国家有利之事，却毫不吝啬。公元975年，宋太祖征南唐，征伐南唐的将领中也没有他，但张永德倾其所有为朝廷做事：“永德闻王师南伐，出家财作战船数十艘，运粮数万斛，自顺阳缘汉水而下。”自己出钱为国家造战船，运粮食，这种行为深受太祖的称赞。此外，张永德还积极地向朝廷献言献策。宋太祖向张永德询问对付北汉的策略，张永德建议：“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可仓卒取也。臣愚以为每岁多设游兵，扰其田事，仍发间使谍契丹，先绝其援，然后可图。”宋太祖听后，对此建议大加赞赏。张永德在太宗朝和真宗朝也恪尽职守，因此受到宋初三朝皇帝的宠遇。
2.恪守孝道，友爱兄弟
儒家伦理认为：孝悌为“仁”的情感基础，也是仁的根本。仁是儒家的核心理念，是儒家竭力奉行的崇高社会理想，推行仁道，最要紧的是要培养人的血缘亲情。西汉以来，儒家思想逐渐为各朝君主所尊奉，宋朝鉴于五代儒学衰微，道德沦丧，传统的君臣父子之义的淡化，臣弑君，子杀父之事不断发生。因此宋朝建立后，以儒治国，提倡孝道：“皇朝以孝治天下，笃厚人伦。”张永德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
永德生四岁，母马氏被出，育于祖母，事继母刘，以孝闻……永德出母，后适安邑刘祚。及永德镇南阳，祚已卒，迎母归州廨，起二堂，与继母刘并居。刘卒，马预中参，时年八十一，太宗劳之，赐冠帔，封莒国太夫人。同母弟刘再思，署子城使，于市西里起大第，聚刘族
张永德对亲生母亲和继母同样地对待，难能可贵的是，张永德对异父同母的兄弟也非常友爱，提拔他为官，并且建房聚集其宗族，此举深受皇帝和士大夫的称赞。不仅如此，张永德对其他人对父母不孝之事也深恶痛绝：
唐、邓之俗，家有病者，虽父母亦弃去弗省视，故病者辄死。武胜节度使张永德请严刑禁止，又请以节度推官代牙将领马步都虞候事。上喜其意，降诏褒答。
对于家人有病就弃之不顺，即使父母也是如此的坏风俗，张永德奏请皇上严刑禁止，受到皇上的嘉奖。正因张永德对父母兄弟的友爱，符合宋“以孝治天下”政治伦理，故此深受宋君的信任与优待。
3.博览群书，礼贤士大夫
众所周知，五代是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时代，不仅文官集团的地位低落，而且皇位也时常受到威胁，皇权式微，帝王的威信扫地。宋太祖是从五代过来之人，对此有切肤之感，因此建国之初，实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推行文治，重用文臣，公开宣称：宰相须用读书人来做，且自己也是“广阅经史”。不仅如此，宋太祖也要求武将读书：“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宋太宗继承其兄的以文治国的思想，重用文人，扩大科举录取名额，对考中者直接授予官职。经过几十年的文治，科举出身的文官占据了宋官僚系统中的显要位置，文人士大夫广泛地加入了政权中来，形成“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以后的宋代诸帝以此作为“祖宗家法”遵之不易。按宋人的话说：“国朝待遇士大夫厚，前代之所无。”在这种崇文的社会风气中，作为武将就要潜心向文，和士大夫合作，才能保持政治经济地位。张永德在五代人宋的将领中，其文化水平和士大夫的关系方面无疑是做得较好的：
永德涉猎群籍，好吟咏，宾礼士大夫，故太宗尝有诏云：“方今天下诸侯，贤明知书者，惟永德一人而已。
文学家曾巩在《隆平集》中赞道：
永德涉猎经史，颇善吟咏，礼贤下士，故士大夫多从之游。
宋人王称亦云：
永德涉猎书史，颇善吟咏，礼贤乐士，故士大夫皆推尚之。”
张永德博览群书，礼贤十大夫，使得皇帝下诏称赞他“贤明知书”，士大夫“多从之游”且“皆推尚之”，在“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传统中，在整个社会的“崇文”的风气里，张永德获得朝野的称赞，皇帝的信任与礼遇也就不足为怪了。
结语
