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难以磨灭的永恒记忆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掌故编年
□陈礼荣
在长江中游地区广袤的大平原上，曾经到处都生长着一种植物，名为“楚”。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楚，丛木；一名荆也。”段玉裁先在注释中引用《小雅传》曰：“楚楚，茨棘儿。”然后归纳说：“此曰荆也，是则异名同实。楚国或呼楚，或呼荆，或参呼荆楚”。
在对史前时代江汉平原文化遗址作考古发掘时，荆州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曾于出土文物中有重大发现：据考古专家辨识，在荆州区的阴湘城和天门的邓家湾两处，都分别发现有刻写于陶器上的早期汉字“荆”。经推断，前者为屈家岭文化早期，距今约5000-4800年；后者据为石家河文化早期，距今约4600-4300年。而另据专家考证，这一时期楚地先民所刻写出的陶文“荆”，其笔划布局和惯用写法，已经与后来西周金文中的“荆”字写法非常相似了。
这也就是说，早在我国的史前时期，在这一带便出现了以文化符号“荆”作标识的日用器物。既是如此，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早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生殖繁衍于江汉平原一带的部族聚落，便开始用“荆”作为部族名称而率先据有了这片茨棘丛生的辽阔大地。
我国已故著名的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到了公元前18世纪前后的夏、商之际，有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部族通过了南阳盆地，沿着随枣走廊直抵长江北岸，并辗转迁徒至丹淅、荆山和汉水流域一带——这就是由北方南下的芈姓季连部。这一支携带有中原地区开发较早文化优势的部族从山地走向平原后，逐渐与荆楚地区原来的土著先民相融合，终于形成了“荆楚”为名号的强悍民族：它就是后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经对一统中国和中华文化作出重大贡献的楚族。
先秦时期，以中原文化作本位的史籍典簿，从来都以蔑视、鄙弃的口吻来称呼国势越来越强的楚国及其君王，比如，在《诗·商颂·殷武》中就这样写道：“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此诗叙事主人公那种目空一切，傲然骄矜的情态，跃然纸上。然而，荆楚大地上的先民们以其强悍的民风，剽勇的士气，根本不会甘于忍受商王朝残酷的压榨和狠毒的奴役，他们会斩木作枪、削竹为戈，奋力起兵反抗。所以，在《诗经·商颂·殷武》中，则又有这样的记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商族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部族，在夏朝时期，这个部族从燕山地区南下，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今曲阜)与薄姑(今山东博兴县)为中心的方国，继而于中原地区逐渐崛起，最终在约公元前17世纪时期取代了夏而建立起了中华大地上的第二个王朝——商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均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在它统治的约6个世纪期间，奴隶主贵族在巩固王畿的同时，还不断地使用武力对周边地区进行征服战争。西北众多的方国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后被征服。《诗·商颂》所收录的这两首古诗，反映的就是商王武丁率兵南下时经历的战况：尽管商朝大军以霹雳盖顶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对楚国的先民进行了讨伐，但是，一当商王武丁率军深入到了荆楚腹地之际，这里的强兵劲旅竟然也勇于与之抗衡……后来，现代的考古学家在整理发掘出土的殷墟卜辞时，曾经释读出其中多有“□□卜贞，弗雀噩在南?”“多，亡祸在南土?”等一类字样的记载，由此足以得见当年殷商伐楚的战争打得是何等的血腥残暴与酷烈！
到了商纣王未年，当位于中原西北歧山的周部落聚盟伐商时，楚国的军民便成了华夏大地改朝换代、鼎故革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周王室给予内附有功的楚族酋长鬻熊“子”的封号，楚算是归属到了周的旗帜之下。到周成王初立时，因其年幼，乃由文王第四子周公旦摄政。商纣之子武庚勾结管、蔡发动叛乱，周公果断东征，历时三年而最终获胜，由此全面实行了封邦建国的方针，建置71国，称成周。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周王室就再一次地对楚族首领熊绎予以封号，而熊绎则于历代世居所在地丹阳，正式建立楚国，成为西周侯卫统治下的“南国”之一。
