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日甲午战争离奇荒诞事成功的明治维新失败的洋务运动

2014-07-26  晋龙哥哥
日本真正崛起并对中国虎视眈眈,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提出的目标是“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其勃勃野心展露无遗。在此之前,日本同样被欧美列强的炮舰叩开国门,但日本这个崇尚强者、学习强者的民族,迅速转向强势的欧美全面学习,甚至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一份文件中说:“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国民起速进步至同等化域。”由此,日本在近代史上开创了一个提倡衣食住行、语言文化甚至极端到日本人种也要“欧化”的时代。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具体负责殖产兴业的工部省,仅1868-1875年间外聘就达到2497人次。明治政府给予外籍专家的待遇很高,当时日本一个部长的月薪是500日元,而外籍专家则在800日元以上,个别专家的月薪高达2000日元。1884-1894年十年间,日本铁路增长了6倍多,船舶(500吨以上者)和煤增长近3倍,生丝和铁的生产指数增长一至二倍,蒸汽机由409台猛增至1808台……到甲午战前,日本的迅速发展已让世界刮目。
  此时,大清也在进行以近代化为特征的洋务运动,而且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早了8年,但其进程却非常艰难曲折。身居京城的皇亲国戚与官员士子们,大部分依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肯相信世界已经大变。大学士徐桐还对人说,所谓西洋各国,除意大利真有其国外,其余都是汉奸捏造出来吓唬人的。洋务运动几乎每一项事业都招致非议,修铁路会让庄稼不长、鸡不下蛋,办电报则电气会冲撞地脉、惊扰祖宗……被骂作卖国贼的李鸿章,虽然较早认识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也只能在饱受争议中推进铁路、电报、造船、轮运、纺织、采矿等近代事业。
  众所周知,李鸿章最得意的洋务事业,是他一手创办的北洋舰队。但洋务运动是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改革,是不触及腐朽统治阶级利益的改革,是半途而废的改革。改革失败的结果,必然首当其冲地影响北洋舰队,使这支生长在封建落后、腐朽没落、封闭保守制度和一穷二白工业科技基础上的舰队,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买得来军舰,买不来制度。旧观念、旧体制、旧军队的种种弊端与恶习也不可避免地束缚、影响着北洋舰队。
  当1891年英国《武备报》评选大清海军装备实力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而日本海军排名世界第十六名的时候,美国则认定清朝陆军稳居世界前三。而清朝大臣们也洋洋得意,在奏报中自豪地写道:“大清快枪快炮之多,甲乎天下!”大清上下早已为所谓的中兴沉醉,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大清已非鸦片战争之时,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对付欧美强国没有胜算,但对付“蕞尔小国”小日本,那是绰绰有余。这种情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北洋舰队的建设立即停滞了,自成军后,可以说几乎没增一舰一炮。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洋舰队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晚清政府改革失败的重要标志。
  日本海军的扩张和北洋水师的停滞不前
  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就奠定了大陆政策。日本首相田中义一(1864-1929)曾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
  1886年7月,北洋舰队“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艘大舰奉命去日本长崎维修。日本人一看到中国有这么大的铁甲军舰,举国震惊且自尊心受了很大刺激。在这次访问日本期间,还发生了中国水兵在街上与日本警察群殴致死的事。这就是“长崎事件”,它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发展海军的狂热。
  第二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当北洋舰队建设停滞不前的时候,日本则加速海军建设,实施了一个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1891年海相桦山资纪向内阁会议提交了在9年内建造1万吨级铁甲舰4艘、巡洋舰6艘,总耗资5860万日元的议案,而且很快获得通过。1892年,日本从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吉野巡洋舰(这艘战舰英国本来有意卖给中国,但因为清廷已经停止购舰而卖给日本,成为日本海军的旗舰)。1893年2月,天皇再下敕谕,决定在6年内每年从内帑中拨发30万元,从文武官员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舰费用。为了专门对付清朝“定远”“镇远”两艘铁甲巨舰,日本制造了三景观主力舰——“严岛”“松岛”“桥立”三舰。在这三条舰上,日本人装上了比“定远”和“镇远”大15毫米的320毫米巨型火炮,而且它的航速比“定远”和“镇远”都快1.5(节)。
