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辛桂枝 市委组织部党史办公室 刘玉正 当北方一些城市白雪茫茫之时，初冬的上海依旧阳光灿烂、花红柳绿、五彩斑斓。时尚、前卫、绅士、品位、怀旧、传统、历史……共同演绎了一个浪漫一身，风情万种，机遇与挑战、冒险与挣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 渔阳里6号，上海繁华商业街淮海路边一条不显眼的弄堂，即今天的淮海中路567弄6号，这座风格独特，欧式联排建筑，两排两座，青红砖砌、白粉勾缝的石库门房子，在向人们诉说着一段不同寻常的记忆。走进深深的弄堂，如同走进一段深深的历史，90年前，这里孕育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最早的团中央机关在这里诞生，外国语学社在这里创立，华俄通讯社在这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第一个“机器工会”在这里成立。所有这些都与一个人物有重要关联——那就是1882年诞生在我市马戈庄的杨明斋。 今天的渔阳里，已经成为上海卢湾区教育青少年的革命基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纪念馆旧址”，2010年11月17日至18日，历史与现实在这里碰撞， 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上海市委、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纪念外国语学社创办90周年座谈会”在这里举行。 外国语学社是共产党早期组织为掩护青年团革命活动、输送革命青年到俄国留学而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在外国语学社学习后，1921年春，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20多名学生先后分3批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而外国语学社正是杨明斋亲手创立，既当校长又当教员，并亲自选送优秀学员赴俄学习。 90年后的今天，陈独秀、李达、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13位外国语学社教员、学员的后人从全国各地相聚在了上海卢湾，相聚在外国语学社旧址，共同缅怀前辈们在这个革命摇篮里不平凡的那段岁月。 作为杨明斋故乡的一名记者，我有幸参加这样的活动，和外国语学社教员、学员的后人一起，感受历史与现实交融的分分秒秒…… 镜头之一：90年前渔阳里六号演绎不同寻常的历史 1920年8月的一天，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那幢石库门房子，人进人出，变得颇为热闹。朝着街道方向青砖石砌的墙壁上，挂上了一块用魏碑体写的白纸黑字招牌——外国语学社。 戴季陶早就搬走了，只是那里的玻璃窗上，还留着他当年兴高采烈时，龙飞凤舞般题写的诗。 杨明斋是这幢房子新的承租人。不过，他只住在楼上小小的亭子间里。那里放着的一张写字桌、一张单人铺，便是他的一切。楼下，客堂间，放着一张可供12人同时围着进餐的紫红色的大圆桌。灶间，安上了大锅，还有个专门烧饭的人。 楼下的厢房里，放了一排排长凳、课桌，挂起了黑板。楼上的厢房、客堂间，架起了棕绷和铺板，有好多人住在那里。新渔阳里六号完全成了一个对外公开的机关。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全文如下：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 应该说，杨明斋是外国语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他7岁读私垫，16岁辍学务农。1901年辗转到海参崴做工谋生。1908年以后在西伯利亚地区边做工边读书，与在那里从事开矿、修路等繁重劳动的华工联系密切，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他加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曾被派到帝俄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为党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动员华工参军参战，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做了大量工作。后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0年被派回当时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以华侨负责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0年3月，以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到中国活动，杨明斋为小组成员，担任翻译和协调工作，他们先在北京多次与李大钊座谈并达成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共识，后在李大钊的建议下南下上海与陈独秀等共产主义者会谈，决定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 1920年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杨明斋是参与者，并担任负责人。 