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军围剿北洋海军陆战队的日本绘画作品(资料图)
□ 本报记者 卢昱 陈巨慧 彭辉
2014年7月4日，盛夏时节的威海城，青山碧海间，宁静闲适。刘公岛，像一艘不沉的战舰，在威海湾中矗立。
海湾南岸，方圆9公里的丛山峻岭，是1895年1月30日晨至2月11日甲午威海之战的主战场。这里曾有数座“意匠经营世无敌，人工巧极堪夺天”的炮台，在那场陆海交织的战争中，“尽聚九州铁”的炮台群一朝沦入日本山东作战军之手。
两个甲子倏然而逝，每念及120年前的深冬，威海灰海白山里，浩浩海风活似带水的鞭子，抽在大清陆海兵卒身上，脑海中浮现当年厮杀场景，总会在酷暑中泛起凉冰冰、湿漉漉的寒意……
海水像“蜀锦”一样
威海湾南岸三座海岸炮台，自西向东依次是龙庙嘴、鹿角嘴、皂埠嘴，三座炮台皆面对大海。
寻访旧时炮台，芳草萋萋，寒蝉凄切。临海的道路正在大修，挖掘机取土、大卡车运土，灰尘飞舞，热火朝天。鹿角嘴炮台居三座炮台之中，所在小山冈海拔不足30米，岩石裸露，杂草丛生。
站在鹿角嘴炮台上，东望皂埠嘴炮台，只见其所在山丘如四周被挖空的“钉子户”，湮没在船厂的龙门吊之间。西看龙庙嘴炮台，唯见华能电厂的森森厂房，看不到一丁点炮台的踪影，据说早已被电厂挖平，垫起门口的洼地。
三座炮台，自东向西，各相距4里。海滩上乱石穿空，只有在龙庙嘴与鹿角嘴之间有一处舒缓的沙滩。120年前，南岸炮台保卫战接近尾声时，北洋海军出动了一支秘密部队——海军陆战队，在这片舒缓的沙滩上，发起一场极为壮烈的登陆行动。
“这一事件，在中国档案中几乎全无痕迹，以致这些勇士可歌可泣的壮举，长久以来湮没史海。随着近年来日方资料的大量披露，才使他们的事迹浮出水面。”山东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近代海军网站长陈悦介绍道。
身着红色制服、手持毛瑟步枪的北洋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南岸炮台神出鬼没。日军档案中如此记载:“有哨兵自海岸急急忙忙跑来报告:敌水兵三百余人正在登陆，其目的大概是要收复陆地炮台。”
“海军陆战队像尖刀一样，一度杀到日军的前线指挥部。意识到事态紧迫的日军，立即组织兵力阻击。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这支部队的战斗精神和素养要远远超过之前遇到的任何一支中国陆军。”陈悦介绍说。
东京博文馆出版的《日清战争实记》中，如此描述北洋水师海军陆战队的英勇:“不久，枪声大作，敌水兵与我军的战斗打响……登陆的水兵气焰非常猖獗，像是都有拼死一战的决心。”
正在海军陆战队与日军激战时，皂埠嘴守军兵力不支，数百陆军弃守，向西溃散。皂埠嘴炮台一旦资敌，威海东口海面的藩篱被拔除，其大炮射程可覆盖刘公岛，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丁汝昌命北洋海军“福龙”号鱼雷艇立即驶往皂埠嘴，鱼雷艇士兵攀岩而上，冲进皂埠嘴炮台。在日军即将进入炮台的一刻，引爆弹药库，“突然响起一阵万雷齐鸣的声音，见一团白烟由东岸炮台之地角升起，蒙蒙硝烟弥漫于蓝色天空。”
“福龙”艇载着水兵快速驾离，皂埠嘴炮台被毁掉，而为他们赢得时间的300人海军陆战队，则被集中兵力的日军逼得边打边退。“这种退不是溃败，依然有顽强的反击。”陈悦介绍称。
2013年，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收到甲午海战日本兵丰田隆城后代捐赠的一本战时日记。在这本共10天的记录中，丰田隆城描述了那场对陆战队的围剿战，“清国的海军陆战队上岸。他们想抢回炮台，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急促的射击。经过一个断崖，我们进攻的时候，他们埋伏其下，我们被打倒很多人。”