  在1887年时,日本天皇就首先带头捐款,日本皇后也带头节约宫里的每一分花销,甚至连自己的脂粉钱都捐了出去。在当时,就连日本艺伎也把辛苦钱捐给海军,小孩子也常常做捕捉“定远”“镇远”的游戏,“一定要打胜定远”则是军人的流行语。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
  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日本建成了拥有大小军舰31艘(比北洋舰队多9艘)、鱼雷艇37艘(比北洋舰队多25艘),排水量达59898吨(比北洋舰队多18600吨)的近代海军,实力超过北洋舰队。
  从1888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整整6年的时间,北洋海军不仅一艘战舰没增加,而且一门火炮也没更新。日本在这6年之间,每年添置两艘新舰。
  甲午战前,其实胜负已现端倪。
  贪腐横行:北洋舰队强大下的危机
  北洋舰队早期的训练和管理一直由副提督、英国人琅威理负责,琅威理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治军向来严格,当年军中流传一句话:“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可是北洋舰队的军官都是朝廷命官,对于琅威理,从来是口不服心不服。
  1890年2月,琅威理、“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带着“定远”等四条军舰去香港维修。这一天,刘步蟾突然下令降下军舰上的提督旗,升上他自个儿的总兵旗。琅威理听说这事之后,跑过来就责问,说为什么要降下提督旗,升起总兵旗呢?刘步蟾说了,海军惯例向来如此。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后来,官司打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觉得让琅威理当北洋舰队的副提督,只不过是跟他客气客气。李鸿章最后表态,以刘步蟾的做法为是,琅威理愤而辞职。
  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的管理日渐松懈,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北洋舰队是朝廷投入最多的一支舰队,也是军费最有保障的一支军队。舰长等中高级军官拿着相当于如今几十万的年薪,但高薪带给北洋舰队高级军官们的并不是有效的管理和刻苦的训练,他们最热衷的一件事还是——赚钱。
  按照《北洋水师章程》规定,在北洋舰队常年停泊的基地威海刘公岛,除了提督丁汝昌,各级军官都不得在岸上买房子,必须常年住在舰上。但这一条是基本没人遵守的,比如“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就在威海、烟台、大沽、上海等拥有多处房产。
  丁汝昌不仅在刘公岛上盖了自己住的房子,还修建了大批商铺用于出租。方伯谦发觉了这个发财的机会,也搞了不少出租屋,于是两位房东因为争抢租客问题,多次进行骂战。
  除了买房置业,方伯谦还先是与丁汝昌同时看上一位妓女发生矛盾,然后又与刘步蟾同时想娶一个美女小妾而差点拔刀打架。
  腐败从中高层开始,势必影响到普通士兵。上行下效,历来就是腐败学得最快。在刘公岛基地的周边,有一排排的娱乐场所,包括赌馆、鸦片馆、茶楼、妓院等等,从头数过去不下50家。它们都与军方相关,将领们有时是作为顾客来照顾生意,有时是作为幕后老板来照看生意。而大家每年最盼望的就是冬天的到来,那样就可以带着军舰去南方过冬,然后泡在上海或者香港的花花世界里。几年时间里,新兴的北洋舰队就这样像八旗绿营那样迅速腐化了。
  除了上述之外,北洋官兵还利用舰队的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此外,各船应发之饷、应备之物,管带们常常私扣归己,致使船舱机器擦抹不勤,年久失修。
  黄海大战时,“定远”舰首开巨炮,可是炮一开,指挥塔上的塔桥被震塌,正在督战的丁汝昌从塔桥上跌了下来,并摔伤,由此可见当时北洋军舰维修和日常保养水平之低。
  另外,购买军火更是一大生财之道,十成之军械,回扣就占了二三成。洋商们深谙此道,大行贿赂之风。结果,留下了严重隐患。在丰岛海战中,清军一炮打到日舰甲板上,穿透到机器舱里,而这炮弹在舱里转了几转,却没有爆炸。日本人当时拆卸一看,里头根本不是炸药。
  大家都忙着赚钱和享受,日本虽然被列为假想敌,大部分人都知道清日一战不可避免,但战术问题没人来研究,备战工作也不认真去办,日本海军的情报,也没人去收集。
  日常的训练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当有清朝亲贵来视察时,旌旗蔽日,把巨舰“定远”和“镇远”拉出,让阅兵大员高兴一下。如果要看实战演练,靶子早就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准备好,几个预定的开炮点也设置好。检阅开始,军舰开到这些预定地点,闭着眼睛发几炮,百发百中。难怪学者姜鸣叹道:“仔细观察北洋海军,便不难发现,这只新型舰队在封建毒素的侵蚀下,正在日益腐朽。这样的军队,在和平年代,还算是一种摆设,而当风云变幻,它能打胜仗吗?”战场上这样的军队不战败倒是不正常了。
