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铜镜的形制及铸制技术，自齐家文化期经历代到清朝，其间走过了4000余年的发展过程。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每个历史时期的铜镜都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及地区文化的特征。这本《鄂州铜镜》图录所著录的铜镜，全部是历年来在湖北省鄂州市出土的古代青铜镜，其时代特征及地区文化特色是明确的。
鄂州市秦置鄂县，东汉因之，是吴王孙权建都立业的所在地，曾是三国时期吴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鄂县辖下的大冶铜绿山，蕴藏着大量的金属矿产资源，其铜矿储量为全国第二，其品位居全国之首。因此，自商代以来，这里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青铜铸造业。商代中晚期这里曾铸制了青铜农具、兵器及礼器，战国时代，作为楚国的军事重镇，这里铸制了大量的青铜兵器。这里的青铜铸造业，得益于当地产铜的便利条件。但在西汉以前，绝大部分铜原料都用于军事。西汉结束了奴隶制，进入东汉中期以后，自由民的社会地位日渐增高。消耗性的青铜兵器如矛、剑、戟、戈、镞等全部被机械性能优良、且价格便宜的铁质兵器所取代，战争用铜的巨额数量骤然减少，政治集团在军事上的用铜量，可能不足过去的数十分之一。因此，才有大量的铜料开始用于民间的生活用品。从此，铜原料真正开始用以发展社会经济。
东汉以后，青铜制品铸制数量最大者莫过于钱与镜。铸钱是由国家控制，铸镜则随民间自由。随着人们生活的需要，凭借铜绿山源源不断地出产铜料，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性的铸镜业。孙权迁鄂县后，重视商贸业，礼待来吴国经商的古罗马帝国商人秦论，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当时从江浙新迁来一些铸镜师，使鄂州铸镜的规模达到了空前。从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在战国至西汉的墓葬中有一些铜镜出土，但数量较小；在东汉早中期的墓葬或遗址出土的铜镜背纹中，已具有当地的文化特色，说明这里已经有铸镜作坊存在；从东汉早期以后的墓葬或遗址中铜镜数量猛然增多看，鄂州的铸镜中心可能逐渐形成于公元1世纪以后的东汉中期，孙权迁鄂县期间，是鄂州铸镜的鼎盛时期。此时鄂州已有数十家工匠或作坊集中在此地铸制铜镜，其铸镜的规模是空前的，形成了江南的铸镜中心。
经对大量田野考古资料研究后认为，在东汉中、晚期至三国时期，鄂州铸镜业的规模及数量是相当大的。在这里生产的铜镜产品不仅供应当地的市场，亦供应着几乎半个中国的江南市场，甚至还远销日本。在鄂州市区的范围内，出土了许多东汉、三国时期的铜镜，这些铜镜与中国北方出土的铜镜迥然不同；它们即具有明确的时代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地方文化特色。
由俞伟超先生作序、管维良先生写概述的《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于1986年由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编辑，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124枚铜镜，较全面地介绍了汉、三国时期鄂州铜镜的基本面貌，为国内外研究汉、三国、六朝历史的学者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常被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引用，为许多研究者首肯，是鄂州镜研究的一座丰碑。由于鄂州铜镜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被日本古代学研究会菅谷文则先生翻译成日文版在日本发行。该书是国内出版铜镜图录中，唯一被翻译成日文的一本铜镜图录。
由于中文版当年印刷数量太小，早已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古铜镜收藏爱好者及研究者的需求。
为了使考古界、史学界对鄂州镜有更为广泛的了解，鄂州市博物馆组织专业工作者编辑出版《鄂州铜镜》，在《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的基础上，除增加了许多枚神兽镜外，还增加了一些兽首镜、画像镜、四叶八凤镜、龙虎镜等富有当地文化特色的镜种共300件，供大家研究、鉴赏。