1920年8月中旬，杨明斋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 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陈独秀为书记”。（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最新版本）杨遂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随后杨参与党的一些理论宣传和教学活动，从事一些工会工作。 他参与决定将《新青年》杂志改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并创办《共产党》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在此期间，他陪同维金斯基往来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走俄国人的路”是维经斯基和杨明斋来华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们得出的结论，要学习苏联的革命理论和经验，首先必须培养一批懂俄文的干部。同时，为了掩护革命活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不久，就以公开办学的形式开办了这所外国语学社，为培养党的干部和输送有志青年赴俄国学习做准备。 就这样，杨明斋指导俞秀松完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之后，又倾其全力投入外国语学社的开办工作。俞秀松作为团中央书记这次成了杨明斋的助手——外国语学社秘书。两人在聘请什么样的教师上颇费脑筋。 这次办学的目的，就是要在青年学生中选送赴俄深造者，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主要课程。杨明斋说：“我来上俄语课！”俞秀松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您一个人怕忙不过来，又要办学又要忙着通讯社的事儿，牵扯的精力太大。不如多设几个俄语教师，也好替换替换你！”杨明斋笑了，说：“别看你年纪轻，考虑事情还很周到。这样吧，我跟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夫人）说说，让她给讲俄语的读音和会话课。我觉得在熟人当中，除了我之外，也只有她能担此重任了。”俞秀松说：“目前也只好这样。以后我留心打听着，有合适的人选再设法聘来。” 之后，两人又从党的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中筛选其它课的任课教师：李达曾数次留学日本，懂日语，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让他担任日语教师兼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李汉俊懂法文，现在担着《新青年》的编委，还在主编《劳动界》周刊，法语教师非他莫属；李震瀛懂英文，就聘他为英语教师；陈望道任《星期评论》编辑，又兼《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而且还刚刚出版了由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他和李达替换着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同时讲授英语。 教师人选定下来之后，他们一同做工作，李达、李汉俊、李震瀛、陈望道受此诚聘，都非常高兴地答应下来。就这样，由中国党团组织开办的第一所培养青年革命者的学校在1920年夏末秋初的时候正式开学。 外国语学社设在渔阳里六号的楼下，楼下灶间是厨房，厢房是教室，学生上课坐在长板凳上，条件十分简陋。尽管如此，对革命抱有满腔热情的有志青年闻讯后还是从四面八方奔来，由开始时的十几个人发展到后来的五六十人。“学校的学生过的是一种公社式的集体生活。从读书、住宿到吃饭的费用，都不必自己操心。”一切经费都由共产国际小组提供。 杨明斋是学社校长，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有时，他上午讲课，下午召集住校学生帮助中俄通讯社和工人刊物《劳动界》做收发、撰写、校对及图书管理工作，青年学生在上课之余，积极参加革命实践，下厂调查、撰稿、发行，有些人还参加油印、运送、散发革命传单，尽管到该社学习的学生有先有后，学习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通过学习参加初步的革命实践，他们都树立了革命人生观与价值观。而杨明斋由于经常熬夜整理讲义和翻译文稿，每天还要参加在渔阳里二号由陈独秀召开的支部会议，实在忙不过来。有一天，他从俞秀松那里听说北洋政府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王元龄回国了，还没事做，就亲自登门邀请，王元龄精通俄语，有她和库兹涅佐娃两位女教师的替换，他挤时间到工厂去，体察了解工人的困苦生活，为建立职工运动委员会做准备。 杨明斋吃住在渔阳里六号，对每个学员的表现了如指掌，他先后协助包惠僧选拔赴莫斯科优秀学员，刘少奇、罗亦农、何今亮、李启汉、李中、王一飞、谢文锦、韩慕涛（庄文慕）、许之桢、任弼时、肖劲光、曹靖华、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陈启沃、梁柏台、彭述之、赵庆华、柯庆施（柯怪君）、周伯棣、傅大庆、曹平、蒋热血、韩平的、卜士奇、彭湃（江西人，不是广东的那位澎湃，后亦牺牲）、华林、蒋光慈、吴葆萼、董锄平等。 