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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倒下时，我们这座城市正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也刚好十六岁。母亲先是患了感冒，然后去看医生，大夫照旧摸脉、看舌苔，于是找见了病，母亲舌上生出个枣大的包。 大夫的脸色有些严肃，对母亲说：凡舌上之物，切不可轻视。几天之后，交在母亲手里的化验单，赫然写个“癌”字，人顿时就坐在了地上，一天天消瘦，如将要熬干的灯油。终有一天，大夫告诉我们说，这人不行了，准备后事吧，你们。大夫声音很专业，也很平静，在我听来，却是如雷灌顶。 十六岁的我，双手将母亲轻轻托起，母亲衰如败草，散乱的头发垂落在我的臂弯，两条干柴杆似的胳膊用力扬起，紧紧搂住了我的脖颈。是在这时，我才可以那么近地端详母亲，那双熟悉的，曾无时无刻不在看着我的眼睛里，闪出的是绝望陌生的目光和两行静止的泪水。我曾受到的教育，虽然使我坚定地相信科学，但是依然顽固地相信母亲不会死去。我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山里姥姥家。因为小时候，我就听过那支古老神秘忧伤的歌谣。母亲也曾告诉我，世界上有一些动物，在它最无助的时刻，总会回到自已的出生地，它们为什么会回到那里又做些什么，那是我们人类永远无法得知的，但事情确是如此。 母亲问我：你是去找喇嘛沟那个山里医生吗？ 我说，是的，就是那个乡村医生。 那山里人极清瘦，着黑色衣，挂山羊胡，穿白底布鞋，一路走来飘忽般轻捷有风。他的到来，立时使房间里充满了山野意外的青涩，躺在那里的母亲只把他看了一眼，便打了个冷战，闭上眼，笔直顺从如孩童般怪异。 山里人围着母亲的病床“叭叭哒哒”转啊转，如同行走在山间一只夜游的狸猫双目炯炯。 母亲是怕呀，我不知那时的母亲为何那么怕他。而人一害怕，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把你的眼睛睁开。 山里人并不开口，只把一只手伸进怀里，缓缓扯出一棵青绿的野草，野草轻柔，起伏有致，颤颤地从母亲苍白的脸上掠过，穿过她那干涸的前胸直至毫无血色的脚面，仿佛梳理着她的一生，又像在扫去她那身晦气的尘土，屋顶下随即弥漫起山野陌生的涩香。一切似乎都有了希望。 所有的仪式逐渐停下，房间里格外静默。就连窗外鸟的叫声也停止了。山里人递过的姜黄纸，歪歪扭扭写了一些字迹，并不好看，却是令人心动： 每日以蜜蜂蜇颈，心诚则灵。 从这一刻起，我知道我将沿着这看似无望的指引，开始每天对母亲的拯救了。我相信了这样一个非凡的指引，因为曾经所有的办法都已显得无能为力。 我们承德这座小城，地处深山区，在这样的季节，几乎是在同一时刻，自然界中那些常有的生灵，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出现在五月初春的阳光下，红是红白是白地彻底苏醒。养蜂人带着他们的蜂箱，早已游历过来。他们和他们的蜜蜂，对我们这里每一座大山都不陌生，而成千上万漫山遍野的蜜蜂们，已经在这浓绿的春风花草间，舞动起金色的翅膀。 我每天去僧冠山下捉蜜蜂，每捉一只，心自然加倍虔诚地为母亲祈祷。我知道，照山里人的说法，母亲的病若少了这“诚”字，便丢了一半的灵性。是因为母亲，我才开始对蜜蜂和这山野如此痴迷倾心。蜂们在太阳落山赶回家门之前，在炫烂迷离的山野间，不知疲倦地东闪西闪飞上飞下。那是一个庞大而分散的劳作狂欢。山间的狂欢，有时又会让我的捕捉停下来，因为我的眼前，阳光下的山野，呈现的已是千姿百态韵律的舞蹈。几只黑色黄色或者花色斑斓的蝴蝶，与蜂们正舞在一起，草根下一些巨大的黑色蚂蚁，运足了力气在咬架；一只花色松鼠，正从一棵树跳向另一棵然后落入花丛；那只蜜蜂居然落在了一只蝴蝶的背上，它是不是把它当作了一枝花？也是在这山野间，我第一次生出了少年无所适从的焦虑和徘徊。我知道，这便是对母亲的懈怠。面对五月初春盛开的山野，我知道，我的疲倦来自我的内心。也知道人的疲倦与蜜蜂的疲倦是不一样的。有时，人就会在这疲倦中倒下，比如母亲。我给自己假设了许多倍感充分的理由，比如是母亲的生命重要还是蜜蜂重要，比如蜜蜂的简单是没有思维的，比如它们是不知道痛苦的，比如蜜蜂生命的意义与母亲生命的意义是如何地没有可比性，又比如我们人类每天对其它生命的消费，远处山脚下的农家，正传出一只羊被宰杀的叫声。我该如何解释这些叫声呢？这时，我发现自己虚伪得是多么幼稚可笑，多么地远离现实。我为自己找到了行为的理由，捕捉的动作开始面带笑容，像一只雀鸟一样，与蜂们在花草丛中继续开始我的追逐，直至太阳落山，然后飞快地跑回家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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