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历史

欣欣茶楼图书馆 2014-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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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的历史

传统上，人们当土匪都是逼上梁山的结果。只有逢荒年乱世的时候，人们才会铤而走险，抢些财物赖以为生，所以，土匪种类比较单一。 但到了近世中国，由于社会控制的严重削弱，再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土匪种类逐渐变得繁多起来。在土匪这个特殊的群体里，容纳着从主流社会里逃离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的角色，光怪陆离。英国的菲尔·别林斯里把土匪类型分成“偶尔为之者”和“职业土匪”两种类型，他说，偶尔为之者把土匪活动看作临时的出路，因为他们行窃或是面临饥饿的威胁，或是遭遇短期的财政危机，大部分匪徒都属偶尔为之者。职业土匪则把土匪活动看作长期的生活方式。 如果按土匪所从事活动性质或身份的不同划分，那么可以划分为积匪、义匪、兵匪、外籍土匪和政治土匪等不同类型。专门从事抢劫烧杀、子继父业的，是为积匪。义匪是指那些颇具正义色彩的侠盗，他们奉行“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信条，但是，这些人在“杀富济贫”旗帜的掩护下，又有着先天克服不了的缺陷。旧时代，一些被裁撤的军队、溃败或哗变的士兵因生活无着而沦为土匪，以及脱下军衣、换上匪装，为非作歹的士兵，是为兵匪；外籍土匪主要是指为本国殖民侵略政策服务但又在中国境内横行无忌的日本人和在中国进行不法活动的白俄匪帮以及朝鲜土匪。目的不是占地为王、抢掠财物，而是怀揣国民党颁发的委任状，极端敌视人民、民主和进步的土匪，则称为政治土匪。如果以土匪活动的地域特点来划分，则有横行于沿海的海匪、混迹于湖泊港汊的湖匪和啸聚山林的山匪等不同称呼。 向中国开战。外国侵略下的中国，积贫积弱，使得中国成了一个土匪的国度。 所谓积匪，也就是世匪、惯匪。这种土匪，往往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世代为匪，长期专门从事抢劫烧杀、绑架勒赎活动。他们以匪为职业，以匪为生活，穷凶极恶、诡计多端，所到之处，不分贫富良莠，将财物洗劫一空，使不少人陷于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 绥远兴和县南区大滩村，有一户姓卢的人家，族大人多，世代以抢劫为生，人称传统匪、世袭匪。卢家人十分崇尚为匪之道，他们信奉的信条不是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而是:“生而为强盗，做鬼也不冤。”“宁我欺负人，不能受人欺。”“年轻不刁人，到老后悔迟。”“王八水蛋（骂人语），有钱的就是好汉。”“丈夫不怕死，死后早托生。”“不能抢夺人，一辈子长受穷。”“与其死于病，无声无息；不如死于匪，落得英名千古。”基于这种思想观念，卢氏一家人把横行抢劫、杀人越货当做家常便饭，不足为奇。在1909年至1949年的40年里，卢氏家族中，祖孙、父子、叔伯、兄弟、子侄相率当土匪的很多，其中剿匪中被割去的人头就有30余颗之多。(刘锦魁：《绥远五十年间匪祸见闻》) 华南剿匪。许多积匪常常危害地方几十年。 1、湘西王 湘西是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这里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土地贫瘠，可耕地稀少，偏远的地区甚至尚未摆脱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低水平阶段。在天灾不断、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不少人被迫铤而走险，落草为匪。 湘西还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为了对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从南宋开始，历代封建王朝都实行土司制度。到清雍正年间，才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设置流官”，以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有一定任期的流官，代替当地土司的世袭制度。封建王朝的“以土制土”政策，加剧了偏远地区的封闭性，新流官又带有严重的民族歧视成分。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的大量成果，不是被土著头人掠夺，就是遭到满汉流官的侵吞。他们有苦难诉，有冤难书，上告无门，最终纷纷走向了社会的对立面，沦落为匪。 无论在土司、流官统治时期，还是在民国时期，湘西苗族、土家族各村寨、家族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武装械斗事件和残酷的血亲复仇。土司和流官常常利用这种家族间的流血斗争为自己谋取好处，而械斗的双方却两败俱伤，许多斗败的家族成员外出流为匪帮。 复杂的地理环境，纷乱的社会现象，使得湘西产生了许多积年老匪，他们山地活动经验丰富，又掌握四季变化，出没无常，进退裕如，官军很难追剿他们。他们当中有的自动为匪，有的半路出家；有的一生为盗，成了积年巨匪，有的世代相传，竟为绿林世家。 湘西人家。湘西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很多人落草为匪。 “湘西王”陈渠珍，又名陈有木，陈巨金。清朝末年，他曾担任过驻西藏的清军统领，后驻军溃败，他逃回湘西老家上山为匪。在民国初年的一次强行抓逼中，他强迫沅陵的大批农民上山当土匪，使该地区几乎成了一个“女儿国”。他曾在名义上统一过全湘西土匪，故人又称“陈老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渠珍曾纠集了5万之众的匪徒，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到全国解放前夕，陈渠珍年届七十，为匪长达40年之久。 镇压土匪大会。 戴枷犯人。被俘获的土匪被公示以教化人心，震慑匪徒。 2、姚大榜 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中的匪首田大榜的原型——姚大榜，也是湘西著名的一代积匪，他是受了家庭环境的“熏陶”，才成为这种类型的土匪的。 姚大榜，字必印，号占彪，1882年生于湘西晃县（现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杨家桥的牯牛溪。姚家世代为匪，前后相传24代，专以抢劫为生。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姚大榜从小耳濡目染，为匪之道，早已精通。对他来说，当土匪并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倒是作为一种祖传的谋生手段被天经地义地继承了下来。 姚大榜原来并不叫“大榜”，是后来别人根据谐音给叫成的。因为他小时候长得浓眉大眼，楞头楞脑，两腿滚圆，两个膀子尤其粗大，父母特别疼爱他，就叫他为“大膀”，“膀”、“榜”谐音，因此得了“姚大榜”这个名。 姚大榜长大成人后，外表看上去特别凶恶：高颧骨、大嘴巴、厚嘴唇，下巴像把铲子似的朝前凸出一大截，两个腮帮子凹进去又像猴，除了两颗大门牙外，其余的牙齿都掉光了；鹰勾鼻子，几根既长又黑又粗的眉毛，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充满了杀气。由于一个哥哥早先夭折，姚大榜自小便被视作家中的独生子，娇生惯养，少年的时候就养成了好逸恶劳、吃喝嫖赌的坏毛病。他读过私塾，认得几个字，看了些杂七杂八的书，但好的没学会，却把绿林好汉杀人越货的那一套本领学会了，并把那些杀人的草莽英雄称为“强人”，萌发了要做“强人”的念头。 姚大榜16岁时，进入贵州讲武学堂学习。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套耍刀弄枪的本领，并且行走如飞，登山如同走平地。传说他年过花甲后，仍能步履如飞。有一次，他和手下几人从芷江回晃县路中，看见一条狗在前面跑，便问手下：“谁能把前面的狗抓住？”众人个个摇头，以为他是说着玩的，谁想姚大榜卷起衣袖，三步并两步向前追去，不一会儿便将狗抓回，手下见了都惊愕不已。 绝活作者：马海方 姚大榜第一次杀人，是由于一个叫蔡建狗的人偷了他一头牛，姚大榜知道后，就到蔡家门上去讨牛，蔡家依仗人多势众，不仅不退他牛，反而口出狂言威胁姚大榜：“要退，只有拿白鱼崽（意指小刀子）退你。”这一来，激怒了姚大榜，用土夹板枪把蔡建狗打死了。接着，他一不做，二不休，又从晃县有名的大土匪唐青云那里搞到20条枪，伙同牙生矮子姚国安和富林麻子姚本富，上山开始了其长达50多年的土匪生涯。 起初，姚大榜因为自己的羽毛未丰，更加上杀了人怕在当地别人找他麻烦，便带枪跑到贵州岑巩县等地打家劫舍，残害百姓，并从此发展成为害一方的大土匪。为了便于作恶，他把家也从晃县搬到湘黔两省交界的偏僻地区——方家屯所棚居住。此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利于活动。随着抢来的横财的增多，姚大榜的势力也越来越大，他不仅买田置地，修建房屋，还掌握有200多土匪武装，并在新民、学堂坪和张家寨等地开办兵工厂，铸造枪枝，成为闻名湘黔边界的大地主、大恶霸、老惯匪。 湘西由于地处偏僻、交通闭塞，野蛮落后的风气较其他地区更严重，所以土匪多如牛毛，十分猖獗。但在众多的土匪当中，姚大榜却被尊为“榜老爷”、“榜公”、“老前辈”，别人都不敢直呼其名，即使是芷江警备司令楚汉宫龙头大爷杨永清，后来虽然成了姚的上司，但在场面上，还要以长辈相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一般土匪相比，姚大榜杀人经验更丰富、越货手段更毒辣，而且老奸巨滑、手段高明。有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食”，姚大榜也懂得这个保身之计，他不允许外人或手下人在方家屯一带为非作歹，如果他听说有谁在这附近胡作非为，非追查到底，决不轻饶。有一次，他手下一个姓吴的土匪，在他管辖范围内杀了一个过路商人，外人传言说是姚大榜干的，他气坏了，追查到姓吴的头上，那个姓吴的吓得面如土色，全身发抖，磕头如捣蒜：“我真该死!我真该死！请老辈子饶命。”姚大榜为杀一儆百，不再追问，就说道：“好，你回去吧。”姓吴的以为姚大榜饶了他，没想到刚转身要走，姚就开了两枪打死了他。还有一次，离方家屯不远的陈老满家被贵州匪首潘桥桥抢劫。姚硬是在大年初一把潘等三个匪徒捉来，勒索五百块银洋后又当众将他们杀掉。 脚枷 为了笼络人心，掩人耳目，他在晃县、玉屏、石山交界的三角地区，办了一所玉屏中心学校，自任“校长”，表面上说得好听，为了解决附近儿童读书难的问题，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他是一个大好人，给地方办了一件好事。殊不知他是以此为据点，与各地土匪勾结，坐地分赃。 国民党政府为统一湘西，屡次对姚进行招安，想利用他在土匪中的声望来笼络各地股匪。1918年，龙溪口商号也把他笼络起来，以免后患，请他担任晃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表面上答应保商，暗地里勾结了一些绅士商号的头面人物，不择手段地向商家要供给，以肥私囊。 当大批钱物到手后，姚把人枪全部拉走，与玉屏匪首曹云周合股为匪，驻扎玉屏县城。国民党无奈，进行招安，封他为湘黔边区晃县、玉屏、万山联防办事处的大队长，主持三县联防。姚大榜的队伍得以扩大，武器装备得以充实，私囊中饱后，又反水上山，重操旧业。1926年，北伐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榜便带其喽罗投奔，被封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师一团一营营长，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又连人带枪拉回老巢为匪。1934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大榜进行招安，委为“晃县铲共义勇总队副队长”。第二年7月，他又拖枪上山为匪，重操旧业。对于姚大榜的反反复复，屡招屡叛，国民党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其实，姚大榜根本无意做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姚大榜为匪成性，自有其无限乐趣。他曾得意地宣称：“老子是江湖上的狼，绿林里的虎，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快活得很。榜老爷放个屁，你县官州官，谁敢说一声是臭的？” 招抚不成，国民党只好改用清剿。但这条“比狐狸奸，比泥鳅滑，比老虎凶，比蛇蝎毒”的恶狼，自有一套对付清剿的招数。 枪决土匪恶霸 1940年8月，姚大榜从万山抢来一民女，在雾城过夜。国民党政府派陆军独立一旅三团前往捉拿，姚大榜在屋子里正在与那女子寻欢作乐，清剿队靠近屋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屋子给围了个严严实实。姚大榜听见外面有响声，知道事情不妙，吹熄灯，迅即爬上屋顶，凭着能在瓦屋上奔跑无声的轻功避险，并将一床烂棉絮捆成一个大包裹，往房子另一头扔去。包围房子的士兵叫喊着“抓活的”，一窝蜂地向那个黑影冲去，没想到中了姚大榜的“声东击西”之计，而姚则趁机从容地溜掉了。还有一次，天下着毛毛细雨，清剿队获悉姚大榜已回到家里，一大早就把队伍开到姚大榜的寨前。早已起床的姚大榜一看情况不好，急中生智，顺手搭起一个斗笠，披上蓑衣，把两枝快慢机枪放在装满粪水的桶里，装扮成一个老农，挑着粪桶就往外走。清剿队并没有怀疑，还向他打听看见姚大榜没有，姚回答道：“他刚起床，正在抽大烟哩。”清剿队信以为真，到他家里一搜，只看见他的几个小老婆和子女，哪里还有他的踪影？问他老婆姚大榜在哪里，他老婆说：“刚才挑粪的不是吗？”队长一听，连呼上当，赶快让士兵去追，可为时已晚，姚大榜早已过了两条田埂，逃之夭夭了。 “黑吃黑”是姚大榜聚敛财富的一贯伎俩。1942年秋，晃县“同善社”社长秦宗炳联络姚大榜及当地其他匪帮，发动“黔东事变”。姚大榜为获取钱财，假意与秦共事，但当秦给了他7万元的经费后，他不仅不出兵，反而向玉屏县长李世家告密派兵镇压了这次事变。秦宗炳发现是姚在背后搞鬼，气得仰天长叹，投河自尽。 身首异处。悲惨的结局是对土匪罪恶的最好诠释。 龙溪口各商号为了走私纱布，暗地里寻找姚作靠山，给他大量钱物，让他押帮。而狡猾贪婪的姚大榜却多次押帮抢帮，一次，姚带人押运一船纱布去玉屏，天黑时在小地（地名）住宿。到了半夜，姚又安排另一伙人把纱布抢走，并嫁祸于与之毫无关系的无辜民工，硬说是他们抢了纱布，并当着货主的面把民工杀了。这种“黑吃黑”的阴险手段，对于姚大榜来说，可谓家常便饭。 姚大榜杀人越货，整天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养就了机灵、诡黠、奸诈和不轻易相信别人的特征。为了免遭不测，他每晚睡觉前，总是把线香切成几寸长一段，将一截点燃捆在手指或脚趾上，作为他的报警器。等香烧到手或脚烫时，他便惊醒更换睡觉地方，往往一夜间转移好几个地方使偷袭者无从捉摸。这也是他家世代为匪的传家宝。他与人说话，也总手不离枪。有一天，他在一个客店与一客商谈话，对方由于感冒，忍不住打了个喷嚏，伸手到口袋里取手帕，而姚以为他心怀不轨，顿时掏枪将其击倒在地。外边人听到枪响，拥进店里问是怎么回事，他气呼呼地说“你们看，他的手在口袋里掏抢，我不打死他，他必打死我。”众人扶起死者，抽出衣袋内的手，捏着一张手帕，无不为之愕然。甚至吃饭时，姚也端着饭碗蹲在屋角，靠近无人过往的地方，以防万一。 民众为剿匪部队指路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进入晃县剿匪，敲响了姚大榜的丧钟。姚大榜拒绝人民政府和军队的政治争取，伙同其他匪股拼凑“芷晃剿共游击总队”，负隅顽抗，其长子姚应科曾就读于贵阳大学，思想进步，劝他放下武器接受宽大处理，他非但不听，还破口大骂姚应科是逆子，说：“人说虎毒不食子，今天我就要吃了你。”说完掏枪就要打，幸亏手下有一人抬高了他的手腕，姚应科才得以活命。在解放军的追剿下，晃县土匪陷于重重包围之中。 1950年八、九月间，解放军发动“雪凉合围”一役，将蚁集在湘黔边界凉伞的5000名土匪予以歼灭性打击。在随后的壕庆湾一战中，姚的人马几乎丧尽，家当输光，姚仅带几十名匪徒到达十家坪，在此他又集结了一些散匪，妄图到六龙山继续作恶。当晚，在渡河时，遭到解放军的猛烈射击，姚大榜落水而死。 积匪姚大榜一死，标志着晃县百年匪患的消除。(参见杨长光：《湘西巨匪姚大榜》)

