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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名窑迭出的时代，在众多瓷窑当中，汝窑被公认是最重要的瓷窑之一，自1986年汝窑遗址被确认以来，在汝窑瓷器研究方面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广大陶瓷收藏爱好者来说，由于对有关汝窑瓷器的一些问题认识不清，致使在收藏过程中屡屡上当受骗。
为此，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人们在汝窑瓷器研究、收藏方面的模糊认识。本文在前人已取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20多年来在汝窑瓷器研究方面的心得，对汝窑瓷器的特点及相关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传世汝窑瓷器窑址发现的经过
对于什么是“汝窑”可以有两种概念，广义上系指宋代汝州所辖临汝县、宝丰县、郏县、鲁山县等地域内瓷窑的统称；狭义上系指宋代汝州辖区内专为宫廷烧造青瓷之窑，亦称传世汝窑。我们这里所谈的就是狭义上的汝窑，历代文献所指的也是这个意义上的汝窑。
自明代以来，汝窑被列为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之一，而且被排在首位。按宋代惯例，各地瓷窑常以其所在的州来命名，汝窑遗址自然应在河南汝瓷片标本种类有印花青瓷、三彩、白釉、白釉画彩、白釉划花、黑釉、芝麻酱釉等，并未发现与传世汝窑瓷器相同的瓷片标本。直至20世纪60年代，故宫博物院及河南省文物工作者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临汝县境内，却始终未找到烧造传世汝窑瓷器的窑址。
受宋代定窑遗址不在州治所在地定州而在曲阳县的启发，文物工作者遂把目光投向宋代汝州辖区的其他地点去寻找汝窑遗址。1977年，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叶喆民先生在宝丰县清凉寺窑址采集到与传世汝窑瓷器特征相同的瓷片标本，但未发表文章。后来科技工作都对其进行过科学测试，其化学组成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20世纪5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提供的传世汝窑盘进行科学检测所获得的化学组成基本一致。这一科研成果表明，历代宫廷传承下来的所谓传世汝窑瓷器的产地。应在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可惜的是，因当时采集标本数量太少，专家们为慎重起见，没有做出定论。但专家们还是做出了“在宝丰所得天青釉残片未必不是寻觅汝窑窑址的一条重要线索”的推论。
1980年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成立，次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也宣告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古陶瓷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6年10月25日至29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西安召开年会，包括笔者在内的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会员应邀参加了这次年会，其中来自河南省的几位会员均向大会提交了有关汝窑研究的论文。特别是王留现同志还向与会的部分专家、学者展示了一件出土于宝丰县清凉寺附近的青瓷盘，此盘略微有残，高3.5厘米，口径13.7厘米.王留现同志在论文中描述其为：“满釉支烧，三支钉痕，香灰胎，天青釉，冰裂纹片，润之如玉，唯釉色稍有深沉，可能为拣弃之品。”文章的最后推论说：“史称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其窑址有非常大的可能在宝丰的清凉寺瓷区内找到。
参加会议的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先生根据这一线索，立即派人于当年11月、12月两次赴宝丰县清凉寺窑址作进一步调查，两次调查共采集瓷片标本及窑具40余件，并于1987年10月编辑出版了《汝窑的发现》一书。书中写道：“清凉寺窑即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汝官窑的故乡是确凿无疑的了。”此书的出版，正式宣告了汝窑遗址之谜的揭开。
1987年和2000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又各进行过一次局部科学发掘，获得了更丰富的资料。结果进一步证明，清凉寺窑就是传世汝窑遗址所在地，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究其原因，系因宝丰县宋时隶属汝州管辖，按传统命名法，窑以州名，故名汝窑。这种情况与定窑相同，即定窑遗址位于河北省定州辖地曲阳，而不在州治定县。
北宋朝廷“弃定用汝”的原因
