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透过窗子仰望星空，突然看见了天堂，那是一条普通的街道，健康快乐的人们在自由的行走”，一位笔名阿迦的作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述2008年一个普通的夏日夜晚。
这个夜晚，因为查出患有脑膜瘤，他的妻子正在西神经外科病区等待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手术，手术的主刀医生是神经外科一名叫费舟的教授。因为这场手术，改变了他对医务工作者的误解。
主刀教授三拒红包 患者放下对医者误解
因为担心妻子病情，他和家人想到了给主刀的费舟教授送红包。第一次，教授拒绝了他；第二次，教授拒绝了他；第三次，已是手术完成后，教授同样婉言拒绝了来自病患家属的“嘱托”。
“你这样做有点小看我，所有的病人我们都一样看待，都会尽力去做。”费舟教授留下了这句话，而这件事也改变了他对医患关系的的理解，让他明白，医患关系并不仅仅是金钱关系。在这篇题为《西费舟教授让我明白：“医患关系并不是金钱关系”》的文章中，阿迦将与费舟教授接触的细节描写的清清楚楚，妻子生病后他和家人的焦虑，第一次送红包被拒时的尴尬，怕教授无法尽力救助的担忧......想到能和妻子在星空下散步的可贵，想到生命在医者手中的重生，想到一个多次拒收红包的医生，想到一群温暖而真诚笑脸，他体会到了医者的使命，也放下了对医者的误解。
费舟教授说他始终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人是谁，从业30余年，他医治的病患太多，他自己都数不清已经拒收了多少“红包”，也记不清已将多少病患从痛苦中拯救，从死神手中夺回，与死神的博弈已成为他工作的常态。
从小坚定梦想 立志治病救人
现年49岁的费舟教授在科研、教学、行医方面都颇有建树，发表的论文、承担的课题、获得的专利打成简历有厚厚的一沓，用他自己的话说“当别人喝酒吃肉的时候，我在读书，当别人在为世界杯高声呐喊的时候，我在写文章”正是这种勤奋、努力、向上的性格铸就了今日的成功。作为医学教授、博导、研究者，身份多重，但他总能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激发他不断向上的是一直植根于心中的梦想。
费舟从小与哥哥相依为命，15岁的时候，哥哥突发青年糖尿病离他而去，束手无策的费舟从那时起就下定决心当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在他的努力下，他如愿以偿的成为了西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与病患为友 被病人信任感觉很自豪
神经外科接收的病人多是脑、脊髓等神经系统遭到创伤或者发生病变的患者，危险性较大，面对一个个患者，作为医者的使命始终长存于他的心中。他待病人如亲人，有很多患者在出院后还经常与费舟教授联系，在身体出现问题时咨询他，费舟教授总能尽力帮助。
“脑胶质瘤是脑瘤中死亡率偏高的病种，且容易复发，现在我有几百个病人都是脑胶质瘤，我经常会与他们沟通联络，也会让这些病人互相沟通，增强他们的信心。”类似的病患关系牢固的建立在病人与医生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一位脑胶质瘤的病人被很多医院告知只能活到一年左右，但是在我们这里治疗出院后，到现在已经活了十几年。”带着一股自豪，费舟教授告诉记者。
虽然生活中、工作中经常被病患的电话包围，但费舟教授觉得这是对自己的肯定，“被别人信任我感觉很自豪，这说明病人把我当朋友了，是对我的肯定。”
谈医改：医院是福利单位 不能让医生搞经营
费舟教授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美国等地考察进修，谈起各国医疗体制之间的差异，他感触颇深。“在国外，医生的工资并不与医疗器械和药物挂钩，而是体现在劳动上面，一个门诊医生有可能5分钟就入账200美金，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几年经验的总结，这是他们劳动价值的体现”基于国情，中国的医改必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我给很多大人物、小人物、贫民都看过病，无论身份地位如何，每个人来到医院的心情都是相同的，医院是福利单位，不能让医生都去搞经营”，对于医疗体制的缺陷，医生是最有发言权的群体，而这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改革大计任重而道远。.
体制下造成的不信任与矛盾纠纷，需要医生与病患互相沟通、互相信任才能有效解决，“要真心实意的对病人好，将病人当亲人，多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病人心理脆弱，希望得到安慰。对于一些挑剔的病人，要好好沟通，按照国际惯例，医疗规范将问题讲清楚讲明白，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费舟教授告诉记者。
坚定了从医梦想后，从小酷爱体育与音乐的费舟教授将大多数精力放在了医疗学习研究上，他欣赏孔子的一句话，医者不忘“仁、知、勇”，而他也在不断践行着这句话。
人物简介：费舟，现任神经外科主任、西京脑科医院院长、全军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经过数年苦心钻研，他先后开展了十余项新技术、新业务，如颅脑创伤后继发性脑损害发生机理与诊治新技术研究，创建了颅脑创伤后继发性脑损害评估标准与体系，建立了快速、综合的救治体系。在国际上首先使用了EIT技术，检测重型颅脑伤患者，显著地降低了重型颅脑损伤的死亡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