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潇 实习生吴越
听名字就知道从不缺水的水口乡，居然断水了。
这个乡村，如今吃、用依然靠着山泉水，40多天没下雨，山泉断流。
申兴康复疗养中心的院长吴军喘着粗气，山上山下跑了几趟，对着园里八九十岁的老人们说：“如果今天水泵再打不出水，就请回上海吧。”
86岁的上海人夏恩沛在水口乡已疗养第8个年头了，去年十月经历的这一幕也是头一遭。有本地人忧心忡忡：“这是老天提醒我们，要当心了。”
水口乡位于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乡村位于长三角的核心，“一脚可跨苏、浙、皖三省”，距离上海约150公里。
20年前，上海老医生吴瑞安在这里种下第一棵养生旅游的种子——开办申兴康复疗养中心。他不会想到，这棵种子的发芽，让20年后村民仅2600多名的水口乡，“农家乐”达325家，游客床位超过1万张，一年的游客人数能达180万人次。
穿梭于山间地头的一辆辆大巴车上，上海老人占据了绝对主力。他们有的小住3、5天，有的如“候鸟人”往返上海长兴两地，往返最久的达12年。
顾渚村原村主任张松林是这20年的见证者。“其实我们原先的思路是发展养老产业，没想到后来慢慢发展出了农家乐，但是换个角度想，农家乐接待的大多数客人都是老人，不就是一个更庞大的养老院吗？”
今天，老龄化问题比20年前严峻得多，而这个乡村对养老机构的超前尝试，以及20年来养老模式的衍变，既引发养老产业研究者的关注，也让当地人重新思考发展之路。
山村里的上海“候鸟”
申兴康复疗养中心藏身顾渚山脚下。三栋低矮楼房，两大片竹林，加上小花园，共8亩地，100余张床位。
从院长到入住者，几乎都是上海人。
院长吴军电脑的网页一打开，是上海的“解放网”，电视频道定格在东方卫视。据说，连院中的几条看家狗都能听懂上海腔。“其实生活上没有太大差别，就是换个环境。”吴军说。
这是上海人王思明夫妇在这里疗养的第五年。王思明在银行系统工作，2009年5月来到长兴后，从一住两、三个月，渐渐拉长到近半年。他的老伴患了乳腺癌，动过两次大手术，但到了这里，感冒之类的小毛病少了。现在长期驻扎疗养院，偶尔回上海开开药，药也是“备而不用”。
夏恩沛86岁，曾是公安系统的干部，与妻子在此也如候鸟般往返了8年。
老人们来此疗养前，都考察过不少地方，王思明称此地“最理想”。他总结了几个原因，且“缺一不可”。
首要的是自然环境。
水口乡三面环山、东临太湖；涧溪交错，植被茂密。顾渚村森林覆盖率高达94%，俨然一个天然氧吧。就连这里的土地，都是被誉为“抗癌之王”的富硒土地。
在此宝地，养生“传奇”不少。有位老伯在进来时走路都不太方便，但半年的疗养后，竟能自己爬山。原本连一个热水瓶都提不起来的他，也能帮着其他老人打水，一次能提4个水瓶。还有一位何老伯，到了村里就呼吸顺畅，回到上海就得吸氧。
其次是交通方便。
来疗养之前电话询问房间，预约车辆。从上海家门口上车、到水口乡下车，路程2.5小时。若想回上海，早上一个电话预约回城车辆，中午12点在疗养院门口等候上车，4点前就可到家。
夏恩沛也曾动过去广西巴马的主意，但听说要先乘飞机到南宁，之后再坐8小时大巴，就断了念想。
另外，性价比高也是老人考虑的因素。
疗养院每人每月1300元，包吃住。如果单人需要一个房间，就酌情加收一、两百元。想改善伙食的，可以自买食材，一个菜收加工费10元。
最重要的，还有兴趣相投的伴。
疗养院里，有退休的医生、工会主席、中学老师、报纸编辑……“知识层次高，能谈得来。我们这里长住，互相熟悉，像一个大家庭。”老人们彼此帮助，有人摔倒，就立刻有人背去附近医院就诊；小毛小病，两位退休医生就可解决。
