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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黄河改道”

 欣欣茶楼图书馆 2014-07-01
历史上的黄河改道


撰文 薄文军




    清朝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今属河南兰考)决口,主流东行,穿大运河,至山东寿张县张秋镇(今属山东阳谷),夺大清河道,流向东北,经由利津县铁门关以北的牡蛎嘴入海。
    这是黄河在揖别利津大地950多年之后再次由这里叩问渤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的不速之客竟然由此跟这方土地结下不解之缘,在爱恨情仇中走过了150多年的历程。透过历史的重重雾霭,我们可以约略看到,这是物竞天择的结果,也是人力争斗的妥协。而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量级人物,如李鸿章、夏同善、游百川、丁宝桢、李秉衡的观点和态度,无疑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山东巡抚崇恩:“障黄保运”为全局关键
  早在王莽新朝始建国三年(公元11)黄河在今河南濮阳境内决口,经平原、济南,由千乘(今利津县境)入海,始称“千乘海口”。东汉永平十三年(公元70),王景治河成功,黄河经惠民、滨州等地,至今利津县境入海。随后800多年时间里,以利津为入海口的“西汉流路”相对稳固。直至唐朝景福二年(893),黄河由棣州(今山东惠民、滨州境)改道北流,至今山东无棣境入海。此后1000多年时间里,黄河在中下游频繁改道,时而南流徐淮,时而北注津冀。利津全境始终在这个摆动范围之内,却一直不再有黄河的足迹。



  此次黄河重返利津,并没有受到沿途群众的热情迎,因为在大家意识里,黄河更是令人敬而远之的“洪水猛兽”。受经济社会条件影响,当时的人们还无暇更多考虑黄河的人文价值,面对难以抗拒的滔滔巨流,鲁北各县人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它能在短暂停留之后,起驾南迁,再走徐淮。而当时的山东地方官员,也基本都是这样的思路。时任山东巡抚崇恩上奏朝廷说:“查兰阳漫口,虽分注三省,而东省受害独重,水由曹濮归大清河入海,经历五府二十余县,漫口一日不堵,则民田庐舍一日不能复涸。”

  当然,作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崇恩关注的重点还不仅仅在于民生。他认为从漕运的角度分析主张,更能切中要害,打动朝廷。于是在陈述了黄河与山东的渊源之后,笔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更抢眼的话题。“东平南北久为运道咽喉,故治河诸策必以障黄保运为全局关键,前河臣靳辅《治河书》云:河决之害北岸为大,一有溃决,则延津、长垣、东明、曹州三处胥溺。近则注张秋由大清河归海,远则直趋东昌、德州以赴天津,而济宁上下无运道矣。”应该说,崇恩的“障黄保运”主张已经按住了朝廷的命门。作为京津粮食、物资保障大动脉的大运河受到危害,朝廷绝不能坐视不救。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搅动大半个中国,西方列强为谋求在华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寻衅不断。焦头烂额的咸丰皇帝,乃至整个清廷根本无暇顾及黄河的问题。加之大清河河道行水条件相对优越,黄河“夺清入海”的长期危害一时还不甚明朗,一些官员对该流路抱有很大希望,以致引黄归故之议始终悬而未决。直至后来,咸丰皇帝“巡狩”热河再无归期,西太后母子初秉朝政根基未稳,对于黄河这匹脱缰野马,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直到16年后,一个小人物的一个提议,才让黄河流路问题真正成为了朝廷重臣和地方官员长期争论的焦点。山东巡抚丁宝桢:黄河由利津入海“不可行”

  这场持续20多年的争论,主要是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的:一是“取道利津”与“重返徐淮”;二是“保运济运”与“废漕兴海”;三是“束水攻沙”与“分流泄洪”。