关于各种铜镜的名称，我们改变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中铜镜的名称，采用现行的命名方法加以命名。如有铭文的铜镜，在镜种的前面冠以铭文的主要信息。如：桼言纪博局镜、仙人掷博镜、李氏龙虎镜、盖惟顺环状乳神兽镜等。没有铭文的就在镜种前冠以纹饰特征。如：五乳仙人禽兽镜、画纹带对置式神兽镜等。将神兽镜的品种分为：环状乳、对置式、同向式、重列式、混置式等五种进行分类。
关于四叶八凤镜的分型问题，日本学术界将图151镜的型制称为系卷形，将图157及图163镜称为宝珠形，然后再在各型中分式。为使中国学者及铜镜收藏研究者更容易理解，我们将这两种四叶八凤镜分别冠以扁平形及桃形对其进行了分形，而没有再分式。
关于各个镜种的时代，有的是依据墓葬的时代及其共存物，有的则是比较同类型镜种的纪年铭。如图146的扁平四叶八凤镜是出自一座三国早期的墓葬之中，因此，将这个镜种的时代判为三国。又如将环状乳神兽镜的时代定为东汉，是依据图102的熹平七年(公元178年)环状乳对置式神兽镜的纪年铭。
与其它铜镜图录不同的是，这本《鄂州铜镜》中收录的铜镜，突出了以下十个特点。
其一、时代明确、出土地集中
《鄂州铜镜》图录中收录的古铜镜，大多是历年来在鄂州市区范围内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除注明墓葬出土的以外，其它大多数铜镜是在汉、三国古墓葬群遗址中出土，遗址或古墓葬内有时代特征明确的其它文物与之共存，因此，出土地点明确、其断代相对准确。
其二、《鄂州铜镜》中神兽镜的品种多
中国古代铜镜中的神兽镜，北方出土较少，大部分集中出土于浙江的绍兴及湖北的鄂州两个地区。在鄂州市出土的神兽镜中，其品种有直行铭重列神兽镜、半圆方枚铭文带神兽镜、半圆方枚画纹带神兽镜、分段式神兽镜、重列式神兽镜、画纹带重列式神兽镜等。在半圆方枚铭文带及画纹带神兽镜中，又可分出同向式、对置式、重列式等。
其三、纪年镜数量多
在《鄂州铜镜》的铜镜铭文中，有永康元年、熹平二年、熹平七年、建安五年、建安六年、建安十年、建安十九年、建安二十一年、建安二十二年、黄初二年、黄武四年、黄武六年、黄龙元年、黄龙二年、嘉禾二年、嘉禾五年、嘉禾六年、赤乌元年、赤乌三年、赤乌五年、五凤三年、太平元年、太平三年、永安四年、永安五年、永安六年、永安七年、宝鼎二年、嘉兴元年、太康元年等46枚纪年镜，镜上铸有自公元167年东汉桓帝刘志永康元年，经三国至孙吴灭亡的公元280年、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的许多年号的纪年铭。通过镜铭中的纪年，我们可以确认某种神兽镜流行的绝对年代及相对年代。在纪年镜的铭文中，涉及到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著多方面的内容。由于图录篇幅有限，对鄂州纪年镜的综合研究，将在《鄂州纪年镜》中进行讨论。
其四、铸镜的工匠多
从目前鄂州出土的铜镜铭文中，可以查到的工匠有三羊、青羊、青盖、张氏、王氏、李氏、暴氏、朱氏、肖氏、八公、薛豫命、鲍师、鲍唐、鲍豫、至氏、日氏、示氏、陈氏、陈世严、范氏、荣氏、谢氏、盖惟顺、尚方等20多位工匠姓氏或铸镜的作坊名号。除有姓氏的铭文外，没有铸造姓氏的铭文镜更多。这一现象说明，当地历史上曾一度集中了相当多的工匠在此铸镜。
其五、“黑漆古”镜及“绿漆古”镜数量多
所谓黑漆古，顾名思义即黑亮如漆的古代金属制品。“黑漆古”及“绿漆古”名词来源于收藏界，本是对古铜镜品相的称谓。青铜制品生成黑漆古或绿漆古的外表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合金含锡量为20%以上的高锡青铜器，二是需在PH值为中性偏酸的高湿度土壤环境中长期埋藏。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土壤环境比较干燥，且大都偏碱，因此，北方出土铜镜生绿锈者较多；如果在比较干燥的中性土壤环境中埋藏，就可能保持银白的本色，这种铜镜的品相被北方的人们称之为“水银沁”。鄂州地处江南，常年雨水多，地下水位高；发掘古墓葬时，一般淤泥几乎淤满了整个墓室。在宋代以前，绝大多数鄂州铜镜的含锡量都处在20%以上，属于高锡青铜，其基体为Cu-Sn-Pb三元合金，当地为中性偏酸的高湿度土壤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埋藏时，古铜镜等于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电场环境内，湿泥土为阴极，铜镜为阳极向外释放电子，相当于铜镜在一个电镀槽中进行反镀。