一张战后的日本浮世绘显示，一排日本兵在开枪射击远方身着红色制服的清军。这张给欧洲人阅读的浮世绘，用英文标注着:“这是中国的海军陆战队，有300人。”
这300人最后退到龙庙嘴炮台附近，被日军合围至海边，全军覆没。日军的摄影师在战后拍摄了他们的遗体，场面极为惨烈。
“使人感慨的是有的中国兵知道不能幸免而剖腹死去，从炮台里出来的败兵和登陆水兵几乎无一人逃脱。海岸上积尸累累，不可胜数。有的敌兵在海中遭到狙击，二间平方(注:日本面积单位，一间约合1.8米)海水完全变成红色，像蜀锦一样好看。”《日清战争实记》再次记录了三百死士的悲怆。
“只有与汝等拼老命而已”
“这些海军陆战队队员大都来自安徽，工资可能由丁汝昌负担，他们极有可能是丁汝昌的亲兵。这么一支靠得住的部队，是丁汝昌控制北洋舰队最有力的抓手。派出亲兵去南岸炮台，可见丁汝昌是在自断手足啊!”陈悦感叹道。
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894年底，威海告急!
“腊月底傍过年时，威海开始吃紧。老百姓听说日本人要打威海，气得不得了，都把过年的大饽饽留下来，送到城里十字口老爷庙里慰劳军队，连大殿里都摆满了。”参加过威海海战的士兵陈学海，1956年时曾这样回忆。
“大东沟一战，旅顺失陷，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仍可借威海卫的地势一搏。东靠大海，群山怀抱下形成的威海湾，有刘公岛在湾口遮风庇护，南北岸山群间修筑炮台群，如双龙戏珠般拱卫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研究员戚俊杰介绍道。
如此天赐地势，却有前车之鉴。旅顺之战时，炮台守军曾集中兵力邀击日军，结果一败涂地，导致炮台防御空虚，轻易被日军攻占。威海南北两岸炮台约有5000守军，分配到南北岸十余处炮台、总计100余门火炮上，则捉襟见肘。
不论是威海陆军主将戴宗骞，还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都深知死穴在陆路，可二人在陆上炮台防御问题上却龃龉不合。
“为防御日军从陆路进攻，戴宗骞提出‘御敌于境外，以战为守，先发制人’。丁汝昌却不想抽调主力去打游击，万一不支，后路炮台为敌所用，炮火将直指威海湾里停泊的军舰。”戚俊杰分析道。
关于炮台弃守之争，二人矛盾更深一层。在南岸三座炮台之间，清军曾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修筑一道长约10里的长墙，墙外有一条宽1丈、深5尺的堑壕，堑壕外侧埋设地雷，而龙庙嘴位置过于偏西，被划在长墙之外，极难防御。
饱经战阵的丁汝昌也意识到这一问题，“惟龙庙嘴炮台隔在墙外，上有高冈，敌若抄后，实难守住”。因此，他与南岸炮台守将刘超佩相约，“水陆共护此台，倘万不得已，拆卸炮栓、钢圈底，归鹿角嘴炮台，免致为敌所用”。
当日军迫近威海时，丁汝昌担心陆军守卫不尽职，便挑选北洋水兵安插在龙庙嘴炮台上，以备战急时毁炮，并将各炮台备用钢底、钢圈取存刘公岛上。
因此事未商于戴宗骞，引起他的极度不满，于是电报李鸿章:“并未见敌，而怯若此!台炮能回打，龙庙嘴台亦能回打，因甚轻弃?”
大敌当前，海陆主将交恶，使李鸿章大为恼火，加以严斥:“吾令戴与丁面商妥办，乃来电负气争胜，毫无和衷筹商万全之意，殊失厚望。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拼老命而已!”
