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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为世界上极为重要的电影大国之一，其电影受文化和历史的影响，有着一种特殊的厚重情怀。有人说“德国电影像一面镜子，它照出了这个国家的悲与喜，也映射出了这个民族的爱与恨。”
柏林苍穹下
《柏林苍穹下》（Der Himmel uber Berlin，1987）
柏林墙被拆除18周年的第二天（2007年11月10日），柏林迎来了2007年年底的第一场雪。当时我正在柏林电影节办公室对面的楼里，出门看到街道上湿漉漉的，有些车顶和车窗上残留着积雪，但地面没有一点痕迹。心想，这车难道是从俄罗斯开来的？
波茨坦广场在文德斯的《柏林苍穹下》（Der Himmeluber Berlin，1987）里占有显著地位。影片中，这里仍是无人地带，只有天使能自由游荡。如今，这里高楼林立，其中的索尼中心有一家电影博物馆，我便是冲着这里而来的。
这是一家设计极有创意的博物馆，不仅归纳了德国电影百年的风风雨雨，光是欣赏陈列的方式，就值得花上两小时。纳粹时期，希特勒清除了犹太艺术家，剩下的电影人唇亡齿寒，只能拍纯娱乐片。当然，宣传部长戈贝尔博士强调，宣传第三帝国必须润物细无声，才能潜移默化，足见他是一个注重效果的实用派。这个展厅既像一个档案室，又似一间停尸房，参观者必须打开一个个抽屉，才能看到实物和影像播映。
我自以为看过不少德国影片，到了这儿才知道那只是皮毛。该展览有一个“十大电影明星”展厅，包括前东德的明星。我数了数，除了罗密·施耐德（Romy Schneider）和汉娜·许古拉（Hanna Schygulla），其他都是新面孔。当然，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没有归于此列，她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际巨星”，享受单间展厅的待遇。
黛德丽的电影生涯始于魏玛时期（1918—1933），那是德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娱乐繁荣期，当时的文化人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估计被普通百姓骂成世风日下。我并没有看过太多黛德丽在当时拍的影片，但老早就见过她男装打扮的艳照，既潇洒又美丽，那叫一个“帅”。黛德丽独创的中性美，征服了全球的男性和女性，巩俐曾在《中国盒子》里都一个劲地比划着，模仿着。
我还特喜爱魏玛时期的德国歌曲，虽然能听懂的歌词有限，但那种慵懒颓废的风格，渗透到了骨子里。黛德丽的嗓音条件不好，但近年有一个名叫乌蒂兰波（Ute Lemper）的德国歌手，专门翻唱当年老歌，把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精神唱到出神入化。1972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歌厅》（Cabaret)讲的便是那时的故事，三位主角都偏中性，歌厅主持人超级娘娘腔，男主角是“柜中同志”，女主角一袭短发。在我的印象中，柏林时尚女郎都爱剪短发，很先锋与前卫，这大概是电影和歌曲的跨时空功能在起作用。
影片中，这些生活糜烂的艺术青年逐渐感到末日将至。有一个场景是一群穿着正派、神情严肃的青年站在一起唱爱国歌曲，曲子叫作《明天属于我》，歌词挺抒情的：“阳光洒在草地，将夏日暖透；雄鹿森林奔跑，自由快乐；大家聚在一起，迎接风暴；明天属于我。”不久，这群一身正气、丝毫不颓废的青年加入了希特勒的队伍，成了他的炮灰。80年后，留下来的依然是黛德丽勾魂的眼神。
大都会
电影博物馆给予面积最大的单部影片，是弗里茨·朗的《大都会》（Metropolis，1927）。碰巧，这也是我最喜爱的德国影片之一，曾被我归入心目中的十大科幻片甚至十大影片之列。影片中有宏大的2026年城市场面，高耸云霄的摩天大楼，洋溢着哥特式与新艺术运动及表现主义的风格，这些当然都是模型做的，但按照今天的拍摄成本来计算，耗资达2亿美元。
《大都会》（Metropolis，1927）
这一定是当年电影人想象的未来柏林，导演灵感来源于纽约曼哈顿，然而按目前的趋势，全球只有中国某些城市会接近影片中的未来。80年过去了，柏林几乎没有高楼。我曾爬到议会大厦的透明圆顶，放眼眺望，只有教堂的尖顶插入天空，除此之外，只有亚历山大广场的电视塔。法斯宾德曾经拍过一部13集的电视剧——《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Alexanderplatz，1980），讲的是“一战”后的故事，当时这个广场是柏林的繁华地带，“二战”时被夷为平地。《纽约时报》影评人对法斯宾德搭建的广场景嗤之以鼻，认为根本无法体现魏玛时代的喧嚣和繁荣。
我住在离亚历山大广场只有两站路的一家小旅馆，每天路过这个前东柏林的市中心。这里的建筑颇具社会主义特色，空间
很开阔，楼虽高，但墙壁略显单薄，跟国内的某些商品房相似。柏林最漂亮的建筑基本上都是100年前建的，很气派，又有格调，多数位于东柏林，因为比资本主
义的西柏林贫穷，所以没有及时推倒建新楼，歪打正着保护了下来。虽然东德西德统一时这些建筑已破旧不堪，但经修缮，如今焕然一新。当地人告诉我，柏林一直