义匪


辽西义勇军。他们很多来自于土匪，但在民族大义面前，积极投入抗日的洪流。
二义匪
在人们的心目中，土匪一向以凶残狠毒著称，一提起土匪，总要和杀人放火、抢劫奸污等恶行联系在一起，殊不知，土匪之中也有义士。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那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颇具侠义心肠的土匪称为“社会土匪”。他认为：“社会土匪是一些被国君和政府视为罪犯的农民歹徒，但他们存在于农民社会之中，并被人们奉为英雄、胜利者、复仇者、为正义而战的斗士，也许甚至被看作解放的领导人，并且总是受到钦佩、帮助和支持”。
老百姓把这种梁山英雄式的绿林好汉称之为侠客、义士，我们称之为“义匪”。他们中有些人家产丰厚，也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性格豪爽，喜好交友，路见不平，常拔刀相助，往往得罪了官府或地方实力派，惹来官司。还有人性格倔强耿直，不肯趋炎附势，受到奸妄之徒的攻讦和迫害，激愤之下，与仇人刀兵相见，然后沦入绿林。

梁山好汉图  作者：戴敦邦
1、形形色色的义匪
据《老残回忆录》记载，甲午战争后，辽宁省牛庄有一位铁匠，叫赵志刚，为人有胆有识，遇有不平之事，常据理力争，甚至拔刀相助，深得当地贫苦群众的爱戴，称之为赵义士。当地有个姓范的恶霸地主逼令佃农白老头将其女儿菊花押为侍女，引起赵志刚的愤慨。有一天夜里他探知范氏夫妇毒打菊花，便逾墙潜入范宅，杀死范恶霸，救出菊花，随后聚集贫苦群众数十人组织穷人队。赵志刚本人亲自率领青壮年杀官济贫，为穷人报仇。老弱妇孺则由白老头率领，到处吃大家，声势颇为浩大。赵志刚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斗争，表现很勇敢，辛亥革命时，不幸因被部下出卖而牺牲。
辽宁省还有一位名叫高鹏振的义士，家境富有，性情豁达，曾就学于沈阳文登书院，返乡后广交侠客义士，习文练武，以诗酒酬唱为乐。民国11年某日，高鹏振在郊外射得一只狐狸，被东北军混成第二旅的一位营长知道了，非要夺为己有不可，高鹏振说什么也不给他，这位营长竟恼羞成怒，派人抢去狐狸，还把高鹏振绑至营中，毒打了一顿。高回家以后，越想越气，心思一横，持枪寻回军营，将营长及其小老婆击伤，然后拉起一支绺子，报号“老梯子”，只抢大户、不扰百姓，他为匪10余年，据称从未杀过一名平民百姓，没有烧过一次民房，没有奸污一名妇女，被当地民众称作“大爷”。(参见王希亮：《土匪秘录》，第8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年版)
象赵志刚、高鹏振这类人物，由于对社会现实的严重不满而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去改变这种现实而沦落的土匪，以行侠仗义为己任，抒大丈夫之胸怀，标榜以手中武器扫尽天下不平。这些人率领的匪帮多是只抢大户，不掠民众，故而被百姓称之为“义匪”。

旧民团
义匪之所以能够博得“义”这一好名声，受到人们的欢迎，同他们打出的口号和制订的纪律也是有关系的。
他们不仅打出了富有正义色彩的口号，如“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体现老百姓愿望，而且，还规定了许多不同于一般土匪的清规戒律，以维护这一宗旨。如拥有“中州大侠”美誉的河南巨匪王天纵，他在伏牛山初拉杆匪队伍时，规定了三条禁令以约束匪众：“一禁奸淫妇女；二禁在保护区和公道范围内劫抢；三禁私吞公财（即手下人所经手的任何粮钱物品收入，都必须如数交公）。”(张钫：《中州大侠王天纵》)
遵循“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食”的抢劫准则，也为他们博得了或多或少的好名声。类似这样的准则，虽然大多数土匪都实行，但作为“义匪”的土匪，实行起来则更严格一些。更有些匪首，有着很强的兄弟情谊、江湖义气等封建道德观念，当别处匪帮在其家门口骚扰的时候，他们还充当了本地利益保护神的英勇角色。
辛亥革命时期，豫西有一个与“中州大侠”王天纵齐名的侠盗，叫丁老八。丁老八18岁时，因岳父毁亲，投身绿林。丁老八宣称“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得财不伤主”，专以殷实富户为劫掠对象，对穷苦百姓不仅严格遵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还深表同情，曾于积雪盈门时到古庙，送点抢来的粮食接济他们。丁老八在土匪中有极高的权威和声望，一言九鼎。他约束匪众“不准采花摄朵，不准路劫商旅”，如有谁胆敢违抗，则必受到最严厉的处罚。有一次，土匪张老二、张安父子劫掠了一个过路的基督教神父，被丁老八知道了，他将张氏父子扭获枭首，将首级挂在树梢上。从此，丁老八的辖区内路劫商旅者几乎绝了迹。至于土匪的采花行为，更为丁老八所不容。“只要一采花，脑袋就搬家；只要你采花，难瞒丁老八。”这是当时民间流传的两句民谣，而丁老八也因此获得了“戴花英雄”的美称(苗培萌：《清末民初的洛宁绿林人物》)

旧农村
义匪绑票也不像别的土匪那么凶恶。
和王天纵结拜为义兄义弟的栾川人柴老八——柴云升为筹集粮饷，提出了“仁义借款”的口号，即向老财富户“飞叶子”，令其仁义解囊，缴送银粮资助他们的造反队伍，否则就绑架家属。有一次，柴率众奇袭了卢氏县范里镇，劫走了号称富贵之家的刘吉的母亲，作为“仁义借款”的人质。柴奉刘母如上宾，亲自陪她看戏、聊天，用轿抬她出外游览和去温泉洗澡，还指派佣人精心侍候。后来刘吉筹措了10袋银子送到柴部，将其母赎回。临别时，柴云升还认刘母为干娘，派部属护送刘母安全返回范里镇。(王凤梧口述、李玉瑞整理：《柴老八与家民揭竿造反》)
洛阳一带的名匪黄全贵，因结冤仇杀，被迫拉杆当了土匪。有一次，他拉回一张肉票，是个老人。老人愁眉苦脸，食不下咽，坐不安席。黄全贵见状，百般安慰，老人才放下心来。黄全贵还专门给老人请了一个厨师做可口的饭菜吃，久而久之，老人竟乐不思蜀了。几个月后，他的儿子们差人带了很多银两来赎老人，老人说什么也不愿意走，并说道：“把银子放下你们回去吧，我在家亲儿亲女也没有像黄家对我这样好，我不走了。”后经黄全贵好言相劝，他才答应回去。(王兼三：《忆洛阳市郊匪患》)

东北旧景
2、东北义匪
东北的马贼也有不少值得颂扬的故事：
吉林双阳的“大来好”是一支绿林土匪绺子。他们人多，枪好，打头的心正，他们也“绑票”、“砸窑”，但主要绑有钱的主，砸那些“挂旗”的人家。还往往“救票”（帮助一些穷人从小绺子里索人要票）。一次，双阳的邪岔子“红山帮”，把黄榆家一个豆腐店老头的孙子给绑去了，还抢走了拉磨的驴。这天，正好“大来好”路过，听屋里哭得伤心，问明了事由，就亲自到红山地界要票去了。到了那儿，他斥责红山说。“缺钱花就'涨’（扩大）队儿，去碰响窑，也别欺负老百姓啊!”一席话噎得红山白眼直翻，哑口无言，只好把孩子交了出来。这家见小孩子要回来了，不知怎样感谢“大来好”才好，听说“大来好”没成亲，就要把17岁的闺女许配给他，“大来好”坚决不同意，说：“我救人是应该的，我就是这样一个绺子。我弟兄和我的脾气也一样。你们可以闻一闻，我'大来好’的身上一辈子没臭味！”(曹保明：《土匪》，第22～2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
义匪在起局时，往往没有明确的投靠共产党或国民党的政治意图，为的是吃喝玩乐，逍遥法外，一般不骚扰老百姓，只是砸大户人家的窑，绑有钱人家的票。可是一旦民族矛盾一起，他们也会良心发现，觉得应该对付外来的敌人，于是转到抗敌救国的道路上，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

旧集市
1937年，在吉林的敦化、汪清一带的山里，出现的“野马”绺子，就是典型的救国救民的“义匪”帮。“野马”与“老三省”、“江南好”、“包打一面”、“黑星”等绺子联合起来以后，于是年旧历正月初六，直奔延吉，袭击了那里的日军。他们打了一个胜仗，战果赫赫：歼敌250人；缴获野炮1门，轻重机枪各6挺，手枪、骑枪270枝，军马刀75把，弹药60箱，钢盔270顶，军马76匹，焚烧兵营一栋。(曹保明：《土匪》，第22～2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
出现在辽河沿岸、名震东北大地的“老北风”也是一位典型的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绿林英雄”。老北风，名张海天，原名张贺年，1890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九台村（今属台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912年，辽河发了大水，九台村一带颗粒无收。为求生存，张海天的父亲乃带领一家人迁到郑家屯附近一个村子落了户。
张海天23岁那年，到警察分所去当杂差。由于他年轻气盛，性情耿直倔强，不甘忍受所长的打骂，于是决意投身绿林，去做一条杀富济贫的好汉。决心既定，他先把妻子赵氏休掉，让其另嫁他人，然后从警察分所偷出几枝抢，投到报号“老头票”的匪伙，干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老头票”的首领是一个姓刘的山东人，他们不仅杀富济贫，而且经常与日本侵略者作对。他们在抢劫日本人时，专要日本银行在东北发行的“金票”，这种“金票”上印有日本“武内大臣”的头像，俗称“老头票”，他们即用“老头票”作了他们的报号。张海天身材高大魁梧，遇事胆大心细，为人大度，精于骑射，深得众望。他曾多次参与对日本奸商的抢劫和绑票，还同众人一起捣毁了设在郑家屯、洮南附近的日本特务机关以及军火、鸦片贩卖所。张海天十分能干又很讲义气，不久便被推为“炮头”，成为匪队首领之一。

日军占领沈阳。日本侵略带来的国破家亡，使得许多土匪打起抗日的大旗。
1928年，张海天离开“老头票”匪帮，第二年他又参加了纪兴玉的“西胜”匪伙，仍当“炮头”。不久，他的报字“山河”的三弟张海贷、报字“黑龙”的四弟张海秋以及五弟张海迟也参加到“西胜”匪帮之中。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20余万东北军奉蒋介石之命，没作任何抵抗即退入关内，日军很快占领辽宁全境，横行肆虐，残害中国百姓。张海天闻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后，悲愤异常，怒发冲冠，决心拼死抗击。他召集部下说：“原来当土匪是想升官发财，这回鬼子打进来了，国没了，家也没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要不打日本，还有什么人性？还算什么好汉？”众人一齐响应，打起“抗日自卫军”的旗号，报号“老北风”，开始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老北风”这个报号含意深远。“北风”本是麻将术语，为本庄的上家，本庄能否吃上牌，全看北风位置上的人出牌如何，北风是可以控制本庄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张海天取报号“老北风”，正是取麻将牌的北风克本庄之意，暗含一定要克敌制胜、打败日本侵略者之意。“抗日自卫军”成立后，吸引了许多绿林豪客，不久就发展2000余众。
日军占领沈阳后，一方面继续向吉林、黑龙江进攻，一面提出了“以华治华”的方针。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利用汉奸、上海《国民日报》驻沈阳特派员凌印清，指使他收编各地胡匪，为日军效力。凌印清随后在辽宁省海城县沙岭镇成立伪“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由日军提供步枪300枝、手枪24枝、机枪6挺、子弹7万发。老北风、项青山等人为获取凌匪的军械，假意接受了他的收编，均被任命为旅长。在获得了凌的军械供给后，他们暗地里与在锦州的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取得了联系，相约合力消灭凌印清和日本特务。1l月18日，老北风和项青山以宴请为名，将凌印清和日本顾问官岗繁太郎等16人一网打尽，全部枪决。各股胡匪顿时分崩离析，伪东北民众自卫军随即瓦解。老北风此举，极大地鼓舞了辽河两岸人民的抗日斗志，抗日队伍迅速发展到5000多人。
12月，日军关东军精锐第二师团主力偷渡辽河，攻占田庄台和大洼。老北风、项青山闻讯率部同日军展开激战，义勇军不顾敌人炮火猛烈，英勇冲杀，经三进三出的拉锯战，日军败退。老北风的义勇军第一次与日军作战即取得胜利，对当地人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喜讯。
田庄台和大洼战斗后，老北风等率领义勇军在营（营口）沟（沟帮子）线上，与日军第二师团第三十九联队多次进行战斗，使日军每向北进犯一步，都要付出一定代价。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一再电令东北军退入关内，致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12月31日，锦州门户沟帮子落入敌人之手，锦州危急。在此紧急关头，老北风、项青山以东北民众义勇军名义通电全国，慷慨陈词，谴责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坐视东北沦陷的滔天罪行。1932年1月3日，关外重镇锦州城陷于敌手。

日军在屠杀抗日义勇军
东北军全部退入关内后，老北风被队伍拉到敌后，继续浴血奋战，同时还取得了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援助与支持。1月16日，老北风进攻驻沙岭镇的日伪军，收复沙岭镇。2月18日，老北风率部直捣牛庄，缴获了许多军械物资。不几日，他又乘胜出击围攻营口。这期间，救国会派出高鹏、马宏德等军政人员到老北风的部队工作，成立政治宣传处，加强了政治领导。5月初，老北风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命为第二军区第三路司令，下辖10个旅，20个独立团。
老北风率领的这支抗日队伍活动于辽河两岸，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名震长城内外。5月，老北风联合吴三胜等袭击辽中县，占领了老鹳坨、六间房村。6月，老北风率部攻克台安县，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抗日爱国人员，焚烧了伪县府的文书档案，抄走现款及贵重财物。7月袭击海城，打败了前来围剿的日伪军，并将闵家房的伪警队缴了械。8月，老北风在项青山等部的支持下进攻营口，战斗中将日军少佐阴山、少尉忠直等10余人击毙。
老北风的抗日义勇军，成了日伪军的心腹大患。为消灭这支抗日武装，日军于10月间，派第十六旅团长川原少将指挥所部和王殿忠的伪军共万余人，进犯高力堡子抗日根据地。老北风率部与敌激战3小时后，因寡不敌众，退入海城界内。为保存势力，老北风奉军团之命率部退入热河，后被国民党四十一军孙殿英部改编。1935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北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老北风率400余人前去参加，不久队伍被打散，老北风回到北平。后他又参加了平西抗日游击队，在与日军作战时负伤，回到北平治疗。此时，救国会亦被国民党强行解散，使其经济来源断绝。1939年5月28日，老北风在悲愤与绝望中死去，时年50岁。(参见潘喜庭、魏福祥：《走上抗日之路的“老北风”》)

抗日义勇军
3、悍匪白朗
民国初年，中州大地崛起的一代悍匪白朗，是一位令后人无法盖棺论定的“义匪”(参见《白朗起义》)。
白朗，字明心，汉族人，当时的统治者又诬称他为“白狼”。1873年出生在河南宝丰县大列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白朗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姐。白朗幼年时读过一年多私塾，后辍学参加农业劳动。成年后娶关姓女子为妻，有一子四女。青年时的白朗，身高五尺有零，背微弯，脸圆微黑，双目圆大，眉浓黑，膂力过人，喜欢弄武玩枪，崇威尚武，对朋友很讲义气。
白朗25岁时，因和本村地主王真发生口角，被王家众人痛打一顿，白朗气不过，就找了一帮朋友找王家评理，王家七八十岁的老父亲出来阻拦，被白朗推到在地，抬回去不久就死掉了。王父死后，王家兄弟为此投诉公堂，白朗遂被逮捕，蹲进监狱，直至一年以后家中变卖百余亩地将其赎出。期间，白朗受尽狱卒的百般折磨与凌辱，旧仇新恨，使白朗发誓非报此仇不可。