清凉寺窑本来是一处烧造日用瓷器的民间窑场，其产品风格与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的耀州窑相仿。北宋晚期，朝廷先是命清凉寺窑烧造贡瓷。继而在这里设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汝窑由此而诞生。
至于宫廷为何让汝窑烧造御用瓷器，南宋诗人陆游（1125~1210年）撰《老学庵笔记》（卷二）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南宋叶寘撰《坦斋笔衡》也记载：“本期以定州奖品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些记录宋徽宗“弃定用汝”的理由似乎显得并不充足。因为如果只嫌定窑白瓷有芒（即器物的口边无釉）就弃之不用的话，至高无上的朝廷完全可以旨令烧造无芒的瓷器，况且，定窑一开始就是烧无芒瓷器的，有芒是因后来采用覆烧法造成的。
既然如此，那么“弃定用汝”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可能与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的审美情趣有很大的关系。
汝窑青瓷有其鲜明的特点，即它不以宋代瓷窑通行的刻花、划花印花、彩绘等技法来美化器身，而是以釉质、釉色取胜。由于汝窑青瓷胎、釉中氧化铁（Fe2O3）含量适当，烧成温度（约为12500C）和还原气氛又控制得恰到好处，致使釉面滋润，釉色呈淡天青色。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及国内外其他少数博物馆所藏宋代汝窑瓷器看，其釉色变化不大，虽有深浅的细微差别，但都离不开淡天青色这个基本色调。这种深浅适中的和谐色调满足了宋代上层社会从感官上对颜色的捕捉，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
汝窑瓷器是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在位期间（1101~1125）烧造的，徽宗宠任的主要官僚、宦官是时人称之为“六贼”的蔡京、王黻、朱勔及宦官李彦、童贯、梁师成等，他们代表着当时腐朽反动的大官僚、大地主利益，依仗权势，无恶不作。徽宗本人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他迷信道教，是历史上著名的崇奉的封建帝王，政和七年（1117年）夏四月，他更是荒唐地让“卿等可上表章，册主为教主道君皇帝”。道学以“静为依归”，崇尚自然、含蓄、冲淡、质朴的审美观，在阳刚、阴柔两大审美范畴之上。确立了“自然”或“朴素”这一最高的审美范畴。老子教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说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主张朴素最美，认为雕饰不美。而汝窑青瓷那浓淡适度、幽玄静谧的天青色釉正适合这种审美情趣。因此，认为北宋朝廷“弃定用汝”正是这种崇尚淡天青色审美观的反映，才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再考察一下宋代上层社会的思想领域。在我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提倡文化、追求享乐的王朝，有学者认为，北宋建立以后，虽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然而盛唐时期那种雄健尚武的精神已经丧失，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为了逃避现实，开始追求安逸和享乐，人的心情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在思想领域，构成宋代社会哲学思想的基础是程朱理学，信奉理学的封建文人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追求的是平易质朴的风尚和禅宗深奥神秘的哲理。在艺术上爱好幽玄苍古之趣，这种所谓的文人趣味，也必然反映在工艺美术上。反映在宫廷士大夫所用瓷器上，讲究的就是细洁净润、色调单纯、趣味高雅，即追求韵味。
而以汝窑青瓷为代表的御用瓷器，其釉质滋润，釉色淡雅含蓄，于朴素之中隐含着人的心情意绪，充分体现出宋代上层社会用瓷推崇的理性之美。
汝窑瓷器的特点
汝窑为宫廷烧造青瓷的时间很短，陈万里先生根据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徐競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南宋人顾文荐撰《负暄杂录》等有关文献分析，认为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期间，前后约20年左右。叶喆民先生在《汝窑廿年考察纪实》中进而推断其终于宣和末年，盛烧约40年。由于汝窑烧造时间短，故传世器物不多，国内外现存不足百件。早在南宋时人们对汝窑瓷器已发出“近尤难得”之感叹。
据南宋人周密撰《武林旧事》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条记载，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十月，高宗赵构亲幸清河郡王张俊府第，张俊向他进奉一批珍宝，其中有汝窑瓷器16件，分别为：“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这是文献记载汝窑瓷器最多的一批。
