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记忆
“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王映霞，当年的“杭州第一美人”，一生中的两次婚事都轰动全城。
1928年2月，她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才子佳人，名动全城。那一年，她20岁，郁达夫32岁。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1940年，两人离异。所有爱恨情仇，天下皆知。
1942年，在重庆百龄餐厅，王映霞与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的钟贤道结为连理。婚礼极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章克标所著《文苑草木》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山城重庆为之轰动，有说法称：“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
在她之前，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这两个男人都早已逝去——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岛被日本宪兵杀害，终年49岁。
1980年，与王映霞过了38年平静婚姻生活后，钟贤道病逝于上海，终年72岁。
说吧，记忆！她比他们都活得更久一些，命运让她来这样完成有关自己欢爱与痛苦的讲述——1989年，耄耋之年的王映霞回首如烟往事，写下了文首那段文字。同年，台湾《传记文学》杂志隆重推出《王映霞自传》特稿连载，并刊出《郁达夫三妻一妾及遗族》相关报道。
读罢《王映霞自传》，著名报人胡健中曾作如下论断——
关于郁达夫追求王映霞成功，满足了他“心灵的冒险”、“人生的冒险”，因而产生了许多的作品，尤其《毁家诗纪》是传世之作。同时，不管他是敏感也罢，幻想也罢，竟致觉得他不能在国内混了，遂到南洋，在南洋竟因抗日而遭日本宪兵杀害。一个浪漫文人，成了杀身成仁的爱国烈士，亦云幸矣。
关于王映霞后来的“第二春”，钟贤道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她在郁达夫那里没有得到的，在认识钟贤道之后，都得到了。钟贤道给了她很像样的结婚典礼……除了供给她物质的享受，也给了她安全感，以及家庭的温暖。这真是所谓上天给她的补偿。
或许，王映霞的两段情爱故事，只是一个杭州女人刻骨铭心的经历，一个家庭破裂的范本，以及另一个家庭相守度日的样例。如果让她重新选择，她会选择哪一个？这仍然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生命从无假设，也不可能从头再来。
写完自传，又过十年。2000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一切尘埃落定，一切都会老去，万事万物都抵挡不过时间。所谓爱，所谓当年种种旧事，不过一场生死疲劳而已。
两个男人
1940年，王映霞在新加坡跟郁达夫协议离婚后，只身回返中国。
1940年7月，王映霞由香港飞往重庆；是年冬，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院保育员。次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秘书；10月，调任外交部文书科科员。1942年4月，经人介绍与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结婚。
婚前，钟贤道向她许诺：“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请你相信我。”
钟贤道努力实践了他的诺言。他让王映霞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专事家政。王映霞“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两人结婚后，生女明明、子嘉陵、女嘉利。后明明夭折，嘉陵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嘉利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
解放后，钟贤道任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副处长，月入几百元，生活富裕，后虽然多次减薪，生活仍较安定。
“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经查实为冤案，平反恢复名誉后继续工作。
