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保姆每月三千，敬老院每月两千八，去老年社区购房单价两万；城里的养老院价高床少，郊区的养老院探视不便……一谈起“养老”，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一串串权衡纠结的数字，仿佛除了越来越昂贵的花费，再没有其他方法能提升人们安度晚年的生活品质。 而体察老人们的生活细节则会发现，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某种“惠而不费” 的“养老”方式，正日渐萎缩。 半步桥的西单“老乡” 从西单的老胡同搬到半步桥，因为拆迁安置住进“华龙美钰”的老皇城根儿的人们常常互称“老乡”。在这样的调侃中，平房院儿里积攒了数十年的“乡情”也被带进了新小区。 “老乡”们从前未必都是住一个院子的熟人，但几十年街坊住下来，都是“半熟脸儿”，到了这边，互相一问，就熟了。67岁的辛淑芬说。 熟识的老人们把互相照应当作再自然不过的事。已经年近七旬的吴家林最近刚帮邻居老郑拾掇过抽油烟机，两人原本就是同事兼邻居，现在又搬到了一起。搬过来不久，身体不太好的老郑就招呼老吴：“吴家林你给我留个电话，有事儿我找你。” 虽然没有了过去平房院儿里那种“我坐上锅了，出去买个东西，您帮我看着点儿”的亲如一家，但热心帮衬的习惯却一点儿不改。邻居家的水管出了毛病，81岁的陈少甫顺便就给买了回来，“结果型号不对”，老先生笑呵呵地说。 谁爱唱歌，谁爱钓鱼，谁的血压高，谁的心脏不好……老邻居们心里都有谱。小区里有位可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邻居，曾经走失过，街坊们帮忙找了大半夜。从那以后，只要有人看见老人稍稍走远，都会把他叫回来。 而这样的生活环境，也让老人们对社区事务热情高涨。 过春节，老邻居们自发地送瓜子花生去慰问保安。他们还特别盼望小区里能有个室内的老年人活动场所，这样一来，练太极拳八段锦，还有唱歌跳舞的老人即便在风雨天气也能出来活动。“如果有的话，大家一块儿立个章程，咱们居民可以每天出两个保洁来维护。”57岁的张永珍说。 把这些看似平淡的日常琐事换算成数字，或许更能彰显其价值。 同样因为外出要寄放自家的宠物狗，住在南二环另一侧玉林东里小区的李诗韵，必须带着狗窝狗粮打车穿过半个北京，把自家的泰迪托付给住在姚家园的朋友，否则就得以每天50元的价格寄养；而住在“华龙美钰”的辛淑芬只需要跟每天一道儿遛狗的老姐妹打个招呼，“我们家狗放在邻居家，我们姑爷去接它都不走。” 儿子说，您要是病了，叫120比我快 如果说这些日常琐事只是让老人们的生活多一些便利，那么当独居老人身体不适的时候，邻居们的帮助就是“速效救心丸”了。 65岁的赵玉茹住在石景山，一次高血压发作，独自在家的她连忙给楼上邻居打电话，邻居立刻下来送她到医院，守在她身边，直到赵玉茹的孩子们赶来，“我们住的是以前单位分的房子，楼上楼下都是同事，关系特别好”，赵玉茹的话里透着感激。 “我儿子说，您要是病了，叫120来比我近，比我快。我来了也是叫120，还要折腾半天，不如您直接叫120。”老陈的话让周围几个老邻居都是一惊，老人自己仍旧呵呵一笑，“想想（他）说的也对，确实是这样啊。” “对是对，话不能这么说。” “你要是意识不清醒，你自己想打电话也打不了了。” “孩子离得也远啊，我儿子住立水桥，我有点儿事儿他能管我么？你叫他过来，还堵车呢！” 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感慨，牵出了一位老邻居的现状： 儿子住在中关村(000931,股吧)，一个礼拜过来一趟，打扫卫生干干重活，待两三个钟头就得往回赶，“回去晚了不成，还要照顾孩子，他也有自己的小家。这能怪孩子不孝顺吗？不能啊。现在压力多大！” 最后，大家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了未来物业承诺安装的应急按钮上，“说要在家里安一个红按钮，你需要的时候按一下，物业就来了。” “要是我们今天没看见哪个老邻居，就会互相问，谁见着（他）没有？”吴家林说。 老吴说得很含蓄，但就是这样的寻常关照，却是一些独居老人不可多得的奢侈。 