  同治十年(1871)兵部主事蒋作锦呈递治河条议,建议黄河束水由利津入海。他说:“山东境内黄水日益泛滥,运河日益淤塞,治之之法不外两策:一堵河南之铜瓦厢,俾其复归清江浦故道,仍由云梯关入海;一就黄河现到之处筑堤束水,由利津入海。二者之中,尤以就东境筑堤为优。自汉至唐,河从千乘入海,千乘即今利津、乐安境,正为汉唐故道……况河之北徙似关天意。宋时河南徙,百计挽其北行而不能,今既北徙,恐欲令南行而亦不易。莫若即就东境筑堤束水,斯为顺水之性而事半功倍。”
  黄河改由利津入海,不再堵复归故,这当然也是一个办法。关键是这个办法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大,可操作性多强,如何操作才能真正将综合成本降到最低。清廷责成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就此拿出具体措施,丁宝桢对蒋作锦的建议大不以为然。同治十一年(1872),丁宝桢上疏朝廷,力陈束黄由利津入海不可行。他说,很多人都认为历史上的黄河河道就在利津县,建议放弃淮徐故道而束水利津入海。事实上,黄河走南路和走北路的时候都有,到底适合走哪边姑且不论。关键是大运河开通以来,治黄总要兼顾漕运。让黄河走淮徐故道,原因就是担心其“穿运以阻漕”。束黄自利津入海,其不便主要有四个:一是从河南铜瓦厢到山东利津的牡蛎嘴,全长1300余华里,要修建南北两条大堤,而且两堤之间距离大约都在10华里左右才能满足行洪需要。这1300里河身已经淹没了大片良田,再要两岸修堤,不知道又要投入多少土地,涉及到多少人口。这些人口如何进行安置?国家因此蒙受的财赋损失如何递补?二是两岸堤坝相距10华里,其间民居难以计数。而沿河的州县城池,有距离河岸七八里的,有仅只二三里的,仅山东境内就有十多处。像齐河、济阳、齐东、蒲台、利津等县城,都是临水而建。如果黄河改道利津入海,这些县城都必须搬迁,其耗费就不用说了。三是大清河南岸地属泰沂山系北麓,山阴之水都向北流,除了小清河、淄河、弥河等河流可自行入海外,其余的小河都是汇入大清河。建成黄河大堤之后,这些水脉流向何处?四是山东盐场基本都在大清河尾闾的利津、沾化、寿光、乐安等县。自从黄河夺清入海,盐船在河里重载逆行相当艰难。大批滩池被黄水漫淹,盐产量明显萎缩,国家盐课受到重大影响。再三考虑,还是以堵合铜瓦厢,恢复淮徐故道为妥。其便利也有四点:一是依靠原有河身不需要弃地弃民;二是培修旧堤岸工程量小;三是原班人马裁撤未久,制度犹可查考,人才尚可挽留;四是漕运通道可以得到有效恢复。
  丁宝桢的说法确实是有理有据。但就在第二年,丁宝桢却开始奉旨加培张秋至利津一带民埝了。这是一种无奈之举,这也是一个足以让人胆寒的信号,一向被视为“洪水猛兽”的黄河,最终要在鲁北地区插根了。



