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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传奇，灵魂回眸 每年5月26日，总有不同的人去台北净律寺旁边的山佳佛教公墓凭吊敌人。 这里的一块墓碑平静矗立,却曲折连环地描绘着主人生前最后10年的生命轨迹。墓碑上书：“杜母孟太夫人墓。”题字人也令人肃然起敬：张大干。这个地方总是静悄悄的，但穿过树荫，视野开阔，风景很好。这是直到孟小冬离世前两天，她才点头认可设计的墓园。 孟小冬本是汉口一家董姓人家的女儿，名若兰，姐妹一共5人。父母以给当时汉口满春茶园的演员包伙食为生。民国元年，京剧名角孟七带家人在汉口演出，伙食住宿恰好包给了董家。孟七的四儿子孟鸿群没结婚，演出之余带着董若兰到处玩，顺便教她唱几口，谁知孩子虽只有7岁，但嗓音条件很好。后来孟家班离开时，父母就干脆让若兰认了孟鸿群为干爹，随班走江湖了。孟家习惯叫她“小董”，“冬”与“董”发音相近，最后干脆改名叫“孟小冬”了。 9岁学戏，12岁就在无锡新世界剧院登台，14岁在上海乾坤大剧场演出。但这些光环并不能弥补一个少女孤寂的心灵。 在余家学戏的时光，使孟小冬体会到了久违的亲情。 余叔岩的女儿余慧清回忆：“孟小冬为人很聪明，不仅深知尊师敬业之道，而且在待人接物方面很会处世。入余门学戏五载，准时而来，准时而去，学戏很勤奋，也非常努力。”除了学戏，她如侍奉双亲般对待余叔岩夫妇，与两位师妹(余叔岩有两个女儿)也情同姐妹。她通晓世故，练达人情，对老妈子、下人都时有馈赠，所以“孟大小姐”在余家人缘极好。 正因分外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情感，孟小冬更易用直率凌厉的方式回击各种虚情假意的“捧杀”。 1938年12月24日，孟小冬《洪羊洞》初唱。演出前，一位有权势的先生打算捧“冬皇”，把前边的好位子全包下来请客，以示炫耀，并许给管事的人不少好处。但这么一来，长期固定给老戏迷的位子就没有了。有些老戏迷没办法，只好告诉孟小冬。“孟大小姐”一听勃然大怒，把管事的人找来：“我的戏是给那些懂戏的老观众欣赏的。有人打算拿我的票请客摆谱做面子，不用打算!你快把票退给园子，把钱吐回去。不然，你今天就辞班不用于了!”这令打算“捧场”的先生好不难堪。 正因漂泊无定，孟小冬虽为坤伶，却不擅交际，为人孤介。丁秉鲢曾回忆：“—个满座剧场，恐怕1000多人里不见得有10个台底下认识她。” 据说，在人生最后的10年里，背对来访者，面对琴师，浅吟低唱，成为她唯一的生命姿态，如同佛家修行一样练唱：“我唱我的戏，追求纯粹的声音。”她对传艺的坚持，几近于无情，不许录音，拒绝灌唱片，甚至吊嗓子也不让人听。那个年代，没有冷气，即便大热天，她也要关紧门窗。一次，家人把录音机放在床下偷录，被她发现后，直接将录音机摔到了楼下。 孟小冬挑选弟子很严格，只有具有天赋、意志坚强又迷恋艺术的人才有资格做她的学生。据着名票友、客居香港时曾拜到孟小冬门下的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回忆，孟小冬门下极少有职业艺人，都是票友，才答应指点一二。她教戏是一句一句地教，每一句一唱再唱，细腻、认真。她教授弟子极为严格，甚至规定未经她的允许，不能在外面随意吊嗓子，更不准唱尚未纯熟的戏。曾有一位准弟子，略窥余派艺术门径，唱做俱达一定水平，自认熟练，屡请公演。但孟小冬认为他在做表与感染的神气上，未尽善尽美，始终不答应。因此，国闽大师张大干赠孟小冬诗画，款称“大家”，这不是因为孟小冬亦擅书画，也非孟小冬是女伶老生魁首，而是尊重孟小冬。古时尊称女子为“大家”(即“大姑”)，喻孟小冬得余叔岩嫡传，将其比拟续写《汉书》的班昭。 1967年，洗尽铅华的孟小冬终于去了台北。 “十年台北多半病中”，是孟小冬自我调侃之语，但也不无实情。这样的名人来到台北，自然引起社会热烈关注。但孟小冬深居简出，几不与外界往来。她最大的嗜好就是看电视，家里摆了两台电视，供她随时转看节日。与之相伴左右的，是9条爱犬。据说，当年有炙手可热的政要人物来看望孟小冬，她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下，只是看着窗外，寂静无声。她已经不想再对世人说什么了。 孟小冬的人生注定与喧嚣同行，但世事繁华一切都与她无关。“冬皇”的称号并不为孟小冬所喜，甚至有所反感。台湾着名散文家邱言曦(邱南生)谈到孟小冬时代的梨园：“舞台是冷酷的，观众是无情的。今天你唱得好，舞台是乐园，观众是朋友；明天你唱得不好，舞台是苦海，观众是敌人。”这些世态炎凉，不能不给孟小冬这样一个高情商又敏感玲珑的女子带来漂泊无定的感受。 1976年年底，孟小冬虚龄70，友人弟子为她做寿，活动持续了两天。这场难得的欢宴后，孟小冬不幸患了重感冒。此时的孟小冬，拒绝治疗。有朋友推荐药方，她说：“我按你的法子治也没效，我是肺气肿，根本不能治的。”她心里清清楚楚。 1977年5月26日，孟小冬历尽70年繁华沧桑，人生戏台的幕布终于缓缓垂下，留给后世的是，她20年清唱吊嗓子的一套录音带《凝晖遗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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