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先启后的＜文赋＞ 林钟勇 一、 导言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昌盛时期，前有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导，后则产生《文心雕龙》、《诗品》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著产生，而在此之间有着承先启后的枢纽位置的，则不得不推陆机的＜文赋＞了。 陆机，字士衡，吴群华亭人（今上海松江）。祖陆逊为吴国丞相；父陆抗居职吴国大司马。年少时袭父亲之荫为牙门将军，年二十而吴灭，乃退居旧里，与弟云闭门勤学，积十一年，名誉遍布京华，于是被征为太子洗马，与弟陆云入洛阳，曾任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司徒张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以文录呈。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成都王颖起兵讨伐长沙王义，任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兵败被杀。 ＜文赋＞之所以会在此时被创作出来，其实有它的时代背景，从内缘来看， 陆机生存的年代正当西晋太康时，承继着先秦、两汉著作风气的影响，当时的文人多喜著作，陆机自是其中之一。从自己实际的创作经验，知道行文的困难──「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进而了解别人创作的用心──「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陆机就是靠着这直接、间接的经验写下这篇有系统的文论。 再就外缘因素来说，＜文赋＞的产生亦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 魏晋承继秦汉的著作风气，加以经学衰微，一般士人多好著述，诸如曹丕的＜典论论文＞、王肃＜正论＞都是，＜文赋＞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篇著作。再者，汉代士人清议时政，发展到魏晋，清谈盛行，而谈辨的主题主要在玄学、才性、言意、文学体用等论题，影响＜文赋＞重视声律；并且在重人物品鉴及才性名理，例如：刘邵＜人物志＞、钟会＜四本论＞、《世说新语》的出现，对＜文赋＞的「情性说」不无影响。 其次，魏晋以来，乐府、五言诗兴盛，各种体裁运用日广，因各文体显现出不同的内容形式，「文体论」因此产生。而魏晋文章趋于华靡，重骈俪、用典，文章流于有文无质，有志之士欲振靡风，文论著作乃日出，加以秦汉以来，诸子诗赋作品无不美其文彩、相互争奇，对于创作方法与修辞技巧有很大影响，＜文赋＞中对骈偶音律的重视必由此出。 其他或因各文体、各代作家古今变异的迹象，启示了＜文赋＞通变的原理；或对于古今沿变有敏锐的观察与批评，故产生「反模拟、贵创新」的意见；或是君主的提倡，莫不受时代刺激与其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故以下就针对＜文赋＞正文，一一剖析，俾使能对＜文赋＞的论文主张及承先启后的重要性，作一详尽的阐释。 二、 ＜文赋＞的创作论 ＜文赋＞使用的语言是抽象的、暗示的、象征的，但是对于文章的创作则有许多突出的见解。第一段首先披露写作的动机为何，以下分别对文章的作法、要素、技巧、评断等，做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章创作的原因，是作家受到外在刺激及前人启发要求，在外在物、内在意的表现要求下，而开始的。主要的课题有： （一） 创作准备与构思 创作之前的准备工作应是如何的呢？＜文赋＞中提到：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 创作前应在生活上培养对外物审慎观察的能力，进而能应物而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在学养上则应从典籍中吸取内在高洁的情思，藉以培养自己的创作意念，并且从中得到外在优美文辞表达技巧，即能达到「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以便在创作构思时，将这些情思技巧融入自己的情思之中，表现出来。 创作过程的中心要素是构思，构思有利于解决文意物的矛盾，其过程可分为三大阶段，首先应做到「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即专心一致，去除干扰。构思与观察不同，它必须在心灵上清纯静虑无杂质，从精神上获得虚静专一，则思虑始能深邃高远，情境才能表现于文思之中，当你将精神集中于一个主题时，外物无法干扰，你就可以广泛的去思维，所谓「磬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于是便可以「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意即「想象」的产生，故构思的第二个历程就是要能「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盖文章虽贵在取材现实，然若无想象力的组织与锻炼，一味以实际经验为之，势必流于平凡庸弱，故必待想象予以补足。 