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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旺林 顺治朝以来的潮州府志、康熙朝至民国间饶平的县志、民国《大埔县志》均记元代余英曾任“封川节度判官”，只有明代弘治十七年的《潮州开元寺元代檀越余英墓志》（下简称《余英墓志》）记余英为“封州节度判官”。 元代州、县均划分为三等：“诸州。中统五年，并立州县，未有等差。至元三年，定一万五千户之上者为上州，六千户之上者为中州，六千户之下者为下州。江南既平，二十年，又定其地五万户之上者为上州，三万户之上者为中州，不及三万户者为下州。”“诸县。至元三年，合并江北州县。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二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之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之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之下者为下县。”（1） 据《元史·志第十四·地理五》所记，元代在今肇庆封开一带设封州，属下等州，领封川、开建两个下等县。 元代地方行政系统中，只在州一级以上（含州一级）有判官，县一级并无判官一职。因此，在元代，有封州判官，而没有封川判官。封州判官属于正八品官。（2） 元代并无“节度判官”之称。节度判官是唐宋时的官名，元代时已取消。作为官方的记录，州的判官，不会记作“节度判官”。把“判官”称为“节度判官”只是民间沿用唐宋时的旧称而已。古人往往喜欢套用古代称谓。例如，欧阳修在任滁州知州时所作的《醉翁亭记》中称自己为太守：“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苏轼任密州知州时所作《江城子 密州出猎》，也称自己为太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在欧阳修、苏轼的时代，并无太守一职。他们在诗文中以古代的官名“太守”临时借代“知州”。可见民间将“封州判官”称作“封州节度判官”并不足怪，也不算错（当然，在官方的记录上，还是称“封州判官”为妥）。 如果余英真的是当了上述府县志和墓志中所记的地方官的话，那么，按民间的说法，余英当的应该是“封州节度判官”，而不是“封川节度判官”（可见前面提到的多部府县志所记有误，还是《余英墓志》所记为是）。 记余英任“封川节度判官”，不只是无中生有，也有将余英贬官降级之嫌。 另外，余英是否真的当过今肇庆封开一带的地方官员，这还是一大问题。因为：嘉靖朝（1522—1566）《潮州府志》对余英毫无记录；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肇庆府志》之封州元代职官表中无关于余英的记录（该志记元代封州职官从仁宗朝开始记起）；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修成的《封川县志》中亦无关于余英的记述。 注： 1、2．见《元史·志第四十一上·百官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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