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特点 · 对仗 · 声律（二）

对联特点 · 对仗 · 声律（二）  

对联文体特点及对仗与声律原理

——运城盐湖区对联知识讲稿

二、对仗的基本原理

对偶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在各种文体中几乎都有应用。它的表现形式是并列使用两个对称的句子，从而起到强调表达内容、美化表现形式的作用。对偶修辞在一般文章中应用，称为对偶句；在格律诗中使用时，因为同时又加入了声调方面的诸多限制，形式上更趋于工整华美，如同古代出行的一对仪仗，所以又称对仗句。对偶句只是普通的修辞方式，到了对仗句则加入了更多的形式方面的要求，这是对偶修辞自身的一种发展和进步，但此时它们还只是其他文体中的一种修辞手段，随着这种修辞手段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终于有一天，这种修辞手段终于成长到自身独立起来作为一种文体的阶段，这种独立使用自成篇章的对仗句，就是对联文体。

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两行对仗文字的“对称感”是如何形成的？要遵守什么样的规范才能“制造”出文字的“对称感”？对于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理论工具，可以得出不同的表述形式。以王夫之一联为例：

清风有意难留我；

明月无心自照人。

此联从“对称感”来说，可谓字字皆工。至于对称感是如何产生的，不同的理论因所用概念的不同，解释时的表述方式也不尽相同。

传统的“虚实死活”字类对偶理论认为：“清”和“明”同为虚字中的死字；“风”和“月”同为实字，且同属“天文门”；“有”和“无”同为虚字；“心”和“意”同为实字，且同属“人事门”；“难”和“自”同为虚字；“留”和“照”同为虚字中的活字；“我”和“人”同属实字，都是人物称谓。这些字两两相对，所以构成了对偶。

当代语法学对偶理论认为：

从词性来说：“清”和“明”为形容词，“风”和“月”为名词，“有”和“无”为动词，“意”和“心”为名词，“难”和“自”为副词，“留”和“照”为动词，“我”和“人”为代词。这些词两两相对，所以构成了对偶。

从词的结构来说：“明月”和“清风”，同为由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的偏正式结构，“有意”和“无心”，同为由动词和名词构成的偏正结构。

从句子结构来说：“明月”和“清风”，同为主语；“有意”和“无心”，同为定语；“难”和“自”，同为状语；“留”和“照”，同为谓语；“我”和“人”，同为宾语。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两套理论对于同一事例的解释，与对偶实践的现实是相符的，两套不同的话语之间也是等价的。但如果真的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说，这两套理论都有着明显的不足。下面分别叙述一下：

传统的“虚实死活”字类对偶理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经验主义的总结，还不足以称得上完善的理论，前人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和阐述也各有不同，其缺点主要表现在分类方法过于模糊和笼统，实字之下还有“半实字”，虚字之上还有“半虚字”，除实字全是死字外，半实字、半虚字和虚字又各分死活，概念含浑，逻辑不清。比如同样的形容词竟然可以同时出现在“虚死字”、“半虚死字”和“半实字”之中（微云的微，说成是虚死字；晴天的晴，说成是半虚死字，凉亭之凉，说成是半实字），这种分类方式与其说是“理论”的倒不如说是“经验”的。再就是对于虚字的分类十分粗疏，虚字中有些死字和活字相对并不影响对称感，如苏州园林联：“流水今日，修竹古时”，“流”为活字，“修”为死字；但有些虚字之间的相对却会对对称感造成很大影响，如苏轼“池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一联以方位字“上”对活字“飞”，同样是“虚对虚”，理论上却说不清为什么形成的对称感却相去甚远。

相对于传统字类“虚实死活”相对理论的模糊和随意，基于语法学的“词性”和“结构”对偶理论就显得“精细”和“科学”了许多。但由于语法学词性的分类（汉语的词可以分为12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和代词是实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拟声词和叹词是虚词）是用西方语法学理论考察汉语所得出的结果，其事实可能存在，但概念却是古人所没有的（概念只是人为的而非铁定不移的客观事实，早期语法学家曾把“动词”和“形容词”不加区分而合称为“谓词”），更是古人在对偶实践中所不曾考虑的，所以“对偶的一般规则，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这种理想化的表述方式，从一开始就在古人的对偶实践面前打了折扣。首先，副介连助这些虚词是不可能要求各自相对的，事实上无论古人还是今人的创作，它们之间都是可以随意相对并形成对偶的。实词中动词（特别是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之间经常相对，代词中“我”、“人”等常与名词相对，而“其”、“之”等又常与虚词相对。以上现实使得“绝对的词性一致才能构成对偶”的说法成为空谈。“最好怎么做”和“必须怎么做”是不一样的，《联律通则》第三章“词性对从宽范围”列举了“允许不同词性相对”的五种情况，就明确宣告了强调绝对的“词性一致”是不恰当的。