被俘伪军。
河南南部自古以来就土地贫瘠，百姓贫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11年，宝丰一带兵荒马乱，群匪趁机兴妖作怪。著名的匪杆有杜启斌、泰椒红、牛天祥、郭以德、董万川、张黑子等，其中尤以杜启斌枪多杆大。白母这时不放心家里积攒下来的钱物，为了保险，便打点了托两个人送往城中，准备存在女儿家。孰料不仅钱物中途被清乡的官军抢走，而且送财物的两个人也被绑在站笼里囚死。这件事更加刺激了白朗，使他忍无可忍，加之朋友们再三怂恿，便一狠心，当了土匪。
白朗刚拉杆时，势力很小，只有二三十个人，衣衫不整，武器也很简陋，除了一枝快枪，其余全是笨炮和大刀。但是到1912年，他率领手下缴获了土豪杨小瑞的十余枝快枪，同时还以绑票的方式，向卸任的县令张礼堂勒索了新式五响钢枪十枝，势力一时大增，人数迅速扩到70多人，(参见《白朗起义》)成为仅次于杜启斌、独踞一方的著名匪杆。
1912年10月，河南当局宣布对土匪实行“结社整编”，答应把境内的杆匪改编为官军，充实军械，发给军饷，原来的大小头目则根据杆枪的多少酌情分给官职。大部分匪徒和匪首为之所动。在这节骨眼上，白朗按兵未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似乎感到这是一个圈套，所以当杜启斌等十八杆首率众进城接受官军招编时，明智地没有随同前往。十八杆首果真中了当局的骗局，全被豫督张镇芳砍头，所部匪众亦被改编或遣散。由于匪众无所依归，加之白朗待人和善，性格沉稳，严于律已，很得人心，所以纷纷投奔白朗一杆。从此，白朗一杆声势更加壮大，枪多人众，影响日大。

木枷站笼
白朗一度与以反袁复清为己任的地下组织“宗社党”合作，下决心为大清帝国复仇，杀死许多不留长辫的大清国叛逆。同时，还向西式学校兴师问罪。1913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共和，发动“二次革命”。为阻止袁军南下，黄兴亲自修书致白朗，希望白朗军占据豫鄂之间，破坏铁路。白朗为反袁，也派人南下湖北汉口，与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开始与共和主义者合作。(参见杜春知：《白朗起义》，第35、226页；《邹永成回忆录》，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号)期间，白朗带领匪徒攻城陷寨，南冲北突，不仅洗劫无数富豪，还绑架了八名外国传教士，还有一名法国牧师由于意外也死在白朗匪帮的刀下。
白朗匪帮的活动引起中外震惊，由于外国传教士的遭绑架和遇害，有关各国也不断地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根除匪患，救出人质，否则便派兵到中国来保护自己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由于白朗的活动威胁了袁的统治，袁世凯被迫开始镇压白朗匪帮。
共和派为配合长江下游的起义，建议白朗把队伍开进四川建立根据地以引开那里的政府军队。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白朗匪帮长途跋涉，不断遭到官军的剿伐和民团的打击，特别是到了甘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白朗被迫率领余下的匪徒沿原路返回到河南老家。到1914年8月初回到宝丰时，身边只剩下百余名追随者，不久，这支曾经威风一时的残余股匪亦被彻底击溃，白朗在混战中中弹身亡。白朗死了，但他却以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一方面，他被认为是具有较强社会性的“好土匪”。他提出“专打官长，不打弟兄。”的口号，也曾经公开倡言“劫富济贫”，事实上在很多时候，白朗军也做到了这一点，“所到之处皆能实行”。(《白朗起义调查报告》，载《开封师院学报》，1960年5月)

木刻画：白朗过秦川
在白朗的绿林生涯中，他从不置房买地，蓄财肥己。为匪之初，手下匪徒曾将所掠财物用牲口驶至其家。白朗拒不接收，让他们散发给贫苦农民。他说：“我白朗不是为买产业才干起来的，只要咱穷兄弟都有吃的有住的，咱自己要房子要地干啥。”(《大自由报》1914年1月8日)白朗以身作则的精神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白朗军，而且也获得了许多下层民众的欢迎。从官方的评论中也能看出这一点，“该匪以劫富济贫为惟一手段，故所至之处，贫苦小民均极欢迎，并乐为耳目。”(杜春知：《白朗起义》，第56页)“白匪复假行仁义，见奴小民。”(杜春知：《白朗起义》，第56页)这些评论虽不乏侮蔑、毁谤之词，但多少也反映出了白朗军与一般土匪帮伙的行为是相区别的。他也曾经张贴布告宣称：“嗣后本军过境，尔商民等但能箪壶迎师，不抗不逃、本大都督亦予以一律保护，决不烧杀。”(杜春知：《白朗起义》，第224页)在白朗军所经之处的不少地方，也的确做到了如布告所宣称的那样。

兵匪

三兵匪
在旧中国，有句俗语叫“好人不扛枪”，而扛枪的不是“兵”，就是“匪”。被称作“兵匪”的，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原先是兵，后转变为匪；另一种是指虽身为士兵，但其具有与其军人职守不相符合的违法行为。不同之处，前者是以前曾经作过兵，后者名义上仍是士兵。
近世中国，各种战乱连绵不断，国无宁日。有人曾作过统计，仅从1921年到1933年，四川一省就发生大小战争479次，平均每年达20次以上。大小军阀为了争权夺地，无限制地扩兵。有兵就有权，兵越多则权益大，仗越打越大，兵越招越多。民国时候，各省军队之多，骇人听闻。也有人作过统计，1922年四川省有8个军，30个师，33个混成旅，兵额30余万；1924年，山西省有3个军团，共辖12个军，17个师，12个骑兵师，7个独立旅，计20余万人；山东省有军队20余万；1925年，河南驻军也超过20万。仅以四川、山西、山东、河南四省而言，军队已达百万以上，其他各省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全国各地区的大小军阀，一旦干戈扰攘，必有胜负，“胜败兵家事不期”嘛!溃败的士兵，解散的部队，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找不到生活出路，往往沦落为匪，成为土匪的重要成员和主要骨干。

缴获的土匪武器。

军阀混战

山东土匪
1、山东兵匪
齐鲁大地自古以来民风剽悍，在疆场上征战冲杀的山东男儿几乎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因此，在民国成立之后的连年战乱中，那些拥有“雄才大略”的军阀政客们都相中了能打能拼的山东大汉，争相来山东招兵买马。结果就如记者们在报上所报道的：各省招兵多半在山东，而遣散一兵，山东即来一匪，是在招兵未战之时已伏蹂躏山东之种子。
据陆军部1918年的调查，山东土匪主要由定武军（即张勋率领的辫子军，复辟失败后被遣散）及在逃兵士、退伍兵士与难民结合而成，其中以定武军势力最大。当时的报纸也指出，山东境内的土匪，不是被遣散的民军，就是溃散的定武军。有鉴于此，1923年山东省议会曾建议行政当局，拒绝外省来鲁招兵，并禁止本省居民应募，这当然完全是一纸空文，毫无实际意义。
“今日杀，明日战，替官长做了一碗现成饭。官长日肥兵日瘦，半年军饷全刻（克）扣。你督军，我司令，装满腰包不嫌重。”
官长的剥削和压迫使得军队中不断发生“兵变”。据统计，从1911年至1922年间，全国各地就发生了177次兵变。参加“兵变”的士兵，大多投奔土匪，有的则干脆整队地加入土匪队伍。
这些加入土匪队伍的士兵，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比一般的土匪更加凶悍，所以当时的政府“很难用军队来剿灭他们”，而只好改用招抚、收编的办法。
例如，山东悍匪毛思忠，手下拥有的万余匪徒，原先属于被解散的张勋的定武军。他们熟悉地势，枪械又利，纵横于苏、鲁、皖、豫四省交界。北洋政府派张敬尧为剿匪督办，集聚了四个省的劲旅会剿无效。后经官匪双方达成协议，将毛思忠的部队收编成一支“新编陆军”。
许多时候，军队素质极差，缺乏严格的纪律，不但不能保护民众，反而乘时局混乱，发国难财，成了比土匪更加凶残的“兵匪”。据说，汤玉麟的兵卒驻热河时，经常不发饷，官兵们的活路就靠勒索搜刮百姓。

鲁军俘虏。他们常常是兵匪的主要来源。

土匪军阀张宗昌
2、川黔兵匪
1923年，四川省的一二十名军阀，如杨森，刘存厚、刘成勋、熊克武、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周西成等，大打内战，军队不仅无力剿匪，反而千方百计拉拢、利用土匪，许多官佐都是匪首出身，因而军纪废弛，士兵行为等同土匪。当时四川有兵之处即有土匪，有战乱之地即有匪祸，全川178个县几乎全部陷于战争。因此，报章曾称四川为“盗匪世界”。
1925年，蒋介石在致国民党军委会的建议中，对军阀的军队作了如下评语：“兵无实额，枪非实数。队伍零落，系统紊乱。升降不均，赏罚无则。……虚报军额，吞没军饷。强劫税收，庇赌包烟，通盗运私，干涉民政，霸占机关。……人民畏兵甚于畏匪。”事实也确如蒋氏所言。
1923年，一向把贵州当作自己“势力范围”的唐继尧，派其弟唐继虞率张汝骥、吴学显部进入贵州，赶走了驻当地的袁祖铭部。唐继虞命号称三路总指挥的滇军张汝骥、王洁修、吴学显，率队到镇远驻扎。吴学显部是由收编的云南土匪组成，到达镇远后，匪性不改，成为穿军装的土匪，平常在大街小巷上浪荡转游，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当地县太爷因应付不了这帮“匪军”的军差，只好弃官潜逃。
后来，张汝骥和王洁修率队返省，黔东各县只剩吴部驻防，更是肆无忌惮地扰乱危害老百姓。在镇远驻防的彭管带、皮司令等部的几千人，向老百姓逼粮逼款，无休无止，有的士兵假银元当真银元用，没有人敢说个假字。更令人切齿的是，这些匪部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抢掠姑娘，大商号刘聚金家的三姑娘被逼得跳了河。

土匪经常抢劫的集市
1923年冬季，吴学显部撤走，老百姓刚吁了一口气，不想，又有一个自称支队长的梁惠卿来镇远收编匪众，其部恶行不亚于吴学显部。东门口的一条街被其放火烧毁；文明书院被毁得只剩断壁残垣，所存书籍损失惨重。“民之畏兵，尤甚于畏匪”，是对这类军阀部队“匪类行为”的真实写照。(梁鼎、黄永锡：《镇远的兵匪之乱》)
更有甚者，有些军官为了鼓励士兵打仗卖命，不仅放任士兵奸淫抢掠，有的干脆让部下换上便衣，扮成土匪到民间去抢，使当土匪成为士兵的“第二职业”。
传说民国15年，吉林双阳一带，青草没踝时，土匪成群的起来兴风作浪，当地驻军一营长非但不去打匪，还把他手下的班长找来几位说：“明天换衣服，你们出去!”
班长们听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换衣服干啥？”
“混到土匪里也行!占山为王也行!”
经这一提醒，班长们才开了窍，原来营长是让他们扮作土匪去抢劫。就这样，班长们各自带着手下高高兴兴地出去了两个月，每人回来时都带回了一堆白花花的大洋，还美其名曰“执行任务”，这可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兵匪一家呀！”
3、河南兵匪
在豫西，“兵匪”尤其猖獗。这里先后涌现出了像刘镇华、张治公、孙殿英等名噪一时的“兵匪”匪首。
刘镇华是嵩山北麓的巩县人，辛亥革命以后他收编了嵩山一带的大小土匪，参加到“陕西军政府秦陇复议军东路大都督”张钫的部队里，后又分化出来，命名为镇嵩军。

土匪出身的将领张钫

军阀刘文辉夫妇
镇嵩军的三路标统分别是柴云升、张治公、憨玉琨。他们都是揭竿而起的杆首山大王，都称老架子（总头目）。为了扩充势力，又都放出些“外队”。
所谓“外队”，就是把已编好的连长、营长，讲好条件，暗中给他们些枪弹，再放出去拉杆子，等人、枪拉多了，再把他们收抚回来。这样，连长放出去拉一个时期的杆子，收回来可编为营长，营长放出去拉一个时期，回来可编成团长，部队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这些“外队”到处烧杀、奸淫、抢掠、“拉肉票”、“下帖子”，为所欲为，弄得民不聊生。豫西山大王之多，就是因为以刘镇华为首的镇嵩军这种恶风使然。当时人们有个口号形容镇嵩军的官长出身，说是“嵩山大学毕业”，这是讽刺凡是镇嵩军官长，无不是在嵩山上拉过杆子的山大王出身。张治公是洛阳龙门南衙村人，是著名杆首张黑子的侄儿。他在镇嵩军当第二路标统之前也拉过杆子。1917年，他随刘镇华入陕，驻省垣附近，当时陕甘两省鸦片烟很多，他就利用势力，用数辆“轿车”不断地从陕西运烟到河南卖，发了横财，成了洛阳县的头号大地主、大富翁。1925年，张治公升为镇嵩军第二师师长，随刘镇华参加了所谓河南胡憨之战。他们失败，刘镇华只身逃到山西，张治公则潜伏豫西，又做起放杆子的勾当。1926年间，刘镇华投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下当了“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张治公就地收编的杠子并到刘部，刘叫张当了“陕潼护军使”，驻洛阳继续收土匪，同时收官匪。当时伊阳县民团统带王建昭所部，就被张收编为“陕潼护军使”属下的第九混成旅。

刘镇华
以后，刘镇华又把张治公编成了一个军长，随刘去陕西，参加了围攻西安8个月的残酷战斗，遭到惨败，不得已，张治公又回转豫西把旧部下再放出去拉杆。另一方面他又投到西北军宋哲元部下当了“豫西剿匪司令”。他一面放匪，又一面剿匪，亦兵亦匪，一举两得，这可真到了兵匪一家、兵匪莫辨的地步了，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就只有遭殃的份了。(参见王凌云：《兵匪横行祸豫西》)
下面是援引自《民国匪祸录》中的“孙殿英祸亳一案”，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兵匪一家、兵匪难分情形的最真实的写照。
安徽亳州是老北洋系、毅军首领姜桂题的老家。这里在陇海铁路通车前，因有涡河流过，成为连结豫、皖的东西交通枢纽，故而众商云集，市面繁荣。姜桂题在亳州附近的豫、皖各县招募了许多子弟兵，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民国时期臭名昭著的孙殿英。
孙殿英是河南永城县人，在姜桂题的部队里当过机枪连连长，投入毅军将领丁香玲部，不久即当上机枪连连长。毅军纪律败坏，豫皖一带百姓称“吊儿郎当混毅军”。而孙殿英从军前就在地方上赌博、贩毒，结识土匪、流氓；从军后，依然故我，继续与歹徒往来。1922年前后，孙殿英率部哗变，拉到河南省陕州、巩县、宝丰、鲁山一带，当了土匪头子，人数达万人以上，孙殿英自称旅长。他因当初曾驻过亳州，深知此地富庶，于是决定东下亳州。
亳州驻军这时是老安武军（原倪嗣冲部）第五旅，旅长华毓庵听说孙殿英有意东下，便打算收编该部，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因此，带信要孙殿英速来。1926年冬，孙殿英杆匪长途跋涉到亳。城里官员士绅认为有一旅官兵加上警备团、商团、民团等武装，自不必担心，故未理睬孙殿英。却不料兵、匪双方早已暗中默契；华毓庵故意将该大部调往十河、双沟一带，仅留张拱臣一团驻防城北；一名老毅军将领的儿子李大瞎住县城内，与孙殿英夙为友好，此时特地派人送孙一车弹药；孙殿英在亳州的狐朋狗友陈益斋、白仿泰、汤云龙等人，则勾结了当地匪徒百余人，埋伏在东门内的小巷里，准备接应；驻防城南的警备团长李传运在巡逻时，发现这批不三不四的家伙，却佯装不知，有意避开……
阴历十月二十三日夜，孙殿英指挥股匪攻城，枪声如炒豆子般炸响。城内居民认为有驻军防守，安全当不成问题，因此都十分平静。这时，早已潜伏在东门附近的匪徒即纵火焚屋，到处乱喊：“失火啦!”“孙殿英进城啦！”
附近居民惊慌失措地地拥上街头，见纵火狂呼的为首者是几个地痞流氓，便怨声斥责。不料，那伙人中竟有人当即出枪射击，打死打伤居民。于是人群大乱，波及面愈来愈广，许多地方都谣传土匪进城，准备逃跑。
县地方警备团团长蒋震之、李筱庵，商团团长蒋逊之以及东台镇守卫军官，闻讯后立好召集队伍，保护自己的眷属匆匆起逃河南商丘。

