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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小孩了的时候，父亲已经是级别较高的干部，他小太爱跟我们说笑。印象中，我们住在一条现在早已不在的老街，某天，也许我做了什么错事，正好父亲下班，他从街那头走来，我的脸“啪”地挨了父亲一巴掌。这一巴掌，成了少年时期父亲留给我最深的印象。 父亲是疼爱我的。他42岁才有我，家里只有我一个小男孩，他不可能对我只怀有一般的感情。这种感情，到我长大，至他离休之后，终于显露出来。
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一年暑假，我一个人到大别山里去。那是一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山里的形势给人的印象还是复杂的。到了山脚下的县城霍山，在母亲的朋友家里住了一晚，我一个人进山。当然，我没有忘记给家里写信，把信投到公社邮电所的信箱里。直到二十多天后，我才下山，回到家里，又过了半个多月，那封信才姗姗来迟。 母亲说，我在山里时，父亲急坏了，他看的文件多，对复杂的社会有更多的了解。 也许是长年的习惯使然，父亲不会过问我的事。他先是催母亲多次打长途电话到霍山询问，后来，跟母亲商量，请霍山县广播站广播找人，直到霍山县来电话说我已经下山，方才作罢。 以后，父亲的变化越来越大，我也离家越来越远，一年里难得回家一两趟。每次回家，老父母都激动不已，不知怎么疼爱才好。 他们会早早地起床，兴师动众地去菜市，买我喜欢吃的羊肉，并且买回来一大堆鱼、猪肉、鸡。这些东西他们大多不能吃，即使吃，也吃得少。 吃饭时，父亲还会问我喝不喝酒，我知道，他希望我喝一点。 我们喝一两患酒，临走的时候，他再给我几瓶带上。我尽量不当着他的面吸烟，但是，他主动给我香烟，成包成包地给，他的烟自然都是好烟，我一点都不想拒绝。 他还想把各种能给我的东西都给我，他送各种食品给我，让我带回家。他还问我要不要袜子，那种草绿色的纯线袜。起初，我有点不好意思要这么多东西，拒绝了，第二次回家，临走时，父亲又问我要不要，他还拿给我看，是那种已经不时髦，但质量很好的类似军袜的袜子，我又拒绝了。 回到自己的家，我把这件事讲给妻子听，立刻被她狠训一顿。她说袜子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想表达他的感情，我的拒绝，肯定会让老人家难过。 我恍然大悟。下一趟同去，一到家里，我就张口向父亲要袜子。 父亲从衣柜里拿出一摞袜子，当天晚上，我就穿上它，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以便让父亲能不时看到。直到现在，我还一直穿着它。穿习惯了，就穿出一种感情。 每次离开时，父母都会提前化费很多时问，给我捆扎好一个装满吃食的纸箱。后来，父亲开始给钱，逢年过节，父母开始给起压岁钱来。起初是孙辈一人五块、十块，渐渐地，随着收入的提高和货币的贬值，增至50块、100块。当他们得到一笔额外收入，例如增补工资时，他们就会给孩了们发学习费。当然，还是过年时最正规，孩子们一个一个走到二老跟前，像在教室里上课发言一样，略带拘谨地说一两句祝福的话，比如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等等。 在我听来，一点部不像是某种客套话，一方面是我们的心声，当然，是通过孩了们的小嘴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我相信，这也是孩子们的心声。 在这种节日氛围里，“年”总是过得圆满而欢乐“年”每年都有一次，现在，我感觉到“年”会这样过下去，会一直过到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远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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