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原因是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亏只是口头参加，没有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在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前后仅二十天。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为了给王映霞“压惊”，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她休养，又带她到苏锡常各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
在王映霞身上用钱，钟贤道慷慨潇洒，而对自己却相当省俭。他不吸烟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里最旧的。70年代，他给自己买的帽子也仅是五毛钱的便宜货。
王映霞说：“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38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而在胡健中的描述里，王映霞与郁达夫的婚姻状况却是如此这般——
“……映霞和达夫初恋时，年方二十，入世未深，因爱好文艺，又震于达夫的文名，益以达夫的抵死追求，遂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等到他们结合之后，现实的生活使映霞好梦惊醒，便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悲剧。”
在王映霞眼里，郁达夫追求她的时候，浪漫多情，曲意委婉，得到她以后，却敏感多疑，寡情冷漠，百般伤害。虽有短暂欢爱，却痛苦大过所有。与众人眼中的文学家郁达夫不同，作为王映霞的丈夫，那是另外一个郁达夫。
有关二人情爱纠葛，坊间种种文字多有提及，此处不说也罢。
只从这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命运影响来看——普普通通的钟贤道，为王映霞带来了俗世的安定幸福，以及一份可以依赖的感情生活，他是那种足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却不足以完全点燃一个女人的爱之火焰；才华横溢的郁达夫，触发了王映霞的激情，他有足够的能量让两个人的爱情惹起一城风雨，也有足够的癫狂让王映霞的一生风波不定，他让王映霞名动天下，也让她的一生痛苦不堪。
所以，王映霞与郁达夫分手后才说：“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
这应该是王映霞咬舌斫指般的真心感受，也是一种痛彻心肺的真心话语。她后来再次与钟贤道结婚，也正如她所说——“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
我妈和我爸，还有他
杭州城西，浙大紫荆文苑一幢高层住宅楼的普通公寓里，我几经周折找到了钟嘉利女士。她从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教职上刚刚退下来，还在外面的成人学校兼着数学课。先生原来是浙大信息学院的教授，现在也退了休，赋闲在家。两个人都是学理科出身，对生活自然有着比较现实的态度。也许，女儿嘉利的这种婚姻生活，正是王映霞所希望的那种普通的幸福？
钟嘉利今年64岁，这也是一个足以理解万事万物的年纪。
在她的讲述里，王映霞、钟贤道、郁达夫的身份总以这样的口吻出现——我妈和我爸，还有他……作为女儿，她当然更注重自己家庭的幸福。至于那个他，那个我妈的前夫，是否名人，并不重要。人活着，幸福才最重要，名声只在其次。郁达夫，他是文学家，他是大才子，这都不重要，问题只在于——“他并没给我妈带来幸福，他也没给自己带来幸福。”
关于郁达夫生平所遭逢，钟嘉利只评以淡淡一句：“他的面相孤薄，一看就是少福之人。”
1945年，钟嘉利生于重庆万州。用她的话说，就是“我一生出来抗战就胜利了，大队人马就准备离开重庆了”。
1947年，钟嘉利两岁时，一家人搬回了上海。钟贤道由招商局经理而转任职于当时的航联保险公司，收入情况蛮好，一家人衣食无虞，王映霞还是专事家政，不用为人间烟火之事费心使力。
1948年，全国解放前，钟贤道本来接到命令要将全家迁至台湾，他本人已经在福建待命，可是忽然间老招商局人员起义，于是钟贤道又回到上海。
在钟嘉利看来，父亲一辈子其实就是个挺老实憨厚正直的人，人虽然能干，也是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的高材生，但他就是那种一门心思做事的实在人，对政治之类的不会有太多的其他想法。父亲这辈子最大的事业，就是娶了王映霞为妻，就是和她生儿育女，白头偕老。
所以，她对父亲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对我妈可真是好得不得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绝对让给王映霞，甚至劝孩子们也少吃点儿让妈妈多吃点儿。钟家的真正宝贝，其实是王映霞。
一开始，家里经济条件还很好时，钟贤道经常带上一家人，星期天去国际饭店的七重天西餐厅吃饭改善生活。钟是那种愿意付出一切努力把家庭生活过好的男人，他很务实，对妻子儿女都有很强的责任感。
不过，慢慢地，钟贤道的状况开始变差了——从航联保险公司，他又被安排去了中国人民银行，先当处长，后来什么也不是了。工资收入也越来越低，从最初的每月三四百元，一点点下降，到后来最多时每月只有六七十元。他的人生轨迹从最高点慢慢跌落，慢慢被还原成上海城里的一个普通职员。好在，钟贤道和家人的生活一直都比较安定。