直隶总督李鸿章:漕运可改海运,山东不愁没盐吃。


  北望王师挽黄龙的利津百姓不会知道,就在同治十二年(1873),正稳步走向大清国政坛巅峰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就黄河问题提出了迥异于常人的观点。
  李鸿章上奏朝廷说:铜瓦厢决口宽约10里,水深流急,落差在两三丈开外。如果想让黄河恢复故道,那必须挑挖一条3丈多深的引河。乾隆年间,兰阳青龙冈工程花费帑银2000余万两,挑挖一条一丈六尺深的引河都相当困难,现在想挖3丈多深谈何容易。大清开国以来,历次黄河决口宽不过三四百丈,尚且屡堵屡溃,连续数年难以堵复,现在堵复10里多宽的口门,如何能让它保持坚固?而且,兰阳以下的淮徐故道,近年来已有灾民移住其中,村落渐多,禾苗无际。想让目前地下3丈多深的黄河水回到地上3丈开外,那就等着再次溃堤吧。
  针对“治河利运”的观点,李鸿章说:“近世治河兼言利运,遂致两难,臣愚以为,沿海千里洋舶骈集巳成创局,正不妨借海道运输之便,以扩商路而实军储。”在李鸿章看来,让黄河走大清河河道,应该是最安全的流路了。“查北岸张秋以上至开州(指河南濮阳)境200余里,有古金堤可恃为固,张秋以下抵利津海口800余里,岸高水深,应由山东抚臣随时饬将原有民埝保护加倍。南岸自安山下抵利津,多傍泰山之麓,诚为天然屏障。”他略有担心的是,“惟安山以上至曹州府境200余里,地形较洼,为古巨野泽,即宋时800里之梁山泊也,自宋元明以迄我朝,凡河决入大清之年,无不由此旁注曹、单、巨野、金乡各邑,甚至吞湖并运,漫溢数十州县,波及徐淮,为害尤烈。其候家林决口现虽堆筑坚固,惟上下100余里之民埝,高者丈余,低者数尺,断难久恃,此处若有一失,则西南之运道水柜复被冲淤,庐舍民田更遭荡析,其患不可胜言,且黄河分流势缓,北行入海之道,亦恐渐行淤浅。请饬山东抚臣,于秋泛后,将候家林上下民埝仿照官堤加高培厚,若能接筑至曹郡西南,更为久远之计。”“此六十七里中,大水所常漫者不过二三十里,所急流者不过三五里,任其游波荡漾,宽缓水势以渐趋下游,宽半里深数丈之大清河,则缓急得以节宣,不至逼激冲突别寻去路,斯为稳著。其堤内民田,仍可随时视溜之远近,地之高低,抢种米禾,必不至全无收获,似于民生亦无大碍。”
  关于山东盐务,李鸿章的观点是:“东省盐场在海口者,虽受黄淤产盐不旺,经抚臣竭力经营,南运胶莱之盐,时为接济,引地无虞淡食,惟盘剥多费,价值稍昂耳。夫河在东省固不能云无害,但得地方官救偏补弊,设法维持,尚不至为大患。”   不难看出,尽管李鸿章也作了不少调查研究,但他的这些主张未免过于率性,甚至有些强词夺理。同样是面临诸多困难,为什么南线就可以“理解万岁”而北线就必须“克服困难”呢?就因为安徽是他老家吗?就因为淮系京官与两淮地方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朝廷降旨,“著丁宝桢酌量形势,将张秋、利津一带民埝加倍坚固,其候家林决口并著于秋汛后加高培厚。”丁宝桢寻奏,“张秋至利津800余里河槽现尚能容,两岸民堰应饬随时修补,加培暂缓,另议科条,以节经费……”面对李鸿章的强势,丁宝桢算是服了。