三倒三立山头旗
1895年1月20日，农历甲午年腊月二十五日，日本山东作战军在荣成湾成功实施登陆。
寒冬里，日本兵慢吞吞地来了。西北劲风吹卷的海浪与海滩上皑皑白雪，构成第一波抵抗力量，使得日军在5天之后才全部登陆。
寒冷天终究挡不住来犯者的汹汹气势，坐镇的清军却乱了阵脚。“除夕夜，南岸陆军误认风摇林影是日军来袭，持续响了两个半钟头的枪炮声代替了辞岁的鞭炮锣鼓。”甲午战史研究专家、威东航运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建军介绍道。
1月30日凌晨，天气酷寒。日军逼近荣成通往威海南岸炮台群的最后一道要隘——虎山和南北虎口，左右两翼25000人先扫清南岸炮台外围的清军。
与此同时，日军第六师团主力绕向南岸炮台群。与日军兵团对抗的，仅有四个营、不足1600人的清兵，再分散到各个炮位、山头、要路，可谓虚无防守。
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剑指炮台群的制高点——摩天岭。在当地百姓称呼中，这个最高点被唤作“冬青顶”。
“冬青顶炮台有十几门炮，都在山头上。炮台周围是垛口，一个垛口一门炮。炮台只有一个入口，在正北面。炮台周围挖了很深的沟，沟边上堆满了鹿砦。”1958年5月，海埠村80岁的农民邵景泰，向前来调查甲午海战的威海一中语文教员、后成为山东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的戚其章先生回忆。
如今的摩天岭炮台，依然留有东西长、南北窄的椭圆平面，四周有连绵的高突。碗口粗的松树遮天蔽日，半人多高的荒草莽莽丛生。
“当年，重型器械和建筑材料难以运送到摩天岭上。这里只临时修葺了简易土炮台，装备的火炮威力也极为有限，只有8门80mm口径的克虏伯行营炮。”陈悦介绍道，这座炮台的修建者——营官周家恩率领不足400人的巩军新右营，在没有兵舍，也没有弹药库，连月冰雪覆盖、寒风凛冽的山顶露天驻守。
1月30日上午7点30分，日军以三个大队的绝对优势兵力，分三路向摩天岭炮台发起进攻。据日方记载，当时立即遭到摩天岭守军的猛烈还击:“摩天岭渐渐变成弹雨硝烟之地，山岭上发射的炮弹犹如雷电般坠落、爆炸，天地之间犹如变成地狱。”
“正月初五上午，日本兵从南面攻炮台。炮台南面坡很陡，日本兵好不容易爬上鹿砦，中了排雷，死了一百多人。日本兵人数很多，密得像蚂蚁一样直往炮台上爬。炮台上的守兵打得也真顽强，日本兵攻上来三次，又都被守兵打回来。我那个时候在村里看见清兵的大旗倒了三次，又竖起来三次。”邵景泰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战况。
久攻不下，日军暂时放弃正面攻占炮台的企图，改以密集的海陆炮火覆盖炮台。在猛烈炮火的轰击下，炮台上的清军士兵全部战死。
“周三麻子真是好样的，一直坚持到最后。兵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一个人，肚子和腿上还负了重伤。他为了不做日本人的俘虏，就爬着下了炮台，一直爬到壁子村西北的山夼里，最后因为流血过多冻死了。”1958年，壁子村77岁的农民徐克智讲述道。
在地图上测量，摩天岭到壁子村西北的山夼，距离至少有3000米。当地老百姓同情、敬佩这位绰号“三麻子”的壮士周家恩，凤林村农民王振俭等凑钱买了一口棺材，将其尸体收殓下葬。
鹿角嘴的“特洛伊木马”
拔下摩天岭后，日军分两翼向摩天岭东的杨枫岭发起攻击。
杨枫岭炮台的守军为巩军左营，由营官副将陈万清指挥。将士们以一个营的兵力，抗击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不仅坚守阵地，还沉痛地打击了敌人。
