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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进巴黎迪斯尼乐园的大门，从装备着真枪实弹的警察面前经过时，妻子迪娜担心地望向我。我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对她说：“放松点，不会有人因为我们偷偷把三明治带进来就朝我们开枪的，自然 一点就好。” 在迪斯尼外的停车场里，我把法式长面包绑在女儿菲比和儿子查理的腿上，再用他们宽大的短裤遮住。不用我多说，他们还老老实实地敞开外套，让我把三明治藏在里面，把棒球帽递给我，那里面可以藏苹果和酸奶。 现在你知道了，我是个小气的爸爸 ，但我一点也不为此感到羞愧。我们绝不是经济困难，迪娜和我都是作家，收入颇高。但只要有省钱的法子，我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它。 我的节俭习惯传承自母亲 ，虽然我们家住在白金汉郡一幢大别墅里，我的父亲作为BBC广播电台的台长，有一份相当高的收入，但直到母亲去世前一天，我们家每天都过得像刚破产一样。母亲“抠门”得非常彻底：上顿没吃完的菜，哪怕只剩一点点，下一餐也铁定会再次出现；不小心弄坏的盘子、杯子、玩具，都被重新粘合。每当看到有裂痕的盘子出现在餐桌上，父亲都会无比头疼地说：“我好歹是个台长，难道我们连个新盘子都买不起？” 为了省理发的钱，母亲亲自用剪刀帮我们剪头发，就连父亲也不例外。母亲制作汉堡用的是便宜的肉，母亲煨菜可能是她处理剩菜的借口，把剩菜都放在炖锅里，煮开了就装盘上桌。 自从在院子里发现一种名叫大黄的可食用野菜后，母亲几乎在所有的菜里都加进一把。哪怕下雨天，母亲也照样出门，去老远的市场去买比超市便宜两分钱的莴苣。 母亲连牙齿掉了也舍不得去看牙医，只是用强力胶把它粘回去。她还通过帮别人熨衣服挣钱，有时候，母亲还要求父亲顺路捎带别人家要熨的衣服回来，于是，父亲在会见完各路社会名流后，在下班路上让司机把路虎车挨家停靠，收那些皱巴巴的衣服回来。父亲无可奈何地跟我们说：“你们的母亲总能让我接地气。”虽然他从来不敢抱怨，但有时候他也感到很尴尬，尤其是当母亲穿着熨衣服的工作服，跟来家里的名人朋友打招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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