  战和不定、愚昧自保的清廷高层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官兵不乏奋勇杀敌、以死报国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颇有痛歼日军、克敌制胜的战局。但毕竟清北洋海军接连一败丰岛海战、再败黄海海战、接着命丧威海基地;清陆军接连一败牙山、二败平壤、三败江防、四败金旅、五败威海、六败辽东。军力占优又主要在本土和领海内作战的清军为何接二连三、一败到底?从清廷高层来看,自始至终,没有拿出一个应战方略,始终处在战和不定的被动挨打状态。
  开战之前,日军就设立了集陆海军参谋和决策为一身的统帅部——大本营。而从宣战到罢兵,清廷始终未设清军统帅部。日本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的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这种试图占据道德高地的意图,让前线清军矛盾纠结,严重影响了坚决的勇气和信心,也因此直接蒙受极大的损失。
  平壤大战之际,日本天皇到达大本营广岛驻地,以示亲自指挥,用行动向日本国民表明决心和信心。日军随军记者在报道中激动地写道:“我陛下君临每个国民心中。我皇万岁!”平壤大战的指挥官山县有朋到达汉城后,对麾下军官们训示:“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搞,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荣誉。”日军禁止投降、战败剖腹的传统自此开始。
  清军不战而溃的例子太多。北洋舰队“济远”舰,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逃出战场,慌乱中又撞伤了自己的一舰,“广甲”舰也随之而逃;平壤大战中,日军只有两天的后勤准备,清军只要坚守两天,日军将不战而溃,但总指挥叶志超吓破了胆,雨夜弃城,一路狂奔500多里,逃回鸭绿江。
  纵观整个战争过程,清廷高层和战不定,即便是被迫对日宣战后,依然寄希望于列国调停,乞求和平。平壤大败、黄海失利后,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奉慈禧太后之命请求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面调停请和,会谈4个多小时,两人在赫德面前痛哭流涕;鸭绿江防线崩溃,金州、大连、旅顺相继陷落后,大清朝廷又赏给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头品顶戴,让他怀揣李鸿章的亲笔信,代大清国去日本乞和,结果是日本政府连面也不见,德璀琳只好把李鸿章的亲笔信通过邮局寄给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滕博文。
  随后,1895年1月26日,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大年初一这天,朝廷又急切地派出议和全权大臣张荫桓、邵友濂,让他们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从上海乘船赴日求和。结果伊滕博文以张、邵两人资历太低并未得完全授权为由,把两人训斥一通,让其登船回国。
  整个战争过程中,日本的目标始终非常明确:消灭北洋舰队,通过巨大的胜利逼迫清政府割地求和。而清廷在整个战争中则是和战不定,始终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让前线将士无所适从。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中日虽然宣战,清廷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但在历时一年的战争里,除了广东水师派出三艘军舰北上参战外(时任两广总督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支援多出于私人关系),其余水师都坐视北洋舰队覆没。可悲的是,各水师高层腐败不堪,勾心斗角,更有官员想借外人力量铲除异己势力。在当时,朝野许多人认为这是北洋与日本人的战争,换句话说,是李鸿章以北洋之力在与整个日本对抗。因此,北洋舰队被围困在威海港内,日军占领了陆上炮台,用大清的炮轰击大清的战舰,半个多月的时间内,直到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管带刘步蟾、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代理管带杨用霖等先后自杀殉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大清的陆海援军无一到达战场支援。
  最令日本人大跌眼镜的是,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南洋舰队的两艘舰船。理由是这两艘舰船是战前到北洋参加会操的,不属于北洋舰队。和日本人交战的是北洋舰队而非南洋舰队,因此这两艘舰船应当归还。
  李鸿章:昏聩的清军总指挥
  在慈禧的支持下,甲午战争陆海战事的实际谋划、决策多出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一身。即便他?%A?59A精竭虑,仅靠一个人的见识,难免思维有局限,认识有错误,决策有缺陷。