接下来的“三反”运动以及席卷全国的“文革”中，钟与王都没受什么太大的冲击——钟被人指说贪污，后来得以平反；王则因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被拘留过20天。好在，都有惊无险。不过，才过了几年幸福生活的王映霞，却不由得发出了自己的怨叹：“为什么好处没有我们的份儿，坏处却全都找上门来了？”
所幸，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替王映霞说了一句话——她一个女人能有什么问题，也不过就是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罢了。那些社会关系，也大都与郁达夫有关么。不要再对她这样了！
不过，保护了王映霞的潘汉年却没能保护自己。1955年4月3日，潘因“内奸”被判刑。一直到1977年，含冤病逝。
眼看家中生计越来越艰难，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年近半百的王映霞决定出去工作以贴补家用。1956年，她在报纸上看到周恩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她记起来，曾与周恩来有过一面之雅：1938年在武昌，郁达夫和她曾请周恩来、邓颖超吃过饭。于是，王映霞给周总理写了封长信，回首了往事，也讲了自己的现状，讲到自己也想争取进步，表达了想参加工作的愿望。数月后，她便接到通知，参加上海市师资培训班进修。次年，49岁的王映霞当上了教师，最后在上海锦华外经贸职校退休。
她与钟贤道抚育的两个儿女嘉陵和嘉利，也逐渐长大成人。“文革”之前，赶在风暴前夕，1962年嘉陵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63年嘉利考上了复旦大学数学系。
在钟嘉利的记忆中，往日一切几乎都还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复旦同学32个人，只有两个同学家庭出身是红五类。后来，我哥哥在北大读书时，看到几百个教授成天跪在那里接受批判。我爸我妈也是每天上班都要不断交待历史问题，抄家、隔离、批斗这些事都经历过来了。我妈在学校一边受审查，一边当油漆工，一辈子没干过什么活的一个女人，要油漆门窗和乒乓球台，还要当清洁工打扫厕所，给大串联的红卫兵洗被子。我和哥哥都怕她挺不过来了，当时，社会上老传出被审查对象自杀的消息，我们生怕父母想不开，动不动就回家或写信恳求他们千万别自寻短见。好在他们终于挺过来了，就这么持续了好几年，一直到1968年以后情况才慢慢好转，社会上没那么乱了。哥哥毕业后去江苏溧阳部队农场工作，我去了上海警备区在部队农场劳动。上海家里只留下了爸爸妈妈老两口，那段日子他们真的是相依为命。你说什么是爱？这种相依为命就是爱吧。我爸我妈，他俩少了哪一个人都不行，这就是更可以依靠的感情。”
那年月，能给爸爸妈妈的最好礼物就是吃的东西。在乡下，钟嘉利形容自己是“穷凶极恶”地去采购食品，有一次她买了八条火腿两百个鸡蛋扛回家里。回到家，钟贤道还是一如既往地先照顾王映霞吃好一点。到现在，她还记得自己上大学前的1961年，黑市上猪肉六块钱一斤，猪油十块钱一斤，还都是城市里见都见不到的紧俏货。
1978年，钟嘉利调回杭州，在浙江建院当老师。钟嘉陵后来去了深圳，现任深圳电视台副台长。
1980年11月19日，向来细心操劳的钟贤道病逝，把王映霞撇在这尘世之中。
王映霞的晚年，除患轻度白内障和心脏病外，并无大病，日常生活全自行料理。她长期一人独居上海，不愿与儿女们共同生活。
偶然间，她开始动笔写一些文章——关于郁达夫的往事，关于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庐隐等的交往。
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整理了郁达夫书信四十九通，结集成册，出版了《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又写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传》，在大陆和台湾出版。另编就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岁月留痕》等。
1990年，83岁的她由嘉利陪着作了一次台湾之行。在台北三个月，她拜访了久违四十年的老友陈立夫、胡健中，参观了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畅游了阳明公园。
90岁之后，她身体日衰，生活不能自理，独居发生困难。儿女们盛邀她前往，她又不肯，便请雇工料理。一直到最后的岁月，因为不小心腿摔成骨折，她才不得不来到杭州与女儿住在一起。
一生中的两段婚姻，以及曾经与之厮守的两个男人，她在《王映霞自传》中都有所提及。只不过，全书一共五十四章，直接讲到钟贤道的只有五章，绝大部分篇幅还是围绕着郁达夫展开。这个男人曾让她心醉，也让她心碎，还让她到了生命终了也无法与其脱离干系。那个给她尘世幸福的平凡男人钟贤道，只是和她共同经历生活风雨，只是和她相互扶将，只是和她平淡度日，只是拿她当作宝贝宠着爱着，却没有留下更多的故事。
如今，她和他，和他，都已故去了，埋身泥土。只是，在下一个轮回里，爱还会呈现为这样一种生死疲劳么？他们会比泥土更疲劳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