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三国演义》都给读者提供了一幅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乱世景观。先是宦官“十常侍”“朋比为奸”，“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官军望风而靡”。黄巾起义被联合起来的官军镇压后，接着就是大将军何进欲尽杀宦官，反被宦官所杀；袁绍尽杀宦官“十常侍”后，又有外地军阀董卓引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肆意弄权、“秽乱宫禁”，“残害生灵”，几乎无恶不作。董卓之乱后，又接上了董卓部下李傕、郭汜之乱，各路诸侯则乘机纷纷割据一方，争权夺利，时而联合、时而反目；时而相互利用、时而又厮杀、混战。曹操“移驾许都”，汉室似乎有了复兴之望，然又“挟天子以令诸侯”，“欺压君父”、“败坏朝纲”，各路诸侯以“奉诏讨贼”的名义与曹操争雄；曹操同样以“奉诏讨贼”的名义灭袁术、除吕布、平袁绍，占荆州，虎视江东。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守北方，形成了曹操、孙权、刘备的鼎立局面。此后，曹魏取代汉建立魏国，刘备取西川建蜀国，孙权于江东建吴国，遂成“三国”。然“三国鼎立”，并无和平；谁都想“大一统”、“定一尊”，自然是征战连连，杀伐不断。直到司马炎篡魏，再灭蜀、灭吴，实现了晋的“大一统”，一个硝烟弥漫、战争频仍的战乱局面才算告一段落……
然而，战归战，乱归乱，读《三国演义》，你却始终感觉有一种力量凝聚着人心，有一片辉光耀照在人们头顶，在你死我活的杀伐中流贯着一种浩然之气，就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所唱的“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这就是贯彻在《三国演义》整个故事中的一种价值守护。这个价值守护，就是“义”。如果在《三国演义》提炼一个关键词，那这个关键词无疑应该是“义”，正是“义”体现了整个小说的精神和意蕴。
“义”从宽泛的意义上可以与“正义”联结在一起，但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这又是一个使用相当频繁、意义也相当广泛、复杂的概念。“义”从伦理方面来说，它似乎是指人在社会的各种关系中涉及到的基本行为规范：“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礼记·礼运》）“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我们知道，这就是“纲常名教”了。守护纲常名教的基本精神，是“礼”，也是“义”、“大义”；反之，则是“无礼”、“不义”。“不义”说到家也就是对这关系和规范的“背叛”，即所谓“背信弃义”。然而，仅仅从伦理的意义上来解说它，就不免把它弄得过于僵化和狭窄，事实上“义”在实际使用上要比那些伦理广泛、深厚、鲜活、人性、有意味得多。无怨无悔地效忠于主人，是义（也是忠），舍命全交，也是义；施恩不图报，是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也是义；乐善好施、助人为乐、杀富济贫、助弱抑强、救困扶危、除暴安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同生共死、舍己救人、舍生忘死、宁死不屈、慷慨捐躯、勇于牺牲、善心、同情心、有气度、关爱他人、嫉恶如仇、无私无畏、“士为知己者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正道直言、心存家国、以“苍生”为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重然诺、轻生死、“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忠臣不事二主”……这一切都可以归入“义”。对别人的义行、义举、个性尊严的钦佩、敬重、捍卫、弘扬，也是义。显然，“义”既有“纲常名教”一类伦理规范，也交织着人与人相处、人与社会交往不可或缺的人性、人情、良知、理性。
如果把上面说到的“义”再稍加分类，可以看到有些“义”更多地为底层民间所持守，发展并形成所谓“江湖义气”，有的则大多为士大夫阶层所乐道和赏识，其表现我们姑且命之为“庙堂之义”。“江湖”当然也属于民间，但说到“江湖”，基本指的是人离开平时的小家，进入了社会，有了较广泛的社会性人际交往。“江湖”自有一套江湖的规矩，一个人只有按照江湖的规矩行事，才能立足于江湖，即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乐善好施、助人为乐、杀富济贫、助弱抑强、救困扶危、除暴安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同生共死、舍命全交之类，则体现为民间的人情世故，又多交织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浓厚江湖气；正道直言、心存家国、以“苍生”为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忠臣不事二主”之类，则更多属于士大夫的精神。民间的，人情更重一点，其中的江湖义气则有更多意气成分；士大夫的，则有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传统文化中，士大夫的“庙堂之义”，当然属于“大义”，而民间、江湖之义，与之相较，当然要算是“小义”了。民间的（包括江湖）与庙堂的，并不是截然分开，其间也有很多交叉、汇合。而重然诺、轻生死、舍己为人、施恩报恩、无私无畏、“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以及对别人的义行、义举、个性尊严的钦佩、敬重、捍卫、学习、弘扬等，则为民间（江湖）和士大夫所共有，是高高照耀在民间（江湖）和庙堂之上的共同精神气蕴。然二者终究是时分时合，有时还会产生剧烈的冲突，那就要以庙堂的“大义”压民间（江湖）的“小义”了，这也反映了“义”作为一种共识性价值，其实存在着“分裂”的危机。