兵部侍郎夏同善:治黄三策均被抚臣周恒祺否决


  光绪五年(1879)兵部右侍郎夏同善奉旨勘察黄河下游。他在随后的奏折中说:“自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以来,黄河北徙,经大清河,于今20余年矣。其初海口通畅,势若建瓴,大清河以上毫无莞束,弥漫四出,故其害上重而下轻。今上游渐次堵筑,南北两岸并建官堤,曹、郓以南涸出数百里,濮、范一带亦收入数十里。从前所任其汛滥者,今已束而小之。下游大清河宽则不过二里,狭则不及一里,虽济水伏流力能爬沙,而济小黄大,故中沙颇深,两旁亦日形淤浅。以全黄之水同注于此,势已不能容纳,加以海口渐淤渐高,牡蛎嘴淤出七八十里,遍生芦苇。昔日海船所出入之处,今已不能行驶,所载货物全用驳船,淤垫情形概可想见。夫下流既淤,则上流必决。前数年患旱,黄河水小,故得安澜无事。去年秋汛较大,遂致各处漫决,其见端也。使徒事上游堤防,而不于下流力图疏治,听其淤垫日高,将来之患何可胜言?”
  夏同善就此提出三项措施,一是疏浚海口;二是河开直湾宜;三是开通支河。在经费问题上,夏同善提出,山东机器局,器本不精,仅能制造火药,物非急于待用,费似近于虚糜,且各省机器局不一而足,即少此一局,亦无损于大计。今为移缓就急之计,莫若以山东机器局经费移治黄河,拟饬山东抚臣将机器局即行停止,其未竟之工与已购之料移交天津、上海等局,所有经费悉作治黄之用。同时,夏同善提出了因河患而减少田亩的赋税减免问题和利津县城的维护问题。   随后,山东巡抚周恒祺奉旨筹议疏治黄河下游,及保护利津县城各事宜。他在光绪六年的复奏中说,夏同善原奏三条,其开直河湾一节,查得下游数大湾内田庐坟墓甚多,概难迁移,开直河身必致侵灌盐滩、场灶,有妨国课。且河之自直而湾,湾之自小而大,黄河善徙岁无定形,此节自碍难办理。开挖引河一节事属可行,但闸座易致倾圮,不如酌设减水石坝等。黄河自泺口东至利津400里间,仅建泄水坝一座,消水无多,而估计挑河建坝各工已须银20余万两,若欲添设多座,即须挖引河数道,费更不赀,而减泄之水愈非徒骇河所能容受。且济南、东昌、武定三府之水以徒骇河为经流。设因减水致淤,黄河未治,徒骇先病,尤于该三府水利有关。若历城以下河低岸高,水由地中而行,苟非异常盛涨足资容纳。将民埝卑薄处培修高厚,刷塌处帮筑套堤,大汛经临当可抵御。所有挑河建坝应请从缓办理。疏浚海口一节,现查铁门关灶坝以下,直至海口,一百数十里,弥望芦苇,向无人烟,筑堤于漫水之中无从下手。海口风大浪涌,浚船往来恐其不能灵便,拟令先浚口门新淤沙滩,虽功效迟缓总可为得尺则尺之。计所虑者,梳动之沙仅能送出口门而止,过此则潮沙顶托,人力已穷……   也就是说,周恒祺漫不经心地把球一个个都给踢回去了。给事中王会英:“赤子何辜而罹此咎?”