孙殿英

山头飘扬孙匪旗
城外匪徒在城内歹徒策应下，攻入北关，大肆纵火抢劫。北关是亳州商业富庶区，本是匪徒抢劫重点，但由于城北尚驻有正规军一个团和部分警备团、商团，匪徒不敢多停留，便突入城东、城西、城南各处，抢劫大商号和民宅。按说北关商业区因此可以保护下来。然而这里的官兵见城内大乱，商民无主，放着土匪不打，竟也趁火打劫，成了土匪。亳州城城里一时出现了城南土匪抢、城北官兵抢，双方互不干扰的局面。官兵抢得大量财物后，就在涡河上征集民船装载，由士兵押运到蚌埠窝藏，事后分赃。由于抢的东西太多，有一部分堆在码头上，他们怕留下罪证，竟放火把大量物品烧毁扬弃。时任安徽督军的陈调元派军进剿，但官军行动迟缓，使孙殿英在亳州奸淫烧杀抢劫达18天之久，还能安然撤离，事后，亳州有关军政官员虽受到罚款、撤职、关押、枪毙等不同处分，但真正受难的还是黎民百姓。省里拨给5万元善后款，与亳州人民受的损失相比，真是九牛一毛。被抢、被杀、被烧、被奸的姑娘且不说，便是被架走的400名人票，也还得各家自己筹款去赎。
孙殿英祸毫一案，自始至终都是与兵、匪勾结有关。起初是官军勾引孙殿英来亳；其次是官军或有意撤防，或无视匪情；随后是军官临阵逃跑；接着是官兵趁火打劫；最后是官军救援迟缓。如果说，这场匪祸是兵、匪共同制造的，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外籍土匪

四外籍土匪
这主要是指潜伏在中国为本国殖民统治者服务，同时，其活动又具有土匪特征的日本人。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吞并中国，实现它的所谓“大陆”政策，除了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活动以外，还怂恿、支持一大批法西斯军官、政客、浪人潜入中国，乔装成中国人，啸聚徒众，组成匪帮，干扰中国政局，残害中国民众。
1、日籍土匪
二十年代，在日本流传的一首《马贼之歌》，歌的大意是：
我要前去你也去，狭小日本无生计。
隔海彼岸是中国，四亿人民期待我。
……
告别故国少年华，征尘仆仆满伤疤。
……
故乡别离十余载，屹立满洲大马贼。
出没高原密林间，叱咤风云兵五千。
今日吉林城郊外，马啼声声几徘徊。
明日急袭奉天府，长发迎风驰骋出。
飞奔疆场舞刀枪，壮龙洒血黑龙江。
                           (王希亮：《土匪秘录》，第122页。)
这不仅充分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罪行。而且也唱出了那些所谓“大陆志士”的日本浪人到中国投身匪帮，“建功立业”的动机。他们是寄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恶性毒瘤，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王希亮在《土匪秘录》一书中介绍了许多有关日匪的的例子。如江大辫子、“天鬼”队、铁甲等等。道见勇彦是负有勾结和联络土匪任务的一个日本人。他有一个绰号，叫“江大辫子”。
清末民初，东北民间男人还都留有一条长长的辫子，要乔装成中国人，这条辫子是至关重要的，日本间谍王小辫子和林大辫子，就是经过几年潜伏，蓄起辫子后才获得了护身符，从此混迹在中国人之间进行不可告人的罪恶活动。道见勇彦，也是靠了一条辫子蒙骗世人，然后组织一支土匪队伍作乱东三省，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东北效了大力。
道见勇彦是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部将道见十太郎之子，其父在明治十年日本西南战争中为主殉葬。此人性格暴戾乖张，中学时就充当过暴力团头目，以充任打架斗殴的指挥、逃学鬼、降级大王而闻名。后来，道见致力于学习汉语，研究中国问题，“立志投身于中国大陆的谍报活动”。1902年进入中国，在上海充当出版中文书籍的作新社成员，期间先后到中国的汉口、宜昌、重庆、香港、厦门、台湾等地旅行，并开始模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蓄发留辫子，还起了个中国名字——江仓波。

日本特务机关。常常是日匪的靠山的大本营。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道见以为大显身手的时机来到，便辞去作新社工作，跑到北京日本使馆求见武官青木宣纯大佐。青木其人打着驻华武官的招牌，实则是日本派驻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头目，他的“青木公馆”专门招徕法西斯狂徒和失意的日军政界人士，刺探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和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早在日俄之间剑拔弩张之际，青木便搜罗了数十名狂热的“大陆志士”，组成“特别行动班”潜入东北刺探俄人军事情报，破坏重要交通桥梁，以策应日本海、陆军的军事行动。然而，由于俄人防范十分严密，“特别行动班”功败垂成，竟无一人生还北京。道见的到来引起青木的兴趣，一则此人是日本将门之子，堪可信赖；二来道见已经蓄了一条又长又黑的大辫子，又操流利的中国话，可掩世人耳目。因此，道见即成为青木的最好人选，随后被派潜入东北，协助日军中佐桥口勇马，收编东北匪队，组成一支“东亚义勇军”，搅乱俄军后方。
道见早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就认识了桥口勇马。当年道见临近考试，违犯了校规，校方决定开除道见。有人劝道见去请鹿儿岛同乡、当时为少佐的桥口勇马说情，道见由此同桥口结识。没料到今天二人竟在异国他乡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又碰在了一起。在热河的六家子山寨，两人见了面。桥口身披黄色袈裟，颈挂黑色念殊，一副僧人打扮，化名乔铁木，是负责组织“东亚义勇军”的总头目，人又称乔总帅。
道见从此留在桥口的匪队中，以军火、日元为诱饵，收罗虹螺山区的数支匪队，挂起“东亚义勇军”的旗号，开进辽西的刘龙台，在这里撒开人马刺探俄军的军事部署，炸毁辽河大桥，袭扰俄军的运输队。与此同时，附近村屯的民众也遭受这股匪队的洗劫，而腐朽的清政府却标榜“中立”不敢得罪这支由日本人控制的匪队。可怜辽西一带的民众横遭蹂躏，水深火热。1904年8月间匪队闯入巨流河以西九门村，在这里杀鸡宰羊，大吃大喝，没料到俄军哥萨克骑队袭来，匪队登时作鸟兽散，桥口、道见指挥不灵，只好顾命要紧，逃回锦州日本军部。
不久，他们又收买了黑山著名土匪头目田义本，以这支匪队为基础，重整旗鼓。道见充当匪队的监督，在距辽阳50公里的老鹳坨设立指挥部，与辽阳日军成犄角之势。道见摇身一变成了江监督，驾御着这支匪队破坏铁路，切断电线，爆破桥梁，并负责向日军各部队派向导队，策应日军开展辽阳和奉天会战。转过年的春天，匪队在同哥萨克骑兵的冲突中失利，士气沮丧，加之道见在匪队中大施淫威，指手划脚，田义本一怒之下，拉队离开道见出走，道见又成了光杆司令。
道见垂头丧气去康平觅桥口勇马，桥口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又派他去衙役出身的冯麟阁的匪队中充当监督指导官。不久，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官方向中国政府正式举荐在日俄战争中助日有功之员，冯麟阁名列其首，被清廷授为“都司职衔四品官”，而在日俄战争中驾御匪队的道见勇彦也因此发了迹，被委以三品官总监督和奉天将军的顾问，身着佩有绶带的大清朝的新式军服，从而体面地结束了他的土匪生涯，开创了从日籍土匪到清廷将军的先例，此后更加野心勃勃地活跃在中国东北的政治舞台。
“天鬼”队是1911年间，在东满的间岛崛起的一支颇为引人注目的匪队。大当家腰圆膀粗，体态剽悍，蓄着两撇浓浓的八字胡，报号“天鬼”，世人皆以为此人为中国人，其实不然，“天鬼”者乃日本浪人薄益三。“天鬼”匪队亦完全由日本退役军人、浪人组成，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日本匪队。

日本关东军
薄益三同道见勇彦有密切关系。道见靠组织匪队发迹，依仗日本官方的支持，公然在东北经营赌业，而这个薄益三，便是当时道见聘用的长春华实公司（实为赌博场）经理。薄益三出身于新泻会津藩，自幼“顽皮好斗”，成年后不务正业，始终未得出头。日俄战争爆发后，薄益三怀着与道见同样的心境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大陆，企望在乱世中投机钻营、出人头地。他在这里与道见结识，充当一名小匪，随队活动。日俄战争后又投在道见门下充当赌场经理。1910年，赌场在中国政府的多次抗议下被迫停业，薄益三不甘寂寞，往返于吉林、长春、奉天之间，结交日本朝野人士，搜罗落魄浪人，并把17岁侄子薄守次招到东北，最后于1911年在间岛拉起绺子，自任大当家，报号“天鬼”。他手下有日籍匪徒26人，均是心狠手毒，狂热吹捧日帝大陆政策的亡命之徒。
薄益三拉起匪队后，同间岛和吉林一带的匪队头目刘宗、杨振清、左宪章、于小钉子等人勾搭连环，不时联手打响窑，袭击警察局，抢掠民财和武器。“天鬼”匪队的势力逐渐扩及到吉林南部地区。其时，日本政府为独占东北，策划了以复辟清朝为幌子的满蒙独立计划，唆使亲日的蒙古王公举兵叛乱，脱离中国。
然而，由于蒙古族居住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沿途又有中国军队设卡盘查，由日方资助的大批武器弹药无法运送至叛乱分子手中。于是，日本军方想到了“天鬼”薄益三。
一天，日本驻公主岭守备队两名军官衔密柬来请薄益三赴公主岭一叙。接持薄的是日本参谋本部特派的多贺宗之少佐和松井清助大尉。二人明言要往蒙古巴林王府和喀拉沁王府输送一批武器，以资助“蒙古勤王军”，请薄天鬼帮忙。并答应事成后重谢。

内蒙古旧景：锅灶
薄天鬼一口应允，返回山寨后立即召集众匪首议事，同时派员向沿途各匪首传递“叶子”借路，计划从公主岭出发，翻过哈拉巴山，沿通辽、开鲁一线向西，目标直奔巴林王府。然后即征集数十辆大车，将武器弹药装入木箱，对外伪称往洮南垦区运送农机具，以掩中国官府之耳目。准备就绪后，薄天鬼率领本队26名日本土匪及左宪章匪团的100人，另由部分日军士兵化装成中国匪团相助，于1912年5月29日登程上路。
出公主岭西行，首先经过刘来德、四海、四甲山等吉林匪队的活动区。因薄天鬼事先向这些绺子队打了招呼，所以未遇大的麻烦。3天后队伍濒临东蒙境。薄天鬼满腹欢喜，却不知这支可疑的日匪运输队已引起中国官方政府的警觉，出动不久，奉天官方便下令驻郑家屯吴俊升部严加设防查询。
6月2日，运输队夜宿哈拉莫吐地区，匪徒们刚刚升起篝火，就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薄天鬼还以为蒙古方面派来了接应队，谁知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奉天方面派出的巡警队。查询一番后巡警离去，薄天鬼大惊，情知运输队底细肯定为中国官方察觉，顾不得吃饭睡觉，传令全队全速开拔疾进，企图逃脱。队伍拖泥带水地又行进了几日，当来到柯尔温卡布拉时，终于被吴俊升马队跟踪包围，吴宣布要检查运送的物资。薄天鬼无奈，派他的侄子，报号“天龙”的薄守次出面与中国官军谈判（中方代表之一便是后任黑龙江督军的万福麟）。薄天龙一口咬定运输的是农机具，不准中方检验。万福麟见状，宣布日方运输队3日内不得离开此地，等待吴俊升将军前来处理。
薄天鬼闻报直急得坐卧不宁，招集匪队头目商议，决计孤注一掷，连夜逃出这是非之地。于是，匪队作了部署，分成运输和护卫两队，由薄天鬼率领护卫队向官军马队冲阵，掩护运输队转移。岂料中国方面早作了防止狗急跳墙的安排，匪队遭重创，死伤惨重。运输队陷进泥沼里，最后被一火焚之，而薄天鬼及他的侄子天龙、日本参谋本部派来的要员松井大尉等20余名日匪徒被捕，日本策划的这起满蒙独立阴谋，刚拉开序幕便宣告失败。
日方做了一起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自然不甘罢手，为了继续利用薄天鬼等人为其卖命，日本方面通过政府外交等各条渠道，向东北当局施加压力，终于把薄天鬼等24人保释出来。
薄天鬼感激涕零，伙同日本右翼团体黑龙会、玄祥社，串通东北著名匪首“老头票”，跨海窜入山东，联络山东匪队为害地方，捣乱中国政局，引起社会各界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驻青岛的日本军部对薄的行动先是暗地怂恿支持，慑于舆论的压力，加之薄的骚扰活动有时与日本军政各界的本意相悖，而尤使日本军方反感的是，传言薄天鬼以组织“义勇军”名义向日军司令部冒领双份军饷和经费，于是指令薄天鬼解散匪队，同时以涉嫌冒领军费之名将其遣送回国，押至优待号监狱——福冈监狱——羁押起来。
仅几个月，薄天鬼及其侄子天龙又被特赦。这缘于此时东北又起风云，蒙匪巴布扎布在日本军政各界的支持下举兵叛乱，策应宗社党掀起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在此动乱之际，薄天鬼又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再次进入东北后，四出游说，搜罗日本浪人，很快组织起由日本人主宰的3股匪队。一支由日本浪人重信义为头目，此人原系长春日本警察署的署长，退休后网罗匪徒拉起队伍；第二支匪队的头目为小滨原上，安东某日本会社的副社长，后成为浪人，拉起匪队，盘踞在本溪湖一带；第三支匪队头目便是前述虎林绺子的参谋野中壮介，报号“天乐”。薄天鬼以此3支日本人主宰的匪队为骨干，又联络了亲日匪首双山、金龙、乌龙、长江好、靠山、双龙、魁斗等人，编成勤王师第三军团，由薄天鬼自任总司令，公然打起黄龙旗，提出恢复清室、满蒙独立的口号，在公主岭设置大本营。然后分派各匪队分别在伊通、靠山屯、长春、通化及奉天等地发难，遥相策应巴布扎布匪队南下。1916年8月，巴布扎布匪队在郭家店被奉军包围，弹药匮乏、局势危急。薄天鬼急忙跑到大连向日本反动政客、宗社党头目之一的川岛浪速告援，经川岛转圜，驻旅顺日军打开军火库，拨给薄天鬼一部分武器弹药及导火线、雷管等物品，当即发往公主岭。与此同时，薄天鬼的侄子薄天龙（此时报号“白龙”）为救援巴布扎布匪队，率领一支匪队接连向郑家屯附近的五台子、靠山屯、二首河子军地出击，并一度攻陷五台子，“放火焚毁民户”，驱走中国官兵，妄图策应巴匪突出重围，然后合兵一路会攻奉天。

