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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从省邮电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大别山区一个偏远小镇当邮递员，我负责的那条线路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邮件少得可怜。相隔半个月时间，待邮件积攒得差不多了，我才出去跑一趟。基层的管理松散，也没有人过问。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山村小邮差的存在，只有一位老太太除外。 我每逢送信到那里，都会看见她老远就站在村口。我还没下车，她就迎了上来，小声问：“有我儿子的信吗?” 渐渐地，我知道了这位老人的一些事：她早年丧夫，惟一的儿子在深圳打工。开始，我还在包里翻找一遍，问的次数多了，我就有些不耐烦地说：“没有。”有时我连车也不停，直奔村主任家。 但老人还是不厌其烦地嘱咐我：“娃子，有我儿子的信，麻烦你给捎来。” 我送信是没有规律的，或十天或半月，可每次总是被老太太老远就迎着。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每天都这么等着。 有一次，真有老人的一封信，是从深圳寄来的。老人拿着信小心翼翼地求我读给她听。我给她念完，又把要紧的解释给她听：“您的儿子春节很忙，不回家过年了。” 老人的眼里顿时涌出了眼泪。我忙安慰她：“但您的儿子很有孝心，马上要给您寄回钱和年货。” 老人含着泪连连点头，忙不迭地说：“唉，多谢娃子。” 等我绕了一圈将信件送到村主任家时，惊奇地看到老人竟比我先到那里。只见她高举着信，神气地说：“我儿子来信了，要寄钱回来，还要寄年货，是大城市的年货呢，等过年时，请到我家尝新鲜。” 村主任笑眯眯地说：“好啊，过年，我带领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到您家尝鲜去。” “好啊，我还得再买些腊鱼腊肉，备足些。我儿子的钱快到了。”老人因激动而满脸通红。 这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寒冷，一场又一场纷飞的大雪，将大山、小村和我的心严严实实地覆盖着。我送信的次数越来越少。腊月初八这天，我在旧历年里，最后一次来到老人的村庄。老人上前一把拉住我，急切地问：“有我儿子的汇款单吗?” “没有。”我几乎忘了她的儿子曾给她写过那封信，也没有在意老人此时的焦虑与不安。一个星期后，我将一些零散的邮件锁进抽屉，提前回家过年了……半月之后回到大别山，我将年前没有送出的邮件整理了一下，准备送出去。突然，我发现老人的儿子从深圳寄来的汇款单和包裹单，不禁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我马不停蹄地向老人的村庄赶去，可是太迟了，老人已经长眠于村后的坟山上。 据说，老人年前每天都在村口翘首企盼，谁都劝不走。她说：“我儿子说到就会做到，除非……除非他出什么事了。”说到这里，老人总是连扇自己几个耳光，然后，自我安慰道：“不会的，瞧我这乌鸦嘴。我儿子没事的，会寄钱回来的。我再等等，再等等。” 就这样，直到新年的爆竹声响起，村主任再一次去劝老人时，发现老人已被冰雪覆盖。 我手捧汇款单和包裹单，痛彻心肺，跪在老人的坟前，号啕大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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