  黄河仍在淤积,仍在决口,灾害仍在继续。朝廷重臣仍在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地方官员仍在敷衍塞责、得过且过。只有黄河下游的百姓在受苦,只有那些亲眼目睹了灾区惨状的有良知的官员在扼腕叹息。   光绪九年(1883)正月,滨州籍官员、仓场侍郎游百川奉旨查看山东黄河工程。行前上折说:“伏念山东系臣父母之邦……,以臣本属之人筹办本处之事,惟有详慎体察,勉竭驽骀,以冀上纾宸廑,下拯民患。”按照游百川的打算,此行要从铜瓦厢一直勘察到黄河口,但他最终是如何上奏朝廷的,不得而知。有资料称:“游百川受命与山东巡抚陈士杰督办治河工程与赈务……奏请筑两岸遥堤,复于其内筑缕堤,使黄河水不致泛滥;又奏请疏浚小清河,分黄河水入海,均得实行”,与事实出入很大。
  光绪十八年(1892),山东抚臣福润上奏朝廷,称历城等八州县滨河村庄迁徙完竣,并请酌保出力各员,按照河工异常劳绩请奖。刚刚回过一趟老家,眼见乡亲们饥寒交迫的利津籍官员,时任兵科给事中王会英闻之怒发冲冠,当即上奏朝廷,弹劾福润:“如所云八州县者,其余七州县,臣不知其详,未敢臆断,第就利津一县论之,罪已莫能赎矣:利津迤北滨海,旧年本为斥卤之地,素无居人,因近年以来,海潮不常泛溢,加以数年河水灌溉,稍有淤出可耕之田,其实涨落不时,甚属可虞,并非乐土,况地本苦寒,牛马与人多有冻毙,即素业捕鱼船户,莫不视为畏途。”“逮粗成村落,喘息未定,陡于上年十月初五,风潮大作,猝不及防,村舍为墟,淹毙人口至千余名之多,甚至有今日赴海而明日遂死者,不死于河,而死于海,不死于故土,而死于异乡,是未迁之时犹可冀其幸生,既迁之后,民乃至于速死也。……被灾之民,有舆尸赴公堂号泣者,有忍气吞声而不敢言者,又有合家全毙而无人控告者,赤子何辜而罹此咎?乃福润入奏,仅云六七名口,其余匿不以闻,是可忍孰不可忍?”   整个朝廷都在腐败,一人之怒犹如螳臂当车、蜉蝣撼树。欺上瞒下的故事依旧在上演,无所事事的官员依旧大行其道。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十二日,兵科给事中、署户科给事中王会英再次为民请命,上折弹劾新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刚愎自用:“利津频年屡遭河患,然皆旋决旋堵,不至大害。上年六月十二日河决西岸,吕家洼地方汪洋浩瀚,茫无津涯,田庐坟墓尽皆淹没。……民不得已,尽搬向河堤搭盖席棚,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数十万生灵嗷嗷待哺,加以风寒水冷,号哭之声闻数十里,愁苦万状,惨不忍言。”“李秉衡业已奏明,据云此口不堵,留为出海之路,又云现在水落归槽,流不通畅,尚须挑挖始可入海。臣愈加骇异,夫既不通畅何以出海?今决口宽仅里余,与其挑挖百余里不可知之河,何如堵筑里余之决口乎?且旧河已改从韩家垣入海,流非不畅,何苦又留此出海之路乎?……且其言曰此处名吕家洼本为泽国,不妨留作出海。……如第以其名而已,则县名海丰何以不使之为海?县名商河何以不使之为河乎?”“山东八场惟永阜为最大,亦惟永阜产盐为最多……实为国课大宗。……口亦不堵,坏者固坏,即未坏者亦尽归坏,而四十八万之引额遂不可复收矣。”


