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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岁末，被太多的感动沉浸，新的一年，我想活在希望里，不再流泪。 如许多的感动之后，除了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好人之外，却怕再被感动，总觉得有一种苦楚难以面对，仿佛一个举重运动员，去举一个终究要被压垮的重量———无奈总是让人悲观。光阴的脚步刚刚跨入新的一年，在一个叫赵秀花的女孩面前，泪水仍然悄悄濡湿了眼角。 感动的叙述已经艰难，艰难的沉重总是让人下意识地沉默。藏起了悲欢，藏起了言语，就是怕说出了心碎，就是怕觉察到无力。可在这个从未表达自己的小女孩面前，在这个只将爱化作行动、只用行动挽救生命的小女孩面前，应该有一种表达———表达我们的感动，表达我们的羞愧。 然后，哭也可以，行动也可以。 这个叫赵秀花的小姑娘，今年只有12岁。 她的父亲赵善祥智商低下，母亲患有精神病。打从懂事起，秀花便做起了家务活。从七八岁开始，她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哪来钱呢？这时候，还是小秀花拿主意：卖牛、卖猪、卖谷，凡是能卖钱的都卖了；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经人帮忙，又向当地信用社贷了一万多元，好不容易凑到两万多元，在同村一位正好有事前往长沙的妇女带领下，3月份，她和父亲把弟弟送到长沙，住进湘雅二医院。带弟弟看病，全是小秀花一手操持。 10多天后，钱已所剩无几。病情稍稍稳定，她又只好带着弟弟回家。回家10多天后，弟弟的病复发了，全身肿胀，难受得嗷嗷叫。没办法，她又借了一万多元钱，一个人带着弟弟再次前往湘雅二医院求医。这之后，弟弟病情反反复复，至今，她一个人先后带着弟弟往返长沙20多次。 赵秀花家距邵阳市近40公里，弟弟在邵阳市住院时，她舍不得坐车，硬是一步一步地来来回回走路。弟弟从长沙治病回来后病情发作，实在筹不到钱，她牵着弟弟的小手，一步一步向长沙走去。她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书：“天下好心人，请救我弟弟一命！”就这样沿路乞讨到了邵阳市，在好心人帮助下才坐上开往长沙的车。 在湘雅二医院，弟弟直喊饿，她就花了五毛钱买了份米饭，弟弟吃了大部分，余下一些饭渣，便是她的佳肴。至于水，便就着水龙头喝。有一次，在医院留观室里，姐弟俩已3天没吃什么东西，弟弟饿得直哭，引起了一位阿姨的注意，得知详情后，这位阿姨拿出4个橘子和一个苹果给两人吃，还给了200元钱。赵秀花说：“这是我带弟弟到长沙治病最难忘的一件事。” 在长沙为弟弟复查的10多天时间里，姐弟俩没钱住院，又舍不得花钱找地方住，只好在医院周围路边找一个屋檐过夜。2005年12月的一个晚上，她带弟弟在长沙火车站过夜，由于弟弟直喊肚子胀，不能坐，只好躺在花坛边的凳子上。她一边流着泪，一边抚摸着弟弟的肚皮。夜深了，天好冷，弟弟蜷缩成一团，她紧紧地抱着弟弟，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弟弟，度过漫漫寒夜。 赵秀花的数学老师赵国校介绍，为给弟弟治病，这个学期，赵秀花基本很少出现在课堂上，但令老师们奇怪的是，她的成绩从不下滑，每次测试，她都保持在班上前三名。只要一回到学校，赵秀花便忙着补习，把落下的课程补上来，把该做的作业一一做好。 其实，不管是四处乞讨，还是陪同弟弟治疗，她的课本总是随身携带，只要一有空闲，她必定打开课本自学、做作业，遇到弄不懂的地方，便向周围的人请教。此外，她不仅一个人学，还教弟弟学。她说：爸爸已经是文盲了，连进出长沙都要人接送，我不能让弟弟也成为文盲。 多少孤苦无依，说不出来，因为以后也许还得靠她这样去走；多少风餐露宿，不想说了，因为以后也许还得靠她这样去过。在这个小女孩面前，有多少感动就有多少羞愧。 我不知道，一个父亲智障、母亲患有精神病的家庭，其基本生活保障从何而来。这个家庭的孩子，既缺乏家庭的保障，又缺乏社会的救助，其境遇的悲情是不是双重的？一个12岁的女孩，既担负起对自己的责任，又担负起对家庭的责任，其力量是不是双重的？ 一个孩子在患重病之后，没有任何的保障，这是不是我们医疗保障体系的羞愧？而由一个最柔弱的肩膀来承担只有全社会才能承担的救助责任，这是不是社会救助体系的羞愧？当一个小女孩在竭尽自己所能之后，举着“天下好心人，请救我弟弟一命！”的牌子，牵着弟弟走在漫漫的求医路上，有一种力量让我们羞愧难当。 不知道这个小女孩将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她把弟弟揣在了胸口，而我们却让她独自行走在她难以经受的风雨里。 这世界总有一些东西让你悲从中来，忍不住，躲不掉；这世界总有一些东西让你无怨无悔，站定了，挺直了。 我们现在大多数所谓的“感动”，总是只满足于事后的发掘，而不是事前的保障与当时的救助。当我们面对这个小女孩时，我总在想，天底下是不是还有这样的遭遇在生成？天底下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孩子在承担？而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应该掮住沉重的闸门，放他们到轻松快乐的地方去？当这个小女孩用乞讨实现她对弟弟的救助时，我觉得我们许多袖手旁观的理由，社会体系中视而不见的理由，都已失去了重量。 有多少感动就有多少羞愧，因为我们感动于别人所承担的，恰恰是我们没有去做，或者说恰恰是社会的缺陷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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