  双方开战后,战术上清军谨遵李鸿章指令,实行“专守防御”“保船制敌”,李鸿章强调北洋舰队要守住海口,拱卫京畿,处处限制北洋舰队的作战行动。丰岛海战前丁汝昌提出大队前往护航,遭李鸿章拒绝,结果仅以“济远”“广乙”舰护航两艘运兵船,在日舰队第一游击队3艘主力战舰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下,“操江”被俘、“高升”船被击沉,“广乙”搁浅,仅“济远”一舰逃脱,损失极为惨重。黄海海战前中日已经宣战,日舰队的任务十分明确,寻找北洋舰队决战,而北洋舰队的任务却只是给输送清军的船只护航,结果北洋舰队在作战准备、战术运用和组织指挥等方面明显不及日本联合舰队,遭受5艘战舰损毁、官兵伤亡800余人的重大损失。威海卫保卫战则更是被动,清廷内外意见纷纷,在“舰队出击”“拼死一战”,还是“水陆相依”“固守待援”的犹豫中,失去了所有的机会,最终导致全军覆没。
  中日陆战中,清军将领的畏敌怯战、贪生怕死,与李鸿章的治军同样有着莫大关联。
  清驻朝鲜陆军总统领叶志超,在清军占优势的平壤防御战中,竟树白旗、停止抵抗,下令全军撤逃。贪生怕死狂奔500里,逃过鸭绿江。仓皇逃跑间丢下遭遇日军埋伏与敌激战的士兵,致清军死亡近2000人、被俘500余人,断送了整个朝鲜战局。
  大连湾守军陆军总兵赵怀业,将战备物资换成白银、化为私财;置金州兵寡而不顾,坐观其陷落。日军尚未抵达大连湾,赵怀业早已闻风溃逃,自动放弃大连湾,将大连湾6座炮台、120余门大炮、246万枚炮弹,德国新式连发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发及没有启封的野战快炮、粮食、马匹、行帐等,拱手留给日军。这些装备成为日军攻占旅顺的物资保障。大连湾码头遂成为日军进攻旅顺的后勤补给站。日军按照赵怀业部丢下的水雷分布图,准确清除了大连湾中的水雷。
  日军尚未兵至旅顺口时,清军还在顽强抗击日军前锋,但旅顺地区的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玙(实为旅顺陆军总统领),竟置战局及诸军于不顾,自己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随后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致旅顺轻易陷落。旅顺口9座炮台、78门重炮,加之诸多的粮、弹、军用物资、军港设备,悉数被日军缴获。
  日军进攻辽东,清军有7万多人,日军只有2万人,而且供应线拉长,后路也有被切断的危险。如果清军能以优势兵力凭险扼守,与敌相持,日军无援兵、缺粮饷,很难坚持,是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但清军毫无斗志,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不到10天就从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威海卫南岸守军主将刘超佩,弃战乘小艇逃至刘公岛,后逃往烟台。由于主将逃跑军心不稳,缺乏统一指挥调度,致威海港南岸炮台相继全部失守。
  总兵蒋希夷,受命驻防营口,在日军来犯之际畏敌怕死,竟擅自率所部5营步队逃走,使守城兵力减半,营口只剩3000余人分守炮台,致营口之战敌我力量更加悬殊,没等到清军主力救援,营口迅速失陷。
  在整个战役指挥中,李鸿章凭个人主观荒唐行事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黄海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御使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订购大米和煤炭,因其属战略物资,宣战后按律应停止供货。但李鸿章强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
  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亦是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坚持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
  最失败的策略:依赖外国调停
  中日甲午之战,清廷最失败的策略莫过于寄希望于列强调停,迷信“万国公法”及利益制衡。特别是掌实权的慈禧太后等人都是主和派,致使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于是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贻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
  看清英国人的意图后,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结果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是完全倒向日本。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另外,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不仅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当他们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
