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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同伦理之必要与可能 法国希拉里基金会秘书长瓦莱丽·戴哈诺娃（Valérie Terranova）指出，当前的世界困难重重，环境危机迫在眉睫，民族、种族冲突此起彼伏。甚至可以说，这种自然危机和文化危机使得整个人类都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以往我们大多依靠资源、科技进步来解决危机，维持生存，然而这绝不是长久之计。我们需要从文化上回顾和反思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重新考虑整个人类的经济、自然环境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而寻求根本的、可持续的解决之道。但是，仅仅通过文化的多元性是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的。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承。这是人类长期发展和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因而在未来我们必须通过开展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进而形成合力来确保我们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更加团结、更加有凝聚力的世界，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我们之间的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信仰等等。 中华文化学院第一副院长、山东大学跨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主任叶小文强调，当前人类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无法制止道德和价值的扭曲，在于忽视了伦理道德的重要。现代性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基于物质主义的一己私利的道德疾病，对消费主义的过度迷恋。以市场经济发展为主要方式来促进现代化，使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在精神世界缺少关照，导致欲望吞噬理想，多变动摇信念。解决道德危机问题，我们不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结合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构建，建立和践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作为孔夫子的后人，我们要为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人类道德危机，为建设不同信仰的共同伦理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试图寻找人类共同伦理的人性基础，由此来描绘一幅人类生活图景。人的本性既不是单纯利他的，也不是单纯利己的，而应该是一种“中立动机”。有关人类道德发展的心理学著作表明，儿童天生就具有“感情移入”的能力。因此，不论我们曾经历过什么，但最终我们还是会认为自身之外的其他人或其他东西非常重要。因此，无论是整体的人类生活还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会不可避免地包含并表现出一种本质欲望：将自身向着自身之外的东西或实体进行延伸，并将这些东西包含到我们生活之中。在对人类生活的描述中，这种“延伸性包含”是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特征。非利己的“延伸性包含”将情感置于人类生活的中心位置。这种对整体人类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描述，比弗洛伊德和霍布斯的悲观主义更加乐观，同时比感伤主义者的观点更加悲观或者说没有那么乐观。这种描述既不支持荀子对人类本性的悲观看法，也不认同孟子对人类本性的乐观态度。它不倾向于任何一方。而这一立场与孔子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谋而合。这种对“延伸性包含”以及它视之为生活中心的情感所作的论述，意在将我们对人类生活的理解视角从某些西方理论（例如柏拉图和康德的学说）转向许多中国的古代经典所表达的观点。 美国波士顿大学犹太哲学教授史蒂文·卡兹（Steven T. Katz）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是否存在共同的人类伦理，或者说跨文化的道德准则在面对文化多样性时是否有其依据？通过逻辑、形而上学以及实证的研究，他认为基于理性和证据，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其一，人类在本质上，不一定是道德虚无主义者或“道德怪物”；其二，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来自不同民族、种族、宗教和民族背景的男女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道德对话，是有可能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李晨阳指出，价值观并不是人们获得的特定所有物，而是支持人们追求到这些所有物的原因。一般说来，不同文化间的人类基本价值是相似的。在今天的世界，文化间的道德分歧经常是有关“核心价值”的，即最重要的价值，而非价值本身。因为社会和文化处于变化之中，而且价值的文化组合配置也会发生变化，存在有跨社会及文化的不同核心价值组合配置。跨文化道德分歧通常是由于不同价值体系中各种价值的优先性存在差异而造成的。 [责任编辑:李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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