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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7.31 “苏州模式”曾一度是各地模仿的对象，其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和招商引资方法至今仍被一些地方沿用。然而近几年苏州在面临外部全球经济低迷，内部土地日渐不足、GDP含金量不高等问题下，也在进行着变革，比如实施新兴产业战略、腾笼换鸟、发展民营经济等。在目前各地实体经济运行压力增加，地方经济亟待转型的形势下，苏州的转型升级经验极具参考价值。 苏州很早就确定了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分别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智能电网和物联网、新型平板显示和高端装备制造八大产业。从大的类别上看，并无特别之处，这是参照了国家和江苏省的目录，根据苏州的产业结构做出的选择。在这之后，苏州又对具体的新兴产业进行了重点细分（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每一个新兴产业，不是什么都做，而是做一两个关键的环节，以风能为例，主要做的是风向控制器。这与业内广为推崇的垂直整合战略正好相反。对此，苏州方面表示，垂直整合是一种控制成本的良好途径，对企业成长发展很有帮助，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一条产业链什么都做，那么风险全都集中在上面，无法分散。 这在后来风能行业遭遇危机得到了很好地印证。因此，对于地方政府制定产业规划和招商方案来说，选择垂直整合还是产业链关键环节十分重要，如果是一项相对成熟的产业，垂直整合更为合适，而风险尚未明确的新产业，做产业链的部分环节则更为可行。另外，苏州在支持新兴战略产业上的干预手段也是值得关注的。例如在光伏产业上，曾经有薄膜和多晶硅的技术路线之争，各地也都有相应的选择。而苏州只规划了大的方向，不管薄膜还是多晶硅，具体方向不干预，重点是支持太阳能光伏的设备，抢占产业链的上游，对具体的技术模式不作要求。 苏州的腾笼换鸟，不如广东那般高调，却很早就在布局。早在2008年前后，苏州古城区就通过“腾笼换鸟”盘活空置楼盘，吸引科技、创意、文化类企业入驻，现已逐步形成了“内容产业”、“创意产业”、“设计产业”等产业集聚区，楼宇经济也成为第三产业增长的一大亮点。近几年，工业园区也开始腾笼换鸟，一些产业层次和投资强度低、占用土地多的企业开始被“请”出园区，昆山开发区曾花2亿元巨资“请”26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出门，将这些企业逐步转移到乡镇或苏北等地，腾出土地来发展更高层次的产业。 苏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也是“苏州模式”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特征。2004年，苏州启动了为期三年的“民营经济腾飞计划”，随后配套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帮助乡镇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2011年，苏州市委出台了“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对如何进一步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如何破解“玻璃门”、“弹簧门”问题，如何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以及如何进一步强化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政策细化。 除了政策上的支持以外，苏州市还制定了“姑苏企业家素质提升计划”，每年年中由市委书记、市长带领民营企业负责人外出学习考察；每年年初召开民营经济工作会议，表彰百强民营企业、十佳民营企业家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由市委书记、市长颁奖；政府还经常组织民营企业参加“中国中小企业博览会”、“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等大型会展活动，帮助企业了解信息，拓宽视野，捕捉商机；专门建立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联合社会中介、行业协会，积极开展创业辅导、政策解读、管理咨询等各种公益服务。 此外，苏州市还定期请专家为企业家培训。例如2011年以来，受多晶硅价格波动、美国光伏“双反”调查的影响，国内光伏产业受到很大的影响。政府如何帮助光伏厂商走出困境？苏州市的做法是，不盲目指导企业，不盲目出台政策，而是请来专家为企业答疑解惑。在金融服务方面，苏州市不定期组织金融机构到各市（区）巡回服务，通过座谈等形式，加强银企对接，并推动银行签订“助推中小企业成长伙伴计划”，以及由政府出资建立担保公司等。 “苏州模式”一直被认为是“强势政府”干预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近年来的转型升级中，无论是发展新兴产业、腾笼换鸟，还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都体现了强势干预的色彩。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苏州市政府也并非全盘包办，而是有的放矢，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在新兴产业的细分和政策扶持上，在帮助光伏厂商走出困境上。哪些需要政府制定顶层政策，哪些需要遵循市场法则，哪些需要政府花费大的代价也要去做，哪些需要政府搞好服务，应该是苏州转型经验给各地最好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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