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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的阿里河电影院 文 | 顾桃 （纪录片导演） 已过不惑之龄的我竟算是入了电影行，还被归于独立电影的圈儿，小时候可从来没想过。儿时对电影的记忆和现在对电影的态度已不同样。有关研究说过，记忆是不可靠的，我试图把模糊的、已陌生的清晰感可靠地记录下来，否则未来，记忆就真的不可靠了。 我老家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鄂伦春旗阿里河。 七十年代的阿里河只有一个电影院，就在镇上的十字路口，那是最热闹的地方，（另一个地方是供销社）。记得当时买电影票，都是只能买第二天或第三天的，因为当天的票，根本买不上。几十人挤在一个只能伸进一只手的窗口前，窗户是用板子密封的，以防有熟人通气；在窗口附近拥来挤去的人都呲牙咧嘴痛苦又欢愉地转换着表情：痛苦是被挤得变了形，欢愉是一只拿着一毛钱终于塞进票口的手，终于拽出一张票来。 有一次我和大姐顾琳为了看电影，背着父母从家里拿了一个“土篮”出来，走胡同串小巷地去捡废品，以酒瓶子和罐头瓶子为主，还有铁丝，铁块，一边走一边还得躲着狗，忙乎了一下午，姐弟俩拎着大半筐废品去卖了两毛5分钱，然后拎着“土篮”满头大汗赶到电影院。因为电影已开演一半了，所以没有拥挤的买票场面。记得当时演的是动画片《渔童》。 阿里河的电影院在当年的建筑里还是很具规模的，也受苏联建筑的影响，有很宽大厚重的大门，但这庄严的大门在记忆里从没在开始进场时打开过，因为看电影的人太多，怕大门打开控制不了局面，便在影院侧面开一个小铁门，小到只能通过一个人，胖一点的只能侧身经过二十多米的露天通道（但那时胖子真不多）；两侧是木板夹起来的 ，上面还有带刺的铁丝网，防止有逃票的跳进来。一下雨地下泥翻浆，上面雨倾盆，人就是落汤鸡似的挤进电影院——进入精神的殿堂就会忘掉了落荒，精神带给那个时代的人们多少力量，由此可以想见。 那时放映的电影以抗日片居多，结果都是八路军拿着冲锋枪，吹起冲锋号，举起红旗冲下山，那一刻，观众都会激动地鼓起掌来，那场面真是挺热烈的。但从电影院出来时，一片漆黑中只听喊声一片：“三儿，三儿……”接着黑暗里也有一片应答：“哎，哎……” ，更有哭号着喊爹叫娘的，这哭喊里也有我大姐的哭声，她的一个好看的毛线转帽被抢走了。再后来，有了路灯，这样的情况才少见了。 八十年代，阿里河电影院硬件还是没变，可电影院的功能已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电影院的票口也不再拥挤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已蔓延至北方，聪明人已没工夫看电影，看电影的人已能以各种方式找到“关系”。 我父亲的一个学生就在电影院画电影海报，是在巨大的表层糊大白纸的木板上画的水粉画，印象很深的有《庐山恋》，《小街》。我当时特崇拜父亲的那个学生，而他似乎特喜欢我姐，所以我和我姐就可以在楼上他的画室猫着，等电影开场时再趁黑坐到座位上。而他除了画海报，同时又是电影院的清场员，作为孩子的我当时最感满足的，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一道手电筒刺眼的白光在我和我姐的脸上停留两秒，然后落在旁边没票的小孩脸上，那小孩沮丧地被清出了场——他一定是从厕所跳进来的。 八十年代的电影院也是小流氓和混混的领地。 我初中最要好的同学是蒙古族，因为眼睛是黄色又泛蓝，大家都叫他“猫眼”。“猫眼”是蹲级到我们班的，打架厉害，为人仗义。我们成为弟兄后，他的作文就由我来写了，而我得到的好处是，他从家里小卖店里偷出罐头和酒拿到课堂上，我们边听课边分享。 《上海滩》上映后，“猫眼”成立了“斧头帮”，同时铁道南的“菜刀帮”也归顺了他。我在很多斧子上刻了一只猫的图案。后来他出事了，公审大会就在电影院门口举行。他被剃了秃头，胸前挂着牌子，幸好是家里找了人，名字上才没被划上叉（划了叉就要被枪毙的）。 我家邻居是鄂伦春族，外号叫“老卷”，也很厉害，爱喝酒，经常出现在电影院抢军帽，没人敢惹他，后来有个电影院的清场员把他给揍了，让他失去了江湖地位，再后来听说他死了，死前喝了好多酒，喝出了桔子汁的味道。 八八年的夏天，很闷热的午后，我几乎在瞌睡中学着习，听到电影院的广播预告：观众同志们，观众同志们，今天下午三点四十分，旗电影院放映台湾超级哭片，台湾超级哭片——《妈妈，再爱我一次》，我却被我妈锁在家里，终没看成。 也是这一年，我18岁，离开阿里河去哈尔滨学美术。 据说九十年代中期的阿里河电影院已不再放映电影，电影院用来出租：有个“气功大师”张志祥在这儿发过功，而观众大多是老头和老太太；再后来，南方的商品开始在这做展销，年轻人开始花枝招展起来。 2000年左右，阿里河电影院拆除，也拆掉了一代人的记忆…… 顾桃，纪录片导演。有着蒙古、满、鄂温克血统的顾桃是条真真正正的草原汉子。在离开家乡很多年以后，顾桃依然要回到那个地方去寻找值得投入一生去做的事情，那就是用影像的方式将那些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化定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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