在三元合金中，铜的电导率最高，铜分子向外迁移最多也最快；当失掉的铜分子产生空位后，就会有氧及其它酸性物质进来填充；随着表面铜分子的流失，锡含量相对富集于表层，慢慢地形成了表面的二氧化锡层。黑漆古的化学成分即为二氧化锡。因此，在这里埋藏的古代高锡青铜镜，出土时往往生成了黑漆古或者绿漆古的表面，又黑又亮，光洁且极耐腐蚀。本书中收录的铜镜多数为黑漆古，亦有少量的绿漆古。相对黑漆古而言，绿漆古镜更为难得。绿漆古的形成，除需具备上述条件外，可能还与镜体合金在铸造过程中的结晶速度有关；真正形成的原因，目前尚无结论。图271为东汉四乳纹带镜，其色泽绿如碧玉，是一件难得见到的绿漆古镜精品。
其六、兽首镜别具一格
在黄河流域的东汉时期墓葬中常出兽首镜，但镜钮的大小与北方同时期同直径的其它镜钮相当。鄂州所出兽首镜，其直径小于北方的兽首镜，而镜钮却明显倍大于北方的兽首镜钮。本书中收录了14枚兽首镜，大都与北方兽首镜的钮不同，应为本地的产品。
其七、各种四叶八凤镜享誉江南
四叶八凤镜为鄂州大量铸造的镜种，其镜的纹饰为平面阴刻。在四叶之间往往有四对相向的飞凤纹，因而得名。在制模过程中，四片叶子是最简单易行的分区方法，阴刻纹饰亦是不需要具备雕塑技能的纹饰制作技术，可以直接在镜模的泥坯上进行刻制，这样可以提高制模的速度，便于大量生产。黄河流域自古崇尚龙，而长江流域自古崇尚凤。四叶八凤镜背的纹饰，应是楚文化的意识形态在三国时代的延续。鄂州、南京及绍兴地区出土这个镜种，全国其他地区则较少出土这个镜种。显示了三国时期吴国故地崇凤的文化特色。
其八、画像镜独树一帜
提起画像镜，专业研究者及铜镜收藏者大都知道浙江出画像镜。浙江的会稽、山阴所出画像镜都具有大钮、高镜缘、平浮雕享誉全国；而鄂州所出画像镜却是另一种风格，即大钮、三角形缘、背纹中神与兽的雕塑技法不象浙江的画像镜那么平，也不象神兽镜的浮雕那么高，正界于两者之间，人物的雕法偏平、动物的雕法略高，铭文带有的为平铭文带、有的则为凸起呈弧形的铭文带，而浙江所出画像镜的铭文带基本都是平的。鄂州画像镜三角形镜缘的高度，只有浙江画像镜缘的一半。本书中收录了5件鄂州画像镜，图88至图92镜即为鄂州独有的画像镜。鄂州所产的这种画像镜在浙江未见出土，南阳市博物馆藏有形制相似的画像镜，但其纹饰风格明显带有当地的文化特色，与鄂州所出画像镜有别，应为南阳当地的产品。仅见朱仁星先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文物》月刊第199期第39页中，撰文刊载了一枚东汉“铜龙氏镜”，没有注明出土地点；经仔细观察，此镜为三角形缘、浮雕人物的形象较平、铭文带凸起呈弧形，与本书中图88、91及图92如出自一位匠师之手；这枚“铜龙氏镜”即神人车马画像镜，应为鄂州所产。这枚画像镜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除此以外，再未见到其它刊物著录这种画像镜。
其九、“能摆在一起的同模镜”鄂州独有
所谓同模镜，是指在同一个镜模上夯制出许多相同的镜范浇铸出的许多相同的铜镜中的两枚。图177与图178两镜为同模镜，其铭曰：“黄初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廿七日癸已，扬州会稽山阴师薛豫命作镜，大六寸清冒，服者高迁，秩公美，宜侯王，子孙藩昌。”两镜的铭文一字不差，字体一致，尺寸及纹饰完全相同。因此可以认定，这是一对出自同一镜模的同模镜。图226与图227两枚王言同向式神兽镜亦为一对同模镜，图195与图196的两枚太平元年对置式神兽镜，又为一对同模镜。除此三对现存同模镜之外，根据外省及外国公布的铜镜资料得知，在鄂州出土的铜镜中，还有一些神兽镜与外省或外国的某枚铜镜藏品可能为同模镜，但这有待于日后有机会两镜相遇才能最后确认。
其十、发现“改范镜”
上述图195及图196为一对同模镜，两镜的边铭匀为“囗囗四年，造作明竞，可以昭明，服者老寿，宜公卿，居囗如此，乐未央”；而在两镜方枚的铭文中却都铸有“太平元年岁在囗囗”铭。这种在时间上相互矛盾的铭文似乎难以理解。那么，我们从另一枚纪年镜的铭文中，似乎又可以找到答案。在图179的黄武年号混置式神兽镜的铭文中，可以看到其中“黄武年”3铭是明显经过改动的，不是镜模上的原铭。也就是说，这枚黄武年号镜的镜模，本不是“黄武”年号的纪年，而是早于“黄武”的某个纪年。到了黄武元年(公元229年)时，此镜的形制及纹饰还在流行，但其模上的年号已经过时，如果用此摸制范，铸出铜镜的纪年不可能是“黄武”，而是“黄武”以前的某个年号。因此，工匠在这个镜模上夯制出泥范以后，将原来的纪年阴字用泥料填平，再用工具在填平的泥范上压刻出“黄武”二铭的反字，当浇铸成镜以后，反字就被还原成“黄武”的正字了。