张寄是上海某国企原党委书记，胃癌，整个胃切掉，4、5年前来过疗养院一次，此后患严重心脏病，被医生禁止外出，这趟好不容易恢复一些了，就坚持要来。一来这里，老兄弟姐妹亲热得抱在一起。
而真正让王思明下定决心长住的，是民风。
2009年某天，王思明夫妇和子女在爬山途中恰逢大雨，4个人被困在山上，就要错过疗养院的午饭时间。正束手无策之际，水果摊主老陈开着装满水果的电动车经过，二话没说，卸下水果，把4人载回了疗养院。
道谢之后，王思明提出要给老陈车费，老陈却直摆手说，本是载水果的车，载人已是不对，怎能还收钱。
一份来自长兴旅游局的报告称，上海游客占到总游客的近7成，而这7成的上海游客中，绝大比例是老年人。
上海人办的疗养院
吴军是2009年接下疗养院的接力棒的。
父亲吴瑞安原是上海虹口区第一医院主任医师，1994年退休后有个心愿：为低收入老人在空气、水质优越的地区创办一所集康复、疗养和旅游于一体的机构。
他跑了苏浙地区的10多个风景区，均因地价过高而未能如愿。
而当时顾渚村村主任张松林正在上海负责长兴县的招商引资事宜。长兴一直以来将上海作为旅游客源的主要市场，经常在上海举办乡村旅游推介活动，最初也有意愿开发针对老年市场的养生旅游。
两人一拍即合。
吴瑞安找人一起投资，凑了30万余元，在顾渚山脚下8亩土地上，陆续建造了双层楼房、小卖部、门诊室和药房。上海一些医院更新换下的X光摄片透视机、B超、心电图、化验分析仪等设备，也以低价支援给他。于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康复医疗中心成立了。每次能接收六七十名老人。
当时，吴瑞安喊出“上海的老年人没人要，我要”的口号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上海市委原副书记杨堤为疗养中心起名为 “申兴康复疗养中心”并亲自题字。“申”代表上海，“兴”代表长兴。
吴瑞安和张松林合作，邀请上海的老年人至顾渚山村参加健康养生特色旅游，拉开了长兴经营上海“老年经济”的序幕。
疗养院的床位很快就供不应求。吴瑞安找到住隔壁的农户王金桥：“能不能辟出几间屋子？”
于是，第一家农家乐“王塔庄”运行起来。此后，王老伯发动邻居一起接待，客流渐渐分散到附近农户。
79岁的张杏芳依然记得12年前第一次来疗养院的情景，墙上贴着各类宣传语，比如“人要讲和气”。那时吴瑞安已经83岁，说话不紧不慢，自称心理年龄只有38岁。
他早上带着老人们在村里玩，带领大家做他发明的关节保健操；下午就给老人和当地农民讲保健课。乡亲们来看病，都熟门熟路，吴瑞安看对方如果用钱紧张，就针灸、贴膏药，分文不取。
后来有人不看好疗养院的经营，撤资退出，最后只剩吴瑞安一个人。撤资者的钱一时还不了，吴军子承父债，近几年才还清。
但即使这样，吴瑞安还在“散钱”。有一位单身老人，月养老金仅300元，想长住，但缺钱。吴医师得知后，用自己的退休金予以补贴。重阳节，他在疗养院摆几桌饭，也邀请村里老人，老人们直呼：“哎哟，从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2007年吴瑞安查出癌症，回上海接受治疗。身体每况愈下之时，他对儿子提出，“还想去疗养院再看一次”。
全家人明白他的心愿，当天即载着他开往疗养院，到达时已是半夜。
翌日中午，疗养院摆上4桌饭，吴瑞安和老人们吃了顿午餐，老人们一一送上祝福，也有不少人落泪了。
几月后，吴瑞安离世。
回村当“土归”