构思至想象似乎已成，但此时还未能下笔，因为想象虽然已经包含文意的要旨，但仍属简单、抽象的轮廓，要到意立时，方才能将构思转为详尽的实构，故构思的第三阶段为「立意」。「意以称物」的境地逐渐在脑海中呈现、活动起来，于是「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高远的愈进，深邃的益美。立意要能深广，不仅要精，而且要多，凡是相关的问题都要涉及。更进一步将准备涵养的典籍资料予以运用融入至文思之中，至此意与辞交互融合，便能「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方才可以下笔创作。 （二） 布局组织及用词: 进入正式的文章写作，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谋篇布局与谴词用句的问题。在谋篇修辞上，陆机以为要「或因枝以振叶，或淞波以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意即无论是意（理）是文（辞），都必须要审慎安排，要以理为根本、以辞为枝叶、以情为精神。就形式的修辞上，要能「抱景者咸叩，恨响者毕弹」，掌握被描绘的事物它的形象及声音，再将其加工联系，令百义而一意，在运用修辞时更要注重美感呈现，所谓「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就内容而言，应以「理」为根基、以情为精神，因为文章创作乃是一种由无到有的过程，全赖作者的心（即文「思」），因心生情，所以情实在是文章的精神，若无情感则会「六情底滞，兀若枯木」，故文章写作须「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其情感必须要内外一致。 再就谴词用字来说，写作文章时要重意文句的锻炼，重视作文的技巧，于是＜文赋＞接着提出五要及五病，所谓五要是指创作时应注意到音韵和谐、知所剪裁、建立主旨、力避袭旧，还要保存佳句。立意最美的是要合神理，而神理要高妙，必须要靠音节上的工夫，所以作文首先要重视音韵的问题，音调不能一成不变，但也不能毫无节度，因此必须要注意和谐度，故作文首要注意音韵和谐；再者，次序舛误会妨害辞意，欲使「辞」「理」融洽须「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苟铨衡之所截，固应绳其必当」，予以剪裁令文辞组织与思想理路相合；次序义理既已剪裁适当，但若「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则文章之美不复存矣！故需「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主旨既明，声色又美，但若袭陈言，则文章便失去活力，故「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衍义，亦虽爱而必损」必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余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未振」要发古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至于佳句是妙手偶然得到的，它能造成「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为避免文章流为平庸、增加全文的光彩，应保存佳句，适时的予以运用。 再就文章五病来说，＜文赋＞提及： 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或寄辞于瘁音，徒靡言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弦么而征急，虽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谐合，务嘈囋而妖治：徒悦目而偶俗，固高声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泛。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才能浅薄者容易语意贫乏，内容单调枯寂无味，而篇幅短小不能有所接应产生共鸣，有如「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故为文者应先去枯寂之病；欲矫枯寂之失乃力求丰富，语意上虽有接应，但自己的功力却不够，缺乏组织条理不能协调一致，以至于美句与失败句相杂，故有繁杂之病；第三个弊病为空虚之病，盖欲矫繁杂之失既有功力，但若无义理情爱，作品易「犹弦么而征急，虽和而不悲」流于游荡空虚不足以动人矣。但若一昧力求虚靡，虽情感奔放却过于放浪无所节制，作品易流于低俗而格调不高，产生不雅之病。文章既雅，但若雅正朴质过了头，无所文饰，便会落入言外无味、枯槁呆板没有价值，故文章应忌的第五病为过质之病。 三、 ＜文赋＞的特色 （一） 内容与形式两全 汉以前的文章重视内容，陆机以为「理」虽重要，但是形式上的音律修辞亦不可偏废，也应论究。＜文赋＞依其换韵的情形，主要可分为二十个小节，最长的小节二十八句，最短的有六句，每节以六言为基调，配合其他四言、长短句，以工整的骈赋形式组成 ，由＜文赋＞的这些特点可知，陆机的论文主张有骈偶的特色；再者文中亦曰：「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可见他已经注意到「韵」「合」的问题，意即「同声相应」、「异声相从」；「前有浮声」、「后需切响」，不过须注意的是，他讲的韵律是自然的，且已重视其中的协调性，要求「音声迭代」、「凄若繁弦」、「音泠泠而盈耳」虽无一定的规则可循，低随着情质的变迁，作适当的分配「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而纳泉」。