再就“结构一致”方面来说，结构分为“词语结构”和“句子结构”两个层次，汉语虽然有着自身的语法构成规律，但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这些语法学概念却是古人不可能想到的，所以强求主谓宾结构对主谓宾结构根本就是行不通的“规定”，“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风雨朝来恶甚，池塘春去无多”这些句子，句法结构全然不同，但根本不影响他们构成对偶，所以，“句子结构必须一致才能构成对偶”根本就是强加在对偶之上的毫无道理的要求。词语结构的一致，能够明显提高对偶的工整程度，如“古寺”对“高林”以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风雨”对“池塘”以并列结构对并列结构，这是需要特别肯定的地方。但对词语结构一致的要求，也不宜过度，语法学上把合成词的结构分成“并列式、偏正式、支配式、补充式、陈述式和附加式”，对偶时完全没有必要细到这种程度，如以“经济搞活”对“人文进步”时，便没有必要因为“搞活”是动补结构、“进步”是动宾结构而说成是结构不对应的“硬伤”。另一方面，对偶有宽工之分，个别时候出于表达的需要，以并列式的“天地”对偏正式的“神州”，也可以当成名词宽对而通融过去，完全没必要当成失对而淘汰之。

总之，以语法学为基础的对偶理论为了达到自身的圆满和自恰，必然会在句法结构中要求主语对主语，谓语对谓语，宾语对宾语，甚至还会要求定语对定语，状语对状语，补语对补语，而这些要求都远远的脱离了对偶修辞的历史和现实。

回到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两套对偶理论如果把握得当，都可以完整的解释对偶现象并用来指导对联创作。但“把握得当”的前提是要透彻理解它们的利弊得失，因为这两套理论与古今对偶实践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脱节。那么，我们能不能超越这两套理论之上，提炼出古今对偶实践的“基本原理”呢？如果把传统字类对偶理论称为“过去的对偶理论”，把语法学对偶理论称为“现在的对偶理论”，我们能否归纳总结出一种“未来的对偶理论”呢？一百年前“虚实死活”的概念在我们今天的对联教育和学习中被基本扬弃，那么一百年后的对联教育和学习中，是不是也可以基本扬弃“名动形副介连助”和“主谓宾定状补”这类概念呢？

对偶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构成对偶的基础应该是相对的字或词本身的“含义”，中国古人抽象思维欠发达，对这些字词“含义”的分类不科学、不条理，这是由我们民族混沌和感性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语法学对偶理论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不科学、不条理的状况，但却同时引入了与对偶无关的异质的因素，让词性的分类没有真切反映对偶的实质内容。原因在于语法学的“词性”概念就像一枚硬币一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其一是词的“含义”，其二是词的“语法功能”，也即可以在句子中担当什么成分的功能。“语法功能”的因素本来与对偶修辞就没什么关系，但随着“词性”分类而引入对偶理论之后，这一因素便对对偶理论自身产生了很大的干扰。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把传统字类对偶理论更加科学和条理化，如果把语法学对偶理论中“语法功能”方面的干扰排除掉，只在字词的“含义”上作文章，我们就会得到与前人的对偶实践基本相切合的第三种理论，这种新理论需要一门专门研究文字“含义”的学科提供概念和方法的支撑，正好，我们的“语言学”中就有这门分支，这就是与“语法学”、“语音学”相提并论的“语义学”。

在近代及当代的中国，语法学一直是语言学中的显学，所以语言学其它的分支都相对较冷，汉字有形、音、义三个基本要素，所谓语义学就是专门从词语“义”的方面进行研究的学科。汉字是形、音、义合一的独立的方块文字，易于形成对偶，对偶形成的基础，是相对文字在“语义”上的相类，也就是说构成“类义关系”的文字在对举过程中产生了对称感，形成了对偶。

下面就由近及远，对于语义的相同、相反、相近、相类等关系，逐一进行分析：

我们知道，汉语中天然存在着一系列含义上相反的字词，我们称为反义词，反义词正因为含义的相反而构成了最密切的同类关系。反义词的相对可以算得上最基本最天然的对称方式，像含义完全相反的绝对反义词 “高对矮”，“爱对恨”，“尊对卑”，还有内容虽并列但对比很强烈的相对反义词“天对地”，“男对女”，等等，用反义词组成短语或句子的话，就如以“天高”来对“地矮”这样的相对，可以说是对称感最强的对偶方式，所以古人有“反对为优”之说。

除反义词外，汉语中还有两类词语，称为同义词，用同义词样对，也可以造成对称感最强的对偶，如“天对空”，“峰对岭”，“连对接”等。但是，同义词相对的一大缺点，就是对称的两句话其实是同一意思，如“峰连天”对“岭接空”，这种词语的浪费让对偶修辞变得无意义，所以完全用同义词来对偶的句子便变称为“合掌”，成为对偶和对仗中的第一大忌。当然，两个句子若只有局部的字词属于同义，这时还算不上“合掌”，同义的字词越多，句子越趋于合掌，完全同义时即完全合掌了。