1920年冬至1921年春，外国语学社培养出来的二三十名团员，在杨明斋的安排下，分期分批赴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有许多人如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任作民、何今亮、许之桢、曹靖华等，后来都成长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杨明斋负责的外国语学社“宛如一抹金色的霞彩，透过层层乌云，吐露出黎明前的光曦，”“革命的幼苗舒根展叶，在中国的大地上孕育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镜头之二：90年之后 外国语学社教师、学员的后人齐聚渔阳里 90年来，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发生了多少惊天巨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数优秀青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尽心竭力，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岁月，甚至生命。他们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英勇献身的精神正是历代杰出青年留给我们的财富。 作为杨明斋家乡的一名记者（编写出版长篇纪实传记《杨明斋》），我和我市党史研究室刘玉正同志有幸受到邀请，参加这次纪念外国语学社创立90周年座谈会。2010年11月17日上午报到，下午即参观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被邀请来的还有外国语学社学员刘少奇之女刘爱琴、任弼时之女任远方，肖劲光之子肖伯鹰，曹靖华之子曹彭龄，周伯棣之子周大川、俞秀松继子俞敏等，还有外国语学社教员李汉俊侄女李小文、外孙甘子久，李达之子李心天，王元龄之女邹灵以及陈独秀孙女陈长璞等13人。这些革命者的后代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刘爱琴今年已经82岁，李心天年龄最大，87岁。 同时受到邀请的有：刘少奇家乡纪念馆馆长黄可、湖南岳阳任弼时纪念馆副馆长符国凡，肖劲光纪念馆岳麓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周平，常州张太雷纪念馆馆长黄明彦。当上海卢湾区宣传部的领导询问杨明斋纪念馆馆长来了没有时，作为官方代表，刘玉正回答：“我是杨明斋家乡平度党史研究室的。” 以上海淮海路渔阳里6号为核心的“外国语学社”即“上海团中央旧址纪念馆”，当年从这里走出去赴俄国留学深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代热血青年，他们不会想到，90年之后，他们的后代会在这里相聚，追忆和缅怀前辈们在这个革命摇篮里的成长经历。 当天下午两点多钟，由纪念馆馆员陪同，我们走进“外国语学社”——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纪念馆包含序厅、中国青年英模展厅、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历史展厅、上海青年运动史展厅和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有别于传统纪念馆，新建成的渔阳里团中央旧址纪念馆增加了多媒体和互动项目的比重，在网络游戏中学雷锋，穿越时空与英模们交流对话。在展馆内的四个触摸屏上，参观者不仅能自由点播各类革命歌曲、观赏经典革命题材电影，还能通过生动的flash动画欣赏革命诗抄。而一旁的“英模走廊”更是以每10秒的翻转速度展示各个时期杰出青年的高大形象。多媒体情景剧让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刘胡兰、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张海迪、雷锋、杨利伟等不同时代优秀青年的壮举，让人观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在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历史展厅，大家停止了脚步。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的展示板上，有他们本人的照片和他们的生平介绍，而杨明斋的展示板上，展示的却是他的画像，这让我们深为遗憾，作为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杨明斋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他所追寻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却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登上逼仄狭窄的楼梯，我们来到二楼，楼上东西两亭子间分别为俞秀松、杨明斋卧室。