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詩人的深圳史 養育一棵假檳榔樹
1986年的春天，深圳大戲院一帶綠化，一棵一米多高的小樹被扔在路邊，問穿高統膠靴的園林工人，他們說這樹死了，栽下去也是活不成。看它倒在路邊真可憐，拿出記者證和工人商量，傍晚的時候，園林公司的車把死樹給我們拉回了家，告訴我們這叫假檳榔。
就是人們常說的死馬當著活馬醫，我們把它淺淺地種在院子裡。
並不是特別喜歡植物，當時的人沒什麼環境綠色概念，也不是特別喜歡這樹種，木棉鳳凰菠蘿蜜都好看。關鍵是人剛離開寒冷凜冽的北方，見到所有熱帶的紅花綠葉都新奇都珍惜都不忍遺棄。恰恰被我們碰到了的是這一棵，是它更是我們的福。
沒做什麼特殊的養護，只是想起來去澆澆水，它開始復活了，從高不過人到十年後超過了四層樓，現在已經向六樓長了。它日夜不息地用它的長葉子摩挲天空，十幾年裡，誰來我家都要先經過它，都忍不住仰頭看看。我拍它越來越粗的樹幹，總想到盲人摸象的故事，它是隱形大象的一條腿，其餘三條腿在哪，誰也不知道。
由我們養育的假檳榔現在還豎立在下步廟，繼續發葉繼續生紅豆繼續茁壯。我們到北京到成都，包括到巴黎都有人問起，說你們還住在院裡有一棵樹的那個家嗎？
現在我們搬離了那個小區，只有樹還在，樹幹上有刻了阿拉伯數字為證，曾經記錄了它這一生落過的葉子數目。
沙頭角的驚心動魄
曾經，人們去沙頭角很隆重，因為路遠，又要再辦邊境通行證，還因為想買的東西太多。三個理由相加，去一次肯定要逛整整一天。
去沙頭角購物的人最多，另外，遠道來看深港間界石並拍照留念的有，冒險在外衣裡夾帶免稅相機的有，買本香港印刷品坐在街邊看完扔掉的有，二十塊港幣買八隻芒果吃完就走的有。我的一個熟人，一過驗證大廳，任家人去購物，他早早找間快餐店坐等，他要等到中午專門為吃一碟港式快餐，他堅持說那味道是深圳這邊做不出來的。不過塑膠盤子裡一份白飯加豉汁排骨，插兩根塑料筷子。
哪個人去沙頭角都沒有我一個畫家朋友緊張，他是準備逃到香港去。
畫家充分體現了“秀才”的無能。逃港其實沒那麼難，深圳和香港之間的臨界處還少嗎，河海山，一應俱全，但是，畫家仔細分析了，最好的逃港地是沙頭角。地點早已確定，他還遲遲不逃，要實地偵察。據我所知，他起碼偵察了三次。他的經驗是，要辦個三個月長證，學幾句簡單粵語，等一個陰雨綿綿的天，穿拖鞋披雨衣，慌張急促左右顧盼都忌，從容“貓低”跟住一輛運貨的平板車。
經驗都已經盡人皆知了，可畫家本人還在深圳，隔一段去一次沙頭角，第二天又見到，拍手歎氣說沒有好的機會。
最成功的一次他過了港英地界，當時那裡一棵小鳳凰樹，有香港警察守著。畫家興奮得心跳，跟沒了平板車又跟路人，經過一家電影院，看見巴士站，有警察驗證才能上車。畫家怕得要命，快步往回走。我們取笑他，沒有逃港的膽，就不要逃了，他說不行，這是我的信念！畫家後來去了美國又回了中國，折騰來折騰去，又轉回來了。沙頭角，我也超過十多年沒再去。它衰落了。
因為公事，我曾經在沙頭角中英街住了一星期，1997年前，沒硬性安排採訪，每天胡轉悠。觀察中方邊防軍，又觀察香港警察純黑制服銀警章，偶爾閃現在曲曲彎彎小街的香港一側。當年沙頭角的清晨，像晨練一樣，許多上年紀的港人從香港那邊，那棵不大的鳳凰樹下過來，到中英街上唯一一家屬中方的沙頭角酒店飲早茶，圖的這邊悠閒便宜又地方寬敞。當時我住在酒店樓上，每個早上，人還沒下到底層大餐廳就聽到滾滾人聲，滿眼的廣東式熙熙攘攘，毫沒顧忌的前呼後應，茶壺蓋子四處脆響，老年婦女暗紫色花褲衫起落。
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上午，從香港那邊過來喝早茶的老太太，稀疏的頭髮上紮著紅紅綠綠的毛線頭繩，雙耳朵下垂給金首飾墜穿了，軟軟地難看地拖著。她們高聲喧嘩，把大堂全坐滿，直到中午才散去。對比小街上推平板車撿拾雜物的老人，她們活著就是神仙了。
騎輛單車去蛇口
騎輛單車去蛇口其實沒什麼，有人騎車環遊世界呢。
但是，當你沒辦法，沒選擇，必須騎單車在泥裡顛簸三十公里，就是件痛苦事。