伪满内蒙古警察
由于奉军紧紧围住郑家屯不撒手，日方气急败坏，最后竟采取恐吓手段，责令奉军撤去包围，准许巴匪撤回蒙边，奉军却不得追击。奉军屈服，于是巴布扎布这头困兽得以喘息逃出郑家屯。薄天鬼乘机令薄天龙率领一支精悍分队与巴匪合兵一处，掩护巴队转移，薄天鬼则率领其它匪队在右翼行进，监视中国军方。这些匪队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因有日本军方作后台，地方当局敢怒而不敢剿，致使巴布扎布等匪队绝境逢生，气焰嚣张，竟又举兵去袭林西，薄天龙率领的匪队又充当前锋。在激战中，巴布扎布中弹毙命，薄天龙带去的500余人也大多战死、走散。此时的薄天鬼已返回公主岭坐镇，待得知噩耗，急忙率领数人赶赴林西，却只见战痕累累，硝烟依稀，巴布扎布的残匪早作鸟兽散，薄天龙匪队也踪迹皆无，薄天鬼又当了光杆司令，作乱东北，策应分裂的梦想又一次化为泡影。巴布扎布匪乱被平息以后，薄天鬼虽然又成光棍一条，却也腰缠万贯，于是便去了关东洲，央求日本军政财界要人帮其兴办“实业”。要人们念及薄天鬼为大陆政策效过犬马之劳，日本关东洲长官亲自出面斡旋，帮助他在蒙古族居住区购置土地，经办农牧场，成立起“蒙古产业协会”，后扩大成为“东亚劝业公司”，从事经济掠夺活动。就这样，这位当年的日本土匪头目摇身一变，成为日本资本家，其所拥有的资本，自然多是多年行抢东北民众而来的血膏。待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东亚劝业公司”又升格为伪国的特殊会社，更名为“满洲开拓株式会社”，垄断着伪满洲国的各项拓植事业。
再说薄天鬼的侄子薄天龙，因其17岁便步入土匪生涯，与东北各路匪队多有交往，又谙熟匪队和帮规、习惯等，于是就转而办起一家镖局，还起了个时髦名字称作“山口运输公司”，附设于满洲会社的名下，专门为各运输业者和商行、会社、工厂充当保镖，着实发了大财。他在沈阳建有豪华的私邸，出入前拥后呼，好不神气，不了解底细的人何以会想到，这位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大老板，当年竟是为害中国人民的土匪头呢!
2、俄籍土匪
白俄匪帮是活动在中国的另一种外籍土匪。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沙皇将领组织反革命叛乱，遭到打击后，部分白匪越境进入中国：东部入黑龙江省，中部入乌里雅苏台（今外蒙），西部则入新疆。他们一方面企图在中国境内建立反苏基地，一方面不听中国地方政府的约束，大肆骚扰，其中新疆受害最深。
进入新疆的白俄匪帮，主要由沙皇时代的贵族、地主组成，活动在北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均属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他们有时接受新疆省政府的招抚，潜伏一时，有时攻城掠地，肆意抢掠。
活动在伊犁的主要是阿连阔夫、杜托夫等率领的5000多白俄（内有3000多宪兵），他们于1920年上半年先后由与新疆毗连的中亚地区进入伊犁。其时新疆督军为杨增新，他下令收缴白俄武器，并将他们安置在博乐居住。白俄军官大部分都滞留在伊犁，与沙俄领事共同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其部属则四处抢劫商民财物，杀伤事主。

民国时的沙俄士兵。他们时而为兵，参与军阀混战；时而为匪，扰乱作祸蒙疆。
5月，苏俄塔什干政府赦免叛逃的白俄，有3000多人从伊犁回国。留下的多为冥顽不化的军官。阿连阔夫带700名白俄向东进入乌鲁木齐，杜托夫带数百人则继续留驻博乐。
一进入乌鲁木齐，阿连阔夫就向地方当局索粮，向当地俄国商行派款，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还计划武装抢劫。后来，受日本特务的劝告，于1920年11月，他又东移奇台，准备与由西伯利亚进入外蒙的白俄谢米诺夫会合。另外，他还与驻伊犁、塔城的白匪相约，共同起事，夺取北疆。

俄匪绑架的人质。即当时震惊中外的“马迭尔绑票案”中的肉票。
1921年初，阿连阔夫派了一个叫祁海山的华侨混入奇台县城侦察，打算攻占县城，夺取武器、粮食，并掳掠车马、民夫，以便北上阿勒泰、迈卡布其海（今名吉木乃）、科布多（今外蒙古吉尔格朗图）。不料，祁海山被抓获，供出了阴谋，阿连阔夫的计划遭到失败。杨增新遂调兵遣将，将其包围，勒令缴械。阿连阔夫本人被送往乌鲁木齐软禁。1923年遣送内陆时，冯玉祥部队将其扣留，引渡给苏俄处死。其部下则分别在新疆和内陆各省定居下来。
留驻伊犁的杜托夫部和华侨刘连科、张俊卿部，为配合策应阿连阔夫的阴谋，在西部也举行了暴乱，烧杀焚掠，也被新疆驻军平息，几名匪首均被击毙。

政治土匪

五政治土匪
政治土匪一般是指那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匪帮。他们为了寻找政治出路，过荣华富贵的生活，往往为一些在野或垂死的势力所收买、扶植，除给以金钱武器外，还授以军职、军衔，给以军队编制和番号，用以参加争夺统治权的战争，因而由单纯的抢劫土匪演变为政治土匪。这种现象，在近世中国，屡见不鲜。
1920年皖系军阀在对直系的斗争中失败后，派出一批政客、军官到各省去联络土匪，授以“×省建国自治军”、“×省公民救国军”等番号，与直系政权作对。杀人如麻的一代恶匪“老洋人”张庆和孙美瑶都曾标榜过这类旗号。
国民党统治集团也是如此。他们收抚各地土匪，或组成“民团”，或改编为“国军”，用以屠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被砍头
1、陈汉章和陈光中
湖南怀化大土匪陈汉章，在1923年前后被唐生智属下何健收编其部为暂编第六师，陈被委任为师长。从此，陈汉章改头换面，从土匪一跃而成为正规军的师长。陈被收编后，尽力为主子卖命，成为屠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刽子手。马日事变后的5月24日，溆浦县党部为了改善与陈部的关系，决定邀请各界人士联合召开慰劳陈部的大会。即日上午，溆浦县城各机关、团体代表和部分学生约百余人，由党务特派员、共产党员刘积成率领，抬着酒肉，放着鞭炮，绕街游行一周，最后来到考棚树陈汉章的司令部，举行慰问联欢。代表们满以为这是搞好军民关系的一个盛会，谁知陈部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当鞭炮燃放得正烈时，陈的部下中有人上前踩熄，不准燃放，入内代表也被置于武装监视之下，不许自由行动。陈汉章密令部下，代表们只准进不许出，并假惺惺邀请刘积成讲话。刘讲话还不到几分钟，陈便喝令将到会者一律捆绑。当慰问队与官兵搏斗时，陈率队追至外院，下令用机枪把住门口，向内扫射。十几分钟后，许多代表便横卧于血泊之中。这次遇难的烈士共有30余名。随后，陈又先后到常德、绥宁、长沙等地大肆屠杀，负下累累血债。(韩卫贵、欧玉琳、张化云：《陈汉章其人其事》)

匪首上将李楚瀛
湖南另一名臭名昭著的惯匪陈光中，也几度被蒋介石政府利用，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工具。陈光中1918年后在当时驻防常德的贺耀祖部所办的学兵营当学兵。受训后即在第1团当班长。1923年，当部队由溆浦移驻湘阳时，他伙同湘阳人颜藻生合谋劫夺同团2营营长马弁的一支驳壳枪跑回家乡，开始了其长达26年的土匪生涯。陈光中在力量壮大后，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青睐，被任命为“湘东剿共司令”、“反共先遣司令”、“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等职，成为攻打红军、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刽子手。

活捉陈光中
至于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反革命两种力量大较量的展开，被国民党收编用以挽救其失败命运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匪帮更是比比皆是。
在中南，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后，又广为收罗土匪武装。蒋介石在退出大陆前，曾亲自写信要湘西匪首陈子贤“坚持游击战争”。他还指示湘鄂川黔边区军政长官宋希濂，将湘西地区的大股土匪武装整编成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将一批匪首委以“司令”、“军长”、“师长”等职务。1949年7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又带着10万银元和大批枪械，亲赴芷江，收买湘西土匪，为他们打气，妄图变湘西为“反共游击根据地”。

匪特证书证章
2、于福
在东北，许多日伪时期的大汉奸、警察、宪兵、特务、被清算之地主恶霸、大部队中被清洗之坏分子以及惯匪，在国民党的怂恿和利用下，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以反共为目的的政治匪帮，兴风作浪，公开进攻袭击人民军队，破坏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干扰减租减息，劫夺火车，破坏交通，烧杀奸淫，危害人民，无恶不作，像一群群四处猖狂奔突的狼群，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其中罪恶最大的当属于福匪帮。

土匪投降
于福原来是国民党中央先遣军三十三师三团的分队长。1945年12月，先遣军被我辽东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一团击败后由长春溃逃到抚松榆树河子村时，于福拉出17人，携枪17枝上山为匪。
于匪匪帮拉拢伪警察、地痞流氓，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并极力与国民党地下组织挂钩，取得赞助。到1946年春节前，这股土匪扩充到30多人、30多枝枪。他们干扰、袭击我军和人民民主政府，对我山区的人民民主政权机构成严重威胁。为尽早消灭于福匪帮。稳定社会治安，抚松县人民政府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指令县大队将匪首于福之妻抓捕，诱使于福等匪徒投降；二是派出李红光支队、县大队深入于福匪帮活动的山区追剿。时值严冬，又近春节，于福匪帮被我剿匪部队追击得无处藏身，匪徒军心浮动。于福迫于内部压力，担心“局底”一旦泄露，将会被一网打尽，想来想去，决定采取暂时栖身的缓兵之计，率匪徒向政府伪装投降。

东北剿匪
我政府误认于福真心悔过，放弃了对于福的监督管理，使他得以利用投降的合法身份，探亲访友，出入机关和逛市场，多方探听国共两党和两军的情报，权衡双方的军队、装备、经济等各方面的力量。最后他决定投靠国民党，不仅通知原降匪徒携家眷重返山里为匪，并串联原日伪残余势力多人拉进匪窑，誓与共产党和人民武装为敌到底。
国民党军北犯时，于福四处用写信、派匪徒联系等手段勾结活跃起来的伪警察杜学俭、于景龙、杨致忠以及伪官吏季元德、土豪李长胜、恶霸李会海等人，收编一些小股土匪，策动我县大队、公安队叛变，使这股土匪扩大到100多人。他们自称“东北剿共游击大队”，于福自封为大队长。
5月，“剿共军”匪帮在抚松仁义砬子被我抚松县大队击溃后，残匪在砬子河会合，投到于匪的“东北剿共游击大队”。这时于福匪帮已达到150余人，有机枪2挺、长枪120余枝，短枪20余枝。6月，国民党长官部派少将王绍武潜入抚松，收编于福匪帮为国民党东北长官部第三团，于福为上校团长。

儿童为剿匪部队带路
这股反革命武装袭击我松江、东岗区政府，杀害我2名区长，l名区干部。他们以茂密的森林为掩护，昼伏夜出连续不断地袭扰我地方政府、部队和县大队，打死、打伤并俘去我干部、战士多人。抚松县人民武装指挥部决定，要在尽短时间内铲除于福这股反动势力，即部署我公安局集中主要侦察力量，摸清这股反动武装的活动规律。

清匪标语
6月中旬，这股匪帮窜到靖宇县伏击我军，打死我双阳县长乔海涛，俘去战士9人，劫去机枪1挺，长短枪12枝。这股匪帮得手后与黑瞎子战匪帮相勾结，并在抚松抽水区碱场集合，威逼群众杀猪宰羊，大摆宴席，大吃大喝。酒席上于福还劝黑瞎子战匪首胡新春投到他们帮中。公安局侦察员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查清了这一情况，火速报告指挥部。指挥部派出李红光支队、县大队等700余人当夜赶到，将碱场村团团围住。经一夜激战，击毙匪徒13人，打伤40余名匪徒，俘虏10余名匪徒，我无一伤亡。
经过这次围剿，这股反动势力龟缩到小南岗一带。7月，王绍武派鲍玉海来抚松传达命令，令这股匪徒到辉南集合待命。这一情况又被我公安局侦察员侦察到，李红光支队奉命追击，在途中击毙匪徒5名。追至望乡台时展开激战，战斗整整打了1天，打死、打伤匪徒20余名，只有匪首于福带40余名匪徒逃到辉南。
12月，抚松县公安局在辉南镇将于福抓获，押回抚松县审判，于福被处死刑。(宋永春、李元东、杨万元：《于福匪帮的剿灭》)

《人民日报》刊登的剿匪近况
在西北，国民党政府为了抢夺热河，一方面大肆收编伪军、伪警，给汉奸头目封官加委，组成国民党各种名目的“先遣军’、“别动队”，继续与共产党、八路军和热河人民为敌；另一方面，则大量收编日本投降后蜂拥而起的土匪，委以各种番号，破坏热河人民的和平生活。因此，在解放战争时期，热河土匪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声势之大，危害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先后有450股土匪，有匪徒50758名。蒙古地区的土匪则被国民党收编为地方保安团队，其第一中队长老铁及分队长郎布黑塔二人，均系土匪出身。他们被收编后，任意抢掠蒙民财产，并绑架旗札萨克。1946年5月2日，土匪老铁等扬言八路军十队进攻土默特旗，迫令旗札萨克携眷出走。老铁率队七八十人，将其绑架至库伦旗。老铁等还绑架了旗札萨克的长子并且到处抢掠、骚扰人民。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中，他们在各地屠杀革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随着内蒙、热、察绥地区的解放，他们有的受到惩罚，有的则得到重新改造。

海匪、湖匪、山匪


海匪弹药库

女海匪
六海匪、湖匪、山匪
1、海匪
海匪，顾名思义是指在海上进行抢劫的匪帮。这类土匪一般以沿海的岛屿为基地，拥有船队和武器，不时出海劫掠过往的商船，偶尔也爬到岸上来劫掠陆地民户。近世中国，沿海地区，自北到南，几乎都有海匪肆虐。
在西方一些电影和历险记中，海盗往往被描述成为富有正义、传奇色彩的反抗者，过着罗宾汉式的英雄生活，即使刀光剑影，硝烟弥漫，船沉海底，也似乎显得并不那么可怕。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到民国前后，在规模上，中国沿海海盗同西方海盗已相差无几。他们打劫客船、渔轮，掠夺钱财货物，曾给中国海洋运输业、渔业、盐业带来恐怖和灾难，他们已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歹徒、杀人狂和强盗了。清朝晚期和民国初年，沿海各省都设有靖海水勇以对付海盗的骚扰。

小海匪
在渤海地区，老百姓称海盗为“三儿”，有时不敢直呼，就叫“黑脸子”、“马架儿”，或打手势，叫“三加一”。
这里的许多海匪是出于无奈，才走上为匪之路的。如唐山地区南堡渔民郭善贵，曾被海匪许三头子的手下绑架，后来因为海上刮起了大风，多数海匪晕船，郭善贵趁机串通了几个伙伴，一举消灭了匪徒，才逃出来。
郭善贵有心继续治渔为业，可考虑到眼前海匪遍布的情况，以后免不了还要遭到海匪的欺负。于是，他与几个船友，一狠心当了海盗，几年之后，他竟成了统领几百人的海盗首领。
除了这种情况，海匪中有为报仇雪恨走上匪途的；有犯了法、做了孽，为匪躲罪的；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蜕变为匪的；有因家庭不和，出走为匪的；也不乏趁世作乱，趁火打劫之徒。
30年代中期，冀鲁沿海的土匪海盗形成了“四大团”，各团千八百人不等，各吃一块海滩海域，而且匪匪勾结，官匪连为一体，整个海域乌烟瘴气。他们多不定位，随政治气候，潮汐规律和自己的实力情况，时而乘船出海，时而登陆作恶。哪里得吃就吃哪里，只不过有主有副，时间有长有短。
1937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大沽口、塘沽、烟台、龙口等地，驻守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区的国民党海军沈鸿烈部弃海逃走。国民党设在海上及沿岸港口的政权和海关行政机关都封闭门户，文武官员纷纷遁逃，冀鲁边沿海处于极端混乱的局面。海域、岸边、草洼除了那些老牌的大匪盗，又冒出各色各样的杂牌武装。他们各立旗号，自封司令，真可谓：“兔子王八满地跑，土鳖司令如牛毛”。其中，山东老牌海匪傅瑞五部，是最出名的一股。

