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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欣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以来，其热度在不断增加，从河北多地争当北京副中心，到北京市公开宣布副中心仍是通州，再到北京地铁线路将修往河北相关城市。近期发改委举办新闻发布会称将加紧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与文件。 事实上，京津冀一体化早在1982年就已提出，但直到2004年，京津冀三地政府才达成合作的初步意向，而后又经历了“京津冀都市圈”与“首都经济圈”提法的改变，直到现在32年已过，京津冀地区不仅未形成一体化发展，反而差距不断拉大。那么为何京津冀不能像珠三角、长三角一样实现区域一体化，关键在于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不明导致的利益难于权衡。如果未来京津冀三地还按之前的想法，都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都想从其他两方分一杯羹，那么一体化之路仍将十分漫长。 长期以来，北京作为首都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已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科技、金融、经济中心，多功能定位使其对区域内其他城市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由此导致北京“城市病”日渐突出。北京虽然已将其职能定位在“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但目前来看未见不符合职能的相关产业大规模外迁。当前北京的思路是将产业链低端的、对经济增长与纳税贡献不高而又对“城市病”贡献较大的产业外移，如动批、高污染企业等，而像教育、医疗、金融等优势产业，北京是不愿也不会转移的。因为一旦这些产业转移至河北，势必会导致北京的对外来人口的吸附力下降，届时“城市病”可能会消除，但随之而来是经济增长与房价的下降，最终将影响到北京的财政收入的下降。 对于河北来说，由于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大量优秀资源与人才源源不断流向北京与天津，自身得不到快速发展。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提出，河北多地便争当副中心，从其内心深处想法来看，也是想通过协同发展争得部分从北京、天津转移来的优势产业。 再说天津，一直定位在“北方经济中心”，但苦于其部分职能与北京相冲突，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远低于北京而导致发展迟缓，但近年来因依托临海优势大力开发滨海新区，发展现代物流等相关产业，其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病”问题开始显现。但总体来说，在现有模式下，天津与北京仍是竞争多于合作。 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由国家层面协调三地功能定位问题，功能定位应根据北京、天津与河北各自的要素禀赋与区位优势来判定。北京依托人才、技术优势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逐步转移低端制造业。天津则利用港口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以及一些高端行业如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先进制造业。河北依靠劳动力与资源优势发展原材料重化工、现代化农业等，并为京津提供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工配套服务。近期媒体就报道了京津冀三地分别签订了十大项目转移协议。转移给天津的，多是教育、医疗、高科研发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给河北的，多是需要占用较多土地资源、能解决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项目。 在做好功能定位、科学的城市规划及分工的基础上，按照发达国家如法国巴黎都市圈、日本东京都市圈、韩国首尔都市圈的发展轨迹，近期应以发展京津周围新城为重点，将部分高校、医院等基础设施迁往新城，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形成居住、产业、配套教育、医疗的完整城市结构，代替传统摊大饼式、城外居住、城内上班的城市发展轨迹，并采用轨道交通连接新城与主城，此模式如今正在亦庄、固安渐渐成形。 以行政命令将大学、医院、产业由北京迁往天津、河北等地，容易造成“上面很满意、下面有异议”的尴尬局面，短期既会引起京津冀三地在利益上的分配问题，又不符合依托资源禀赋带动产业发展的理念，同时还会造成工作人员尤其是高端人才的流失。如针对动批迁往河北一事，一些商家就直接表示会转行或在北京其他地方开店。而将大学、医院及相关配套产业等迁往新城，并给予土地与税收优惠、提高工作人员待遇、保留户籍、子女优先入学甚至购房优惠等鼓励措施，成功的概率势必大幅提升。待新城逐渐发展成形后再逐渐向外扩散，最终在京津冀地区建立起“多极、多圈层”的城市结构。 依靠市场化模式而非行政命令，在科学定位京津冀三地功能的基础上，近期首先发展京津周围新城或许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第一步。 （作者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分析师） （编辑：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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