从上午8时战至中午11时50分，激战近4个小时，迫使日军改变战术，放弃冲锋，集中山炮火力猛烈轰击。
“当时炮台周围的树木全部为日军炮火燃着，弹药库最后也被击中起火爆炸。与此同时，三座海岸炮台，皆掉转炮口指向陆地，向日军所到之处轰击。定远等舰及鱼雷艇，也都从港内驶近南岸，在不搁浅的情况下，用炮火支援南岸炮台守军。”陈悦介绍道。
今日杨枫岭炮台上，生长着半人高的无花果树，间杂种着花生。炮台内部变成三层梯田，南侧的“护腿子”依稀能辨认出当年的形制，夏日的海风吹动炮台北侧的洋槐叶，沙沙作响。
就在这里发生的战斗中，伤亡逾半的巩军左营在冰天雪地里实在无力守卫，不得已撤离炮台。日军随即挥师，从陆海两路向南岸三炮台发起进攻。
首先暴露的便是高墙之外的龙庙嘴炮台。“炮台西坡的水雷营有二三百学生，巩军统领刘超佩在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不但没有组织水雷营学生参加战斗，就连他自己都没有御敌决心。战斗刚打响，他左腿受伤，丢下炮台，乘小火轮逃往刘公岛。”戚俊杰介绍道，丁汝昌安插在龙庙嘴炮台上的几十名水兵，坚守不退，与冲上炮台的敌人誓死抗争，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得寸还能进尺，军心大定的日军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在随从护卫下登上摩天岭炮台视察。《二六新报》随军记者远藤飞云不失时机地凑上前来，对旅团长的赫赫战功加以夸赞，一面在采访本上写下笔记，一面请大寺安纯少将摆出英武姿态，拍照留念。
可就在摆弄相机时，一声惊雷在摩天岭上空炸响，整个炮台笼罩在滚滚烟尘中。尘埃落定后，生还者才发现，指挥官大寺安纯已倒在血泊中，随军记者也在一旁痛苦呻吟。
“北洋海军旗舰‘定远’的主炮准确命中这里，记者远藤飞云腹部中弹，伤势过重毙命，被一块弹片横穿胸部的大寺安纯，也在被抬往野战医院途中死去。”陈悦介绍道，乐极生悲的大寺安纯成了威海一战乃至整个甲午战争中，日本阵亡的最高级别陆军将领，其毙命时所穿军服现藏于日本靖国神社。
龙庙嘴陷落后，日军立即“鸠占鹊巢”，利用该台大炮，向鹿角嘴炮台进行猛烈轰击，又借龙庙嘴炮台掩护，沿海边小道东进，在薄如纸的10里长墙上打开一个缺口。
“鹿角嘴炮台既无小炮，又无步枪，安置于坚垒中的巨炮，对于近距离的日军，起不了任何作用，守军大部分牺牲，炮台很快就落入日军之手。”陈悦介绍道。
鹿角嘴虽陷落，却有一段“特洛伊木马”式的传奇故事，至今仍在海埠村一带居民中流传。“炮台守兵大部阵亡、逃散，邵景伦和几个兵躲在炮台洞里，等到半夜，他们爬出来，摸着鬼子砍死十几个。惊醒的鬼子大叫大嚷，乱放枪，他们才撤离炮台。”1964年，海埠村64岁的村民邵景翰证实，这是他本家哥哥邵景伦的亲历，邵景伦下撤时，腿部中枪，回到村里，日本兵顺血迹找来，村民把他藏在地瓜蔓子里，才躲过一劫。
“无人动手炸军舰”
犹如快速崩塌的多米诺骨牌，除孤零零的皂埠嘴炮台尚在坚守外，日军集中兵力，逐点拔除，将整个南岸炮台群攥入手中。
“皂埠嘴在百尺所炮台北2里外，要进攻皂埠嘴，必须通过百尺所。百尺所是一座方圆不过2里的小城，垒石而成，只有南北二门，是明朝时为防御倭寇建设的。”陈悦介绍道。
今日百尺所村，红瓦白墙，鸡犬相闻。在南岸保卫战中，这里作为军队的营地，由新招募的巩军后营把守。
营官何大勋见日军来攻，亲自登城指挥，士气极为旺盛。当时天气过于寒冷，本想鼓舞进攻的日军吹号手，嘴唇稍一接触军号就会粘连。日军在鼓噪呐喊声中，多次冲锋被击退后，改用大炮轰击，终将百尺所南城门轰塌。
何大勋率部边战边退，在城西北与巩军右营会合，死力抵御。无奈日军的火力太猛，守军又没有可隐蔽之处，牺牲很大。激战中，何大勋和右营帮带张友志皆中弹阵亡。