＜文赋＞亦以为每个人的情性都不同，在体物时便有异，写作时选用的文体假会有所不同，呈现出来的文章风格自然会有所不同，按陆机的分法，文体可分为十类。盖文体虽众，但应辨别其中得失，知道何种文体适合何种情感的表达。 就内容上说，文章若空有形式若无情感，则会「六情底滞，兀若枯木」，文章写作应「遵四时以兴叹，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芬芳」也就是要因物感发生出的一种感情、艺术创作的冲动。 （二） 想象的重要与灵感的提出 创作构思时想象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文赋＞提出的，而陆机也将灵感的来去做了一种形象的描述：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任何艺术创作在面临组成作品时，都必须有灵感方能下笔，陆机在这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灵感可谓动之极，不过在动中有静，如「应感之会，通塞之际」中，「通」为动，「塞」为静。又如「识夫开塞之所由」、「行犹响起」、「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状其动；「藏若景灭」、「六情底滞」、「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状其静 ，而静强化动。 「应感」（灵感）是不可强求、非人力所能及的，当它不来时你怎么也求不到，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去不可止」、「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一但它到又是「来不可遏」、「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事实上，创作实在是一种复杂的过程，灵感的生灭，受许多因素影响，是很难说明白的，姑不论陆机的对错，他承认自己无法理解这个问题来由，只道出自己经验感觉，与视灵感为神灵之神秘说，是不同的，提出灵感这个问题，实在是一大发现。 （三） 主通变言创新 ＜文赋＞中提到「放言遣辞，良多变矣」、「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说明创作规律是难以捉摸的，不易说明多变的，但是，他要求应掌握其中变化的规律，即是要「达变识次」。文章多变是因为客观事物复杂所造成的，所谓「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面对这些多姿的客观事物，固守刻板是无效的，必须灵活运用「因宜适变」，故为了「期穷形而尽相」，不妨「虽离方而遁圆」，由于重视通变故主张创新。再者，陆机并没有把变化说得不可捉摸，在变化之中仍有其不变者，所以他在讲完十种文体后说明「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但创作规律毕竟是复杂的，所以他说：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也就是说在细微处唯有靠亲身的实践才能体会。 （四） 才与学的并重 陆机一方面注意到「学」的重要性，如上所述的创作论，即是可透过「学」的工夫获致。尤其他在文章创作的准备工作时，认为应吸收典籍的养份以发为文章；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才」的问题，他在文中说道： 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钥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虽纷蔼于此世，嗟不盈于予掬。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啿踔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 虽自谦自己的文章为「庸音」，但也可以从中看出天才的因素。 四、 ＜文赋＞的承先启后 陆机的＜文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篇十分突出的著作，在此之前从未有一篇专论文学技巧的文论，即使之前的＜典论论文＞，也只是从时代社会等外部着眼考查，而＜文赋＞则完全集中在创作活动的内部问题，开启之后讨论文学理论的专门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的产生。至于在＜文赋＞之前是否有其他人的观点影响着它呢？我们说是有的，一种文学观点的产生，很少能不受前人及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的。＜文赋＞主要的观点，可以说是文质并重的，这被后来《文心》所采纳，如：＜夸饰篇＞云：「酌诗书之旷旨，剪扬马之泰甚，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通变篇＞也说：「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故以下分成内容、形式二点来归纳出＜文赋＞观点的承继与影响。 （一） 就内容上讲 ＜文赋＞在文章创作开始构思时提到要「收视反听，耽思旁讯」，就是说要专心一致，心无旁鹜，此来自于《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十六章），《庄子˙达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境界，由这里可看出道家思想对后世文学创作理论的影响，＜文赋＞中许多关键词句也是取自老庄的，只不过＜文赋＞将老庄的艺术境界落入实际的创作理论 。盖老庄之学，至魏晋而大盛，诸如最早的何宴、王弼的注《老》、《易》，至阮籍《达庄论》、稽康《养生论》向郭庄注等，终究成为魏晋的玄学，＜文赋＞中有「伫中区以玄览」，「玄览」之词，玄学中亦有之，只不过玄学是贵「无」的，是重意轻言的，而＜文赋＞则看重文辞在创作中的「有」，这一点是要加以区分的。 想象论的开发萌于老庄的玄静论，至王充《论衡》中尝以「准况」称之，以为「声闻于天」，已非人耳目之所能及，乃诗人不实的夸张，这就是「准况」，即想象也。后来阮籍认为现实中的形象、声音都不是最完美的，言外之意，最完美的形象声音只存于现实之外，必须透过想象，才能呈现出来 。陆机承继这些看法，加以扩展到文学创作的理论之中，所以是有所承，亦有所创的，后世《文心雕龙》受其影响，尤以＜神思篇＞最多。＜神思篇＞主要叙述创作活动中想象的神奇作用，不过它进一步把想象理论化，如「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陆机＜文赋＞的想象着眼于作者自身内部活动，而《文心》则从内在精神与外在事物的相互作用的角度予以说明。此外，＜文赋＞的注重「玄静」，但玄静只是想象力的出发点，而＜神思篇＞则曰「陶钧文思」，是要作者像制造陶器般，用虚静来锻炼自己的精神活动，可见是相当积极的，这都可说是受到＜文赋＞的启迪。 就灵感说而言，＜文赋＞说道：「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天机」一词本于《庄子˙大宗师》：「其嗜欲深者，其天机也浅」及＜秋水篇＞：「今予物于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庄子》的「心斋」说，有助于灵感的出现，但不是灵感。天机即是精神顺着自然活动的运转，当天机运转时，思惟纷至沓来，但是天机若枯竭，则思虑困顿。灵感说亦被刘勰所吸收，＜神思＞有云：「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遯心」言「枢机」之通塞，与＜文赋＞相同，不过《文心》提出更具体促成精神活动的方法，有「虚静」、「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及「寻声律以定墨」。到后来唐皎然《诗式》：「有时意静神正，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苏轼亦说：「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及明谢榛《四溟诗话》：「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均是说明灵感的情况。苦吟诗人的苦，都是灵感稍纵即逝所造成的，不过，最早将文章创作灵感提出，＜文赋＞功不可没。 创造说的兴起，在陆机之前有王充，他在《论衡˙超奇篇》中云：「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以为各人有各人的个性，不应该抹杀个性以迁就古人，所以反对摹古，言外之意就是注重创造。陆机承继之，作更生动的描述，一方面影响后来韩愈「词必已出」「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然而必出于已，不袭踏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以及清李渔《闲情偶寄》「立主脑」、「脱窠臼」理论的产生；另一方面，陆机主张「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吸取前人的养份作为已用的创作准备，甚且说「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相信对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点石成金」等理论，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就情感说而言，先秦以来，由于受到儒家温柔敦厚「诗言志」的影响，如《孟子˙万章篇》「以意逆志」《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诗言是其志也」大抵缘事而发 。在《礼记˙乐记》及《毛诗序》虽有提到情，但仍与「志」并列，且以「志」作为主导，这种情形至汉末开始变化，到了魏晋，诗人要求将诗歌与其他作品划清界限，曹丕「诗赋欲丽」是专指形式的，而＜文赋＞首标「诗缘情而绮靡」，开启了我国缘情的诗观，后世文论，如《南齐书˙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文心˙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皆由＜文赋＞中来。要求诗歌要注重情感，积极面上摆脱儒家的传统的约束；消极面上则助长了浮靡的风气。 （二） 从形式上说 ＜文赋＞中论布局修辞，以为要「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谓应掌握所描写事物的形象声音，使得其谊，并且又曰：「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影响后来的「元嘉文学」风气，并且也是《文心雕龙》＜丽辞＞＜夸饰＞二篇之由来，不过，刘勰所论较详，一方面重视文辞与义理的调配，另一方面又能兼顾到文学情境的完成。 曹丕首倡文气说，同时又以音乐比喻「父兄不能以移弟子」的气及作品「清浊有体」的气，提到声律现象的「清浊」，所以由文气是内容的声律看来，文气说实乃音律说的前驱 。文气是最自然的音律，而音律乃最具体的文气，而稍具体的文气是「体势」，然「文气与「体势」虽暗指音律，乃是不可捉摸的自然音律，非有规则可循，有规则可循的人为音律，则创始于沈约。故＜文赋＞的音律说实属居于二者之间的过度说法，一方面以音乐为喻，如「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在文章创作时十分注重音调与内容的协调；另一方面又要求要「凄若繁弦」、「音泠泠而盈耳」的自然音律。影响所及，开启「永明」文风，后来《文心雕龙》有＜声律＞：「凡声有飞沈，响有双迭，双声隔字而每舛，迭韵杂句而必睽；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莫不从＜文赋＞中来。 再就文体论而言，文体的论述在《后汉书周荣传》中陈忠＜论诏令＞即曰：「古者帝王有新号令，言必弘雅，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将文体初分为「言」「辞」二种。至汉末蔡邕，分天子令群臣之文为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类；群臣卢天子之文为章、奏、表、驳议四类，盖名目虽多，均属诏令奏议。韵文则以蔡邕＜铭论＞最早，然均论其制度，未论其作法与价值。及至＜典论论文＞四科说，始论及体性；桓范＜序作篇＞＜赞象篇＞＜铭诔篇＞，详于阐明各体的文学方法，大抵为曹丕「书论宜理，铭诔尚实」的扩大。之后有传玄的「七」论＜连珠序＞的连珠论。陆机承继以上这些文体论，进一步作了更精密的十分法，并且详加说明，后来的《昭明文选》三十九类、任昉《文章缘起》八十四类、姚鼐《古文辞类纂》十三类等等，莫不与＜文赋＞的十分法相仿，并影响到后来总集的分类，如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集》。与后世文体论相比，唯传状序记不列其中，对后来「文」、「笔」之分，有启迪的作用。 其他方面，如＜文赋＞的兼重才与学，主要来自《庄子》与《典论》。《庄子》注重后天的修养工夫，无论耇偻丈人承蜩，或是庖丁解牛，均要经过一番修养工夫、练习之后才能达到，这是＜文赋＞「学」的来由 ；＜典论论文＞主张「文以气为主。…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弟子」这却是「才」的来由。＜文赋＞中「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芬春」四句，实为山水诗文最初最高的理论。尤其是「遵四时以叹逝」一句，因时序而感慨生命的短促，实为晋人虚无求仙的动机，而游仙诗为山水文学的滥觞，故＜文赋＞实开后世山水文学的先锋。 五、 结语 ＜文赋＞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阐述文学创作论的著作，＜典论论文＞亦论文，然多品才性，＜文赋＞则侧重于创作的心理，这无疑是由作家心理转变成创作心理的发端。再者＜典论论文＞仍保有儒家载道的文论，而＜文赋＞在论及文的作用时，虽然也说「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济文武将于坠，宣风声于不眠」，但较＜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一段，言切而深。不过就文学而言，真正摆脱儒家附庸，纯文学独立发展的代表作，则不得不推＜文赋＞了。运用系统的、科学的方法，从自己与他人的经验累积中寻求问题，诸如构思的提出、灵感与想象的论述，「缘情」的看法等，都是＜文赋＞的独到处。沈德潜：「＜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言志章教，惟资涂泽，先夫诗人之旨」；纪昀＜云林诗抄序＞：「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人入歧，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纪文达公遗集》）。而＜文赋＞的比喻生动，将抽象的过程用形象的事物来说明，如在写感应一段时，即使用许多生动的比喻，实是＜文赋＞一大优点。至于缺点方面，重视修辞技巧「尚巧」、「贵妍」，有助于形式主义的兴起；对文学的作用，因袭前人之说，没有提出自己新的观点，且因受赋体限制，网目不够明晰，《文心雕龙》评其：「巧而碎乱」「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均是针对此点发论的。 不过，不管如何，＜文赋＞对创作艺术的体认，论创作过程的美妙，不仅仅只是承继前人理论，而是有更进一步的开拓，影响后世文学与文论甚巨，实在有重要的关键转折地位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