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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的战舰管带几乎均为福建船政后学堂（驾驶班）前几届毕业生，福建船政学堂是晚清军事自强的最早成果之一， 也是国内第一所培养近代化造船人才和新型海军军官的学校。也许正是这一开先河的性质， 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亦十分明显。其本身不论是海军特色还是一般的军事特色都极为淡薄。学生不着统一制服， 谈不上军事化管理。学堂的主办者及管理人员几乎都不懂海军， 虽然聘用了一批外籍教师， 但中方人员对近代海军的无知， 又决定了所聘洋员的海军教育训练水平极为有限。 学堂用传统士子的模式规范学生， 唯恐他们在学习西方海军技术的同时思想也随之西化。按照这种“中体西用”的教育原则， 学堂培养出来的是掌握了一定“外国之技巧”的士子。而传统士子之“性情”， 经过长期的积淀， 早已形成共有的特质， 即重文轻武， 喜静不喜动， 善思考而恶劳作。这些特质对军人来说是致命的弱点。 1874 年秋， 英国海军军官寿尔(Henry N. Shore)到福建船政学堂访问。学生们用毛笔缮写作业及其作业本之整洁， 都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寿尔在仔细观察之后，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 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 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 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 记者认为，这样的情形，至今也没有彻底“根治”。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寿尔评论，难免会被疑为偏见。但战争的规则只承认优胜劣败，任何国家或民族，评价军人优劣的客观标准必然有其相同的素质要求。船政后学堂的学生在校期间没有受到应有的军事教育和训练，书本知识学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介书生，与培养近代海军军官的要求相去甚远。后来优秀者被派往海军强国英国进行深造，从现存的史料看，他们在留学期间对海军军事理论却几乎没有涉猎。军人素质亦未能得到加强。 明知不达标，不得不重用 作为军人，身体强健永远都是先决条件，否则根本无法应付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紧张激烈的战争。而且，身体如果不堪重负，在此基础之上的军人应有的理想、信念、敬业、尚武、献身等精神素质，也必然要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船政学堂毕业生和海军留学生的素质，都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既无军人的体魄和精神，又缺乏军官的军事思想素养，只不过是掌握了一定的近代海军专业技能的文弱书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受过正规培训的新型海军军官，他们尚未达到其所要担负的新的历史使命的要求。 李鸿章从为北洋购置第一批炮船开始，即陆续择优选调船政学堂前几届毕业生担任管带、大副等要职。但是，学生官们上任不久，其素质缺陷便逐渐暴露出来。1876至1877年，李鸿章从英国购买的4艘炮船先后到华，随即选调4名船政学堂第一届驾驶班毕业生前来担任管驾。但他很快发现：“四船管驾均非锐意向上之人，中国水师人才造诣实浅，又不肯虚心求教”。后来，随着更多的船政学堂毕业生以及海军留学生进入北洋服役， 李鸿章对他们的个性和弱点也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1881 年初，他在与船政大臣黎兆棠的往来信函中，多次讨论海军学生官的素质问题。李、黎二人对这些学生官总的评价是：“闽厂学生大都文秀有余，威武不足，诚如来示，似庶常馆中人，不似武备院中人。然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在因材器使，随事陶成而已。” 当年，英人寿尔对船政学堂学生的评价，如今又在中国部分官员的口中，以另一种表述而得到证实。李鸿章明知学生官们文强武弱，不足以胜任战船管带，但因在带船学问方面无人能够取代他们，也只好“因材器使”而寄希望于将来。 ■外国人看李鸿章 从与中国有接触的所有欧洲人眼光看来，李鸿章在中国所占的地位甚至比葛兰斯登在英国的地位还高。因为困扰的清朝政府，每次当统治王室的王公把国家带到战争的边缘，李鸿章就是政府唯一的必须求助的人。外国使节认为中国可能作为理智谈判对象的一人也是李鸿章。 ——A.B.Little （英国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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