两营清军只剩80余人，向西突围而去，皂埠嘴炮台由此成为敌军炮火的集中点。“皂埠嘴是威海南岸炮台中规模最大、火力最强、战斗位置最前出的炮台，有炮5门，其中28厘米口径克虏伯炮2门，24厘米口径克虏伯要塞炮3门。”陈悦介绍道，日舰不敢从正面进攻，只能利用该炮台不能顾及东南海面的弱点，用舰队从海上配合。
灰天暗地、寒雪冷冰中，在刘公岛坐镇指挥的丁汝昌意识到，皂埠嘴炮台随时有被日军攻破的可能。这才派自己的亲兵——海军陆战队，以卵击石，完成对日军的最后一搏。
“虽知有去无回，陆战队出发时，丁汝昌仍然与他们道别，承诺队员们远在安徽的家人由他来养。刘公岛守卫战后期，为防止军舰落入敌手，丁汝昌下令炸沉军舰，各军舰上却无人动手。如果海军陆战队还在的话，他不会对局势完全失去控制。”陈悦分析道。
北洋海军陆战队在南岸海滩上全军覆没，威海卫的战事也日益如寒冬般凄冷。1895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七，刘公岛上远望南岸群山，依稀可见一面面太阳旗，威海卫城的西郊传来隆隆炮声。之后的半个月时间里，丁汝昌自杀，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陨落。
“受降地点在皂埠东海面上。我们船靠近日本船时，只听日本人用中国话呵斥:‘叫你们抛锚啦!’弟兄们都低下头，心里很难受。去接洽投降的中国官有五六个。结果港里十条军舰都归了日本，只留下康济运送丁统领等人的灵柩。岛里的官兵由日本兵押解到烟台。”1961年，88岁的北洋海军水手苗秀山回忆说。
南岸炮台攻坚战后，仅日军第六师团清理战场，就埋葬了清军尸体740具。而清军以热血甚至性命护卫的铁炮们，在滚烫的炮膛冷如冰时，被日军收敛至北岸炮台，最终运到日本。
“1895年，日本军方依据143号帝国法令，设计制作了‘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从军纪章’。之后两年时间，共制作出3000枚，分发给甲午参战的士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奖章是特意用缴获大炮上的铜件熔化后铸造的。”陈悦惋惜道。
·相关阅读· 北洋海军陆战队
□ 本报记者 卢昱 陈巨慧
“北洋海军成军之初，参照西方，主要是英国的海军规章，进行种种建设，其中也组建了自己的陆战队。”陈悦介绍说。
在西方海军中，军舰搭载陆战士兵作战的传统十分悠久。早在公元前的桨帆战船时代，陆军士兵进行接舷战便是古希腊、古罗马等国海军最流行的战术之一。
“在英国海军中，陆战队是舰长唯一信得过、能执行其意志的部队。”陈悦解释说，陆战队是多面手:在舰上站岗执勤，防止船员兵变；在交战中，进行接舷战，或在帆桁上居高临下地狙击敌方军官；在需要陆上作战时，他们会组成一支精干的登陆部队。
1882年出版的《北洋水师号衣图说》中，确切地证明了海军陆战队的存在。该书将北洋海军的军服划分成官弁、洋枪队和水手夫役三类。“洋枪队即是陆战队士兵，他们的制服样式和士官制服相似，既显示出舰上执法者的特殊地位，也与官兵有所区别。”陈悦指出。
作为“尖刀”的陆战队，自然需要精良的武器做支撑。“据北洋海军各舰的验收折和报销折来看，几艘外购主力舰在订造时都连带购买了相当数量的轻武器。”陈悦介绍道，北洋海军在1887年收领200支毛瑟枪，分拨给“致远”、“靖远”、“超勇”、“扬威”四舰使用。
除此之外，陆战队还配备有登陆作战用的相对重型武器。譬如，“致远”、“靖远”两舰的格林炮和霍智纪士炮配有“炮车”，可以通过换装炮架登陆作战。“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还装备有75mm克虏伯舢板炮，主要供陆战使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