二
《三国演义》中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包括他们“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焚香“祭告天地”的仪式、“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词，都有浓郁的民间和江湖意味。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三人本就来自于底层民间，关羽更有“除暴安良”、“逃难江湖”的经历；刘备虽是“汉室宗亲”，实质已经沦落为贵族破落户，其地位已与“皇家苗裔”不相干了。然而，他们的“结义”又与民间（江湖）的结义有些不同，在他们的誓词中有“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样超越于江湖义气的政治追求——这就是庙堂精神了。三人终生都信守盟约和誓词的精神，真是做到了舍命全交，同生共死；“江湖义气”又与“破贼安民”、“兴复汉室”的政治追求所凝聚。这两种义气紧紧交织、融合着，但江湖义气始终贯彻其中，甚至构成其底蕴。刘备最后以皇帝之尊和倾国兵力为结义兄弟报仇雪恨，不但说明江湖义气的“义”对他来说是更具决定意义的生命要素，更说明了二者的矛盾和冲突，刘备此举为诸葛亮和其他臣下所不取，就是他以“小义”压了“大义”了。
大体说来，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三言二拍”、《聊斋志异》之类，宣扬的基本是民间之“义”，诚信、忠贞、情爱，是其中的主题；《水浒传》之类的小说，写的大都是民间的“江湖”之“义”，“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为朋友两肋插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仗义疏才、救困扶危、除暴安良是它们的基本主题。晁盖死后，宋江成了大首领，把“聚义厅”改名“忠义堂”，似乎表现出从江湖“小义”向庙堂“大义”转化的姿态，但其底蕴无疑还是“江湖义气”。《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所接触的基本是士大夫的“庙堂”之“义”，突显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和精忠报国精神；但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又是其中重要情节，也就有江湖义气的气韵流贯其中。
无论民间（江湖）还是庙堂，以“义”涵盖、包孕的精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无疑属于超越于个人狭隘利弊之上的具有形而上性质的东西。人有了它们，就似乎有了存在的意义，可以无愧色地立足于人世，不但受到人们的敬重，也会产生一种“顶天立地”的自豪感。刘备就多次表示“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可见“义”对于他所具有的意义。事实上“义”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共识性的价值，甚至成为评价好人、坏人、君子、小人的基本标准。与“义”相关的成语也广为流传，像“义薄云天”、“义重如山”、“义气千秋”、“大义凛然”、“仗义疏财”、“行侠仗义”、“仗义执言”、“急公好义”、“舍生取义”、“侠肝义胆”、“义不容辞”、“义正辞严”、“大义灭亲”、“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等等，其中除了“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忘恩负义”是与“义”的精神完全对立的负面意义，其他都富有鲜明的正面意义，体现为传统文化一直认定的“高大人格”。
报刘备的“知遇之恩”、“托孤之重”，对蜀国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为世人敬仰备至。曹操尽管绝对以自我为中心，但“义”却是他钦佩、敬重、捍卫、弘扬的价值，他对关羽发自内心的崇敬，并多次当着部下抒发自己的感慨；对秉持忠义、大骂他“国贼”的吕布部下张辽，给予礼遇；虽然杀了宁死不屈的陈宫，却“泣而送之”，又嘱咐部下“即送公台（即陈宫）老母妻子回许都养老。怠慢者斩”，又“棺椁盛其尸，葬于许都”（见十九回）。袁绍的谋士沮授宁死效忠于袁绍，曹操不得不杀，但杀完又惋惜：“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命厚葬殡殓，为建坟安葬于黄河渡口，题其墓曰：‘忠烈沮君之墓’。”而对“为了一个妇人”，“害了姐夫一家”的“不义之徒”苗泽则斩首示众——虽然苗泽向他告密，让他破获一场政变预谋（见五十七回）。诸葛亮取长沙时，虽然魏延“有功无罪”，但因他“食其禄而杀其主”、“居其土而献其地”的不忠不义，仍然差一点为诸葛亮斩首（见五十三回）。关羽“水淹七军”缚获曹操大将于禁，于禁怕死乞降，“不能死节”，曹丕“心鄙其为人”，就命人把于禁在关羽面前“拜伏于地，哀求乞命之状”画图于禁任所的壁上，让于禁“又羞又恼，气愤成疾，不久而死”（见七十九回）。
《三国演义》中的各敌对势力尽管争权夺利，你死我活，各不相让，但对敌方的“忠义之士”几乎一律给予高度的敬仰和礼遇，尽管这“忠义之士”可能差一点取了自己的性命。即使因对方“宁死不降”，不得不处死对方，常常也是“厚葬之，全其义”。而对敌方“谄佞”的“不义之徒”，尽管向自己“屈膝投降”，也有利用价值，但利用时也准备用完之后毫不留情地处理掉。曹操对荆州降将蔡瑁、张允就是如此。赤壁之战时，周瑜设“反奸计”，让曹操误杀了二人，曹操可惜的只是二人尚有训练水军的利用价值，还没到杀他们的时候。
来源:《书屋》二〇一四年第四期| 来源日期：2014-06-20 | 责任编辑：张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