张永德是五代入宋具有代表性的将领之一，在这政治风云的不断变幻，由崇武到文治的社会转型中，张永德是成功的，他深受后周和宋初诸位君主的信任，为宋朝的建立立有大功，入宋后又保持富贵40年。笔者认为关键是张永德能够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才能，积极地适应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尽其所能地和新政权合作，这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周太祖郭威姓郭还是姓常？ ---兼论郭威与常家的关系
薛庚环
郭威与常家是怎样的关系？这是研究郭威的身世及其童年生活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对于郭威与常家的关系，史料中多次提到，但是，语焉不详，疑点很多，现将一些疑点提出，供分析探讨。 《旧五代史·周太祖纪》中一开始就道：“太祖神圣恭肃文武孝皇帝姓郭，讳威，字文仲，邢州尧山人也。或云，本常氏子，幼随母适郭氏，故冒其姓焉。”上述记载，有一种说法：郭威是常家的孩子，幼年时跟随母亲改嫁到了郭家，这才姓了郭姓。因这一句记载，致使后来一些有关郭威的文章干脆将“或云”二字去掉，演变成“郭威本是常氏子，幼随母适郭氏，故冒其姓焉”。但是，这一说法难以成立。 一是，这一记载只是“或云”一句，没有任何具体史料的支持和依据，所以，《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及其它史书都去掉了这一句，不予认可。 二是，王溥的《五代会要》中指出，郭威是“周虢叔之后”，郭威在其即位诏制中也明确说：“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后，国号宜周”（《资治通鉴》卷二九0）。 在古代，郭与虢不仅同音并且同义，两字通用。郭姓来源于虢国之虢。周武王姬发封其叔父姬仲于东虢（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称谓“虢叔”。后来，周平王又封姬仲的后代姬序于北虢（即今河南陕县东南一带），号谓郭公。再后，北虢为晋所灭，郭公姬序的后代遂以“郭”为姓，称郭氏。因此，郭氏是周武王叔父姬仲（虢叔）的后代，也是郭公序的后代，自然也是姬姓的后代。所以郭威明确说自己是“姬姓之远裔，虢之后昆”，并以“大周”为国号。如果他冒姓郭，当皇帝后是不会如此堂堂正正大谈自己是虢叔的后代，也不会定国号为“周”的。 三是，《册府元龟》中载，郭威的祖父郭蕴“乾宁中，从征泽、潞、邢、洺，累授河内马步军都虞侯。武皇平定安敬思，再定邢、洺，移授邢之军职，因卜居尧山。”郭威的祖父郭蕴在邢州任军职时定居尧山，而郭威又于唐朝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农历七月二十八诞生于邢州“尧山之旧宅”(《旧五代史 周太祖纪》)，很明显说明郭威乃郭氏后代。
虽然郭威是常家子的说法难以成立，但从史料有关记载看，郭威与常家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并有不少难解的疑点。 （一）郭威与常思是什么关系？ 郭威“少孤无依，衣食于思家”，并以季父对待常思，以致当皇帝后仍称常思的妻子王氏为叔母，并向其行家人礼。可见常思在郭威少孤时待郭威恩情不浅。常思是郭威家的亲戚还是朋友？是怎样的亲戚和朋友？史料不明。《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的《常思传》中都称常思是个贪鄙而吝啬的人。《旧五代史 常思传》云：“思在上党（潞州）五年，无令誉可称，唯以聚敛为务，性又鄙吝”。可以想见，像常思这种贪鄙而有十分吝啬的人，如果与郭家没有特殊的关系，他肯让少孤无依的郭威衣食于自己家中吗？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为何史书上又不予说明？ 