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南
1908年年初，由上海至南京的沪宁铁路建设告竣，并定于农历三月初一开车。为此，沿途各城市相继都建立了火车站，苏州火车站也是在这一时期建设完成的。当时的苏州火车站虽然建立了起来，但从这张老明信片上看，这初建的车站只是一座矮小的站房，孤零零地吊在了那长长的铁道线上。但也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小车站，从此翻开了苏州百年铁路运输历史的扉页。
（图片由姜晋提供）
这坐车史，指的是我坐火车的历史，并非指坐公交，更非指坐小车。
1960年暑假，我先由黑龙江省海伦县坐火车到哈尔滨，再由哈尔滨坐火车到天津，准备转车去上海回家。车上挤得几无插足之地，只能挤在车门里栖身，这就同也拟返沪的一位医师有了聊天的机会。他是上海市名校市西中学赵校长的儿子，同我侄女是同学，是1958年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海伦县医院的。车到天津，但见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都是等签票转车的。如要去排队，还不知要排到哪一天。固然每天有幸运者可以流出去一些，但要转车的人也每天都会增加的。这位赵医师有先见之明，对我说了：我在医院开了证明，我作为医师陪护病人去上海治病；你等着，我去找站长。我这就充当了被陪护的"病人"角色，在十分乐意的无奈中当了一会"道具"。赵医师回来了，果然，很顺利地拿到了中转的签证，而且下一班快车就可以走。这是我坐车史中的一次奇遇了——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也。
1961年初的寒假，我又坐上了自海伦到哈尔滨的火车。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当口，上车前，我在食堂里买了专门为返乡者提供的2斤在当时来说是奢侈品的油饼，以备路途中充饥。不过，虽说是2斤，食堂师傅克扣了不少，充其量不过是1斤吧！结果是，火车误点整整24小时，也可以说是正点到达，不过是迟了一天而已。一晚上本来肚子空空，油水甚少的，就把这名义上的2斤油饼都吃完了。我现在还奇怪，当时怎么能吃得下去？
好不容易在哈尔滨三棵树站签上必须经天津中转去上海的车票，挤上车，傻了，又是那么多人，又是几无插足之地。这么个大饥饿时代，为什么是这么大流动？不吃不喝，直到沈阳，这也好，免得去厕所了，也无法去厕所，厕所里也挤了人的。这1斤油饼早就消化完了，挨着吧，直到车过沈阳才有列车员硬是挤过来，每人供应一个半两的小面包，一个用小米壳加一点可以粘合的玉米粉做成的类似的"窝头"。无法下咽，但也得吃，实在饿急了！车到沟帮子，这是解放战争时有名的阻击战之地，有电影宣扬此战的，有些头痛，有些热度了，下车，去镇里的药店买了两片退烧药APC，那时药片可以拆零卖，不像现在一卖就得卖一瓶的，赶紧咽下，在镇里转了一圈，再回到车站，改签了一趟自吉林到北京的快车。毕竟是快车，可以有座位。直到天津，应该下车转车了，我在车上补票到了北京，找了个小旅馆住了一天，这才缓过气来。再去前门站，买一张到天津的慢车票，再连同原有的到上海的慢车票一起加快。坐火车的次数多了，也精通了该怎么走合乎铁路规章的路径了。
车到上海，10时许，吃午饭时妈妈烧了一锅面，我是一扫而空。两年后，妈妈提及此事，说泪水直在眼里打转——那是烧了一斤面条的，居然都吃完了！
那年冬天，准备换一种走法回黑龙江，先从上海坐船到大连，再坐车到哈尔滨。在大连上岸，正值清晨，就去一家早餐店买了两碗小米粥。店内仅有一人，吃完走了，只见一个小小的孩子拿起那粥碗舔那个残剩不多的小米粒——那才有几粒小米？还有是碗边的一些残液吧！还有几个孩子站在我的桌旁，等着。我心一酸，不是总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么，这祖国的未来在经历怎样的饥饿？我已咽不下去，放下吃了一半的粥碗，连同那碗未动过的，凄然离去，在大连去哈尔滨的车上，心情还是久久无法平静……
这使我想起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坐火车时的情景。1950年7月8日，我登上了由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不足18岁，第一次出远门。傍晚上车，车厢里空荡荡的才七八个人，完全可以躺下休息。第二天上午车过长江经过淮北大地，但见一群光屁股的孩子在轨道下方的土路上跟着火车跑，但见有人往车窗外抛面包的，那是他们在乞讨食物呢！但这些孩子还跑得动；虽然车速不快，也还能跟上一小段路，还没有到完全断粮的地步吧？这跟我在大连码头上看到的景象是不相同的了。