防海匪的海警船
傅瑞五，又称傅老七，山东省沾化县傅家庄人，自幼家贫，父母早亡，生活无着，到处流浪。为了填饱肚皮，他十几岁就加入了匪伙。由于他聪明机灵，主意多，颇受头目重视，很快就崭露头角。他的妻子是当地一个地主家的女儿，是傅瑞五在一次抢劫中碰上的。当时，有一小匪欲非礼她，傅见其姿色秀丽，当下心中爱慕不已，便把她带回自己房中。地主的女儿看傅瑞五年轻英俊，加之自己身陷贼穴，遂许身于他。时间一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女人也练得一手好枪法，能使双枪。在她的帮助下，傅瑞五很快便独树一帜，成为拥有千余人枪，有船队，占据鲁北、沾化、无棣一带沿海及海域的大海盗。
1931年8月的一天，傅瑞五夫妇两人混入天津港口内，偷偷登上一艘叫“顺天轮”的英国船，暗藏在货舱内。轮船驶出大沽口，傅与妻子突然出现，各使双枪，将商船劫持到陶儿河口，掠夺了船上所有财物。自此，傅瑞五的名字，震撼渤海。其他零盗散匪，纷纷投奔入伙。
英驻我国使馆，获知顺天轮被劫，不由勃然大怒，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惩治罪犯，赔偿损失。国民党中央政府连下通辑令要求沾化县政府迅速捉拿傅瑞五归案。沾化县党部书记赵载方接到上司命令后，不敢怠慢，带领工作人员下乡催租，把赔偿费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怨声载道，纷纷痛骂傅老七作孽。傅听说后，痛恨官府，便带人袭击了国民党沾化县城，将国民党部书记赵载方及其工作人员10多人杀死。自此，他与官府更结下了不解之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加活跃，兼并其他小匪伙，通吃水陆两路，成为渤海西岸最大的霸主。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付全民族的敌人，我冀鲁边区党委先后派出无棣县委书记傅洁尘、沾化县委领导人张荣廷、耿同临和军事干部贾乾瑞及大批地下工作人员进入傅部工作。在我党的说服教育下，傅瑞五一度与我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与此同时，日伪军也纷纷拉拢他。经不住日伪的拉拢与诱惑，傅与伪军勾结，配合敌人的蚕食政策，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我军对傅部严厉打击，消灭其一部，傅瑞五本人也被生擒。经过我军8个月的教育，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表示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我军将其释放，他收拾旧部，组成“山东抗日自卫队第三旅”，后改编为“八路军渤海军区第四分区独立团”。从此，这支部队正式成为人民的军队，打了许多漂亮仗，解放战争后，进军湘鄂云贵，成为解放西南和建设西南的一支劲旅。(王新华：《渤海土匪与海盗》)
闽浙海匪的活动自有特色。他们打劫过往客商，炸沉轮船，残害生命，十分猖狂。国民党无奈，只好收编从温州到台州海面上的毛止熙和王献金两股海匪，组成“浙江外海护航队总队”。过往客商不仅要向护航队交纳所谓的护航费，还要向海匪交“片子儿”费。因为据说护航费是给官方的，而“片子儿”的收入，才是海匪本身的“衣食来源”。此外，对护航船只的卫队，还要给“顺风钱”。经过这重重盘剥，对商人来说，每运一担货物所得到的利润已微乎其微。

隐匿的海匪船
护航队的总队长，海匪首毛止熙，利用手中职权，任人唯亲，其中护航队小队长的人选，都由他保荐充任；同时，他还结交官府和恶势力，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台州专员杜伟、温州专员张宝琛都和他有私交，台州张乐、王献金、郭小玉等小股海匪亦和他勾搭成奸，进行走私活动，以攫取更多的财富。当时，他们手中只需持有“毛”字名片，或船上高挂“毛”字大旗，便可畅通无阻。护航队都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每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阻拦。为了独占走私之利，毛止熙还一手策划了劫持江东轮船事件，打击利用江东轮走私的副总队长戴福权，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当时从福建洋面至洞头一带的浙闽洋面还另有乌军骚扰。

南海著名女海匪王
乌军以台湾人蔡光为首，他在抗战初期，流落福建，不务正业，吸食鸦片，穷困潦倒。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是就趁日本侵略中国之机，利用这点特长，冒充日本浪人，纠合当地恶棍，组织流氓集团，招摇撞骗，无恶不作。其势力随着日本侵华的进展而大涨，后来发展至海上，联络小股海匪，盘踞分驻台山、南麂、北麂等岛屿，蔡光自任司令。他们专在浙闽海面打劫航行商船，还不时上岸抢掠，并勾结奸商进行走私生意。
1944年，蔡光又勾结陈荣博，发给陈枪支弹药，令其扩充乌军。陈即纠合当地郑亮、江声等流氓无赖，组成乌军一大队，陈荣博任大队长。到这时，乌军发展到顶峰，人数多达五六百人。他们四出洋面劫掠商船，抢到货物后与日军平分，助纣为虐，十分可恶。一年后，日本投降，乌军被国民党温州专员张宝琛收编，大队长陈荣博被当地百姓所杀，蔡光在解放时，被人民政府处决。(陈于滨、苏宰衡：《记浙闽海匪》)

海匪
2、绿壳
在浙江，人们对海盗还有另一种称呼，曰“绿壳”。
“绿壳”一词源于咸丰元年（1851年），广东海盗驾船入侵海门，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清军水师抵挡不住，致使广东海盗占据海门十天，焚烧数日，直逼至黄林洋。因海盗船形如蚱蜢，船壳涂成绿色，沿海渔民便贬称这种船为“绿壳”，后演变成对一切海匪的代名词。清末民初，“台州绿壳”影响颇大。
咸丰元年（1851年），台州各县土豪劣绅为镇压太平军，大办团练。一批地痞流氓纷纷参加民团，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充当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至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兵撤台州，民团更是肆无忌惮，“四出勒捐，不从者即被焚掠”。因而，有人说民团就是土匪。后来，清兵将民团作为土匪来围捕，这些人就成了“绿壳”，为害极大。
民国初期，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绿壳”活动更为嚣张，成分也十分复杂。一部分以抢劫勒赎为生，无恶不作，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另有一部分以劫富济贫为宗旨，响应辛亥革命。如浙江光复会员陈赞清招抚天台周永广、仙居郑万枝等“绿壳”在台州起事，不久，他们又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立下战功，周永广任浙江讨袁总司令，后来周、郑两人都壮烈牺牲。

广东海盗
民国后期，随着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战争的风云突变，“绿壳”的性质变得更为复杂。一部分“绿壳”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领导下，或参加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暴动，或投身于抗日烽火之中。另一部分绿壳流窜成性，成为为害极大的惯匪。著名“绿壳”陈季甫，又称麻皮奶王，他横行温黄两县沿海10余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还有一部分“绿壳”是国民党兵沦落而成的。驻棚浦的浙省抗卫团第三团六连连长，自恃抗日有功，因得不到升迁而怀恨上司，于1940年6月20日夜间占领路桥区公所、乡公所、电话局，并在交通路口布置机枪，然后大肆抢劫店铺金银细软及地方银行20余万元，绑架镇长及群众30多人，黎明时呼啸而去。
解放后，大多数“绿壳”改邪归正，但少数人在惯匪的欺骗威胁下，跟随匪首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发动暴乱，抢劫骚扰，残杀干部，烧毁房屋，罪行滔天。
自1949年7月至1951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军六十二师与地方武装、民兵一道围剿各股“绿壳”，发动了四省多次剿匪战，歼灭了黄岩境内的“绿壳”，又在土改时，惩办了一批匪首、惯匪。以后，随着沿海岛屿的全部解放，海盗失去巢穴，台州的百年“绿壳”匪患终于肃清。(严振非：《台州“绿壳”》)

剿匪部队攀绳过激流

江洋大盗
广东沿海海盗活动也甚为猖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打着“三合公司”招牌的南澳海盗。
三合公司匪首吴品三、陈顺、曾伯崇，早年均是南澳岛深澳（县署）的地棍劣绅。吴品三体格魁梧，力气过人，曾在福建诏安县署前当众抱起重达100公斤左右的茶花大盆。他留二撇胡子，人称“八万”。陈顺身材矮壮，善轻功，行动敏捷，能攀桅尾，腾跃过船，撑竿翻墙，步履如飞。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其妻有一夜在补衣服时把针丢了，遍寻不获，正在吸鸦片的陈顺轻易地从地上捡起，其妻便同他开玩笑说：“真是贼目，一看就着。”一句话犯了陈顺的忌讳，立即遭到他的枪杀。土匪的心思就是这样令人捉摸不透，身为贼却忌称贼。曾伯崇为人老谋深算，阴沉寡语，人称“乌面”。
吴、陈、曾三人一同在青年会练过拳，习过武，后又一起到潮音寺拜武术高强的僧人友然为师，所以，在关系上也算是师兄弟。1913年，青年会由于横行乡曲，作恶多端，被南澳知事俞文炳解散，其魁首友然和尚、洪二爷、曾昭荣也被枪决。吴品三、陈顺、曾伯崇等人亡命海上，开始了其罪恶的海盗生涯。
吴品三、陈顺、曾伯崇各自统领一伙人，在海面进行劫掠，有时，又联合打出“三合公司”旗号对过往船只收行水，每艘经过南澳海面的潮汕、闽南船只，每年被迫要缴交一定钱银，领取牌照——一支印着“三合公司”的小红旗，挂在船上作标志，否则，就会被斩尽杀绝、洗劫一空。
不几年，他们即成气候，匪众发展到二三百人，拥有大乌底贼船10多艘。

三合公司劫持的“新宁”号轮船
一些远海货船也常被骑劫（海盗在轮船上劫持该船，操纵并控制船的行动，犹如骑在马上，故称骑劫）至南澳近海。1920年农历四月一天早上，陈顺在汕头港，混进了一艘开往暹罗的大货船。船出港后，他乘人不备入驾驶室，把驳壳枪口对准舵公，装腔作势地喊道：“其他人免来，我一人对付舵公就行了！”令舵公把船开往南澳前江湾。航公听他口气，误以为船上贼人很多，吓得大气不敢出，被迫把船改变方向，驶至前江湾，由吴品三、曾伯崇派手下驾小艇前来接应，搬卸了花生、白糖等100担左右的货物，搬完后，陈顺为显示自己是“孤胆英雄”，竟然对舵公说；“你把船开回汕头港，说是我陈顺单人劫船的，谁要比高低，就请他到南澳来!”
最令人震惊的是1928年10月13日发生的抢劫汉阳号轮船事件。汉阳号是行驶于伦敦、香港、厦门之间载重约2000吨的英国货轮。该轮航行到上海时，饶平县虎头山盗魁等十几个人，假扮为乘客，混进该轮。船在海上航行时，杨狄一伙海盗，分头出动突袭警卫班，控制无线电台、驾驶室等，搜刮去船上金、银、药材等珍贵财物。为转移目标，他们又把汉阳号劫持到南澳岛青澳湾竹栖肚海面，吴品三等同党干了三昼夜，掠去了船上一半的白丝、绸缎、手表等货物，为迅速藏好赃物，吴品三竟然令青澳保长强迫全乡男女200多人去挑布。到第四天拂晓，汉阳轮才被放行，向香港驶去。汉阳轮返英后，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澳港报纸也极力渲染这一事件。中国政府自知理亏，为息事宁人，被迫赔偿英国政府50万元。
三匪魁盘踞南澳，作恶多端，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愤慨。1925年，在汕头市《岭东日报》当校对的深澳乡人吴桂东以笔名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鞭挞“三合公司”的文章，吁请清政府剿办。不想，这一行动却使三魁首误以为是南澳知识界名流林少颜、章肇华、蔡等元所写。他们视林少颜三人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杀之而后快。
1926年3月2日，林少颜被诱请到曾伯崇处，遭到绑押。第二天，林少颜的金兰契友章肇华前往探听林的下落，途中又被曾设计软禁起来。两天后，章在深澳海面遭到枪杀。
林少颜在被诱捕的第五天，被匪徒在深澳枪杀后破腹，沉尸海底。在林少颜被绑架的当夜，蔡等元也被陈顺率领的30多名匪徒，拖至青澳竹栖澳沙坡，匪徒残忍地斩断了他的头和四肢，尸体被抛入大海。

海匪船
多行不义必自毙。号称三魁的吴品三、陈顺、曾伯崇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1926年底，陈顺率领匪徒12人在厦门伪装乘客上了一艘轮船，图谋不轨，但这次却没有那么好运。船开之前，陈在后舱小便，捋起阔裤筒时，被一名水兵发现了暗系在小腿上的驳壳枪，密投船长后，船长急忙引来了武装警察，陈顺被当场捕获。几天后，陈顺在厦门被宣判死刑。在处决时，这个亡命之徒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叫嚣“十八年后再相会!”真是凶顽异常。
1928年，曾伯崇被官军追剿后逃往他乡。藏匿于揭阳棉湖镇。一天夜里，隔壁抓赌，曾伯崇做贼心虚，以为是来抓他的，在翻墙逃跑时，从墙上摔下，跌断了腿，束手就擒后，在揭阳被枪决。
陈顺、曾伯崇死后，吴品三的灭顶之灾也已来临。他偕心腹几人逃到福建。1933年春的一天，他窜到诏安县其义弟林国光家避难。林为获得政府之悬红厚赏，在家中设宴招待他，暗中却向官军报密，正在觥筹交错间，伏兵四起，吴匪落网。官军怕他逃走，用铁线贯穿了吴品三的双掌，并剪断后脚筋。押往汕头枪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至此，横行闽澳沿海20载，罪恶滔天的“三合公司”才彻底覆灭。(《广东文史资料》第16辑，第39页)

缉拿海匪

船警在行动
3、湖匪
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以及大大小小的湖泊，如微山湖、洪泽湖、巢湖等，则又有湖匪混迹其间。其中巢湖土匪颇有代表性。
巢湖水面辽阔，地形复杂，又系交通要道，解放前，历来为流寇土匪出没之所。抗战之前，湖匪只是零星小股，一般三五成群，活动也较隐蔽。后来随着日军铁蹄践踏江淮，滨湖各县相继沦陷，巢湖周围，一时成为国民党、日伪、新四军犬牙交错的三角斗争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政治局面、社会秩序均异常混乱，逐步发展起了郭道发、夏作三、夏可三三股湖匪，气焰极为嚣张。

湖匪深悉水性，常常流动作案。
湖匪的大小头目，多系蒋军、伪军的官兵转化而来，因而他们也采用部队的编制形式。郭道发成立一个“大队部”，自称“大队长”，下辖8个分队；夏可三则一度设“司令部”，自称“司令”，并竖起大旗；夏作三也成立了“大队”，自称“巢湖大队长”。
三股湖匪住所不定，日间散处港汊，晚间则集中民船几十只，联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周设岗。为了便于活动，他们依据天然形势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划定各自的活动范围。郭道发占据巢湖西湖一带，夏作三占据南湾一带，夏可三占据东湖一带。在划定界线以内，互不干扰，并订立信约：凡经某方征过“税”的商船，互凭收据或路条放行，不得留难阻挠。

围剿太湖土匪
湖匪同陆匪相比，更具天然优势，他们既可以在水面上以星罗棋布的港湾湖荡作掩护，拦路行劫，又可在陆地上贴票绑票，此外还可登门掳掠，比起陆地上的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抗战时期，巢湖土匪还勾引沦陷区的日本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洋行和买办商人，把布匹、食盐、火柴、煤油、肥皂、香烟、啤酒等，通过湖匪盘踞区运往其他城镇，或由其他地方收购土特产物品，运往敌占区，从中抽取15—20％的“护航保险费”，以扩大财源。
到了抗战末期，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打击和争取下，加之内部矛盾迭生，互相火并，三股湖匪队伍发生了根本动摇和分化。当时由于湖匪同蒋军和伪军气味相投，本质一样，所以兼接受了蒋方和伪方的“招安”，最后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太湖匪首徐氏兄弟

山匪的山寨往往交通不便。图为吊桥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奉命北撤，国民党重又实行黑暗统治，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巢湖地区，民不聊生。有些残匪余党，又开始兴风作浪，同时滨湖居民中，因不堪国民党压榨，也有少数人被迫沦落为匪。不到两年，巢湖匪患又逐步滋生蔓延。所幸不久，解放大军南下，迅速解放全国，巢湖地区群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通过反匪反霸运动，才真正肃清了巢湖土匪。(凌厚全口述、蒋伯举、黄庭宣整理：《巢湖土匪》)
山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的土匪，如云贵川一带的土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但他们的活动并不完全局限于山寨狭小地域，如宋江率领的绿林好汉。他们在地势显要的水泊梁山安营扎寨，同时也四处出动打家劫舍。这类土匪，近世中国十分常见。如制造民国第一匪案的元凶孙美瑶，把大本营设在只有一线鸟道可通的抱犊崮上。为虎作伥的杀人魔王刘黑七则以山东省中南部的蒙山作巢穴。此外，鄂西巨匪高冲道、恶魔张结巴都曾是为害一方的山匪。由于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抢劫


