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赵炎 《北京晨报》7月4日C07版，责编：蔡辉 电视剧《大明按察使》未能热播，不是它的剧情不好看，而是严重地模仿了《大宋提刑官》；但就廉政防线的角度而言，其主角周新，在历史上却是独特而不可复制的，甚至超越了海瑞。 《明史列传》里有这么一段话值得思考：“（周新）妻有节操。新未遇时，缝纫自给。及贵，偶赴同官妻内宴，荆布如田家妇。诸妇惭，尽易其衣饰。新死无子。妻归，贫甚。广东巡抚杨信民曰：‘周志新当代第一人，可使其夫人终日馁耶？’时时赒给之。妻死，浙人仕广东者皆会葬。” 周志新，即周新原名，因永乐帝常独呼“新”，故改名。 洪武中期，周新以大理寺评事入仕。朱棣即皇帝位，授监察御史，先后巡按北京、福建等地，政绩不俗。永乐八年，擢浙江按察使，至永乐十二年遇害，其在官场已历二十余年之久，何故其夫人困顿若斯？ 是明代官员工资低，还是史家刻意为清官好官背书？ 算算他的经济账，也许能找到答案。 大理寺评事，从九品，月俸5石；监察御史，正七品，月俸7石5斗；按察使，正三品，月俸35石。在明代，一石约等于如今的77公斤，折成人民币，以每公斤大米6元计算，周新的月俸最低时约2300元，最高时约16000元，这在今天也不能算低收入吧。 有学者考证说，明代比较富裕的江南，一个五口之家全年生活费支出，30石米足矣。朱元璋在《醒贪简要录》里也通过详实计算，得出“为官者既受朝廷重禄”的结论，虽言过其实，但他的“（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的说法，用在周新的家庭，还是靠谱的。 比较一下海瑞。在淳安时，海瑞实领年薪12石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钞不值钱，仅以米、银，也能使五口之家过上相对宽裕的日子。但海瑞除老母、妻子之外，还有小妾、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加上仆、婢，可能还有奶妈，总共十来口人。十来口人用这些工资，当然不免有些拮据。可见海瑞吃不起肉，并非工资低，而是人口多。 周新就不一样了，他没有纳妾，也没子女，父母均在广东老家。按古代士大夫惯常生活模式，他可能有个老仆或书童，其夫人也许还有一两个丫鬟，算起来仅仅四五口人。也就是说，周新即使在工资最低时，亦无需夫人“缝纫自给”。贵为正三品大员时，一月俸禄已足够全家人全年的开支，积蓄理应是可观的，何至于“妻归，贫甚”，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答案或在于，他的工资没用来养家或只给了少许用来养家，其余的都花在公务贴补上了。从其夫人安贫若素的情形来看，周新的“家庭防线”想必也是可圈可点的。明末张玮曾感慨：“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然则改其守（操守）矣。”以此而论，周新能成为当时第一好官，应得益于夫人的理解与支持。 试想一下，若周夫人不是贤良之辈，而是一个贪图享受、攀比虚荣的女人，结果会怎样？周新也许能关住前门，却未必能防范“后院起火”；若周夫人将丈夫手中的职权用于权钱交易的筹码与四处谋利的工具，那么，周新的廉洁从政之心与拳拳爱民之意，怕多半兑现不了。 古语云，妻贤夫祸少，“家之良妻，犹国之良相”。 官员的夫人虽然不具有职务犯罪所必要的职权要素，终究要靠丈夫手里的职权才能参与犯罪或分享犯罪果实。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小看了“枕边人”这个腐败诱因。从现实诸多腐败案例来分析，官员落马，背后不乏祸起萧墙的例子——夫人推波助澜，“贤内助”成了“腐内助”。 她们或对丈夫的腐败行为熟视无睹，或同流合污，有的甚至还赤裸裸地跳到前台帮助丈夫受贿、索贿、转赃，最终将丈夫送上了不归路。 封建时代特别是周新所处的明代，官场生态之恶劣，毋庸赘言。在这种官场生态中，为官者要做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那是相当困难的。才智卓绝如王守仁者，也要拿生命去赌一个太监的支持，遑论周新之类的普通官员？可见为官者自身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坚定的意志和毫不动摇的决心；另外，父母、妻儿、部下等能否勤俭持家、谨言慎行、抵制诱惑，不拖后腿，为官员创造一个淡泊、健康的从政环境，也至关重要。 如果官员的配偶都能像周新夫人那样，宁亏了自己，也不让丈夫分心；或者还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吹好“枕边风”，及时给丈夫“扯扯袖子、咬咬耳朵”，提醒他防贪戒贿。那么，她们不仅能为官员筑起抵制腐败的家庭堡垒，还能帮其“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这便是最值得赞誉的支持了，也堪谓“贤内助”。（赵炎）
本博其他精彩博文阅读：
http://bjcb./html/2014-07/04/content_297106.htm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