由于压刻的反字与原铭不协调，我们可以看到，其它的铭文是镜模上自带出来的，而“黄武”二字比其它铭大出许多，且显得极不流畅。与此手法相同，前面的囗囗元年镜亦是相同的情况。这枚铜镜的模始作于太平元年，到了某某四年时，因此镜的太平元年铭在方枚之中不容易改动，工匠只将镜模上铭文带中的纪年改了，因此，留下了年号相互矛盾的镜铭。这一现象说明，一个镜模可以使用相当长的时间。一般认为，一个镜种在其形制或者背纹过时、新的镜种产生出来以后，过时的镜种就不会再继续生产了，其镜模也就不会再被使用了，一般谈不上对老镜模进行修改，只能按照时代及市场的需求去塑造新型的镜种。可能是神兽镜在鄂州流行的时间比较长，鄂州发现的这一枚在范上改纪年后铸出的神兽镜，对研究古代某个镜种流行的年代，及对范铸法铸镜技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除以上十个特点外，《鄂州铜镜》又涉及到了6个学术问题。
、关于浮雕式佛兽镜的问题
鄂州曾出土了3枚四叶八风佛兽镜享誉海内外，《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中曾著录。其实这种佛兽镜在鄂州的出土数量并不止3枚，本书中图175就是一枚未曾著录的四叶八风佛兽镜。但四叶八风佛兽镜属平面阴刻的纹饰，其雕塑技术少有人研究。关于浮雕形式的佛兽镜，日本出土了一些三角缘佛兽镜，中、日学者几乎都认为，这些三角缘佛兽镜是中国吴地的工匠东渡日本后就地铸制的。中国学者著录的佛兽镜图录，仅见于孔祥星、刘一曼两位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铜镜》一书中有浮雕式的佛兽镜，且原件注明藏于日本。所以，在此之前日本学术界一度认为，吴国的工匠在吴国故地不曾铸制佛兽镜，而是东渡日本以后才开始铸制佛兽镜。图291为一枚画纹带对置式佛兽镜，此镜的纹饰中有一尊坐佛，佛首后有三圈完整的背光。这是在国内发现的一枚浮雕式佛像的画纹带对置式佛兽镜。
南北朝曾有一位中亚来的画家名曹仲达，他画的佛像多是穿较薄的袈裟从水中出来，袈裟紧贴在身上形成许多皱纹。因此，人们将他画的佛称为“曹衣出水”。我馆曾在鄂州市塘角头第4号一座三国墓葬中出土一尊青瓷佛像，其身上的衣纹属于“曹衣出水”式，这枚铜镜上佛的形像亦属“曹衣出水”。但此镜明显早于南北朝，先有镜还是先有画？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于此镜藏于民间，未经科学发掘，长期以来无人知晓，亦无人对其进行研究。庆幸的是2002年6月16日，本馆田野考古工作者在本市区内新庙茅草村的一座西晋墓葬中，出土了一枚八乳八佛镜，即本书图257镜。此镜纹饰为八乳间八佛，佛坐于莲台之上，面目清析，八佛首后皆有背光。从此，彻底结束了中国没有佛像镜的历史。如果说，鄂州发现前一枚画纹带对置式佛兽镜是属于偶然，那么，著录这枚八乳八佛镜的意义，就在于更进一步地说明，吴国的工匠不但东渡日本后铸制了佛像镜，在吴国故地也曾随着佛教的传入而铸制了佛像镜。孙权在鄂州期间，曾十分重视佛教的发展，将前来传佛的支谦、印度僧人维祗难、竺律炎等待若上宾。鄂州是佛教中净土宗的发祥地，显然这里曾一度为吴国佛教的中心，那怕它是短暂的，但在这里出土佛像镜，当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给我们研究佛教在江南的传播，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2、关于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中、日学术界一直存在一种公认的说法，即中国所有的神兽镜都是平缘。本书中收录了一枚三角形缘的神兽镜，是上个世纪的1970年在鄂州市内一座古墓葬中出土的，图94即是这种三角形缘的四乳神兽镜。学术界对中国神兽镜都是平缘的说法，是相对日本三角缘神兽镜而提出来的。中、日学者间有些认为在日本大量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是中国工匠东渡日本后铸造的。为研究及确认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真正的制造者及其产地，中、日学者之间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热门研究至今。由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缘全部为三角形，而中国的神兽镜基本都为平缘，这之间显现出了文化差异与铸制技术上的差异。