也有趣事。1963年暑假，已调到苏州工作，我去杭州姊姊家住了一周。下午4时许返沪，在城站准备买票时，见到有人在出让他的车票，我一看，是从福州到昆山的慢车票。他说在杭州有事，不去昆山了，廉价转让。那时还没有造假车票的事，我想买下，但一问签票处，只有棚车了。我是无所谓，我在春节等假期自苏州回上海家里也常坐棚车。苏州到上海的快车是1.90元，慢车是1.50元，棚车则只要0.80元。赶车次，早点回家，就买棚车车票。既然知道要坐棚车，就要做好准备：拿上一张报纸，可以席地而坐，棚车里有一个草帘子挡住一角，那是放一个大粪桶以供解决内急之需的，当然，只能是用于男性小便的。那时，快车自苏州到上海是80分钟，慢车则要3个小时，棚车，就要看运气了，有正常班车，就得让，这一让就没有时间可说了，但也有意外，居然一路顺风，比慢车要快，插空行驶就是了。现在要买下这张自杭州到昆山的车票，如果出慢车的价钱，而只能坐棚车，那岂不是亏了？对方也爽气，就按棚车票价付就可以，那时的一二元钱，可是不舍得放弃的。我付了慢车票价的一半，签票上了车。棚车已停在站台里了。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我闲步走到最后一节的守望车，找到车长，出示车票：我自福州来，长途旅行太累了；买的慢车票，却只能坐棚车，能不能让我在这守望车里休息一下？车长看了我的车票，看看我也不像坏人，就同意了。我上了这守望车，是半节车厢那么长，只有我同车长两个人，而他是每到一站就要下车去摇旗指挥的。车到上海，才7时许。心想，我这车票还可以转让要到昆山去的旅客呢！不过，只是"私心一闪念"，我还是在出站后坐上15路公交车回家了。
从1962年到1965年，大体上是每月回上海一次，寒暑假也都回上海，这坐火车的次数就多了。转眼到了"文革"，就无法回家了。1967年1月，说是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也不放假，仍是搞运动。1971年，春节假期过后，为清查"五·一六"，实行了所谓"三集中"。也在这年的二月，我去了学校办的农场劳动，白天干不亚于农民的重活，晚上还要开会，批斗之声不绝于耳。已到晚9时，尽管白天干活很累，第二天还得起早，但班里的一个"动力"在批斗"五·一六"，他不回来，是不能睡觉的。一次，他来睡觉了，见到我在看报，发话了，这个叫李某某的也是中文系的教师威胁我说：别以为我不会打人，我刚才就打了（按，事后知道他打的是历史系的一个胡姓教学秘书）！腆着个肚子，煞是威风的。8月，我大哥去世，来了电报，我请假去上海奔丧，总算恩准了，给假2天。我惶惶然自尹山湖农场直奔车站。毕竟有大半年没有回家看望年迈的双亲了，而且，在六月份父亲还来过信，说母亲患肾炎已卧床了，也无法去照顾。回到家里，问及父亲，说母亲刚刚挣扎病体去大哥家了，我赶忙去公交车站，正好，母亲还走在路上，打了招呼，我让母亲回家，我一人去大哥家了。两天时间一晃而过，回到农场，有"动力"——即积极分子，从事批斗"五·一六"的，问我：在车站碰到什么人了？学校有消息来，说怎么在车站见到朱子南了，他怎么会去车站？是潜逃？一回忆，就想起了在苏州火车站见到过一个女的，数学系的，姓曹，我曾跟她一起监考过一次。我唯唯。但这一幕，在心头始终挥之不去。
不久，来了个九·一三事件，清查五·一六也放松了一些，这大半年中没有放过一天假的"劳改者"们，可以有每两周放二天假了。当然，已经点名的"五·一六"是无此福分的，而我，作为内控对象，即没有公开点名的“五·一六”，也获得了这一放假的待遇。于是，每两周就去上海，这火车，也就每两周坐一个来回了。同行的还有数学系的一个家也在上海的姓陈的教师。大都是坐慢车，3个小时，在车上聊聊天，也不寂寞。坐车次数多了，也知道了火车什么时候会突然咔嚓响一下，那是在变换轨道要进一个小站了。
1971年冬，这一期近一年的劳改生活已结束，大部分回学校了，而我作为没有改造好无以名之的什么分子，被农场最高负责的连长聂某决定，继续留场劳动一年。聂某当然是回校了。听说，原拟让他去任图书馆馆长，他说了：这种事情是咱们干的吗？后来还是去物理系当了总支书记。在粉碎"四人帮"后，见到我，就十分客气了。他也在之后没几年就去世了。其时，清查五·一六已近尾声，结果是一风吹，一个也没有。我父亲有病，来电报要我去上海探视，我请了假。正在上海家中，陈姓教师来我家。非常突然，他实话实说，是农场的一个刘姓副排长要他来的，看看我父亲是否真的生病。
1980年秋，我父母均已去世。上海已不再去了。这才告别了来往苏沪的火车旅程。
也有糗事。有一年冬，在天津转车，大清早的，见路旁一个煤球炉子正在开始发火，上去烘了烘手，就有一个大妈来呵斥了。这一来，我对天津人可是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请别怪我以偏概全。
1988年夏，我带研究生去出席庐山笔会。回程，在卧铺车厢刚躺下，烟瘾一来，就偷偷点着了烟卷，正好被列车员大姐看到，一番训斥，还是那位研究生为我说了好话，才算罢休。
1993年10月，同苏州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去北戴河开会，急着回来，却买不到飞机票，火车票也难买；总算，秦皇岛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为我们买到了两张卧铺票，一上车，却原来是加挂的一节车辆，同前面的车厢不相联通的。这就糟了：不供应开水。这就只能熬了。
2011年1月，年届八十，又一次远行，去北京，出席一个颁奖典礼。本不想去，但再一想，给你评了一个大奖，全国才5个人，而且跨度自1978年至2010年，32年，不要给人不识抬举之感，于是，成行。自苏州到北京才5个小时，高铁，够快的了。以往，最快也要12个小时。1956年，我上大学，还坐过40个小时的加班车呢！
从历年坐车的这坐车史中，也反映出了时代的一个侧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