疗养院这颗种子生根发芽后，水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去年，水口乡农家乐年接待游客达到180万多人次，旅游收入达到3.5亿元。50%以上的农家乐营业额超过100万元，户均营业额约70万元，户均净收益在20万余元。而在2003年以前的十年中，这里户均年收入仅为3500—3800元。
大量原本外出打工的本地人纷纷回到村里就业，成了“土归”。
深山茶庄的老板赵周发开着面包车来到申兴康复疗养中心。车上专门放张小板凳，当垫脚，他熟练地搀扶老人上车。
他的茶庄是老人们常去的娱乐场所之一。农家乐多了，有上海人给赵周发出点子，这里水好，何不开个茶庄？如今赵周发的茶庄年收入在11、12万元，每年能结余7、8万元。
农家乐回头客不断，也带动了就业、客运、土特产销售。卖瓜子的小贩一年卖到200万元，咸肉老板一天卖到2万元，豆腐乳摊主上午才搬来1200箱，下午就卖断货。
乡里自然生发出4个车队，全部是私营的，有近20台大客车。高峰时期，与外地车队合作，能拉来200辆大巴。车队老板放话：“不管你上海、南京、苏州哪个小区，我都能接到！”
张松林说，农家乐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发展养老产业的初衷。“但是换个角度想，农家乐接待的大多数客人都是老人，不就是一个更庞大的养老院吗？”
不过，正因为完全由市场做主，水口农家乐也跟着市场的逻辑衍变。
农家乐开始有所选择，更加青睐年轻群体。因为，相比于普通人群，接待老年人的风险高。去年冬天地滑，一位老人摔了一跤，农家乐老板赔了6万元。也不止一次发生过老人走失的情况。疗养院里一位91岁的老爷爷独自出门爬山，找不到路，手机也不带。吴军急得满头大汗，找到时，他吃得正香，原来是村民发现他，拿出自家的红烧肉和青菜招待。
同时，也有新的需求出现。有外地人看中此地环境，就租下本地人的农家乐，年付8万元到10万元。
除了价廉的农家乐，也有更高档次的农庄。有家山庄是 “农家乐+私人农场”的结合：实行会员制，目前一年为6万元。山庄承包了2800多亩耕地，种植不施农药的蔬菜水果，供会员现场采摘，此外还为每位会员划出“自留地”，让他们自行种植。
环境的压力
然而，去年那次断水，给了水口乡重重一击。
连续40多天一滴雨也没有下过。全村人赖以生存的山泉水断流，水库面临见底，急坏了农家乐的老板们，有人三天三夜没睡觉，在山上守着水泵。政府拉来洒水车送水救急，并派发饮用水。
好在，10月6日终于下雨了。吴军清楚地记得下雨的那天，心里只想，“有救了”。
老板娘贾小敏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去年那样的大旱。“这是老天提醒我们，要当心了。”
“其实这些年，环境变化了很多，原本河里的水都能用，现在取水都往深山里去了。”另一位农家乐主周老板说。
谁都能意识到，农家乐成倍增长，环境容量已达到饱和。
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农家乐的审批手续愈发难办了。但站在个人的角度，多一张床位就多挣一份钱，农家乐主们依然是想尽一切办法找空地建房子，不惜把自家花园浇筑上水泥。顾渚村景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宇华苦口婆心：“不要再破坏环境了，留点绿地多好，哪怕种菜也行啊！”
多建的房子得拆。就在最近的一年内，张宇华手上多了几条伤痕。第一家是拿两把刀的，第二家是站在屋顶守着个煤气罐，第三家是拿斧子的……
