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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学者朋友，看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从头笑到尾，快活得像欢喜佛，可一走出电影院，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冒出一句：“没文化。” 当然，对周星驰及其电影的评价，见仁见智，这不奇怪。但是否“无厘头”就一定“没文化”,我却有心要来计较一下。 实际上，从古到今，“无厘头”从来就是一种智慧的象征。从东方朔到阿凡提，哪一个不是“无厘头”大师？众所周知，“智慧”是离不开“文化”的。因此，轻率地断定“无厘头”没文化，显然站不住脚。 肖伯纳有一句名言：“让愿意结婚的结婚去吧，让不愿意结婚的不结婚吧，反正到头来他们都要后悔。”这便是典型的“无厘头”。 金岳霖在北大当教授时，名气已经很大。有一次开讲座，他演讲的题目是《论＜红楼梦）与哲学的关系》，引来无数听众。可老金讲了半天，最后的结论是：《红楼梦》与哲学没有关系。这也是“无厘头”。但是，要说《红楼梦》与哲学“没有关系”，会有听众吗？虽然这场演讲的开头和结尾构成一个完整的“无厘头”，可是谁敢说这位金教授没有学问？ 近一百年来，最爱搞“无厘头”恶作剧的文人，当数辜鸿铭。 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怪人，一生中所做的事情十之八九都有点“无厘头”的味道。作文既“无厘头”，做事也同样“无厘头”。辜氏的宏文《春秋大义》，可算是彻头彻尾的“无厘头”。当他把欧洲和中国作了一番津津有味的比较之后，得出结论：“采用中国之世界观，这是欧洲唯一可以拯救自己的方略。”这话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辜氏向来爱作惊人之论，最出名的是关于“茶壶翼杯”的怪论。他认为，男人纳妾乃是“中国社会安定祥和的压底绝技”。有人不同意他的怪论，他便反唇相讥，问：“府上的汽车有四个轮子，请问你家备有几只打气筒？”为了证明他的“纳妾有理”论，更进一步把潘金莲“汤勺汤碗”的说法反过来讲个透：一只茶壶配四只杯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天底下哪有四只茶壶配一只茶杯的道理？这种“无厘头”的说教，除了辜鸿铭，谁可说得？ 我们却不能因辜鸿铭作文做事的“无厘头”就断定他没有学问。孙中山就曾说过，中国只有三个半人精通英文，这其中就有辜鸿铭。辜在公车上读英文报纸有时会倒过来看，别人感觉怪异，他便作出解释，说是英文太没味道，只有倒过来尚可勉强看得——又一个“无厘头”。 当然，周星驰不可与肖伯纳、金岳霖同日而语，但是，周星驰的电影受到广大观众普遍的欢迎是不争的事实。能把电影拍成这样，这就是学问。就像冯小刚一样，你尽可以说他没文化，可是，就算你有文化，你能拍出《不见不散》和《天下无贼》来吗？ 前些时听到一个故事：一只瘸腿的老鼠找到一只蝙蝠做老婆，别的老鼠便嘲笑它没有眼光，瘸腿老鼠不服气，义正词严地反驳道：“我怎么没有眼光？她好歹也是一个空姐呢！”蝙蝠与空姐，这是真正的无厘头，可你能说编出这个故事的人“没文化”? 如是观之，对于许多自以为“有文化”的读书人说来，认真地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才叫“文化”,倒显得有些迫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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