还有一桩有关常思的事件，史料记载上也有疑点，甚至矛盾。 《资治通鉴》载 ： 初，隐帝遣供奉官押班曲阳张永德赐昭义节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婿也。会杨邠等诛，密诏思杀永德。思素闻郭威多奇异，囚永德以观变。及威克大梁，思乃释永德而谢之。 《宋史 张永德传》是这样记载的： 周祖为枢密使表永德授供奉官押班。乾祐中命赐潞帅常遇生辰礼币。遇，周祖之外兄弟也。时周祖镇邺，被谗族其家。永德在潞州，闻有密诏授遇，张永德深知其意，谓遇曰：“得非莅杀永德耶！永德即死无怨，恐累君侯家耳。”遇愕然，曰：“何谓也？”永德曰：“奸邪蛊政，郭公誓清君侧，愿且以永德属吏，事成足以为德，不成，死未晚。”遇以为然，只令壮士严卫然，所以馈之甚厚，亲问之曰：“君视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成。”未几，周祖使至，遇贺且谢曰：“老夫几误大事。” 上述两文 很明显记述的是同一件事，即后汉乾祐末年（公元950年），隐帝刘承祐派郭威的女儿和女婿张永德去潞州（今陕西省长治市）给潞州节度使常思送生日礼物。两人到潞州后，朝廷发生变乱，隐帝在京城杀死了郭威全家，又密令常思杀死张永德及其妻子。常思接到密令后一时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办才好。聪明的张永德猜到了内中的情由，便直接找到了=常思说，其岳父郭威对京城变乱之事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从邺都起兵清君侧。他给常思出主意，让常思派兵先将他的住宅严加看守，先不要动手，如果其岳父清君侧成功，常思自然是有恩德于郭威；如果清君侧失败，再杀他夫妇也不晚。常思听从了张永德的话，只将张永德夫妇的住处用兵卫守住，并对张永德夫妇的吃住“馈之甚厚”。不久，郭威率军攻入京城，派人来接女儿和女婿。常思有点内疚，对来人说：“老夫差一点误了大事。” 上述两文的记载是同一件事，但里面的主人公的名字却不同，一个是常思，一个却是常遇。《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中都明确记载，后汉初年（公元947年）常思到潞州任昭义军节度使，一直到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才离开潞州调任宋州节度使，在潞州五年。后汉朝廷发生变乱，郭威邺都起兵是公元950年，此时潞州的潞帅只能是常思，而不是常遇。那么，常遇是什么人？五代史、宋史以及其它史书再未提过常遇其人。有人说，常遇就是常思，是《宋史 张永德传》记错了。若从当时在潞州任职的实情看，常遇是常思之误是有道理的，因为《资治通鉴》已明确说隐帝让张永德去送生日礼币的是常思。但这一说法也有讲不通的地方。郭威因小时曾衣食于常思家，一直称常思叔父，称其妻叔母，当皇帝后还向常思夫妇行家人之礼。而《张永德传》称常遇是郭威的“外兄弟”，与常思的辈分也不对，常遇比郭威还年轻，与常思的年龄也不合。因此，常遇与常思并非同一人。也有人说常遇可能是常思之子，这也难以说通，常思之子何以能称潞帅？只有潞州节度使常思才能成潞帅。另外，常思之子也不能称是郭威的“外兄的”，外兄弟是其外祖父家的后代。在者，《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在人名上出现笔误之类的错误是有悖常理的。况且常思也不是一般的人物，新、旧五代史上都有他的传记，他与周太祖郭威又有特殊关系，《宋史》的编纂者是不会出现这种常识性错误的。还有一点，常思未按汉隐帝的密令杀害郭威的女儿和女婿，这是常思政治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件事，何以《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两史的《常思传》都丝毫没有提及此事呢?.