杨的卧室又为华俄通讯社办公室，里面放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目睹杨明斋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我们仿佛穿过时空回到了90年前，说着一口家乡话的杨明斋在怎样地工作，怎样地忙碌，每天下午，他带领学生在这个仅有几平方米的卧室里油印文章，竭尽全力沟通中俄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向中国的广大读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夜里，在暗淡的灯光下，墙壁上投映着他奋笔疾书的庞大身影…… 驻足在杨明斋卧室前的不光是我和刘玉正，还有一人，那就是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女士。陈长璞是陈独秀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的幼女，据了解，陈长璞因“文化大革命”没有上过大学，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后招工回城，进安庆图书馆工作，经过自己的努力，退休前任安庆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也是研究祖父陈独秀的一方权威。她告诉记者，祖父陈独秀和杨明斋的交往很深，是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找到李大钊、找到祖父，联手筹建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渔阳里六号和渔阳里二号是近邻，祖父一家住在渔阳里二号，六号和二号又是党团活动机关，杨明斋经常参加祖父召开的党的会议，一起共商革命大事，是祖父家里的常客。也曾经，在祖父被开除党籍之时，性格耿直、为人厚道的杨明斋曾力主挽救，劝说陈独秀回到党的队伍里来……陈长璞不无遗憾地说：“陈独秀终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充满书生意气的文人所能掌握的。” 在记者的要求下，陈长璞和我们在杨明斋卧室前合影留念。 刘少奇的卧室也在楼上，在外国语学社期间，刘少奇经常抽空阅读《新青年》杂志、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等，还借助词典为杨明斋主持的华俄通讯社翻译、校对文稿，配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劳动界》周刊做收发、进行缮写。更可贵的是，他一直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以，肖劲光的《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在谈外国语学社时说:“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时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拉着女儿若男的手说：“这就是你外公当年住过的地方，他就是从这里学习之后去莫斯科的。”满头白发的刘爱琴穿一件宝石蓝色羊绒衫，脖子上围一条白色丝巾，配其红润的脸膛，显得神采熠熠，别有风度。虽然已是80几岁的老人，却无老迈衰弱之态，从她的脸上，依稀能看到其父的神采。 在短短一天半的接触中，记者了解到，老人家一生坎坷，历经磨难。她1927年生于湖北汉口，为刘少奇的长女。出生后即被父母交给汉口一工人家庭抚养，曾当过童养媳。1938年由党组织找回延安，与父亲团聚。后和哥哥刘允斌一起赴苏联，进入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她参加了红军后备军。获得过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发的“参加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钢铁战士”证书和纪念章，并加入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考入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学习经济计划专业。1949年与秘密出访苏联的父亲刘少奇一起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1958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到内蒙古边疆工作。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9年得以平反。先后在河北师范大学、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担任俄语教师、副教授。曾获全国妇联授予的“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以及公安部授予的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奖章。 当年和杨明斋朝夕相处的还有俞秀松，是杨明斋指导其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团中央第一任书记。在俞秀松的卧室前，继子俞敏放慢了脚步。俞敏是俞秀松妻子安志洁和其丈夫俞寿臧（即俞秀松弟弟）的儿子。1935年，化名王寿成的俞秀松受共产国际委派，率领25名联共党员从苏联赴迪化(乌鲁木齐)，对新疆军阀盛世才开展统战工作。