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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凡的织女 我母亲生在离锺村约十五华里的金宅，金宅的人并不姓金，姓张，母亲名馥梅，生于光绪二十九（癸卯）年，也就是1903年。外公张邦基，在同一年考取了金华府秀才第一名，1905年正当他到杭州去应举人考试时，清廷诏令停止科举。外公回家教私塾，郁郁寡欢，于1013年去世。 外公去世时，母亲只有十岁，下有一个五岁的弟弟，一个三岁的妹妹。外婆带着三个儿女，孤苦伶仃，自己种几亩薄田度日。 母亲曾经跟着外公在私塾里念书，女孩子识字，在当时乡下是很稀罕的，她宝藏着她的十册图文并茂的线装书，在我略懂事后，偶尔很小心地给我看看。外公去世后，她放下书本，帮着外婆支撑这个家，成为里里外外一把劳动好手。她既会下田，又会纺纱织布。 母亲十九岁与父亲结婚。在那时候，十九岁已经算是结婚迟了。外婆家孤儿寡母的、家境比较困难，外婆只想替女儿找个殷实人家，不愁吃穿。我家在锺村是个大户人家，比较富裕，缺点是作为填房。外婆的注意力主要在不要让女儿一结婚就做后母，因此再三向媒人询问前妻有没有留下子女，对女婿的年龄却没有细追究，觉得男比女大九岁可以接受。实际上受了媒人的骗，父亲比母亲大了十九岁。 母亲嫁到锺村后，用不着下地干农活了，她的兴趣全放在纺纱织布上。 我们家有一块棉花地，从采棉花、绞棉花、纺棉花、到织布，除了弹棉花以外，都是我母亲亲自动手，从小到大我穿的衣服都是母亲织的布做的。 在抗日战争年代里，上海的棉纱倾销到农村里来。这棉纱又细又匀，比自己纺的纱好多了，乡下会织布的妇女高兴极了，我母亲对织布的兴趣也越来越高。 要织布，首先，得把经线装到织布机上，这就很不容易。白布还好，若是花布，还要按不同的花纹分布不同颜色的经线，这是很需要头脑清醒并一定的技术。邻居或村里有人想自己织布，我母亲常常被请去作指导，或干脆替她们把经线挂上织布机才罢。  通常，农村里织的布，都是平布。平布的经纬线如图1所示，经线是装在织布机上的，织布时两脚踏着两块脚板，一上一下，就会把经线一条隔一条地升高，手拿着梭子，一使劲，让梭子穿过经线排成的上下缝隙，一条纬线就跟着梭子穿进去了。若织的是花布，还需要有好几个装了不同颜色沙线的梭子，该取那个梭子，都要记住。因此织布是一件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的事。现代人有高度自动化的机器织布，很难想象古代农村用简单织布机织布的困难。
有一次，在上海工作的堂哥哥回家时，穿着一件人字呢子大衣。母亲觉得很好看，心想，何不想法用棉纱织成人字呢，虽没有羊毛线好看，也一定不错，可以给自己的女儿做件大衣穿穿。 人字呢就是斜纹布，不过就是斜纹到一定地方拐个弯就是人字呢了，因此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原来织平布的机子改造成织斜纹布。 母亲冥思苦想，把只用两块脚板的织布机改成四块脚板。如图2所示，将经线分成四组，图中1，2，3，4 分别代表四组经线，一，二，三，四代表四组纬线，四组经线联系着四块脚板。踩下1，4脚板时，穿过纬线一，踩下3，4脚板时，穿过纬线二，踩下2，3脚板时穿过纬线三，踩下1，2脚板时，穿过纬线四。人只有两只脚，要轮流踩四个脚板，该踩哪两个了，全凭脚自己记忆，因为眼睛看不见脚，眼睛还需要管着手梭子。  母亲的人字呢布织成了，轰动了半个浦江城（这也许是我的夸大），反正到我们家来取经的织女络绎不绝，母亲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吝啬地帮助取经人。 图3 为我母亲织的平纹花布举例，图4为我母亲织的人字呢之一。  图3  图4 我家有几株桑树，母亲每年春天都要养蚕。蚕刚从蚕卵中出来时，只有碗口大的一堆，悉心地喂食桑叶，慢慢地移到小匾、中匾、然后到直径
收获了蚕茧，就要缫丝，缫丝可又是一个又费心又费力的活。缫丝机主要是一口锅与一个用脚踩的转轮组成，把蚕茧放入开水锅里，用两条长筷子理出丝来让丝通过一个小孔汇成足够粗的丝线绕到转轮上去。脚不断地踩着轮子，手不断地捞茧丝，使丝线保持均匀，将已经抽完丝的蚕茧从锅里捞出，放入新的蚕茧。 每年母亲缫丝一连要好几天才能缫完。1942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浙赣战役，侵略的炮火逼近我家乡浦江县，每天日本鬼子的飞机在天空盘旋，时而随意丢下几个炸弹，我们家准备到一山坳里的亲戚家避难，一切都准备好了，可是母亲不肯走，因为丝没有缫完。 “命都快没了，你还要管这丝？”父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可是我母亲不肯走，父亲让我跟着我堂嫂嫂与侄女们先走了。父亲留下等我母亲缫完丝，才匆匆走，半路上与日本鬼子遭个正着，幸亏在当地乡亲们的帮助下躲在一个稻草堆里，才幸免于难。 每年蚕宝宝吐的丝，最后经我母亲的手都织成各色各样的绸子。我小时候，冬穿粗布夏穿绸，都是我母亲的劳动成果。 家里人少，根本穿不了这些绸与布，每年母亲织的绸与布都卷成一匹匹地藏在大箱子里。母亲乐此不疲，有时叹息着说不干了，太累了。可是当她见到一种新颖的花布，她兴趣又来了，又在琢磨着，如何改变花样与颜色，织出更漂亮的布来。她好像是一个到人世间来、为了要织各种各样的布的‘下凡的织女’。 农村的大户人家里，把女儿称为‘赔钱货’。女儿出嫁时，要有很多陪嫁的嫁妆，这些嫁妆中包含着一大箱、一大箱的布匹。母亲只有我这个宝贝女儿，在我慢慢长成一个少女时，就有人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谁家有福，娶了你，一家子都不愁穿了。” 自从我到杭州上高中后，学校里，规定要穿用黑与白两种洋布做的制服，我就很少穿母亲织的布了。想不到，母亲的布在土改中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老家的土地改革，在分田地、分房子以前，要做一次清算，要计算被划分为地主的家庭有若干余粮，把这些余粮转化为钱补交给国家。实际上家里并没有什么余粮，我的伯伯与叔叔家都是靠在外地工作的我的堂哥哥们寄钱来交的。我父母就惨了，在外地只有一个嗷嗷待哺的还在念高中的女儿，毫无经济来源。怎么办？ 母亲下了决心，在黄宅市摆了一个卖布摊子，亲自在市场里卖她的绸与布。她终于用她勤劳的双手多少年来的劳动成果偿还了地主的剥削债。 1955年后，母亲的兴趣与劳动转化为：替女儿管家务与带外孙、外孙女，她替女儿带大了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腾出了女儿的脑子与手，让女儿在科学与教学上能较好地完成任务。至于她织的绸子与布，只零零碎碎的留给女儿一点纪念品。 下图为1979年在北京照的全家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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