1985年，兩個朋友要去蛇口採訪，急等交稿，香蜜湖一帶正修路，坐中巴只能更慢，他們只有騎單車。晚上回來講，去的是日資工廠，見了人還要盤問有沒有預約，這麼遠騎來了，沒預約還不見嗎？他們兩個罵日本人。
我來深圳第二天就去蛇口，坐的中巴，有窗簾有音樂有空調還略帶香水味，車是日本進口的。當時有人告訴我，識別空調車，就看車頂有沒有額外突起一層。一路紅塵滾滾，好像為了節省，中巴並沒開空調。中巴顛簸到蛇口超過兩小時，現在不塞車半小時都不用，我去蛇口，到黃宗英的電影公司看長影的同事，電影《街上流行紅裙子》的責任編輯。在他家第一次看了香港電視，麥克爾·傑克遜和一群伴舞又扭又跳。來深圳前，在廣州的沈宏非把香港出的“百花週刊”寄到北方，每期不漏，我知道了這個剛紅起來的黑人歌手，而見到他的形象恰恰在蛇口。
1985年的蛇口沒有公共汽車，我和人說，沒有公共汽車的地方，只能是鄉村。後來，過了好幾年，蛇口依然沒有公共汽車，白天和夜裡，它都是座空曠幽靜的城，只有上下班時間，街上才見騎車走路的人，都穿統一制服的打工者。
當年騎單車去蛇口採訪的人，都還是常見面的好朋友，一個開本田，一個開路虎，按來深圳的年限算，兩個人開的都是太一般的車，比他們晚來十年開上奔馳的多了。看來賺錢不在先後，追尋理想自由卻是有先後的，現在，誰會為自由來深圳？都去麗江束河拉薩了。
住到屋頂上
如果哪一個人在2008年說，他將要搬到某某住宅的頂層，這顯然是通報好消息。
廣告教導我們：屋頂有複式，屋頂送天臺，屋頂視野好，屋頂有品味。廣告又附帶一句：地球人都知道。這大約是局限在二十一世紀的這些地球人。
十幾年前，一個朋友興匆匆來報，說單位終於給他安排住房了，在紅嶺紅荔兩路交界處一辦公樓頂天臺上臨時搭建的鐵皮屋。深圳這麼惡毒的夏天，天臺上幾平方的鐵皮屋也住得人？他當年悠悠然住得美好，常常步出小屋，整個天臺一人獨霸，中秋以後的深夜，漫天的涼風只吹他一個赤膊的人。
北方的屋頂，多數是鋪了瓦的斜面。雪天的瓦白了，被極透明極柔軟的夕陽照成金金的，金光裡每戶人家突起一根灰煙囪。遠遠地觀察每一縷煙，分得出風向的東西，分得出屋子主人家燒的是幹劈柴還是濕煤粉。我童年住在兩層小樓的底層，1967年的夏天，中學紅衛兵把整個二樓佔領了，那時候，二樓的天窗已經算那一帶的制高點。幾個毛孩子幹的暴力革命，就是向不遠處的中學偶爾放放冷槍。我讀書的小學校禮堂，早年曾經是教堂，尖頂可以和消防隊的瞭望樓比高。教堂最頂尖有一片鑄鐵的公雞，昂著頭。風大的時候，鐵雞瘋狂旋轉，很快轉得不見雞形兒。
除了紅衛兵和打掃煙囪的，再沒人上屋頂。第一次看到人在樓頂與樓頂之間跳躍，前個人逃亡後個人追逐，好像是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其實最會玩屋頂追蹤的是美國人，那年代，美國是壞蛋的代名詞，我們只知其壞，不關心其住什麼吃什麼玩什麼想什麼。反正美國是壞，二樓是制高點。
前幾年，經過龍華一棟爛尾樓，無窗無門卻每一層都住了無業遊民，晃晃地他們就像住到了半天上。蚊帳床單學步車煤爐，活生生一個底層生活的全開放剖面。十幾個孩子在完全坦露的六樓頂層追逐玩耍，沒任何護欄。他們才不會輕易墜樓，動物自我調整自我保護自我漸進是最起碼的天賦。他們中間也許有人將來住進倫敦最高尚的社區溫布爾頓之類，這和我們這些人能從上世紀中期安穩地活到了今天同理。
人居安了並不一定全要思危，他還想活得更新鮮刺激。所以空置著自己的頂層複式去四處爬高，玩溪流玩登頂，北方農民不理解，他們說，那是燒的！
感激電視
有天夜裡我經過華強北，看見許多人在街頭仰著頭，一水水地擠坐在一起，異常專注而又整齊。不是散佈在酒樓門外等座位的食客，是圍住一家小店看電視的。這種場面好多年沒見了，我說。當時，我不由地停下來，霓虹燈那麼晃眼，汽車那麼密集地吵，他們全沒感覺，什麼電視節目有那麼吸引。看那些忘我的人，只有簡單的東西才讓人感動，我說。同行者認為我少見多怪，說哪天不是如此？
在我們責難電視通俗平庸大眾化，完全把觀眾當傻子胡弄的時候，電視卻仍舊撫慰著另外一些人們，電視是他們的大救星。
