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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仁和精诚”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体现 中医的基本理论、道德信念、行为规范、临床诊疗、养生实践无不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我把中医的核心价值观念概括为“仁和精诚”四个字。 “仁”是中医人的最基本要求，体现了中医从业者仁者爱人、生命至上的伦理思想。医生的责任在于传承阴阳之道，完善天地本性，在于治病救人。中医作为“生生之具”是帮助人类生命健康长寿的，是呵护人类生生不息的工具和技术。中医的最高道德理想是能够参赞化育、效法天道、救治生命以实现“生生”仁德。 “和”是中医追求的最高境界，体现了中医人崇尚和谐的价值追求。中医认为一个健康的人必须做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形与神三个层面的和谐。中医认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之所以会生病，就是因为失“和”——违逆了天地阴阳四时的规律，进而引发自身阴阳失和，于是治疗疾病就需调和致中。进而言之，中医提倡医患信和、同道谦和，强调医疗行为中各种关系的中和、和谐之美，“和”表达了中医药观念和方法、手段和目标的统一。 “精”是中医职业精神的最高概括，体现了中医人的职业要求。生命至重，有贵千金。所以对医术的要求至高，必须做到至精。孙思邈《大医精诚》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所以要求从医者首先要有精湛的医术，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礼记》上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意思是没有研究透彻《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脉诀》或《伤寒论》这三世之书，不能算称职的医生，不敢服用他开的药。后世医学教育、医疗实践中，对医生的职业素养要“精”的要求一以贯之，成为中医的核心价值追求之一。 “诚”是中医行为的最高准则，体现了中医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孙思邈《大医精诚》要求医者必须诚心救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要有“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亦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的大医之体是“诚”的形象写照。 中医的发展方向关乎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命运 中医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华文化各家精髓，汉代医学汲取先秦儒道及其他各家的精髓，隋唐以后汲取儒释道的精髓。中医还不断汲取历代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中医不仅是“科学史上的奇迹”，也是文化史的奇迹。 然而，近百年来中医却屡遭坎坷。伴随着传统文化近现代以来所遭遇的猛烈冲击，中医不但失去了在中国的主导地位，甚而几次面临着被取缔的命运。科学主义的盛行，使“科学”与否成为“资格”标准。凡是不符合“科学”的东西，都要遭到批判、唾弃。中医药学自然躲不过这样的“资格”拷问。在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之下，带“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 从根本上说，中医的危机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危机。在长期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科学主义思想观念指导下，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信心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优秀的中华文化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摧残，中医学也是如此。可以说中医的发展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那么中医应该如何发展？由于视角不同，立场有别，中医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形成了很多流派。总的分为两大派：一派可称之为“现代派”，包括剥离派、改造派、重构派、科学现代化派、西体中用派等。该派认为，应该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将中医学的传统体系改造成科学体系。中医学是一个含有巫术、哲学、科学等多种成分的复杂体系，应将那些非科学成分一层层剥离和解构、丢弃，只保留科学的成分。另外一派可称为“传统派”，包括补天派、重认派、中体西用派等。该派主张立足于中医自身的传统思维方式来研究和发展中医，在不破坏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对中医学不足的地方给予修补。认为可以借助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但不能以现代科学为标准来衡量中医、改造中医，强调重新认识医学的目的，重新构建医学的价值系统。医学的目的并不是纯粹的治病，而是治人，要以人为本。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上世纪末提出一个“中医现代化悖论”——“中医能够实现不改变自己非现代科学特色的现代科学化吗？”在我看来，中医的发展只能按照中医本身的规律发展，而不能按西方科学、西方医学的模式发展。中医要发展，首先要搞清中医的历史文化，要重新找回中医自己表达的“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进而培育适合发展的优良土壤，或提供中医发展所需的营养成分。要想发展中医，必须要保持中医特色。所谓中医特色指的是相对于现代医学而言的本质特点，有人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看成是中医的特色，有人将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看成为中医的特色，还有人将藏象学说视为中医特色。我个人认为中医特色就是中医学特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前面已说过的“象数思维”，即中医是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来构建人体生命系统的。当然，中医发展绝不能离开现代科学、现代医学，要借助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 中医学是一个包含科学、人文等各种成分的极其复杂的混合体，中医的各种成分可以分为“形”、“气”、“神”三个层面，其中“气”和“神”是中医特色和传统文化精华之所在。如果舍去“气”和“神”而保留“形”，那样的中医连最初级的西医形态学、解剖学都不如。中医和西医都是研究人体生命的，人不是一堆分子生物结构，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医学应尽快回归人生——整体生命的本体，要关注“气”和“神”层面。 其实老子已经告诉我们怎样对待外来文化，简言之四个字：“知白守黑”。在守住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一定要了解西方文化，要有包容的胸怀，并为我所用。振兴中医完全可以走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道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应该并行不悖，如鸟之两翼，共同为当代中华文化、当代中医的发展提供动力。 我个人认为，中医的发展应当采用“扬长弃短”的态度，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当发扬自己的优势“方面”，对自己的劣势“方面”则直接用现代医学来弥补。中医学在代谢性、免疫性、功能性疾病以及多组织、多系统、多靶点性疾病或特定病程的治疗方面，在调整亚健康状态、养生摄生、防老抗衰等方面有着优势，应当“有所为”，而对一些明显处于劣势的疾病则可以“有所不为”，中医的优势发展应当始终以中医为“平台”，而不是以西医为“平台”和发展目标。 弘扬中医文化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理性选择 长期以来，对中医哲学、中医文化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中国文化学界，一般只关注对儒、道、佛的研究，而忽略中医文化的研究；在中医学界，一般只关注中医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同样忽略中医文化的研究。 中医文化复兴不仅是振兴中医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途径，其意义重大。北师大几年前完成“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对全国大学生调查显示，在前10位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中，汉语（汉字）、孔子位居第一、第二位，中医居第六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中医药逐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认可，越来越多的各国民众选择中医药作为医疗保健手段。中医药的医疗保健方法与手段，已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优秀的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同根同源，本为一体，正如树木生长一样，一棵树即使再茂盛，当它根基下的土壤营养不足时，也会慢慢衰败凋敝。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逐渐陌生，对原有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更缺乏必要的掌握。在大多数人看来，以文言文写就的文化典籍、中医药书籍无异于“天书”，由文言文记录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中医思想，成为了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传承、发展和振兴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从中医文化的普及入手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案。 （张其成，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文化重点学科带头人，北京中医药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国际易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文化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委会副会长，张其成国学基金发起人。著有《易学与中医》《易道主干》《全解周易》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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