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水利专家共倡“束水攻沙”


  光绪二十五(1899)年,76岁高龄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再次查勘山东黄河。他在奏章中说,山东黄河改道以来,初因河槽深通,又当军务顿兴,未遑修治,同治十一年(1872)以后,渐有溃溢,始筑上游南堤。光绪八年(1882)以后,溃溢屡见,遂普筑两岸大堤,尺寸初不高宽,乃民间先就河涯筑有小埝,随湾就曲,紧逼黄流大堤,成后劝民照旧守埝,后又有改归官守之处,于是堤久失修,有残缺而不可守者。守埝之民有因河滩淤高渐将埝身加高,每遇汛涨埝决,水遂建瓴而下,堤亦因而随决,此历来失事之根也。综计全河之险,中游以下极多,计南岸近省百里近埝之险有23处。北岸自长清、官庄至利津以下盐窝止,468里之间有险54处,20年来已决31次。
  李鸿章说,黄河自改入东省,修防诸务本属创办,间有工作皆因经费支绌,未按治河成法。……臣等详考古今治河之法,惟汉臣贾让徙当水冲之民,让地与水数语,实为上策。其次,则惟有展宽河身。光绪九年(1883),前抚臣陈士杰建筑中下游两岸大堤,南岸自长清达于蒲台,计400余里,北岸自东阿达于利津,计600余里,逐细测量,两堤相距有五六里至八九里不等,应即就此两堤加倍高厚,永为修守,似不失为中策。惟查两岸之中,先有弃堤守埝之处,如南岸泺口上下守埝者110里内,除上段近省60里为商贾辐辏之区,近来要险稍平,暂缓推展,其下段40余里,要险极多,十余年来已决口9次,耗费不堪。拟将此埝外20余村妥为迁去,弃埝守堤,庶离水较远,防守易用,此南岸酌拟迁民废埝办法也。至北岸守埝之工,计长清至利津有460里之长,埝外堤内有数百村庄之多,此埝逼近湍溜,河面太狭,无处不湾,无湾不险,断无久守不败之理。河唇淤高,埝外地如釜底,各村亦断不能久安室家,且埝破堤无不破,欲保此埝外数百村,而并堤外数千村同一被灾,尤觉非计。至下口入海尾闾,尤关全河大局,现在水行丝网口入海,去路偏向东南,形势不顺,而汪洋无涯,人难立足,筑堤无法施工,既无以束水攻沙,故不免下壅上溃。惟是下口不治,全河皆病。今欲整顿全河,不得不从长计议,大培两岸堤工,改正下口,以振全河局势。其通盘筹画,悉心妥议,工程分年办理,经费亦分年具领,五六年可期办竣,略如从前河南规模。而山东无蓄清敌黄之累,必较河南大省,南傍泰山之麓,北限徒骇之流,宣房得宜,不至轻易改道,亦较河南收数为大,工成后,严定章程,得人而理,虽不能一劳永逸,究非漫无把握。
  李鸿章在奏章中提到“大治办法”十条:一是大培两岸堤身以资修守;二是下口尾闾应规复铁门关故道,以直达归海;三是建立减水大坝;四是添置机器浚船;五是设迁民局;六是两岸堤成,应设厅汛武职官缺;七是设立堡夫;八是堤内外地亩给价,除粮归官管理;九是南北两堤设德律风(电话)传语,并于险工段内酌设小铁路,以便取土运料;十是两岸清水各工,俟治黄粗毕,量加疏筑,以竟全功。最后他说:“至于海口尾闾,关系紧要,若尾闾不畅,则上游节节壅遏,水势抬高,堤防亦难久恃。再四踏勘,仍以挑铁门关旧道,深挖引河,坚筑两堤,以束水攻沙为宜。”在奏章里,李鸿章还附上了比利时水利工程师卢法尔勘察黄河的一份调查报告及施工方案。
  许多读过李鸿章这篇奏折的人都对李氏这份详细完备的治黄方略大加赞赏,甚至感觉到李鸿章确实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贤臣良相。殊不知,李鸿章正是当年力主黄河改道利津,造成如此局面的始作俑者。