在新疆时俞秀松任反帝联合总会秘书长等职，坚持不懈地宣传马列主义，尽心竭力地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在当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也正是在此期间，盛世才的妹妹安志洁（原名盛世同）结识了俞秀松，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并结为夫妇，婚后仅一年多，因王明、康生的诬陷，盛世才将俞秀松逮捕入狱。俞秀松不久被押往苏联，之后在当时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中蒙冤遇难。安志洁曾辗转重庆、南京、杭州，打听俞秀松的生死下落。1949年，安志洁来到上海，找到俞秀松的四弟俞寿臧，请他帮助一起寻找俞秀松的下落，同年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来信，暗示俞秀松已在苏联亡故。其后安志洁在公婆的劝说和母亲的同意下，与俞寿臧结为了夫妇，并生育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为了缅怀俞秀松，他们把大儿子俞敏过继给了俞秀松，就这样，俞敏成为俞秀松的继子。 身材高大、相貌不凡的俞敏，曾为解开父亲（也是伯父）俞秀松死因的谜团，陪同母亲专程去莫斯科，拜见驻华大使，调查了解有关情况。在大使馆人员的陪同下，俞敏去顿河坟地火葬场凭吊了俞秀松烈士英灵，送上一簇鲜花。坟地的墓碑上写着：“这里埋葬着无辜蒙难者及受政治迫害而枪决的牺牲者们的遗骨1930—1942永垂不朽！”坟地管理人员告诉俞敏，当时许多“政治犯”是集体杀害，火化埋葬在一起，烈士的遗骨已无法找到。 谁能想到，当年在渔阳里六号共谋革命大计的两个战友杨明斋、俞秀松，都是蒙冤牺牲在前苏联政治清洗运动中，杨明斋牺牲于1938年5月，终年56岁。和他一样，相隔不到一年，40岁的俞秀松也牺牲在异国他乡。 杨明斋培养的学生当中，最幸运的应属曹靖华（1897年8月11日—1987年9月8日），河南卢氏五里川路沟口村人，中国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在开封省立第二中学求学时，投身于五四运动。1920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当年曹靖华和好友蒋光慈一起赶到渔阳里6号，见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外国语学社”的牌子。虽然这个外国语学社在招生广告上列了俄、法、德、英、日等国语言，并且聘了李汉俊教法语，李达教日语，袁振英、沈雁冰教英语，但主要是修学俄语，接待他们的是学社负责人、刚从俄国回来的山东大汉杨明斋，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朴实诚恳，举止稳重，满口浓重的山东口音，给曹靖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曹靖华报名入学时，已有不少人经各地革命团体介绍来到上海，主要是来自三个省份，因此，很自然地分成三个活动小组：一个是湖南组，有刘少奇、任弼时、罗觉（亦农）、肖劲光、彭述之、卜士奇（道明）等；一个是浙江组，有王一飞、俞秀松、傅大庆等；一个是安徽组，有蒋光慈、韦素园、柯怪君（庆施）、吴葆萼、章人功等。总计有三四十人，其中以湖南、安徽的人最多。曹靖华是河南人，而河南省只有他一人，不能单独成组，由于他报名时来自安徽，又有蒋光慈等一批安徽朋友，语言和生活习惯也差不多，所以就编入安徽组，和安徽同学一起住在离校不远的成都南路的一所大房间。那里没有家具，没有床铺，晚上就睡在地板上。 三个组的同学分散居住，上课时都在渔阳里6号楼下那个可容纳几十个人的客堂间。墙上挂着个大黑板，学员们坐在对面的木凳上。大部分时间由库兹聂佐娃和王元龄讲课。王元龄当时还不满20岁，哈尔滨人。杨明斋有时也讲课。他旅俄多年，俄语讲得很好，用华语讲解时，一口山东腔。 学社除组织学生学习外语外，还教育学生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学员们经常阅读的是《新青年》、《共产党宣言》、《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以及介绍苏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曹靖华如饥似渴地接受新思想的熏陶。特别让他感到新鲜的是：不但没有照招生广告上说的“月纳学费银二元”，而且管吃、管住，大家劳动，扫地，干活，参加社会活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过着全新的公社生活。对曹靖华这个山里人来说，渔阳里6号简直成了上海这个十里洋场里的极乐园。 曹靖华以欣慰而满足的心情，参加外国语学社的各项革命活动，在这里度过了1921年的“三八”节。五一节前夕，学社印了大量号召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传单，准备让学生到黄浦江边向码头工人散发。法国巡捕房怕工人在五一节闹事，派了安南巡捕和中国包探来渔阳里6号搜查，没有发现什么。五一节早晨，曹靖华和他的同伴们带上传单分路出发，有的去了天后宫、闸北、永安公司，曹靖华则一直到黄浦江边、外滩一带散发传单，圆满地完成学社交给的任务。 五一节刚过，学社通知曹靖华：拍半身照，量身材，置服装，准备前往苏俄。乍听到这个消息，他感到出乎预料地高兴，久久向往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刚来学社时曹靖华学习俄语的积极性并不高。他想：学好俄语是为了去俄国深造，可是从当时形势看，苏俄还在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远东战火未熄，想要穿过西伯利亚，谈何容易！