在建设中，“二战”毁了不知多少房子，所幸仍有不少免于战火。为什么“二战”后的楼宇不如“一战”前的好看？我想这不仅是审美的蜕化，还有客观因素。以前住宫殿式样建筑的是贵族，如今中产阶级如此庞大，只能建千万间鸟笼似的广厦。
冲着瑞芬斯塔尔的《奥林匹亚》(Olympia，1938)，我专程去了一趟奥运体育场。门口的两根巨柱以及柱子中间高挂的五环，是依稀可辨之物。建筑并没有想象中宏大，但也没有某些人说的那样充斥着纳粹味道。说实话，纳粹时期的建筑跟其他专制体制的相比，算是挺有品位的。当然，专制体制通常走极端，建造的建筑要么极有气势，要么毫无特色。
《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2004)显然不是在原址拍摄的。第三帝国的政府所在地早被盟军炸平，如今这一带全是后建的。大概是为了防止纳粹复兴，这里没有一丝当年的痕迹，只有希特勒最后藏身的防空洞，所在位置的地面上有一块小小的说明牌矗立在街角，隔壁是一家中餐馆。我在此吃了离开柏林前的最后一顿午饭，心想，如果人死后灵魂在原地晃荡的话，希特勒就已经闻了几十年的中餐香味了，如果能复活，估计能当大厨了。别笑话，当年他若顺利成为一名画家，有多少人可以避免遭殃？在这个世界上，不该从政的人去从政，带来的不幸能扩散到百万亿万人身上。
《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2004）
德国人
去柏林之前，我对德国人的了解仅限于书本知识。这个希特勒炫耀的优等民族究竟如何优等？我脑海里浮现出《奥林匹亚》中的一个个健美身影。
事实令我失望。柏林街头的人们形形色色，除了大胖子比美国少些，其他无甚明显差别：美的、丑的、高的、矮的，还有不少操西班牙语的外国人。那些模特儿似的姑娘和小伙呢？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寻找，但踪迹难觅。想来也是，希特勒老强调人种的优劣，可他自己就长得活像电影中的坏蛋，难道他手下没有化妆师帮他美化一下？
如果光从形象来评定人种优劣，估计洛杉矶海滩上的年轻人能名列前茅，还有那些健身房里的肌肉男。他们也许是无数次混血的成果，但形体的完美使他们足以跃入瑞芬斯塔尔的镜头。可是在美国，他们常常被视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一旦攻克好莱坞失败，只能去拍毛片了，也只有毛片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所长。
德国人给我的最深印象是，能讲很不错的英语，但不到迫不得已不愿讲。我参加的国际短片电影节，最热闹的厕所门上居然既没英文也没标识，弄得不少人串错门。虽然开幕式和闭幕式安排了英语翻译，但翻译很快被冷落成龙套，我只得讪讪撤退。公交系统和道路标识也没有英文，
逼得我一周内学会了两三百个德语词。德国人干嘛不爱说英语呢？其实德语跟英语同宗，念起来也是同一个调调，也许德语就像英语的繁体字，有老大的优越感，看
着小弟弟雄霸天下，心里不是滋味。按我一个同事的说法，当初美国移民来自欧洲众多国家，其中德国和荷兰特别多，德语和荷兰语都差点成了美国标准语言。如果
当时德国移民人数再多一点，势力再大一点，说不定现在全球流行的就是德语了。其实，在我曾居住的美国休斯敦，到处都是德语地名，显然最初都是德国移民的社区。
从上世纪20年代起，德国电影人才辈出，从刘别谦（Ernst Lubitsch）、茂瑙（F.W. Murnau），到怀德（Billy
Wilder），均以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叱咤全球。为什么严谨到拘谨的德国人，拍起电影来大刀阔斧、挥洒自如？想必是补偿心理。设计宝马、奔驰无法天马行空，设计电影布景总可以换换头脑吧？博物馆的解说词说，最初“发明”表现主义，是因为拍《卡里加里博士》（DasCabinet des Dr.Caligari.，1920）的钱不够，才把布景做成怪诞的样子。可见，约束有时能刺激创新。
电影博物馆展出的电影史只到《罗拉快跑》（Lola rennt，1998）为止，而我心目中“最德国”的电影则是《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2006），冷峻、不动声色，内心却激情燃烧。不过话说回来，所谓的国民性都是相对的。哪个地方不是既有狂放，又有内敛？甚至具体到单个人，都会有两面性。有些人能今天当工程师，明天当音乐家，而且两样都挺出色的。但音乐家的故事比较适合做成影像，更吸引人。目前我还没见过反映西门子、拜耳、汉莎创业故事的电影。
《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2006）
临走时，我去柏林大教堂驻足停留了一阵。门前的大柱子上，弹孔累累。教堂里，一群儿童正在唱圣诗，天使般的声音绕梁盘旋。在同一个空间，过去和现在如阴阳相隔，暴力和纯真只在一念之差。人类创造了那么多，也毁灭了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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