采树叶充饥。土匪的恶行大大加深了民众的苦难。
近世中国，大大小小的
匪帮充斥全国的各省、县，甚至乡镇，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不做工，二不务农，三不从事正当的经商活动，却常常有美味佳肴、华美衣饰，有一批匪首甚至腰缠万贯，过着奢糜无度的生活。正像民国时期曾流传着的一首歌谣中所唱道的：“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那么，他们的财物是从哪里来的呢?
土匪聚敛财物的方法很多。
攻打富户、洗劫城镇、收水打单等无赖手段是他们坑害百姓的家常便饭；绑票勒赎、硬性摊派、贩卖毒品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更有那奸淫烧杀、殴斗兼并，本领可谓“博大精深”。
一抢劫
暴力抢劫是历史悠久的土匪行动方式。
在要道僻静处，这是传统土匪经常使用的一招。丛林中突然闪出一位膀粗腰圆的彪形大汉，嘴里喊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钱。”一般胆小的客商早已吓得屁滚尿流，成了一滩泥，岂能不乖乖地卸下货物，扔出钱两。即便是胆大的，在匪徒那先入为主的声势要胁下，又怎能不服贴呢？况且人家还振振有词呢！

遭劫的轮船
贵州省织金县化起镇有个姓李的独匪，叫老乱，经常扛着一把马刀，一个人拦路“宰线子”（抢劫）。1947年冬天，老乱得知有8个湖南的小商贩，将要由小鼠场来化起镇，就在其必经之路文家丫口埋伏。山丫口两边山上都长满了树，老乱用茅藤把一些小树串联起来，把一个藤头拴在路边的一棵小树上，然后就蹲在小树旁专等小商贩来上钩。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大雾笼罩着山丫口，那伙小商贩挑着包箩，一步一喘地走过来，正走到山丫口中间，离老乱还有丈把远，老乱就猛的一下跳将起来，把大马刀一晃，大声喊：“不许动!”然后用一只手拉住拴在小树上的藤头，狠扯几下，把那些串在一起的小树扯得哗哗响，又大声喊叫：“弟兄们快下来!”这伙湖南人虽然人多，但因不明就里，以为山上有许多土匪，顿时被吓得心惊胆颤、六神无主。老乱手脚很麻利，把马刀藏好，一把小尖刀含在嘴里，用预先准备好的茅藤，顺着把商贩们一个个都很快捆起来。随后把尖刀往腰间一插，就进行搜身，嘴里还不断喊弟兄们快下来呀。搜完钱、银之后，拣一小捆白布挟着，拾起马刀来就跑了。等他跑远之后，这些湖南商贩才发觉，原来土匪才一个人，互相解开后，想追也来不及了。(周道祥：《回忆我家乡的匪患》)

常被土匪抢劫的小镇
1、乔日成
乔日成在其老家山西应县，也是出了名的劫匪。同老乱相比，他的手段直接、毒辣，充分显示了土匪那种杀人越货的卑鄙伎俩，而老乱的手段则很有些欺骗性，甚至还带有点戏谑的味道。
1926年，乔日成借同学于孝先的中学文凭，改姓换名考入太原阎锡山的北方军校，不到一年，他就对军校单调枯燥的生活产生了厌烦心理，终因违犯军规，被校方开除。被开除后的他，整日无所事事，手头日见拮据，遂萌生了拦路抢劫的念头。其时，于孝先的胞兄于绍先，是乔日成的幼时伙伴，时任晋军连长，也同他混在一起。一天，他对于绍先说：“看那些洋人肥头体胖呢装革履，个个都是有钱的阔人，把你的手枪借给我，我去抢他们些钱，咱就不受穷了。”说干说干，他们提了手枪就到了大街上，正好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洋人提着皮箱朝太原火车站走，乔几步赶上去，用手枪逼着洋人到了他的住处。洋人为保全身家性命，只好乖乖地让乔和于搜身翻箱，眼睁睁地看着他俩将其所有贵重物品掠去，随后，乔、于移居他处。

外国传教士，他们常常是土匪绑架的目标。
当晚，山西省政府就接到了那个洋人的控告，他们感到事情重大，就电报了北洋政府及外国使馆。第二天，《晋阳日报》就登出了有名军人持枪抢了一个瑞典传教士的新闻。此事轰动了太原城，引起国际交涉，在巨大的压力下，当局马上通令太原军营及宪兵严查流浪军人，但最终不了了之。

阎锡山
年仅17岁的乔日成初次抢劫得手，第一次感受到了有钱的快乐，不免洋洋得意。他每日里下馆子，逛妓院，上赌场，看名旦，只几个月的光景，就将钱挥霍一空。在于绍先的劝说下，乔日成又考入太原私立中山高中。1927年冬季，奉军攻打晋军并占领了雁北地区，致使在太原求学的雁北籍学生因邮政和交通阻断无法得到家庭接济。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下令补助每个学生30银元，由学校造册领取。乔日成见有机可乘，除领取个人的一份外，还开据其他不到校的雁北籍同学名单，向校方强要代领。会计不准并与之争吵。乔怀恨在心，于当天下午身着军装持枪到校财务室将会计打死，抢走银钱若干。一不做，二不休，乔从学校出来后又转到原所在军校王教官家。他见王太太一人在家，就说是王教官让他来取钱发饷，并顺手从炉旁拿起一根火柱朝王太太头部猛击一下，并举枪威胁说：“不准叫嚷，赶快拿钱，拿不出打死你!”王太太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开柜拿钱，还将手上的金戒指取下给了乔。临走，乔让王太太趴在地下，不许起来哭叫，然后他从容地逃之夭夭。当晚，乔到一家旅店换上便衣过夜，第二天又抢了邮差的一辆新自行车，骑车跑到绥远省。到此时，人们还以为抢匪叫于孝先。后来，于孝先被捕，供出借给乔文凭考入军校一事，人们才知其真名叫乔日成。
乔日成接二连三地抢劫，一时成为全省奇闻。阎锡山下令抓捕乔日成，但因绥远省是奉军的势力范围，所以一时也奈何不得他。

旧药房
1929年冬的一个黑夜，乔日成纠合另外两个小匪，又到浑源县南山界板沟抢了种中药黄芪发财的王美堂家。王美堂的儿子在太原当官，听说家中被抢，分析面貌口音，认定是乔日成所为，就报告了省府。为免遭辑捕，乔日成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干脆跑到太原投军去了。时值中原大战，阎锡山大搞扩军，乔日成没费什么周折就当上了阎军第十五军第三旅旅长王铺的贴身副官。不到半年，阎锡山战败，被迫下野，阎军由张学良收编由原来的15个军缩编为4个军。另外，在太原成立了一个编余军官教导团收容所有的编余军官，乔日成被编余后不愿入团受训，闲住太原。到1931年，年仅22岁的他因经济来源断绝，又变得囊中羞涩，于是重操旧业，抢了与他有嫌隙的原所在三旅三团的邓友兰家。邓友兰知道后，呈报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永昌严令县政府缉拿乔归案，但在乔的老家应县根本没见到乔的踪影，于是移文绥远协助抓捕。当时，傅作义主政绥远不久，公务繁忙，且口外的土匪多如牛毛，哪里还顾得上一个乔日成？因此，口外一带成了乔日成的避风港。他抢了邓友兰家后，由太原直奔绥远省省会（今呼和浩特市），又尽情享乐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陷于内外交困之中，不得已又于1932年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复掌晋绥两省军政财政大权。阎二次上台后，声言拥护蒋中央，不争政事，以实业救国为号召，开始建设晋绥两省的轻重工业和发展交通运输、金融、水利等。为筹集资金、便在绥远屯垦土地大量种植鸦片，并准当地百姓亦广为种植。但在口内的山西是严禁种植的。阎锡山严令，所种大烟只准官收官卖，不许私贩私卖，为此在长城各口设卡，严密搜查。因私贩鸦片获利很大，所以每年秋后都有大批烟贩冒险于此营生。为对付关卡，烟贩子结为团伙，雇用有枪的强人护送闯关。当时，应县有名的土匪王谋、弓三等就到口外以保镖烟贩赚钱。乔日成同他们多有往来。
1933年秋季，乔日成离开绥远城来到杀虎口外，开始了护送大烟贩子出关的保镖行当。雁北各县尤其是应县的烟贩子，都知乔日成的厉害，所以大都愿雇他保镖。每次过关进口时，烟贩子们在口外集中成队于夜间行动，乔领队在前，独自先到关卡门口堵住卡警，如未发现即行通过；如被发觉，乔即送礼说情请求放行；若不放行，乔即开枪对抗，打死值勤人员护送烟贩子们安全进口。那时，关卡人员多靠吃黑钱发财，送上门的钱大都乐于收下，这样也免得双方交火造成伤亡。一来二去，乔便与关卡人员交上了朋友。关卡人员一见是乔保镖的贩子队，不讲给钱多少即行通过，都怕得罪了乔遭到报复。

土匪抢劫后的惨状

晋中大院
乔干了一段保镖后，总觉得挣钱太少，来的太慢，很不过瘾，于是决定干一桩抢劫烟贩子的买卖。一天，他蹲在口外离关卡不远的地方，等待过客。夜深后，恰巧走来一队20多人的烟贩子，每人身背一包烟土急速前进。乔仔细查看，见其中没有一个熟识的，便尾随其后。入关后，乔跟踪烟贩走进一个村店，同住一个大火炕上。等大家睡熟后，他从炕上爬起来，点着大油灯，站在门口朝火坑里边墙壁“咣、咣”开了两枪。众烟客猛地惊起，不知所措。乔端枪对准炕上的人们喊道：“我是关卡人员，你们把带的烟土各交出一半，把带的钱也全拿出来，扔到地下门口，谁也不准下炕，哪个不交我就打死他。”众烟客迟疑之中，乔照着炕边的人打了一枪。受伤者疼得惨叫，大家才慌忙哀求讨饶，于是一个接一个乖乖交出烟土和钱，扔到乔的面前。之后，乔用早已准备好的大口袋装好，出屋将房门反锁上，星夜赶路，洋洋自得地急奔于返回家乡的路上。
乔日成抢劫了烟贩子回到家中，官府抓捕他的风声已经过去。因此次抢劫是黑吃黑，无人告状，所以他在家中也得以安然居住。
到1935年秋季，乔日成的手又痒痒起来。他与其兄乔日昌把目标对准了离应县不远的浑源黄崖村的张凯家。张家是当地最有钱的大地主，以放高利贷和种黄芪发财。张凯是留学生，阎锡山的化学专家，当时在太原任西北实业公司火柴厂厂长兼西北化学厂高级工程师，月薪可观。其父在家经营，雇了十几个长工，还有护院枪枝，长工又兼为张家的家兵。
乔日成将同他抢过南山的那两个小匪招来，连同他哥哥共四人各带手枪一技，夜间出发，第二天上午到达黄崖村。乔日成先是假装买黄芪药材的客商，进村察看了进出村的路径、街道及张家的前、后院和晒黄芪的场院情况。下午，他们四人趁村民和张家长工都下地后，直奔张家。乔让两小匪把守前院和街门监视院内外动静，让其兄守卫过厅监视内院。他自己则走到正房。当时，张老太爷和老太太午睡还没起，乔掏出手枪照老太爷头部砸了一下，随即砸了老太太背部一下后厉声说：“快把你家的金条法币银元全拿出来，不然开枪打死你两个老狗!”还说：“我们是土匪，来的人很多，已经把你家包围了。”两个老人哪见过这阵势，只好开箱取钱给乔。
乔日成这次抢劫却没有那么好运。他们刚走出村外四五里，就有十多人从后边追上来，用步枪朝他们射击。乔日昌腿部被击伤，乔日成见状，忙令同伙散开隐蔽于地埂后边还击。乔日成将其兄伤口包扎后，吩咐两小匪就地对抗，待天黑再作打算，他自己则悄悄返回村中，袭击张家后路去了。乔窜至张家晾晒黄芪的场院，见场中空无一人，放火将场中黄芪茎点燃，顿时火光冲天，张家追击抢匪的人见状，急忙撤回救火，乔日成趁机返回原地并掩护其兄脱险。张家人伤了他哥哥，乔日成决意报复。第二天下午，他重返黄崖村，见张家场地中有不少人在整理被烧焦的黄芪，掏出手枪就朝人群射击，当场死伤五六人，场中乱作一团。乔复仇目的达到，趁乱扬长而去。

土匪洗劫过后往往一片残垣断壁
这次抢劫案和枪杀案使浑源县上下震惊，成为全省的大案。张家将匪首相貌口音连续两次向县政府报案，并派人到太原告知其子张凯，又直接上报了省政府。经查，此案又是乔日成所为。阎锡山不得不再次下令各县严密侦察并悬赏重金通缉乔日成。
谁能料到，乔日成此次带上金条元宝烟土和银钱，连夜跑到阳高县，化装成商人乘火车往北平天津又去游玩去了。(参见康耀先：《山西土匪乔日成》)
有些匪帮为了获得大量的钱财，把列车也作为抢劫目标。一次，在京包线上，一列由西向东开行的火车，至福生庄时，遭到50多骑匪的拦劫。土匪们气势汹汹，怒声喝斥，遍搜乘客之身。此时，手无寸铁的乘客们只有俯首贴耳，任由他们搜身。凡穿戴华丽整齐的，都被脱去衣服，由匪徒们一并席卷而去。那些被脱去衣服的乘客，不分男女，都赤身裸体蜷伏在车厢内，有的披被单，有的围一条手巾以遮身，有的妇女无以遮身，羞愤交加，只有怀抱小孩哭个不停。

设备简陋的旧火车车厢，无疑为土匪的打劫提供了方便。
在云南，个碧石铁路（石屏——个旧——碧色赛）的列车不止一次地遭到土匪的截劫，凡是没有招安土匪保路或是军队保商的路线，经常有土匪扎着抢劫，行人插翅也难飞过，百姓真是寸步难行。“行路难”之叹，在土匪横行的时日里，已不是李白所指的道路艰险之意，而是指途中无安全可言。

打劫
2、砸窑
在东北，土匪劫掠钱财的方式是以武力强行攻入豪绅富户家，这种行动，称“砸窑”。攻进去叫“砸响了”，没攻进去叫“没砸响”。
窑有“软窑”、“硬窑”和“响窑”之分。“软窑”是指用柳条子、木板障子夹设的院落，四周没有碉堡炮台，但往往在屋角、马圈、道栅和猪圈里设有“暗枪”，也有设置地枪来自卫的。这样的窑顶多是些小康人家，虽说积攒了些家产，但还不够富，修不起坚固的院墙和炮台，防守能力很弱。“硬窑”是指砖砌起或土打的大院，四周有炮台，安置枪眼，有花大价钱雇来的胆大艺高的炮手专职护院，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这通常是乡村里富得流油的豪门大户。“响窑”又称“红窑”，是指那些常常悬挂小红旗的大院。这类人家大多是些乡镇富户、店商铺号、油坊、烧锅、粉房等作坊，自家修筑比较坚固的高墙大院，四周围墙安设炮台、枪眼，雇佣职业武装人员（炮手、炮勇）自卫。他们既怕土匪来砸窑，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武装，于是就挂出一面红旗，绑在烟囱上，意思是可以来砸。这是吓唬土匪。对这些响窑，一般小股土匪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弄不好，窑也没砸响，弟兄们的命还要搭进去几条。再者，这类大户常常是地方豪强、士绅，其人或子弟往往与军方或官署有联系或有某种关系，甚至有财力买通了某股巨匪，所以，一般胡匪往往不敢触动响窑。尽管如此，土匪往往还是选择红窑作为攻打的目标，因为这挂红旗的窑，虽然难打，但油水也特别大。土匪经不起这巨大的诱惑，愿意舍本做大买卖；二来遵从“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先把那挂着红旗向绺子示威的窑给砸了，可收到惩一儆百的效果。
为了砸窑，特别是为了砸开“硬窑”和“红窑”，土匪很懂得“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道理，为此，必须事先派专司侦察情报事情的人——“插千的”去探地枪，这是个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1923年春，吉林双阳县双镖绺子准备攻打一个姓胡的大地主家，这个窑插的是红旗。双镖这时当炮头，和插千的装成卖布的货郎子，背着一个大口袋就进了村。他们围着老胡家大院吆喝一阵，老胡家的小姐就把他喊进了屋里。这胡家是东西大厢房，宽敞明亮。那时双镖正年轻，长得高大英俊，这老胡家的小姐叫二霞，长得精灵美貌，从小喜欢舞刀弄枪的，像个小小子。卖布的进了家，她上去挑成色，与双镖眉来眼去，心中爱慕不已。双镖借口喝水，就走到外屋，往西屋的墙角一打量，有4台暗枪和2杆地枪。老胡家掌柜的发现这小伙探头探脑的，就猜出来者不是卖布的。双镖发现对方已有所察觉，况且地枪已探好，赶紧和插千的溜走了，胡家立刻布置了人巡夜。