1985年4月，第一次在深圳看電視節目，真是“五花八門”“眼花繚亂”，實在沒有比這些俗詞更能恰當地表示當時的感覺。電視機多擺放在商場裡，屬高消費，街頭還不多見。那一年的秋天，在免稅商店買了我們到南方來的第一台電視機。當一個人擁有2000塊總資產的時候，甘願拿出1000塊去買台電視來享受，這種比例的投入，在傳媒發達的今天難道可以想像？
紅色塵土撲落後的大街空蕩蕩，晚上很少行人，經常見到集中在簡易席棚前面挺身束手的人們，幾十個擠坐著看一台電視。潮濕空氣中嗡嗡地底層蕩漾著粵語頂層浮蕩著粵劇，每個人的正頭頂還追隨一大束快樂的蚊蟲。
當時把特區叫窗口，電視是這窗口上獨立開闢的小天窗，向渴望者全無保留地展開著新鮮未知的世界。正是那台用一塊人民幣兌換四塊港幣的比值買來的日產電視機，給我們首映了《1984》，《白夜》，《迷牆》，《毛髮》，《追夢者》，《約翰·列儂傳》，多了多了。最不可思議的是十多年來，每個平安夜我們習慣了在明珠台的八點三十檔看《雪人回來了》動畫片，十多年沒看厭過。有人專門錄下那節目想送我，可是，錄像帶不能替代，每年中確定在那一夜，有飄飄的樂聲隨雪人男孩在屋子角落裡悠悠旋轉。
我正是通過電視這老師，學會了聽廣東話，以至今天，當我兒子在北京擁擠的學生宿舍裡想跟我說點秘密，立刻會把普通話轉換成粵語，我們忽然掌握了這種保密語。往過去想想，禁不住對電視機黑糊糊的塑料盒子心存感激，而當年的那個傢伙早就消失了，我們說，換個大的，它被無情淘汰了。我們沒注意，在這樣無知覺的日子中，我們的心也更換過了多少次。舊話說知恩圖報，我們拿什麼報答電視呢。
這麼快，人們就把喜愛變成了憎惡和討伐。好萊塢的影片《楚門的世界》裡的那個天真的楚門，當他發現他的一生就是供全世界唏噓窺視的真人秀，他不能再忍受上當，終於找到“大海”的邊緣，揭開紙做的海天的一角。我們沒什麼可揭示，左面是海，右面是天，再明白不過了，什麼都知道了反而不好玩了。
我們住過的地方
前些天，又有兩個朋友問我：你還住在那個什麼什麼廟嗎？
我說：我搬出廟了。
那個名氣不小的又住著人的“廟”，聽來好像翻開一本發軟發黃的聊齋。深圳人都知道深港界河邊的上步區下步廟，後來可能有人感覺叫個“廟”不好，改叫南華村，但是人們還是留戀老說法。
我搬離了下步廟，在朋友們的記憶裡，它似乎凝固，成了我必然早出晚入的地方。
我曾經說過，我住的地方叫作：上不去下不妙。1985年末搬進嶄新的下步廟，路燈還沒亮過來，幾幢新樓初起，迎門就是大片野生的含羞草，開滿淡紫的小花朵。對面是繁華的赤尾村，林白在她的一篇小說裡直接移用了這個村名。僅從字面上看，赤尾即紅尾巴，能聯想到鸚鵡金魚大鳥等等美麗的活物，事實上它在當時是活靈活現的窄巷黑牆小窗污水老樹，碉樓下夾雜著茅草過人的荒蕪院落，颱風一過，銀亮亮滿街過膝的水。和我們一街之隔的紅尾巴村，類似的景象十幾年裡被城市快速吞沒滅跡，誰想探詢過去，要跑幾十公里去大鵬鎮參觀。
住在冷清的下步廟，外出吃飯要去有霓虹燈的赤尾村或巴登村，後面這種地方才深藏這城市的底細。早些年我看好萊塢影片《午夜牛郎》，後來又有陳果的《香港製造》，總是立刻想到深圳層面深厚的老屋村們。我曾經的本職工作是電影劇本，對故事有特殊的感覺，每天我們被密匝匝的故事細節擠著，擠得久了麻木無知覺，哪個人的活著不比電視連續劇精彩又多懸念？
一個出國多年再回來的朋友說，你們住的社區簡直不敢認了，南方的樹長得驚人的快啊！ 作者：王小妮，1955年生於吉林長春，詩人。1982年畢業於吉林大學，畢業後曾任電影文學編輯等職。1985年定居深圳。作品除詩歌外，涉及小說、散文、隨筆等。曾受德國幽堡基金會邀請赴德講學，獲美國安高詩歌獎、中國2002年度詩歌獎等。著有詩集《我的詩選》《我的紙裡包著我的火》《半個我正在疼痛》，散文集《安放》《一直向北》等。現為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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