但张宇华从未怕过：“你没看见，其实他们拿刀的手都是发抖的。老百姓是要发展。”他跟农民们说：“我是为我自己吗？！”农民一番闹腾后，也就平息了，有的还与他成为朋友。“老百姓不怕有政策，最怕的是不公平，只要一视同仁就没有问题。”
原村主任张松林虽已退休，但在村里依然很有威望。他常常提醒农家乐主别忘了政府：“政府搭台子、老百姓唱戏，赚钱的是老百姓，但硬件设施是政府投入的。政府把农民带富了，自己压力却大了。”
政府的压力在于如何平衡环境与发展。张宇华说，眼下，要求各专业机构对水口乡的生态环境进行规划。即将付诸于实践的，是引入自来水工程。
为了环境，政府拒绝过不少企业。曾经有一家啤酒厂看中水口乡的水，但政府调研后认为，1吨啤酒，要花4吨水，太消耗水资源。
现在，顾渚山风景区正着手申报国家4A级景区，主要景点大唐贡茶院的四期扩建工程将涉及动迁一百多户农家乐。按政府的设想，这些动迁农家乐的建筑式样和功能布局将得到统一规划，力求“有特色”、“上档次”。
但这又引发了一番争论。有农户不愿动迁；也有上海游客认为，农家乐就该东一家西一家，“保留土味”；但从政府的角度，规划景区建设是建设新农村的需要，且统一规划可节约资源。
张松林家的农家乐也在拆迁范围内，他是第一个签字的。
多年来超前尝试，让他认为方向是对的。“游客的心理：他希望看到的是土的，但住的是星级的。最关键还是服务、卫生和饮食。”
至于游客买账还是不买账，项目是功还是过，都无法评判，“只能试试看”。且行且探索。
关键是要有伴儿
申兴疗养中心也在拆迁范围之内。
虽然老人们不太乐意，但吴军对此很淡定。
他说：“不管政府给我多少钱，我都原封不动地把这笔钱投入在疗养院的重建里。”
吴军觉得，拆迁重建也未必不好，毕竟现在的房屋、设施早就旧了。
而且，他目前的发展模式，渐渐开始与农家乐相似。父亲不在了，疗养院在医疗方面的优势渐失；吴军也不希望走临终养老的路子。去年，一位老人突然在疗养院离世，家属原本从不来看望，事发后竟齐齐冲到疗养院讨要说法，寻求可能存在的管理漏洞以求赔偿。这让吴军觉得担待不起。现在，他与来疗养的老人首先要签订协议，以降低风险，并要求老人必须能自理。
老人们对未来也各有各的打算。
“如果这里环境不好了，我可能考虑换地方。不过现在环境还不错。”68岁的画家刘大有正抱着一卷刻着陆羽《茶经》的竹简在研究。这是他从当地人手中得到的珍宝。他来自甘肃天水，足迹遍布全国，有人称他“当代徐霞客”，到了这里，他却停步了，一住就是一年。
他享受一切自然的给予。有老人觉得疗养院的伙食过于简单，他却认为，这是从饮食上降低人的欲求。洗衣服，他也不用洗衣机，就拿来大盆接上山泉水，跳进盆里踩一踩，“这山泉水连洗衣服都特别干净！”
年纪更大的老人已在考虑未来不能自理时的去处。
“毕竟这里是浙江，终归只是疗养的地方，而不是养老送终的地方。最终，我们还是希望要回到上海的。”张杏芳说。
夏恩沛考察过崇明。如今，崇明的生态养老已经实质性开展。但他说，选择一个称心的养老场所，要综合生态、人际关系、方便程度、价格、配套等多方因素而考量。多位老人也强调，之所以选择水口乡，几个原因缺一不可。水口乡在老年市场上的胜出看起来有部分偶然，但亦与当地的超前尝试、发展中尊重市场规律，同时在管理中政府有所为亦有所不为的把握息息相关。
夏恩沛夫妇其实手上还握有一张某高端养老项目的居住证，两人的费用是一万多元一年，共买了3年，但还没有去住。
“处处都是高端养老，其实老年人对物质要求并不是很高，关键是要有伴儿。”夏恩沛指指身边的老伙伴们。两杯清茶后，大家打算离开茶庄，下午他们还约了去游太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