大家族豪宅往往是大股土匪的砸窑的对象
第二天夜里，他们攻打胡家窑。双镖领着几个人从大板障子跳了过去，然后爬上了墙头。当年，挂红旗的大户人家都是两层院墙，外边那层就是大板障子，里边才是砖土垒的带炮台的墙。他们从大墙上跳过去，已绕过了地枪，谁知一个弟兄忙中出错，脚尖碰在地枪线上，只听“咕咚”一声响，惊动了胡家护院的，当场打死两个，双镖被打伤让人捆了起来，胡家掌柜的提着灯笼走过一看，说：“这不是白天卖布的那小伙吗！”胡家把双镖吊在马棚里，用皮鞭蘸着凉水抽。

旧碉堡
为了砸窑探地枪，大炮头、二炮头有的被打成了残废，有的挺不过苦刑，招出绺子地点，又领着官兵去围捕。双镖算是幸运，后来胡家小姐救了他一命。
探好窑的内部情况，砸窑就开始。砸窑的当天，就由翻垛的（匪帮里的军师、参谋）看好黄道吉日，然后出击，砸窑往往在夜里行动。炮声（土炮）一响，弟兄们在炮手带领下猛攻。有怕死怯阵的，就当场“插”了他（枪毙处死）。如果谁立功，回去就披红授奖。

火车是常被土匪打劫的对象
砸窑是不容易的，每次都扔下一些崽子。如果砸响了（进去了），就花天酒地，残害百姓。让老头和小孩给溜马，女人给他们做饭，要吃啥饭自己点。衣食足，思淫欲。土匪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女人。有时为了争一个女人，匪徒间往往醋性大发，相互争执不下，甚至撕打。
砸窑之后，他们不会停留太久，以防备官兵围剿。往往吃喝玩乐一通，带上值钱的东西赶紧“划了”（撤走）。
有时碰上硬窑，如里边“枪头子硬”，打不进去，但也要想方设法硬攻。1914年，佳木斯“小白龙”攻城砸窑，在爬犁前竖起草把子，上边浇上水冻冰，造成屏障，人在屏障后面驱赶着马爬犁前进射击。还有的，将豆饼垛在爬犁前面浇水冻冰，作为屏障，边打边叫。1923年，洮安土匪“天照应”攻大安城砸窑。因城墙坚固，天寒地冻，无法攻进，土匪就用牛粪火把墙外的土地烤化，从外边招到城墙里的马圈里，终于将这个窑“砸”了下来。(曹保明：《土匪》，第49～52页)
砸窑一般都是势力不太大的小股土匪的“业务”。那些几百人乃至上千人的匪帮，兵强丁壮的，有着大得惊人的胃口，他们一般去砸“框子”（即集镇)、砸“圈子”（即县城)。三十年代胡匪两次洗劫伊通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31年，土匪第一次攻入伊通县城后，街道的商号店铺，均遭到了抢劫，无一幸免，就连县政府保存的民国年间的行政、清乡、检察等档案和簿据及已经编纂完稿的伊通县志共4000多卷宗，均被付之一炬。1932年，他们再次攻陷伊通县城，这次，他们理直气壮地扯起了一面大红旗，旗上写着“天下第一团，是人都该钱，善要他不给，恶要他得还。”这几句顺口溜倒是典型地反映了一般土匪那种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贪婪心态。这次的抢劫比上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不仅如狼似虎地把各商号店铺的贵重财物洗劫一空，而且街道的普通居民家和县城避难的老百姓，都成了他们抢掠的对象。(刘庆祥、李南浦、王中光：《群匪两祸伊通城》)

城门虽然如此坚固，但仍逃脱不了被土匪洗劫的命运。
抢劫一般家室，称砸黑窑或掏窑。砸黑窑者大多是当地的散匪，知道人家根底，如钱物的数量、存的地点，便临时组织几个无赖，拿一枝枪，甚至没有枪，往往以木棍、刀子、假枪做行凶工具，运用一切暴力手段抢劫财物，见什么抢什么，货币、马匹、衣物，甚至袜子也抢。为防人认出，戴上假面具、口罩、帽撸（只露双眼的帽子），趁黑夜入室作案。巨匪称他们是“捅鸡蛋的”、“胡子的小舅子”。这类胡匪，哨聚成窑，分赃即散，与大绺子无内在联系。另外还有“棒子手”（单人的暗杀）、“地崩子”、“打杠子”、“别两子”（劫路）之类的劫匪，他们的作案手段与砸黑窑者类同，只是称呼不同。

绑票勒索

二绑票勒索
1、绑票
“票”一词，意为钱，因绑来的是人，所以称肉票，又称财神爷。在四川一带，则称肥猪。绑架人质的行动则叫“绑票”。湘西一带，绑票叫“牵羊”、“吊羊”。

土匪的绑票勒索信
这是土匪主要的创收渠道之一。匪团无论大小，不管是义匪还是恶匪，都干绑票的勾当。因为绑票勒索“是一种完全可靠的方式，与单纯的抢劫相比它有三个明显的好处：首先，由于这种方式基本上为受害者所接受，因而风险较小；其次，抢夺的赃物很难处置，而绑票的家人肯定会赎出受害者；最后，绑票可以移动，在匪帮迁徙时易于带走。”(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213页)
绑票首先要物色对象，这里面很有讲究，并不是想绑谁就是谁，调查清楚哪一家是不是有足够的钱财值得他们冒风险，是很重要的。土匪有时候也讲条件，讲求“先礼后兵”。湘西龙山县匪首瞿伯阶，在“吊羊”之前，先摸清楚哪家有钱财，哪家反对他，哪家有何靠山。然后，他送张条子去“开借”（写信索取钱财），根据对方情况，或要鸦片，或要粮食，或要光洋。如果事主按时照数送来，他还出具收据，甚至与这户人家拉上关系。因为他认为这家拥护他。如果事主请了官兵来围剿，他认为这户人家反对他，便乘其不备，率人前来烧屋杀人抢夺东西。如果事主心存侥幸，拖延不交的，他就正式下令“吊羊”，进行勒索。(瞿伯平：《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东北的土匪绺子，在一般情况下，总是“优先考虑”那些有油水可榨的富裕大户，但是，绑这样的票得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到了土匪活动频繁的季节，有钱人家的子女上学堂都有兵来接送，当家掌柜的也不轻易出门，有什么事都让伙计去办，如果有要紧事非要出门不可，也都带上保镖。这一来，使得许多实力弱的小股土匪只能望而却步。弄不好，就会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这样，许多中、小户人家也会成为土匪绑架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家里虽然稍有家产，但还达不到雇保镖的水平。

关押肉票的地方
绑架的人在家庭中应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样家人才肯舍得下大本钱将其赎回去。比如宠爱的独生子，“他们的家庭为了保证血脉的延续，以告慰祖宗，会被迫立即交出赎金。”1919年，土匪“大龙”绺子的人要从“金玉堂”妓馆里赎一个叫张淑贞的妓女，老鸨子小金宝死活不肯，因为张淑贞是她的摇钱树。于是大龙决定绑票。一天，小金宝领着她的独生儿子去逛庙会，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大龙的人就在小金宝儿子的头上抹上了蒙汗药，然后趁小金宝不注意把孩子给绑走了。后来，“花舍子”（匪帮里的联络官）给小金宝送信，她没有办法，虽不为“延续血脉”、“告慰祖宗”，但为换回儿子，只好舍出张淑贞。(曹保明：《土匪》，第53页。)
依此类推，作为绑架的对象也可能是年幼的小孩子。（黑话称为“抱童子”）、待嫁的少女（要求当天赎回，过了夜婆家就不要了，故而黑话曰“快票”）要么是具有相当现代思想文化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姐，“她们往往是学生或教师，因为这类人要比来自传统家庭的妇女更有可能交赎金。”如果当家的是个大孝子，土匪就绑架老太爷或者老太太。也有的土匪绑架全村或全保的主要人物，如保长、村长，由全保或全村筹付赎金。土匪最有可能绑架的还是当家的、掌柜的，因为一来他是这家的顶梁柱，全家生活来源全靠他，不把他赎回来，日后也没法生活；二来当家的或掌柜的是一家之主，说话算数，信写到家里见效快。总之，土匪在揣摸肉票及家人的心理方面算得上绝顶聪明，他们决不会为绑一个值不了几个钱的肉票而冒生命的危险。
除了武力威胁下的强行绑架，土匪精心策划的绑票招数很多，五花八门，异想天开，令人防不胜防。

满洲匪酋
1935年，吉林省九台东部山区的桦树沟附近，住着一户姓姜的大财主。此人腰缠万贯，但又抠得要命，人送外号“姜老抠”。当地有一伙大绺子，大掌柜的姓罗，叫罗明星，报号“三江好”。他三次带人砸姜家窑，都没砸响。“三江好”苦思冥想数日，终于想出一条锦囊妙计。一天，他率领一伙弟兄化了装，抬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姜家祖坟，连哭带喊，挖坑出殡。
姜老抠此时正躺在炕上抽大烟，忽然听见二当家的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哥，咱家谁老了（死的意思）？”
姜老抠50多岁，秃头胖脸，一脸老奸巨滑的样子。他家大业大，大院套四周筑有炮台，雇有12名炮手护院，平日深居简出，就怕绑票。当他一听二当家的来报丧信，立即心生疑窦：“会不会是土匪扮演的？”就又派人去查看。可是派去的人回来比二当家的还着急：“不得了了!墓子已打好了！快要埋了!”姜老抠一听，再也顾不得细想，腾地从炕上跳下来就走。等走到他家祖坟地一看，当中果真摆着一口棺材，一些披麻戴孝的人正在哭哭啼啼，喇叭匠子还吹着丧乐《九条龙》。姜老抠气得破口大骂：“日你祖宗，是谁这么狂？”那伙人却好像没看见姜老抠似的，哭得更来劲了。姜老抠再也忍不住，撸起袖子就要动手打人。时机一到，哭声嘎然而止，土匪们一下把姜老抠按倒在地，其中一个把大红棺材盖一揭说：“来吧，就等你呢。”一下子把姜老抠给按到棺材里去了。就这样，姜老抠中了土匪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被“三江好”及众弟兄逮个老实，顺顺当当做了一回“肥猪”。(曹保明：《土匪》，第53～55页)
宽城子有一个叫孟昭惠的接骨先生被绑票时也很有意思。
据说有一天，孟医生出诊坐火车回家。同车的两个人坐在他对面，有意向他脸上喷烟，他气得训斥了几句，那两人当即寻衅动手。这时，坐在不远的另一个人，作见义勇为状，三下五除二，几拳脚就把那两个家伙赶跑了。孟医生感恩不尽，和他聊了起来，那人自述家母不慎折腿，此行是去请接骨医生的，不巧医生外出。孟医生听后就跟他下了车，到了土匪窝，才知上当受骗。就这样，孟医生被土匪巧妙地绑了票。(曹保明：《土匪》，第53～55页)
对于穷凶极恶的土匪来说，从富人那儿敲榨出大油水，固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但当富户为免遭土匪祸害纷纷避居城内，或者富户已被敲榨勒索得没啥油水的时候，穷途末路的匪帮也会退而求其次，把穷人也列为绑架目标。
以山东为例证，据文献记载，1918年“山东土匪绑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可是进入二十年代，山东匪帮的绑架勒赎竟发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架的地步，票价也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河南的土匪也是如此，“从前只拉富户，今则不论贫富，逢人便拉。”洛阳的土匪就曾经公开叫嚣：“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大规模的匪帮在洗劫村镇时，会不管贫富，顺手拉走数十成百的“肉票”。
刚到手的肉票
2、折磨肉票
绑票到手，“秧子房”（专门关押绑来的肉票的地方）要养票。首要的是要把肉票看牢看严，防止他们逃掉。然后是采取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肉票，目的是给票主施加压力，痛痛快快按绺子开出的价码赎票。
东北胡匪有个很是损人的折磨肉票的办法，美其名曰“熬鹰”。这种刑法常常在匪帮行走、转移的途中使用。比如，当土匪队伍停下来的时候，“秧子房”掌柜的会迫令所有肉票围着一堆炽燃的火坐下来，然后取出一只拨浪鼓或铃铛之类，逼使肉票每人摇五下再传给下一个，依次类推，一圈又一圈不停地摇下去，传下去。如果谁偷懒打盹，铃铛传到他那里没了响声，立刻会挨土匪一棍子，不得不强打精神继续摇，这就叫“熬鹰”。如此煎熬法，个个精疲力竭，即使让跑也跑不掉了。据说有的人熬得实在受不住了，摇着摇着便一头扎进火堆里被活活烧死。
福建土匪折磨肉票的方法更是别出心裁，叫“骑墙”，就是把墙凿穿个洞，将人锁在墙内，而将其一只脚由墙洞伸出，用木锁横锁着，使肉票不能够进退，也不能够转移，痛苦和倒悬一样。

枪决绑票土匪。当时这些天津土匪连续撕票三十多人。
有时变个花样，用膏药或胶水将肉票的眼球糊住，使之动不得，跑不掉，天长日久，有的肉票被折磨得双目失明，回家也成了残废，这叫“戴眼镜”。还有“鸭子凫水”，就是将肉票四肢用细麻绳捆住，“飞行式”吊起来，背上再加以重物。也有的时候为了省事起见，用长钉或竹签将肉票的手脚钉在地上或木板墙上，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休想逃掉。最残忍的，是用细棕绳箍在人头上，另用小木棒一根插入绳中，渐渐扭紧，使人忍受不住，疼昏过去，这叫“临安套头”。
残忍成性的土匪们常以折磨虐待肉票为乐趣，拳打脚踢鞭子抽是家常便饭，还想方设法从肉票身上寻欢作乐。有的匪队把抓来的妇女剥光衣服，在乳房上系两个铃铛，强迫其去攒面条，铃铛晃动乱响，土匪把这种面条叫作“响铃面”。
在一般情况下，土匪不会把肉票无限期地“养”起来。因为他们流窜时得带着肉票走，这是挺麻烦的事，所以他们希望尽快出手。东北的匪帮，对那些长期无人来赎的肉票，随着活动淡季的到来，都要处决，而不是释放。这样做虽然残忍，但对土匪来说却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被绑架者的家庭出资赎票，否则他们会抱有将来释放的幻想。处决所有的剩余肉票便断绝了任何其他门路，想要人就得拿钱来换。在一定意义上，土匪可谓是成功的民俗心理学家。
但有的时候，对更重要的肉票，他们会舍不得“撕”，转移时也带着。1913年，辽阳“徐老帅”绑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才4岁，花舌子送了7封信，他家也不来赎。他家是个老太太当家，极其吝啬，说：“孩子还小，长大也不知是个葫芦还是瓢。不赎！”可徐老帅又舍不得这个票，反正孩子也小，就让一个老胡子缝了个大皮兜子，把孩子装在里边背着，几个月过去了，两人也有了感情。后来看那家人真不要这孩子了，老土匪竟收下这孩子为干儿子，这孩子认老土匪为“继父”。(曹保明：《土匪》，第55页。)
有些舍不得撕的肉票被绑在马上，日夜行走转移，屁股都让马背铲烂了，大腿里生了一堆一堆的蛆。土匪留着这些人质，既怕他们死，又舍不得给他们用药，于是常常用车轱辘采火烤肉票腿上的蛆。那火一烤，肉票疼得拼命嚎叫，爹一声娘一声，令人目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