把海淀的房子给儿子做了婚房之后，62岁的王荣（化名）一个人搬到了石景山。这儿是儿子前些年买的小套商品房，之前一直出租，周围的邻居没有一个熟人。儿子跟她约好每天晚上八点左右都要通一次电话，“要不然我出了什么事儿，几天都没人知道。” 那些遍布熟人邻居的单位家属院、胡同平房院，逐渐消失在飞速发展的城市中。我们拥有了 “比儿子更快”的现代化服务，也失去了或能弥补这些服务缝隙的人际网络。 在自家房子装修的时候，吴家林和老伴儿赵雪茹在附近小区租住过一段时间，“谁也不认识谁，走在楼道里都没人打招呼”，赵雪茹觉得，那段日子，不太好受。 老人需要邻里关系，但他们并不仅仅是良好邻里关系的受惠者，老人本身就是重建邻里关系的钥匙。 住在朝阳区饮马井的高雯2008年“抄底”为自己买下了一套一居室。在这个年轻人扎堆的小区里一住五年，却从来不知道隔壁邻居是何许人也。她跟邻居的交流仅仅是遛狗时的偶尔搭话，“也不会问人家住哪儿。” 她和她的邻居们大多都没成家，大家似乎更像是房客，“刚搬进来的时候，还有点儿住宿舍的感觉，却互相也不认识。” 但这一切在高雯妈妈从东北老家到来之后发生了变化。高妈妈来了刚一个星期，高雯就发现从小区门口的保安到开电梯的阿姨，全都成了老妈的熟人，“我跟我妈一块儿出去，人家才跟我打招呼。” “我妈还喜欢做了吃的给别人送，以前在家里就给楼下邻居送，到我这儿她还习惯性地多做。”但是高雯几乎等于零的邻里关系让妈妈的余热无处发挥，多包的饺子在冰箱里放了两天母女俩才吃完。 但高妈妈还是找到了突破点，在电梯里跟斜对门的邻居搭上了话，之后，一旦做了合适的食物，高妈妈就会听着对门开锁回家的声音，把饭菜送过去一份。高雯也曾经嫌妈妈多事，“也不知道人家烦不烦，还有她送家里带的肠什么的，人家也不一定爱吃”，但就在高妈妈的不懈努力下，她和斜对门的女孩成了周末可以一块儿看《中国好声音》的朋友。 而最让高雯震惊的是，有天下班回来，妈妈居然跟几个年轻的邻居一块儿在楼下发传单！ “要组织大家跟物业交涉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去参加的各种业主会。”那天，高雯觉得妈妈比自己更像“业主”，“我根本就不关心这些事，因为这个小房子可能等以后结婚的时候就卖了。” 高妈妈只在北京住了半年，妈妈离开之后，高雯一如既往地像个房客一样生活，并没有像妈妈那样乐于跟邻居们搭讪。但是，妈妈曾经的热心给她带来了不少便利，比如小区保安会乐意替她收各种快递，“以前他们只收EMS。” 一叹 无法实现的“养老”理想— 孩子离我“一碗汤的工夫” 老邻居们一块儿进敬老院 虽然希望孩子们能常回家看看，但天天一个锅里吃饭的生活，也并非老人们的理想。差异巨大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拧在一个屋檐儿下，矛盾太多。 孩子们一来，吃完饭老陈都要亲自去刷碗，“他们水管开开以后"哗哗哗"不停，浪费水啊。我说，你刷完一个关上点儿，再刷下一个；他们说，那我多累啊。” 72岁的杨舒珍也点头：“经常能来看看，时时打个电话就好，住在一块说话有不合适的地方，也容易生气。” “孩子住多远合适？最好是一碗汤的工夫。”辛淑芬说。 但在越来越庞大的城市里，这“一碗汤的工夫”对多数人而言，只能是梦想。因此，对于未来的养老计划，半步桥的西单“老乡”们都抱定一条宗旨：绝不给孩子添麻烦。 不麻烦孩子，就只能“自己安排自己”。 在他们看来，敬老院能不去就不去，因为现在的居住环境比以前的动辄被水淹的洼院儿提升了几个档次，普通敬老院绝不会比现在有花园的小区更舒服；但是真到七老八十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也只能去那儿。毕竟，人不会“跟关电门似的，嘎嘣一下就没了。” “要是咱们大家能一块儿去，挺好的。”辛淑芬挽了挽张永珍的胳膊。 “嗯，我们退休的同事也说，你什么时候去？咱们一块儿。” 不过，说归说，老邻居们自己也觉得这样的理想不大可能实现，“想是想，可能么？人的身体状况、经济状况都不一样。”杨舒珍说。 （编辑：和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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