用专业类型学考古的话说，就是形制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中国学者王仲殊先生认为，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形制，是中国画像镜的缘、与中国神兽镜的纹饰相结合的产物。因中国的画像镜与中国的神兽镜都是公元3世纪吴地的产品，从而进一步认为，日本三角缘神兽镜是中国公元3世纪吴国的工匠至日本后就地铸造的。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钮都较大，而鄂州出土的这枚三角形缘的神兽镜，按比例看其镜钮亦相当大。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大多有乳钉，此镜亦有乳钉。从几何形状看，这枚东汉的四乳神兽镜当是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雏形。除以上三角形缘神兽镜外，在鄂州馆藏神兽镜中，还有一些不是平缘的神兽镜，也都为本地出土。因篇幅所限，这次没有著录。图255及图292是两枚四兽镜，其背纹中兽的视觉效果让人觉得不是专业雕塑镜模的工匠所为，却都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上兽的形象十分相似。这似乎告诉人们，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上的兽，与鄂州这两枚四兽镜上的兽，仍是采用同一种塑模的方法制造出来的。
除三角形缘的神兽镜外，鄂州出土其它具有三角形缘的铜镜还有一些。如本书中的飞凤镜、龙虎镜、画像镜中都有这种镜缘。这说明，在鄂州的铸镜师中，有些铸镜师有着铸制三角形缘铜镜的习惯。这一信息改变了中国没有三角形缘神兽镜的说法，证实了吴国的工匠曾在吴国故地铸制过三角形缘的神兽镜，缩小了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与中国神兽镜两者之间在形制上的差距，为中、日学者之间研究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与中国吴镜的关系，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资料。
3、关于“嘉兴元年镜”的时代及产地问题
图294为嘉兴元年对置式神兽镜，此镜看起来属三国时期普普通通的一枚神兽镜。其铭为：“嘉兴元年，太岁在丁巳，帝道始平，五月丙午，时加日中，造作明竟，百湅清铜，服者万年，位至侯王，长乐富贵，吉宜子孙。”
此镜基本为黑漆古。无独有偶，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收藏有一枚相同的嘉兴元年对置式神兽镜，与鄂州这枚嘉兴元年镜一模一样。但因六朝时期本无“嘉兴”年号，经查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嘉兴”实属西凉李歆于公元417年登基的年号，而公元417年的干支正为丁巳，与镜铭上的干支相符。所以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这枚嘉兴元年镜，与日本收藏的两枚嘉兴元年镜一样，都可能作于公元4世纪的西凉李歆时期。
王仲殊先生在《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一文中认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所收藏的这一枚嘉兴元年镜，是吴末帝孙皓登基后为纪念被迫害致死而不曾称帝的生父孙和，除进行了平反外，还追认孙和为文皇帝，命史官为其父作《纪》；既然作《纪》须有年号，由于孙和未曾当过皇帝，自然没有属于孙和的年号。孙皓在给其父追封年号时，向前推算到公元237年的“嘉禾六年”，又考虑避其父孙和的讳，改“嘉禾”年号为“嘉兴”。经查“嘉禾”六年的干支，发现这一年的干支亦为“丁巳”，与镜铭上的干支亦相符。这说明，嘉兴元年镜上的干支是经过严格推算的。
王仲殊先生在论文里也提到了还有两枚嘉兴元年镜的传世品尚在日本，连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共三枚镜都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王仲殊先生论证后认为，以上三镜的产地都应在长江流域的吴地，而制造时间应为公元3世纪。因当时鄂州还没有出土此镜，暂无法证实王仲殊先生的观点，只能等待将来依照出土嘉兴元年镜的地点，来评判嘉兴元年镜的历史文化属性。
