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这家厂子是浙江省内唯一的电影制片厂，出产的第一部影片叫《人小志大》。有200多号员工，部门非常齐全。有导演、编剧、摄影、美工……只有演员用外聘的。这个传统延续多年，著名女演员王若荔（王馥荔的姐姐）也曾是这里受聘的演员，她曾为厂里的影片配过音。 正文： ———————————————————————— 撰文=沈彦池 摄影=应协 （感谢张建成导演、余碧如导演对本文的支持） 杭州城西，九莲新村附近，影业路和黄姑山路隔着一条文三路对望。与高楼林立似乎高大上很多的黄姑山路迥异，对面的影业路缭绕着浓厚的烟火气。 白天，贩卖日常生活所需的小铺头鳞次栉比，用叫卖声堵住了一条街。路旁的岔弄口均拦着半关的铁门，门上挂着琳琅的纸板，纸板上写着各种招工、租售信息。巷子里头，是沿路排开摊位的迷你露天菜场。这是号称拥堵堪比高峰时期主干道的影业路。若不是住在这条路上，识相的外来车辆很少轻易驶入。 图说：手绘地图 晚上，影业路的街巷好似转瞬被清空，除了在自家门口站着抽闷烟或端着碗饭往口里扒拉的人，极少人烟。路灯暗淡，偶有街头混混的粗口和嬉闹声从巷子那头传来，零星一两只野狗野猫从脚边窜过去。 这些都稀松平常，引起我注意的是它靠近教工路那头，影业路2号的影视基地，这里曾是浙江电影制片厂的旧址。 历经56年，黄色外墙的厂房如今依然留在厂区这片大院里 1958年的一天，跑马场路有一幢建筑建至两米多高的时候被叫停，那本是浙江电影制片厂厂房落座的地址。那年，制片厂刚建成，却因为影响到体育场路的动工而不得不迁址。厂房的新落脚点在文直路附近，批下了59亩地。这块地本属于红星电器厂（也有说是名为红星的厂子，具体做什么不详），临时被征用了，从此改写了这附近一条小路的历史。 文直路就是现在的教工路，制片厂所在的小路就是现在的影业路。彼时，这里远没有这么多居民和店铺，59亩的地块中央，盖起了制片厂的新厂房，周围都属于厂区。当时，国内的所有电影制片厂都是按照一个模式、一种图纸建的厂房，墙很厚，窗户均为两层玻璃，隔音、保暖，建筑规格甚高。那时国内的电影业仰赖于苏联，胶片由苏联供给，厂房建造、电影制作模式都是学苏联，不管你是福建的电影制片厂，还是别处哪里的，全国统一，王柏良说。王柏良，今年60多岁了，是前任浙江电影制片厂的总经理，退休没几年，从建厂到退休前，一直留在厂里。 图说：电影制片厂旧址上，当年的厂房还在。 虽说历经56年，黄色外墙的厂房如今依然留在厂区这片大院里，风雨不倒。王柏良说，这是一幢横向体量庞大的建筑，从东到西，里面分为洗印车间（楼上机房、楼下显影药水房）、放映车间（剪辑片子）、录音棚等等。按照工作内容不同，楼里的空间有大致的划分，划分后，每间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建厂后，厂里出产的第一部影片叫《人小志大》。那时，这家厂子是浙江省内唯一的电影制片厂，有200多号员工，部门非常齐全。有导演、编剧、摄影、美工……只有演员用外聘的。这个传统延续多年，著名女演员王若荔（王馥荔的姐姐）也曾是这里受聘的演员，她曾为厂里的影片配过音。 可1962年，制片厂却突然停工了。 80年代是浙江电影制片厂的黄金时代，可惜好景不长 对于厂子停工的原因，官方和民间有各种揣测。有的说是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不再供应胶片。有的说是逢上了不好的年景，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吃都吃不饱了，哪有什么闲钱闲工夫让你拍电影？停工后的制片厂中有一部分厂房被厂子的一个部门——幻灯制片部继续使用。后来，幻灯制片部独立了出去成为幻灯制片公司，厂房也被分解出去了一部分。 直到1969年，制片厂才恢复生产。当时，这家电影制片厂缩小为一个名叫“浙江省新闻电影摄制组”的30多人的小组。拿着拍电影用的胶片摄影机，做的却是新闻记者的工作。拍的内容是一些“党代表大会”、“西哈努克到访浙江”、“民兵操练”等一系列新闻纪实题材。60年代末，浙江还没有电视这种媒体（70年代初才有电视机），王柏良和他那30多名同事就成了省内最早一批新闻记者，扛着胶片摄影机拍新闻。 等到时任浙江省省长签字同意恢复电影制片厂正常工作内容时，已是1979年。恢复后拍的第一部片子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拍摄的《胭脂》。这是省级制片厂第一部与香港合作的宽银幕电影，在国内外均有发行，影响巨大。 也许是这部片子给了厂子的人以信心。80年代，制片厂以2年3部片的速率拍摄故事片题材的影片。90年代，制片厂也已平均每年1部影片的速度出片。从1980-2006年，仅是故事片（科教片等其他除外）就有30多部之多。 在这期间，出品的《信访办主任》获得当年政府颁发的优秀电影大奖，该片的编剧郑沂同样斩获了个人奖中的最佳编剧奖。《假女真情》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除了故事片之外，作为省内唯一的电影制片厂，它还承担着社会教育和宣传的责任，拍了《杭州名茶》、《毛竹的培育》等科教片，80年代厂子还组织剧组去夏威夷拍海洋风光片。 王柏良说，80年代是浙江电影制片厂的黄金时代。制片厂的前任厂长韩韬亦认为如是。只可惜好景不长。 浙江电影人戴着镣铐也要跳舞 1985年，因为全国各地的电影制片厂都处于高产阶段，一时拍片者众。国家决定宏观上控制整体的影片出产量，于是规定仅北京、上海、长春等五家国家大型电影制片厂拥有一定的拍片权和准许拍摄的量的指标。包括浙江电影制片厂在内的省级制片厂则没有拍片权。 要想拍片，只能挂靠大厂，向大厂买他们拍剩下的指标。片子的指标买卖从20万-30万元不等，这在上世纪80年代也是笔不小的数目，韩韬说。先买指标，再将片子大纲送审，通过了才可以拍，当年拍个电影要受的限制不比现在少。可浙江电影人戴着镣铐也要跳舞。 这项控拍制度直到1995年才逐步取消，浙江电影制片厂又有了自己的出品权。只是到后来，电影改革，将原属于文化系统的电影制片厂划归到广电系统，几经改革，就成了现在的模样。 如今的老电影制片厂独立头衔早已不存在，经改制后和广电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组合成为现在的天元影视艺术中心。历经周折，原先的59亩厂区缩减为现在的20多亩，厂房加上录影棚和1987年建造的行政楼区域供5000多平米的建筑也只剩下2900平米了。 图说：白天的影业路市井生活味道十足。 图说：当年的浙江电影制片厂如今成了天元影视艺术中心，失去了独立的头衔。 这一影视艺术中心，也就是周边人口中的影视基地如今处于半荒废状态，偌大的基地里面，除了停着几辆车之外，只有一两个看门人。黄色的大厂房几尽限制，从窗户里能看到里面有办公室和废弃的墙面贴着半截瓷砖的老式洗手间。办公室里有蒙着厚厚一层灰的道具箱。听说，大空间的各部门工作间也都被后来的管理者隔成了小间，当年旧式苏联电影制片厂车间的气魄不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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