同义词外还有一类近义词，近义词相对的情况与同义词相类，只是程度上比同义词稍弱一些。近义词的对举也可以形成很强的对称感。

除了反义词、同义词和近义词之外，从语义学角度来说还有一类词汇可以形成对称感，这就是“类义词”。从语义学角度说，类义词是在意义或逻辑上属于同一种类的词。类义词不一定是同义词但包含了同义词，举例来说，“苹果”和“葡萄”是类义词但不是同义词，为什么说他们是类义词呢，是因为它们同属于“水果类”。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表述：具有同一上位概念的两个词，称为类义词。

所有汉字及词汇的集合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所有的字词都根据其所对应的客观事物和所表达的词义，构成一种多层次的树枝形分布，上位概念的词，还会同它的类义词再拥有一个更上位的概念。如“苹果”和“葡萄”是类义词，它们的上位概念是水果，而“水果”又同“坚果”等概念共同构成了“果实”的上位概念，而“果”又与“根”、“茎”、“花”、“叶”共同构成了“植物”的上位概念。“植物”又与“动物”、“微生物”共同构成了“生物”的上位概念。在另一个维度上，“水果”又与“蔬菜”、“粮食”等共同构成了“食品”这一上位概念，“食品”又与“药品”、“日用百货”等共同构成了“商品”的上位概念。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习惯上经常对举的一个系列的词，虽然自然属性上没有共同的上位概念，但也可以构成另一种约定俗成的类义关系，如“天地人”，“金木水火土”，“诗酒”，“耕读”，“泥鸿”等。

古人在对偶实践中发现，只要是类义关系的字词，就会呈现出对称感较强的对偶效果。分析《笠翁对韵》中总结的“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我们可以看到：天和地构成了惯用的类义关系，雨和风构成了“气象”这一上位概念，大对长共同构成了“尺度”的上位概念，陆对空则至少在“海陆空”的习惯对举上构成了类义关系。山和海构成了“地理”这一上位概念，花和树则大致的构成了“植物”的上位概念。赤和苍构成了“颜色”这一上位概念，日和穹则同属于古人“天文”这一上位概念之下。

总结类义词构成对偶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说，只要是拥有共同上位概念的类义词以及概念虽不相类但习惯上经常并举的字词，都可以构成类义关系。同一类的字词可以构成工对，上下概念之间的字词相对，则构成稍宽一些的对偶，如“花”和“叶”构成工整的对偶，“花”和“树”则构成稍宽一些的对偶，类义关系更远的字，如“花”对“鹤”甚至“花”对“海”，则构成更宽一些的对偶。总之，两个字词之间，类义关系越近，构成的对偶越工整，类义关系越远，形成的对称感越宽泛。

古人为了使对偶更加工整，把实字又分成了十几种乃至几十种极其细碎的“小类”或称“门”，如天文门的日月星辰，地理门的山河湖海，时令门的岁时春秋，形体门的身心肤发，人伦门的君臣兄弟，文学门的诗词曲赋等等。从此可以看出，古人实字小类的分法基本上与语法学无关，其实就等同于语义学的分类方法，同类的称为“工对”（如黄鹂对白鹭），左右上下相邻门类的被称为“邻对”（如青松对白鹤），更远门类的相对则为宽对（如明月对素琴）。古人还把虚字分为死字和活字，要求尽量各自相对，同时还习惯把以下几类词单独的各自相对：颜色、方位、数字、天干地支等等，这些分法虽然有欠条理，不够明晰，但都体现了语义相类构成对偶的原则。

明白了对偶的基本原理，便可由此衍生出对仗方式的万千法门，推导出古来千奇百怪的对偶辞格。在具体的对偶实践中，我们还应把握以下两个规则：

一是对偶的替代性。在行文中若有不便对偶处或需要调整语气或节奏时，可以用“句内自对”的前后相对，以及“交股对”的交叉相对来达到替代性的对偶。另外，当一个字从现实的词类上无法构成对偶，但可以用此字的其他义项甚至谐音的字来替代性的构成对偶。此即所谓“借对”，如以“新风”对“旧雨”，以“沧海”对“青山”。

二是对偶的补偿性。上下联的对称是一种总体感觉，而多一个字的工对就会对这种总体感觉加一分，多一个字的宽对则会对这种总体感觉减一分，作者要做的应该是尽可能多的让更多的字成为小类工对，如果联意许可，我们不妨把“宏图”对“骏业”调整为“鸿图”对“骏业”。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因为个别字的宽对、半对不对甚至失对，而判定整个联语不是对联文体。

对偶的补偿性还表现在词语结构上，如偏正结构的词要更多的注意“正”的部分要偶对工整，“正”的部分工整了，全联对称感可以加二分以上，偏的部分若是宽对或失对了，也只能减一分以下。也就是说，在一联之中，字与字之间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当然，有的时候偏的部分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当偏的部分是颜色或方位字时，如“花”和“海”本是宽对，但“红花”对“碧海”却可以算是工对了，这类颜色方位数字的工整对偶甚至可以挽救与其相配词语的失对，如前人用“是南来第一雄关”来对“作西蜀千年屏障”，用“一览极苍茫”来对“两间容啸傲”，方位对和数字对的工整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竟补偿了“来”与“蜀”、“览”与“间”的失对。前人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