如王仲殊先生所愿，1999年6月，郑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王先生在鄂州市一农家采集到一枚铜镜，当时王先生采集后曾拿到鄂州市博物馆找笔者进行了鉴定。经仔细观察，此镜的形制及背纹皆属三国时代的吴镜，确认为真品。经仔细阅读铭文，发现是一枚嘉兴元年镜。至此，嘉兴元年镜的时代及产地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
孙皓于“甘露”元年（公元265年）登基，当年九月自建业迁都武昌（今鄂州），次年十二月还都建业（今南京）。由此推断，嘉兴元年镜应作于孙皓迁都武昌的公元265年9月至266年12月之间，是在孙皓的监督下进行，因此可以认为，铸镜地点在武昌，即今鄂州市。在此镜的方枚上每枚一铭，合为：“三公九卿十二大夫人吏，”
推测此镜可能只供应了当时的三公九卿十二大夫以及较显要的官吏使用。所以，此镜的铸造量可能较小。
4、关于规矩镜与博局镜的学术争论问题
约从王莽时期开始，在中国铜镜的背纹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纹饰，即被西方学者称之为TVL符号的一种纹饰。在中日学者中，有人称之为规矩纹，亦有人称之为博局纹。具有这种符号最为典型的镜种，收藏界一般称之为规矩镜。
规与矩都是劳动工具，规是画圆用的工具，而矩为画方的工具。人们将背纹中有这种符号纹饰的铜镜称为规矩镜，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枚四神博局镜的拓片，其铭文带中有49铭曰：“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掌四彭，朱爵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刻娄博局去不羊，家常大富宜君王。”从铭文中的“刻娄博局”4铭得知，古铜镜上的规矩纹其实为一种赌博用的“博局纹”。为此，付举有先生在《考古学报》1986年1期上发表论文，并举出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西汉墓中出土有全套博具，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13号秦墓分别出土两套博具，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中也出土有整套的博具，还有一些古代画像石上刻有博戏图等，这些都说明四神规矩镜上的规矩纹，其实为博局纹。
有争议的问题在于，拓片与出土的博具毕竟都不是铜镜。若将铜镜上的规矩纹视为博局纹，似乎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本书图272为一枚汉代的仙人掷博镜，在此镜的纹饰带中，共有7组浮雕纹饰，其中一组为两个羽人在进行赌博，旁边铸有铭文为“仙人止博”。“止”在古汉语中与“豸”通假, 而“豸”与“掷”读音相通, 故“止”可与“掷”通假, 为抛、投之意。在汉代镜铭中，通假字、反字、减笔字累见不鲜，一是由于有些字在汉代还未发明，二是有些字的笔画太多而刻铭的位置太小，所以在镜铭中往往出现通假字或减笔字。因此，这里的“止”应是“掷”的通假。在这一组纹饰中可以看到，左边的羽人手上拿着3根箸，专心一意地看着对面，右边的羽人则用右手将一骰子抛向空中，严然一副博兴正酣的画面，其赌盘即一副博局。图273为汉代的七乳纹带镜，其中亦有一组两人坐地对博的纹饰，两镜的纹饰所用的博具不相同，但合起来正是一副完整的博戏图。这两种博具本应合起来为一套完整的博具，可能由于铜镜纹饰区太小，容不下两种博具，因此，两镜的纹饰区都各刻了其中一种博具。
以上这两枚铜镜纹饰中的博戏纹饰及铭文，是否能判定古铜镜纹饰中的规矩，就是中国古代自战国时代就开始流行的博局？我们期盼着能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对此问题更加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5、关于神兽镜的塑型、铸造分工问题
我曾写过一篇《浅谈鄂州镜的塑与铸》的论文，发表在《鄂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后被日本学者神崎胜先生翻译成日文发表在日本《古代学研究》2001年12月第155期，文中认为神兽镜的铸制过程是由专业从事雕塑的工匠塑造原始泥镜模后，再由专业铸镜的工匠进行翻模、夯范、熔炼、浇铸及加工，其塑型与铸造本是两个独立存在的工种。塑型的工匠不一定懂得铸镜，而铸镜的工匠也未必能塑模。但当时苦于没有实物资料证明，只是从一些古镜的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可喜的是，在本书的编辑工作基本结束之际，本市一农民送来一枚铜镜要求我们进行鉴定。此镜是一枚太平三年对置式神兽镜，如图287所示，铭文带中铸有铭文曰：“太平三年，造作明竟，服者万年，师大朱仁李氏囗囗囗囗王孙朔(塑) ，十三日囗者师朱武世造三湅明镜，吴有服者用兮。”铭文中明确记录了此镜是在吴国流行，其原始镜模是由大朱仁李氏囗囗囗囗王孙塑型，再由朱武世熔铜铸造。这枚铜镜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三国时期铸镜工艺的技术分工，提供了实物资料。