另外，该书卷七“乾淳奉亲”还记载，淳熙六年（1179年），赵构游聚景园，园内布置天青汝窑瓶等。这些记载说明高宗等王室成员是很喜爱汝窑青瓷的。张俊进奉的汝窑青瓷中，除瓶、洗、奁（可能即传世汝窑樽）外，其余均不见于现存传世品中。
现今所见汝窑瓷器造型主要有盘、碗、洗、瓶、三足樽、三足樽承盘、盏托、椭圆水仙盆、椭圆形碟、荷花形注碗等。其中汝窑碗是明、清官窑瓷器中所谓“正德宫碗”式样的鼻祖，四足椭圆形水仙盆和椭圆形盘是汝窑特有的首创造型。从窑址出土标本看，汝窑还烧造各式香炉（可能即文献所说的“出香”）、波罗子（即考古报告中所说的“套盒”）、梅瓶等，只不过没有流传下来。
汝窑瓷器的胎都较薄，盘、碗、樽、洗等器物的壁与底几乎等厚，这一点与同时期其他窑器不同。洗、碗、盘的圈足均向外撇，这种做法系模仿同式样的金银器，是受浙江越窑青瓷的启发，在其他瓷窑中是比较少见的。
明代高濂《遵生八筹》卷四十“论官哥窑器”条曰：“汝窑，余尝见之……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对照实物看，高氏的说法是正确的。传世汝窑瓷器外底绝大多都有芝麻粒大小、芝麻粒开关的支钉痕，个别瓶、盏托、熏炉等例外。有的器物用3个支钉支烧，有的器物用5个支钉。留有6个支钉痕的器物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美术馆收藏以及窑址出土的椭圆形水仙盆上。
支钉支烧的作用无非有二，一是因汝窑瓷器施釉裹足，不可能用垫饼垫烧，否则烧成后垫饼与器物的底足会粘连在一起；二是为防止器物塌底。考古发掘证明、五代时期湖南岳州窑和陕西耀州窑已使用细小支钉烧瓷器，汝窑可能受到它们的启发。
汝窑瓷器的胎质并不坚致细腻，而是略显粗松，其颜色颇似人们焚香时落下的香灰的颜色，俗称“香灰色胎”。其釉层较薄，约为0.5毫米左右，釉色天青。成品中的绝大多数釉面均开有片纹，片纹较细碎，如冰之裂，故谷称“冰裂纹”。若慢慢转动器物，可以发现冰裂纹时隐时现，妙趣横生。
在器物的凸棱、口沿或弦纹凸起处，釉层较薄，掩映的胎色呈肉红色。而在高位放大镜下观察釉内气泡时，可以看到气泡大小不一，略显稀疏，所谓寥若晨星。有学者认为气泡“如星斗有距离地分布在全品上”，且“气泡比官、哥的大，而明亮如珠”。
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五）云：“辉出疆时，见彼中所用定器，色莹可爱……又汝窑宫中焚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说明汝窑瓷器釉中加有玛瑙粉末。有人将汝窑青瓷釉中加玛瑙粉末一事看得很神秘，其实并不神秘，因为玛瑙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SiO2），而瓷釉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故在釉中引入玛瑙这种物质，不会改变釉的性质。这一做法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显示皇家地位和权力的尊贵，表明制造宫廷用瓷不惜工本。从矿产资源分布情况看，汝州盛产玛瑙，如《宋史》记载：“（政和七年，即1117年）提辖京西阬治王景文奏，汝州青岭镇界产玛瑙。”宋代杜绾撰《云林石谱》卷下“汝州石”条记载：“汝州玛瑙石出沙土或水中，色多青白粉红，莹澈少有，纹理如刷丝，其质颇大，堪治为盘、盒、酒器等，十余年来方用之。”考古工作者对宝丰清凉寺窑址进行发掘时，在窑址作坊附近除发现泥料外，还发现玛瑙矿石，石质坚硬，颜色有红、黄、绿、白、蓝等。
在一部分汝窑瓷器的外底錾刻有“奉华”“蔡”“寿”成殿皇后阁“甲”“乙”“丙”等铭文。其中“奉华”“寿成殿皇后阁”是汝窑瓷器进入宋代宫廷后，由宫廷玉作匠师刻于器底的。“奉华”是宫廷“奉华堂”用器的标志，“奉华堂”是南宋高宗时德寿宫的配殿。“蔡”字则是物主的姓氏，有人认为是蔡京用器的标志。而“甲”“乙”“丙”则是清代乾隆时乾隆皇帝将宫中所藏古董分成甲、乙、丙等级别后，由宫廷玉作匠刻于器底的。除此之外，汝窑瓷器上几乎再没有其他款字、铭文。
后仿汝窑（釉）瓷器的鉴别
汝窑作为一代名窑，高丽曾对其进行过仿制。自明代以来，汝窑瓷器一直受到人们的热捧。
明代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已开始仿烧汝釉瓷器。清代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也都有仿烧。但明清景德镇御窑厂所仿汝釉瓷器只是模仿汝窑瓷器的釉色，基本不模仿其造型。
真正对汝窑瓷器进行全方位仿制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河南汝州、宝丰都在仿制。但迄今为止，据笔者观察，仿品很难乱真，在造型、釉质、制作工艺方面仍存在一些缺憾。
造型方面。仿品显得呆滞，缺乏神韵。尤其是采用注浆成型者，更缺乏神韵。所仿汝窑三足弦纹樽往往胎体过厚。笔者曾问仿制者为什么不将胎体做薄些，回答说是胎体做薄了极易变形。看来还是胎体配方存在问题。另外，臆造的器型也很多，尤应引起注意。
釉质方面。仿品的釉质很难达到与真品完全一致，往往带有乳浊感，普遍偏向“钧釉”，釉色也多偏蓝。釉面不是无开片就是开片无不及而过之。
制作工艺方面。支钉痕不是过大就是过小，钉痕的颜色往往过白。
还见有在仿品上錾刻乾隆御题诗者，只要看看真正的汝窑瓷器上所錾刻的乾隆御题诗就会发现，仿品上所錾刻御题诗的字体根本达不到乾隆时的刻诗水平。至于在仿品上包金镶银者，更是别出心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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