  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的光绪皇帝、翁同龢等没有任何实权,书生意气,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大清为何没与日本打持久战
  甲午战争开始后,日本不仅投入了本国几乎全部的陆海军,国内兵力空虚,还有更重要的是——日本快没钱了。
  为了维持这场战争,日本已经花费了临时军费两亿日元,而当时日本全年财政收入约6000万日元。也就是说,为了打这场仗,日本把未来几年的钱都花完了,整个国家也变成了一个为战争服务的机器。在战争正式爆发后仅仅三个月内(至1894年11月),日本全国工业生产就减少了一半(51%),商业减少了三分之一(31%),农业生产减少了13%。为了继续打下去,日本已准备向汇丰银行借款。
  持久战对于中国来说是最好的方式,但清廷并不打算打一场持久战。
  不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清廷没有这个想法,而是根本不可能这么做。对于实际掌权者慈禧来说,李鸿章的淮军及北洋舰队都是她的权力基础,倘若淮军彻底失败,只能由光绪皇帝的人来负责指挥战争,军权旁落是慈禧和她的集团所不愿意看到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战争一开始,李鸿章虽然明知这场战争绝无胜算,属于朝廷帝党一派的清流言官们又不断攻击,背后搞小动作,但李鸿章还是要硬着头皮打下去。当战争进行到有可能为国内的权力带来洗牌,影响到当权者权力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必须结束,而不惜代价地求和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到底发了多少战争财
  甲午之战,中日双方以签订《马关条约》而结束。而对于2.3亿两白银(辽东没割成,另加3000万两),日本要求中国用英镑来支付。为什么用英镑呢,当时国际银价下跌,一两白银换得的英镑减少,通过汇率手段,日本又成功地多榨取了白银约1500万两。此外,日本规定所有赔款必须在3年内最多分8次交清,在全部付清之前,日本不从威海撤军,清廷还需要每年向日本支付在威海的“驻军费”白银50万两,三年总计150万两。而赔款交清前,是要计利息的。按照规定,清廷在第一次交付后,剩下的赔款日本要按年息5%收取利息。2.3亿两白银每年的利息就是1000多万两白银。
  除了条约规定的赔款,还有日军在战争中得到的战利品。据统计,甲午战争之中,日军全军拥有的野战炮只有300门,而他们缴获的大炮有608门。整个甲午战争,日军仅消耗炮弹34.09万发,子弹124.18万发,而他们缴获的炮弹有260万发,子弹有1745万发。
  日军的战利品还有很多,比如北洋舰队没有沉的军舰,7000多支13连发毛瑟步枪。368匹马被日军牵回了日本,1.7万石军粮被日本人运了回去,其他的在清军军营中缴获的军饷——金砖、金币、银锭,很难统计。
  据说,有人专门做了一项研究:日军仅在战利品这一项上的收入就在8000万至1亿两白银之间。
  总的来说,日本获得的直接财富在白银3.3亿两以上,这个数字是两次鸦片战争赔款总额的近10倍,是当年清政府年度财政收入(8000万两白银)的4倍,日本当年财政收入(6000万两白银)的5倍。日本人打了半年的仗,获得了5年的直接收入。
  清廷最终在1898年5月,分4次将以上这些赔款向日本全部付清。
  战后三年间,日本以赔款、赎辽费和威海卫驻军费等名义从清政府实收到3.47亿日元(即中国库平银2.3亿两,不包括利息、战利品等附加收入),大大超过它1896-1898年3年间全国税收的总和。这笔巨款的具体分配是:2000万日元归入皇室的私产,1000万日元用于备荒,1000万日元用作教育基金,1200万日元补助1898年度的一般支出,其余全部转入临时军费特别支出。日本提前完成十年扩军计划,陆军由7万人增至15万人,海军总吨位由6万2千吨增至26万4千吨。甲午战后的10年,日本经济发生了以轻工业为中心的第一次产业革命。英国花费80年完成的产业革命,日本只用了30年(1883-1914年)。
  甲午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从此被列强彻底轻视,成为东方的肥羊;而战争不仅养肥了日本,更助长了日本通过战争来牟取暴利的投机心理,由此走上了侵略扩张之路。从此,日本不仅控制了制海权,还彻底摆脱千百年来“中强日弱”“华强夷弱”的心理弱势,信心大增。6年后,清政府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中国从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则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1931年后发动的侵华战争,不过是甲午战争的继续和延伸。
  甲午战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之际,收到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劝降书。书曰:“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旁观者清,晚清政府自身改革的失败和腐败昏聩,注定1894年是一个耻辱的甲午年。牢记教训,深剖原因,对于我们今天的深化改革特别对如何实现强军梦,仍具极其特别的意义。(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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