6、鄂州铜镜反映了东汉三国的风俗民情
鄂州地区自古以来人们喜爱铜镜，不但日常生活中使用铜镜，至今在农村迎取新娘时，新娘的嫁妆中少不了两枚古铜镜，新娘将铜镜挂在衣服内的胸前和背后，用以保吉祥。如果家里没有古铜镜，就在村里其他人家里借用。这种风俗不但鄂州地区有，还幅射到了河南的信阳地区，再向西直至南阳地区都存在这种风俗。
在鄂州地区的汉、三国、六朝墓葬中，常有破碎铜镜出土，这些碎片兑起来往往不够一个完整的铜镜，而只有大约一半。鄂州地区古代的人们办丧事时，总要随葬铜镜。图149看上去是一枚完整的扁平四叶八凤镜，此镜上半部分为黑漆古，下半部分为褐灰色，两种截然不同颜色的形成，是因为此镜分别出自两座古代墓葬；每墓出一半，兑起来正是一枚镜。在不同酸碱值的墓葬之中埋藏，其铜镜表面的化学变化是不可能一致的。因此，造成了这一镜有截然不同的两色。如这种一镜出自两座古墓的现象，在鄂州馆的铜镜库里还有一例宋镜。由此看来，古时如果夫妻有一方先去世，就将平时双方使用的铜镜砸开为两半，先随墓葬埋入一半，另一半则随后下世者埋葬。因古铜镜较脆，不容易将一个完整的铜镜正好砸开成为两半，只好埋入碎片。从发掘墓葬的情况看，大约自东汉开始，就有这种风俗。家庭离不开铜镜，夫妻之间将铜镜视为爱情的信物。图286为三国时代的画纹带对置式神兽镜，在此镜的方枚之间，又铸有“夫妻相守日月亲”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枚铜镜的著录，给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实物资料。
结束语
古代青铜镜的形制、纹饰及铭文，包含着古代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因此，研究古代青铜镜的学者越来越多。不仅考古、文博部门在研究，古铜镜的收藏爱好研究者也日渐增多。《鄂州铜镜》一书的出版，试图能够达到图文并茂，既有助于专业工作者进行深入研究，又可供收藏爱好者得到鉴赏与探讨的目的。
鄂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地下青铜文物层出不穷，特别是青铜镜的出土量最为壮观；上至春秋战国，下至宋、元、明、清，历代都有铜镜出土。由于当地出土的铜镜数量多，且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因此成为中外闻名的“铜镜之乡”。
鄂州民间的藏镜数量，可能更大于馆藏数量，其中不乏好的镜种。为使更多的当地铜镜品种面世，为使读者对鄂州的铜镜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为让鄂州出土有特色的古代铜镜不再被埋没于民间，我们特收录了鄂州民间有特色并在当地出土的古铜镜在附录中，为本书增色。我们尽量地采集了资料，选取其中的纪年镜、黑漆古镜、绿漆古镜、在学术上有较高研究价值的铜镜公著于世，将问题提出，由大家讨论，让其发挥出应有的历史作用。
近年来，鄂州市委、市政府利用鄂州的历史文化优势，发掘当地的古铜镜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事业，为鄂州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鄂州作了大量工作；本书的出版，亦得到了市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对于在古代铜镜其它方面的研究成果，我馆将组织专业人员陆续编辑出版专题著作。
在本图录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孔祥星先生的鼎力协助，并亲自为本书作序，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董亚巍
2002年7月20日于鄂州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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