应当看到，时至春秋时期，楚国已经作为一个在南方崛起的新兴强国，出现于中原大地的政治舞台。《左传》中开始出现关于楚国的记载，是在桓公二年（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这寥寥十一个字，涉及到蔡、郑、邓三个国家对于来自楚国之威胁而战栗胆寒的紧张感。春秋时期，各地邦国林立，蔡在今河南新蔡西南，郑在在今河南新郑，邓在今湖北襄樊市北，这三个国家与楚国均无疆域相连之虞，它们与楚中间至少还隔有“汉阳诸姬”（周王朝为了加强对荆楚的控制，陆续在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间，分封了不少姬姓或姻亲诸侯国，如随、唐、申、吕、曾、厉、贰、轸等诸侯国）呐，为什么一下子就害怕到如此地步了呢？拿《左传》中所记载桓公六年时随国大夫季梁劝谏随侯时所说的话“天方授楚”来看，可见在这一时期，周边所有国家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发展到了这一时期，其国力之强、军力之盛、民力之丰，已经有如苍天扶助似的，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小觑的了！
综览历史，人们不难发见，楚都迁郢在楚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正是出于这一伟大的战略战略部署，由此使得这个初呈崛起之势的新兴邦国，从此驶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成为威镇华夏的泱泱大国。
当公元前690年熊赀袭封主持国政时，他以即位的头一年起，就把都城从丹阳迁出至长江北岸、纪山之南的郢（即今通常所称的荆州市荆州区纪南城）。自此，直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历时四百余年，楚国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于云诡波谲、幻化万千的大国争霸，群雄逐鹿的争战搏杀中，出演了一部部威武雄壮的活剧。它不仅一直傲然屹立在长江中游地区广袤的江汉平原上，而且还以兵锋直叩宛洛，以数百年的苦心经营，一再麾军北上与气数殆尽的东周王室及纷纷扰扰的中原霸主们一见高低；与此同时，又将其开疆拓土的刀戈，威风凛凛地指向了岭南地区乃至位于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换句话说，它为中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作出过极其重大的贡献。
有专家做过一个统计，在《左传》中，关于对这一个国家或这片大地的称呼，是荆、楚互见，以致到后来作为植物的“楚”，便早已在汉语语汇中绝迹，那一种以此为本名的灌木，早就正式改称为牡荆；而作为植物的“荆”则除了荆筐、荆棘之外，也较为罕见。至于今天用以形容少女柔美娇憨的常用词“楚楚动人”，若是细作推敲，追溯词源，也还依稀可辨它毕竟还是出自细枝嫩条随风而舞的情状风姿罢。
总之，在春秋之后的史籍典簿中，作为国家的“荆”，或者是“楚”及其所指代延绵不绝的文化脉流，历来都是雄健傲岸、不可欺凌的象征。例如，在我国公元一世纪时期以才华称著于世的西汉著名辞赋家、哲学家杨雄就曾在《荆州牧箴》中这样概述过楚人的精神特质：“包楚与荆，风剽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而这种精神特质在鲁迅先生看来，其反抗暴政的思想理念，一直支配着炎黄子孙千百年间百折不挠、共御外侮的伟大斗争，由此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不容替代的独特地位。鲁迅先生说：“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正因为如此，自汉以降，直到今天，尽管作为西周侯卫统治下的“南国”之一的“楚”，已经因中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而最终消亡，但是作为地名、或者说是历朝历代正式的行政区划名“荆州”，便与中国的这一部部极为厚重的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关于荆州的记忆，不仅是历史的记忆，同时也是永恒的记忆。当人们在国宝陈列台上看到寒光凛冽的青铜剑、走过九龙桥赡仰宾阳楼，或者是漫步于草间阡陌寻觅纪南城、登上古龙山去探访落帽台的时候，或许会激发起思古之幽情、抚昔之遐思，试图探索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饱学宿儒、捷才俊彦在这方土地上所留下的历史履痕……为了便利大家查找线索，我们特采用这种掌故编年的方式，将其撮其要者一一刊布于兹鉴于这些均见载于代代传承的典籍史簿，而唯有这种记忆是经过古代历朝史学家精推详考、确凿无误的，故且以《荆州记忆》为题，将这一部史实叙录奉献给大家，敬请各位方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更进一步地修订完善。
《荆州记忆》的修纂体例，初步拟定为以史叙事，以事记人的写法为准，原则上是一事一则，分设标题；题端先注公元纪年，正文以传统历史纪年引领全文。遇有同一历史事件而详有起始因由、来龙去脉者，即以中心事件为主，另用插叙、补叙的方式予以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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