他虽然向往苏俄，但是真能实现如杨明斋所说的“学好俄语，出国深造”这个梦想吗？他没有信心。现在真的要他去苏俄了，他怎能不欣喜若狂呢？ 临走之前，学社给每个人发了一个用打字机打印的俄文字条，就他的俄文水平，当时还认不全，何况还有一些暗语。学社领导对他们说：这是出国护照，要妥为保存，千万不要丢失了，丢失了就不能进入苏俄境内；但又不能暴露，如果让白军查出来，就要掉脑袋；只有看见红军，才能拿出来。这是大家的命根子，一定要保管好。至于怎样带法，只能靠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曹靖华怀着既欣喜又紧张的心情，到马路上找修鞋匠，撬开皮鞋后跟，把字条钉到夹层里。 历任我国驻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及埃及大使馆副武官、武官，少将军衔的曹靖华之子曹彭龄告诉记者：父亲一直惦念杨明斋，曾经四处打听他的下落，1954年的一天，父亲到中南海周总理家做客，谈起杨明斋，周总理说，杨明斋是山东人，是我党的忠厚长者。据曹彭龄回忆，父亲生前一直感念杨明斋，称杨明斋是他的引路人、学习的榜样。杨明斋一生勤奋工作、不务虚名、讲求实际、联系群众，是一位“自甘韬晦，埋首革命”的实干家，为人耿直、光明磊落、诚实坦荡。在曹靖华的印象中，杨明斋同时又是和蔼可亲、关心同志、热爱青年的长者。 后记：2010年11月18日，纪念外国语学社创立90周年座谈会如期举行。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旧址纪念馆序厅，上海卢湾区领导、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专家学者、当代海归青年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共青团上海市委领导纷纷发言，缅怀赞誉外国语学社在培养第一代共产党干部方面所立下的丰功伟绩。虽然外国语学社开办只有一年，但在办学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那时的学员半天上课半天进行实践活动，为创办工人刊物《劳动界》，他们下厂调查、撰稿、发行，有些人还参加油印、运送、散发革命传单，尽管到该社学习的学生有先有后，学习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通过学习参加初步的革命实践，每个人都树立了革命人生观与价值观，为他们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座谈会期间，13名外国语学社教师、学员的后人怀着对先辈的崇敬之情畅谈了他们的感受和感想，任弼时唯一的嫡孙任继宁说：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这段日子里，爷爷任弼时大量接触先进读物，如《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在先进思想的影响下，他不断思考和探索为中华大众寻求真理，继续寻找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向。1921年五5月中旬，17岁的任弼时，与肖劲光、任作民等11人共同登上了从上海到海参崴的邮轮，赴苏留学。他们一行，为了避开众人耳目，化装出发。爷爷任弼时装扮成理发师，肖劲光化装成裁缝。大家都不顾辛苦，乘风破浪，向社会主义的苏俄进发……我们应不断以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作为我们前进的榜样和动力。他们中，许多人谈到了前辈们投身革命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提到了杨明斋，当年已经人到中年的他为开办外国语学社培养党的年轻干部呕心沥血，作出的努力与牺牲。 来自刘少奇纪念馆、任弼时纪念馆、肖劲光纪念馆、张太雷纪念馆等相关工作人员也在会上发了言，畅谈了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与背景下，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他们是怎样克服资金紧、人员少，开发名人故居和名人纪念馆的，谈到了这些名人故居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市市委组织部党史办公室的刘玉正同志也在会上汇报了我市当年为寻找杨明斋这个早期党史重要人物作出的努力。 90年弹指一挥间，杨明斋，这位我党早期历史人物的事迹早已名扬海内外，在党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作为他的出生地，我们应该以开发红色旅游为重点，在修缮和保护好他的故居和遗址上下功夫，借鉴其他地区经验，深入研究和利用杨明斋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资源，以他为重点，把红色革命文化资源汇入旅游产业中，通过旅游的方式将娱乐和教育的功能结合起来，把旅游过程和教育主旨结合起来，利用旅游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惟其如此，才会让杨明斋的精神和他的革命事迹千秋万代地传扬下去。 外国语学社教师、学员的后代与上海卢湾区相关领导的合影 外国语学社教师、学员的部分后人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渔阳里六号）的合影 记者与刘少奇之女（中）刘爱琴的合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