往事并不如烟:让历史见证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旷日持久而又各持己见的争论当中,相同的论据在支撑着不同的论点,自圆其说的理性思考多于亲历亲为的现场勘察,引经据典的大胆假设多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小心求证。而在各种冠冕堂皇的论点背后,除了每个人的价值取向、政策偏好外,个人的身份地位也在影响他们的观点。
  历任山东巡抚因职责所在,一般都是主张黄河归故的,但这里边又有个能力问题、勤政问题。有些办法未必是行不通的,但因为具体操办者努力程度不够,可能功亏一篑。游百川是山东滨州人,黄河夺清入海,其家乡是重要的被灾区域。而作为仓场侍郎,他负责的是万石漕粮的收兑管理,运河航运受阻,对他的影响绝对非同一般。至于李鸿章,萌生其系列主张的土壤也是复杂的。作为直隶总督,他不希望黄河北走京津,影响他治下的一亩三分地。而作为有着安徽籍背景的淮系主帅,他竭力反对黄河重归徐淮也不会是没有私心的。至于他在主张黄河改道利津的过程中提到的一些观点和论据,也不能表面地、粗线条地来看。这里边应该包含了淮军集团与其他势力集团之间的派系斗争,包含了作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洋务派主要领导人的李鸿章本人,与漕运总督、河道总督、仓场侍郎、山东巡抚、山东盐运使等官员之间的恩恩怨怨。
  其实,就在当时,让黄河重走徐淮流路并非完全没有转机。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十四日,黄河在河南郑州十堡桥决口,夺淮入海,利津境内黄河断流。是不肯乘人之危,还是屈服于李鸿章的声大气粗,山东地方官员和一干廷臣竟没有重提黄河就此归故。次年正月,郑州河坝兴工,十二月十九日合龙,黄河东流,复由利津境入海。而随着那场延续20多年尘埃方始落定的争论,山东永远失去了大运河的漕运优势。利津则在痛惜大清河水运的同时,永别了铁门关码头的500年繁华和永阜大盐场的源源宝藏。
  光绪八年(1882)九月,黄河在历城桃园决口,利津县沿黄村庄及水阜盐场滩池灶坝多处被淹。
  光绪十年(1884),黄河在利津县宁海、十六户、张家滩、小李等处先后决口。
  光绪十一年(1885),三不赶黄河大堤溃决,河水围利津城。
  光绪十二年(1886)汛期,“铁门关”被黄河水淹没,码头迁至利津县城东关。
  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黄河于利津韩家垣子决口,河水改道东流,由毛丝坨(今垦利县境内)入海。是年境内大灾荒,贫民多食草糠,有的碾碎屋上败草充饥。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吕家洼黄河大堤溃决,利津永阜盐场被冲毁滩池120余副。
  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黄河从西韩家决口,泛滥于小清河南北60余里,灾情严重。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利津北岭子黄河大堤溃决,河水改由丝网口东、团坨子北入海。
  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二十九日,黄河在利津薄家庄溃决,改道入徙骇河下游绛河故道,由太平镇北老鸹嘴入海。利津全县所有盐池淹没无存。
  宣统二年(1910)九月五日,黄河在利津南岸新冯家决口,水由杨家河分两股,一由丝网口入海,一由毛坨入海。
  1917年7月,黄河在太平镇改道往东北流,自车子沟入海;另在虎滩嘴东南陈家屋子北出一支汊,由韩家屋子以北面条沟(今挑河)入海。
  1921年7月19日,黄河在利津县宫家段决口,口门冲宽450丈。泛水越徙骇河及久山新河入无棣县境,由套儿河平漫入海。淹及利津县210余村、沾化县80余村、滨县50余村。8月22日黄河宫家堤坝溃决,利津县受灾358个村庄,6万余人无家可归,露宿大堤。
  1925年春,黄河于利津县王家院决口,洪水淹没广饶县境内孙路乡大部分农田。
  1926年6月,利津县八里庄黄河民堰决口,河水经汀河沿铁门关故道由刁口河入海。
  1928年2月3日,因凌汛积冰涨水,黄河坝在利津县王院、棘刘、常家、后彩4村先出漏洞,后6处漫溢决口,洪水进入广饶县境内,北自哨头、东营,南至卢家、万全,淹70余村。同年4月,王院、常家、后彩口门堵复,棘刘口门堵复失利,山东河务局长王炳樽携款潜逃,被迫停工。
  1929年3月30日凌晨,黄河扈家滩大堤溃决,淹没利(津)沾(化)2县60余村。8月,纪家庄黄河民堰被盗掘成口,河水东去,先后由南旺河(今支脉沟)、丝网口、宋春荣沟、青坨子入海。
  1930年5月,黄河由利津县决口,洪水向南横流,耿井、六户、沙营一带受灾较重。
  1934年8月,黄河在利津县合龙处(今崖东村附近)决口,先由毛丝坨以北老神仙沟入海,后分3股由神仙沟、甜水沟、宋春荣沟入海。秋,黄河由利津县寿光围子决口,广饶八区18个村及年丰局、青坨子一带均受水灾。同年,鲁西林埠黄河决口,灾民4200余人迁至利津东北部沿海地区垦荒谋生。
  1935年,黄河在鄄城决口,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迁郓城、嘉祥、巨野等10余县灾民4200人至渤海垦区垦荒。
  1937年7月26日,黄河在麻湾(正觉寺)决口,淹及蒲台、广饶、博兴、寿光等县数百村庄。
  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国民党政府下令炸毁郑州花园口大堤,黄河再次入淮,山东段黄河枯竭。
  这是一长串悲惨凄绝的记录,也是一份并不完全的记录。饥荒和尸骨写就的历史在无情地证明,李鸿章辈朝廷大员谈笑间指挥若定的黄河改道并没有束住黄河巨龙。在其生前身后发生的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乐观和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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