（二）郭威与“潞州人常氏”是什么关系？
《旧五代史 周太祖纪》载：“天祐末，潞州节度使李嗣昭常山战役殁，子继韬自称留后，南结梁朝，据城阻命，乃散金以募豪杰。帝（郭威）时年十八，避吏故关，依古人常氏，遂往应募。” 《新五代史 周本纪》载：“父简事晋为顺州刺史，刘仁恭攻破顺州，简见杀，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后李继韬募勇士为军卒，威年十八，以勇力应募。” 上述两文记载的都是郭威到潞州留后李继韬帐中应募之事，两文提到的一是“依故人常氏”；一是“依潞州人常氏”。这两个常氏是否同一人？同一事件中的常氏理应是一人。但文中记载又有些不同：《旧五代史》记载的是，国威十八岁时，因避吏故关（史家考证，“故关”应是离潞州不远的壶关，而不是镇州的故关），才到潞州依“故人常氏”，并前往潞州李继韬那里应募。《新五代史》记载，郭威童年孤苦，父母双亡，才“依潞州人常氏”，十八岁时前往李继韬帐中应募。如果两文中的常氏是同一个人，那就是郭威小时受到过潞州常氏的抚养照料，后来郭威离开了潞州，十八岁时因躲避官差，又前往壶关常氏家中，正遇潞州节度使李继韬招募兵勇，他前去应募。这样才能说通两文中的不同记载。 那么，这个潞州人常氏跟郭威是怎样的关系？有人说，潞州人常氏即是常思，因为郭威年幼时衣食于常思家，与这个故人常氏很相同，而《册府元龟》卷一七二中有一段记载说：“帝微时，常思在上党，思夫妇奉帝甚谨。帝德之。及贵，遇思益厚，遂居至尊之位，犹行家人之礼。”据此，潞州人常氏好像就是常思。但仔细分析，这一认定也说不通。首先，《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常思传》中都明确讲常思是太原人，并非潞州人，也没有常思在郭威小时在潞州生活和任职的任何记载。即使是常思年轻时曾在潞州生活过，也不会称其为“潞州人常氏”。如果该常氏真是常思，《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自然会明确记载郭并非威是依潞州常思，而不会用此含混不清的“潞州人常氏”。因此，“潞州人常氏”绝不是常思，定然另有其人。为何五代史上一提到郭威与常氏的关系，总说得含混不清、不明不白甚至遮遮掩掩呢？这也许是造成“或云郭威本常氏子”猜想的原因。 潞州人常氏到底是何人？《五代史评话》一书在讲述郭威的故事时，说郭威的母亲姓常，并具体到其母亲常氏是潞州府黎阳县常家庄人氏，郭威父母双亡后，在潞州跟舅父长大。这一说法与正史记载也是矛盾的。《旧五代史 周太祖纪》中明确说郭威的母亲是“燕国夫人王氏，追谥为章德皇后”，并说章德皇后“以天祐元年甲子岁在七月二十八日生帝于尧山之旧宅。”还形容生郭威时“赤光照室，有声如炉炭之裂，星火四迸。”因此，郭威的生母是王氏而非常氏。《五代史评话》是文艺作品，记载的多是民间传说，近于小说，虚构成分大，不足平信。但是，这些传说恐非全都是凭空编写，总有蛛丝马迹的凭据。进一步推想，郭威并非一个母亲，生母外还有母亲，即其父并非一房夫人，除王氏外，至少还有姓常的夫人。这一推想虽然不能完全证实，但是，这确是很可能的。 从有关记载上 郭简不止一房夫人。郭威再追封姨母韩氏为楚国夫人的诏制中云：“诸母推恩，抚朕躬于幼冲之岁。”因为诸母没有能尽养育之恩，所以韩氏才抚养郭威于幼冲之际。“诸母”，显然不是一个母亲。再者，广顺二年九月，郭威追封“故第四姊为福庆长公主”（《旧五代史 周太祖纪》）。这说明郭威以上起码有四个姐姐。另外，后汉乾祐三年十一月在京城遇害的郭威的家人中有他的三个侄子守筠、奉超、定哥（见《新五代史》周书十三），说明郭威至少有一个弟弟或兄长。综上情况，郭威至少姊妹兄弟六人。史书又称其生母王氏“早世”，因此，郭威并非一个母亲是可信的。再者，《宋史 张永德传》中明确说，常遇“周祖之外兄弟也”，这说明郭威有一个外祖父姓常，自然他有一个母亲姓常了，潞州人常氏是其另一非生母的母亲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真是这样，郭威的父亲和生母王氏双亡后，幼年的郭威有非亲生母亲常氏带回潞州娘家抚养了几年，也就说通了。而常氏很可能没几年也去世了，“诸母推恩”后，又由姨母韩氏抚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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