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道学家不鼓励读书人去翻阅《战国策》，怕其中的阴谋诡计把人教坏了。
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对后来中国历史起到重大影响的制度、文化、思想，其中许多都根源于此。从世界范围内看，约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在世界不同的三大文明中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深刻影响人类的革命性思潮与哲学，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产生了孔子、老子诸子。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把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胡适则把中国这段历史时期称为“古典时期”或“经典时代”。
然而，要探寻战国这一伟大时代的历史，我们却发现找不到什么史籍可以依凭。夏、商、西周的历史我们可以参考《尚书》《诗经》，春秋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看看《左传》《国语》，战国时代的历史呢，恐怕你只能读读《战国策》了。但严格说来，《战国策》并不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记录战国诸子中“纵横家”策士们游说策谋的资料汇编。《战国策》之所以成为了解战国史的基本读物，是因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其他国家的史书都烧毁了，司马迁在写《史记》中的战国史时，就十分感叹战国史籍的匮乏，说他只能依据秦国的史书以及记载战国权变策谋的材料来写战国史。《史记》中的战国史，因此也就写得较粗疏，有不少矛盾和缺漏。
这些记载战国权变策谋的材料，大概有不少，编次不一，书名亦各异，到西汉成帝期间刘向整理校定汉朝中央所藏图书时，才把这些材料整齐校定，去除重复，最终编定为一书，因为此书内容“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刘向《战国策书录》），所以刘向给它最终定名为《战国策》，并一直流传到今天。刘向不是这本书的作者，是它的最终编定者。
至于《战国策》中各篇的作者或者说刘向之前的那些编定者，已不可考，因为既非一人，又非同时，大抵为战国时期的策士及游说策谋的学习者。这些策士们在战国的政治与外交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他们依靠三寸不烂之舌，运用策谋在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史称“纵横家”，司马迁言其特点为“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这些纵横家们靠游说和策谋，成功后作卿作相，富贵无比，为天下瞩目，自然就成为许多人模仿和学习的榜样。有需求便有市场，于是民间出现了不少学习策谋和教授策谋的人，他们把那些著名的游说策谋加以汇编，进行揣摩，自己也常常虚拟一些习题反复练习，这些便成了今天《战国策》一书中的内容。
一名策士成功的游说与策谋，往往会改变时局，写就历史，是不可多得的档案材料；此外策士为增加说服力，需要洞悉局势，因而在游说辞令中常常也会对过去或当下的政治、军事等多作陈述和分析。在战国史籍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以上这些内容无疑都是历史研究中可资利用的重要材料。
经过刘向编定的《战国策》，按国别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来分国编录。就国家而言，书中秦、齐等大国的相关内容要多一些；就人物而言，则记载张仪、苏秦的游说事迹最多。张仪、苏秦无疑是“纵横家”中最有名的代表人物，依《战国策》的记载，苏秦是“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倡导者，张仪则是“连横”（事一强以攻众弱）的主事者，《战国策》中许多时候都是第一篇为苏秦合纵之说，紧接下一篇便是张仪连横之说，给人的印象是二人彼此在针锋相对，你来我往。其实这是教授或学习游说的人（或者也可能是后来的刘向）有意这样编排的，历史真实并非如此。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发现有战国策士游说的材料汇编，整理者将其取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既有和《史记》《战国策》相同的篇章，也有司马迁写《史记》时没能看到的第一手珍贵材料，比如苏秦的书信。这批考古材料的出土，使过去记载有关苏秦历史的不少错误得到了澄清和纠正，例如苏秦的活动年代应在张仪之后，而不是如《史记》所记苏秦在前张仪在后。而且据研究，苏秦几乎要比张仪晚30年。所以《战国策》中所记苏秦、张仪二人看起来同时在彼此交锋的局面，只是一个假象。
《战国策》中有不少游说辞令，长篇大论，气势恢弘，文采斐然；也有不少小计小谋，智慧睿智，危难之时救人性命；当然，也少不了阴谋诡计，其黑心算计，亦令人心惊。因此，后世有一些道学家视此书为“毒草”，不鼓励读书人去翻阅，怕其中的阴谋诡计把人教坏了。如果你想读的话，何建章的《战国策注释》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本子，读读吧，看看是否真的能把你教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